正文
高文謙：毛澤東一生無敵手，最後卻栽在周恩來身上(1)
《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2003年11月11日應邀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發表演講並回答了學者們的提問，由多維社記者記錄整理如下：
“謀事在毛，成事在周”
高文謙：文革十年中的毛澤東周恩來關係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我所寫的《晚年周恩來》一書實際上講的就是這個問題，對此有詳盡的敘述，披露了大量的史料。今天由於時間關係，無法充分展開，隻能勾畫出一個大體輪廓，提出其中的一些要點，以期拋磚引玉，引起人們對文革浩劫的反思。
毛周關係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關係之一。他們兩人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治合作，影響深遠，在相當程度上左右了二十世紀中國曆史發展的走向。可以說是“謀事在毛，成事在周”。毛周之間這種共生和互補的合作關係，無論是在中共馬上打天下，還是馬下治天下，都是這樣。中共的老對手蔣介石對此就深有感受。當年國共兩黨爭奪天下時，蔣介石曾經慨歎過，國民黨裏麵就沒有像周恩來這樣的人才。這從一個側麵說明了毛周合作的分量。可以說，中共當年之所以能夠打下紅色江山，乃至後來文革天下大亂沒有徹底崩潰，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這一點。 值得一提的是，毛周這種合作模式至今仍為奉行“一個核心”體製的中共官方所推崇，認為這是一種理想的領袖結構模式。因此在考慮領導核心班子的搭配時，自覺不自覺地仿效這種模式。無論是鄧時代，江時代，還是現在的胡溫體製，都可以看到這種模式的影子。這一點，提請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加以注意。
毛周關係說到底是一種現代君臣關係，盡管外麵披著一層馬列學說的外衣，但骨子裏卻是共產專製下黨魁獨裁和黨徒臣服的關係。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年皇權專製統治曆史的國家。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皇權專製主義。這種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年深日久，根深蒂固。毛的帝王思想和周的忠君心態，都是這種民族文化傳統和心理的反應。
專製主義和奴隸主義是一對孿生兄弟。毛的專製、獨裁和周的忠順、馴服就反映了這種一體兩麵的東西。中國人這種敬畏權威，甘願做奴隸的心態深入骨髓，溶化在血液中。實際上就是魯迅筆下的阿Q相。周可以說就是這種臣民心態的代表人物。王若望生前曾經講過，每個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毛澤東，我要補充一點的是，每個人心中還有個小周恩來。周在權力場中的種種表現和人格的扭曲，雖說有某種不得已之處，卻實在令人不敢恭維。在評周時，需要對周的這種臣民心態進行理性的批判，清除這種國民的劣根性，否則今後中國無法建設成一個人格健全的公民社會。
文革十年中，毛周關係是發動者和執行者的關係。毛是文革的始作俑者，周一直是毛的合作者和追隨者，貫穿於文革的整個過程。從文革的發動，到天下大亂，到林彪事件後收拾敗局，都是這樣。在文革期間，毛周關係盡管是跌宕起伏，時緊時緩，但這一點始終沒有改變。周一直是處於核心圈中的人物，貫徹執行毛發動文革的意圖，與中央文革的角色有分有合。具體來說，自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周取代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後來又是中央文革碰頭會的牽頭人，九大後繼續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一直到他病重。
在發動文革的格局中，毛所采取的策略是：聯林，拉周，倒劉，整鄧。周一直是毛拉攏和爭取的對象。毛對周始終是一種矛盾的心態，既需要依靠周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意圖，但另一方麵又不給與充分信任，始終戒備提防，懷疑周在政治上有二心，越到後來，毛對周的猜忌心越重，周的日子也越不好過。
周十分清楚自己的處境和毛的為人。中國老話說，伴君如伴虎。周一直用侍君之道來處理和毛的關係，凡事總是臣罪當誅，天皇聖明。對毛的胡作非為，他也總是恪守君臣之道，君可以不君，臣不能不臣。周有三句話，形容自己在位時的心情：戒慎恐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實際上，周的一生都籠罩在毛的陰影之下。<<晚年周恩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就表現了這一點。
在文革中，周對毛采取順守之道，從不硬頂，極力隱忍，小心周旋，一遇批評，立刻檢討，用“太極軟功”來化解毛對他的不滿和猜忌。可以說，周是中共檢討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一生中檢討無數，屢屢化險為夷。而且令人稱奇的是，周的威信不僅不因檢討而降低，反而上升。他是中共領導人中檢討最多，也最善於檢討的一個。這是他成為中共官場上不倒翁的要訣。在凶險的黨內鬥爭中，周是唯一能夠和毛共始終的人物。
在文革中，周把忠於毛，保持自己的晚節作為最重要的政治操守。一事當前，周總是先要跟著毛走，不管自己心裏是怎麽想的，是非對錯如何，在政治上總要順從毛的意誌，貫徹執行毛的意圖；然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對毛的思想“隱惡揚善”，有所發揮，有所保留和補救。與此同時，周又小心翼翼地與毛保持一段距離，以毛的容忍為限度。這種距離視具體情勢隨時調整。
周在文革中竭力緊跟毛，但兩人的政治理念並不相同。毛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用政治運動統領全局。周則比較務實，更注重國計民生，主張以經濟建設為本。這一點決定了周在文革中扮演了雙重角色：一方麵努力貫徹毛發動文革的意圖，另一方麵設法維持社會生活的運轉。善於在政治上走鋼絲的周使出了渾身解數，調和兩者之間的內在矛盾，找到其中的某種平衡點，盡可能把兩者統一起來。恪守中庸之道，執兩用中，是周一貫的為政和做人之道。
文革中的毛周關係，大體可以林彪事件劃線，分為前後兩個階段。林彪事件前，包括文革發動初期和天下大亂時，毛對周雖然也常常不滿，時有批評，但總的來說，是以拉攏和依靠為主。林彪事件之後，毛雖然仍然需要依靠周來管理國家，但是更多的是戒備提防，敲打整治。像鄧小平的複出，國內外一般都認為是周在幕後推動的結果，實際上並非如此。鄧的複出是毛在林彪事件之後，看到周在黨內外的聲望越來越高，在政治上難以控製，所以重新起用鄧來箝製周。另外在周治病問題上，毛也做了手腳。還有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隨後的批林批孔運動，都是整治周的。
《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2003年11月11日應邀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發表演講並回答了學者們的提問，由多維社記者記錄整理如下：
“謀事在毛，成事在周”
高文謙：文革十年中的毛澤東周恩來關係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我所寫的《晚年周恩來》一書實際上講的就是這個問題，對此有詳盡的敘述，披露了大量的史料。今天由於時間關係，無法充分展開，隻能勾畫出一個大體輪廓，提出其中的一些要點，以期拋磚引玉，引起人們對文革浩劫的反思。
毛周關係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關係之一。他們兩人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治合作，影響深遠，在相當程度上左右了二十世紀中國曆史發展的走向。可以說是“謀事在毛，成事在周”。毛周之間這種共生和互補的合作關係，無論是在中共馬上打天下，還是馬下治天下，都是這樣。中共的老對手蔣介石對此就深有感受。當年國共兩黨爭奪天下時，蔣介石曾經慨歎過，國民黨裏麵就沒有像周恩來這樣的人才。這從一個側麵說明了毛周合作的分量。可以說，中共當年之所以能夠打下紅色江山，乃至後來文革天下大亂沒有徹底崩潰，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這一點。 值得一提的是，毛周這種合作模式至今仍為奉行“一個核心”體製的中共官方所推崇，認為這是一種理想的領袖結構模式。因此在考慮領導核心班子的搭配時，自覺不自覺地仿效這種模式。無論是鄧時代，江時代，還是現在的胡溫體製，都可以看到這種模式的影子。這一點，提請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加以注意。
毛周關係說到底是一種現代君臣關係，盡管外麵披著一層馬列學說的外衣，但骨子裏卻是共產專製下黨魁獨裁和黨徒臣服的關係。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年皇權專製統治曆史的國家。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皇權專製主義。這種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年深日久，根深蒂固。毛的帝王思想和周的忠君心態，都是這種民族文化傳統和心理的反應。
專製主義和奴隸主義是一對孿生兄弟。毛的專製、獨裁和周的忠順、馴服就反映了這種一體兩麵的東西。中國人這種敬畏權威，甘願做奴隸的心態深入骨髓，溶化在血液中。實際上就是魯迅筆下的阿Q相。周可以說就是這種臣民心態的代表人物。王若望生前曾經講過，每個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毛澤東，我要補充一點的是，每個人心中還有個小周恩來。周在權力場中的種種表現和人格的扭曲，雖說有某種不得已之處，卻實在令人不敢恭維。在評周時，需要對周的這種臣民心態進行理性的批判，清除這種國民的劣根性，否則今後中國無法建設成一個人格健全的公民社會。
文革十年中，毛周關係是發動者和執行者的關係。毛是文革的始作俑者，周一直是毛的合作者和追隨者，貫穿於文革的整個過程。從文革的發動，到天下大亂，到林彪事件後收拾敗局，都是這樣。在文革期間，毛周關係盡管是跌宕起伏，時緊時緩，但這一點始終沒有改變。周一直是處於核心圈中的人物，貫徹執行毛發動文革的意圖，與中央文革的角色有分有合。具體來說，自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周取代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後來又是中央文革碰頭會的牽頭人，九大後繼續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一直到他病重。
在發動文革的格局中，毛所采取的策略是：聯林，拉周，倒劉，整鄧。周一直是毛拉攏和爭取的對象。毛對周始終是一種矛盾的心態，既需要依靠周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意圖，但另一方麵又不給與充分信任，始終戒備提防，懷疑周在政治上有二心，越到後來，毛對周的猜忌心越重，周的日子也越不好過。
周十分清楚自己的處境和毛的為人。中國老話說，伴君如伴虎。周一直用侍君之道來處理和毛的關係，凡事總是臣罪當誅，天皇聖明。對毛的胡作非為，他也總是恪守君臣之道，君可以不君，臣不能不臣。周有三句話，形容自己在位時的心情：戒慎恐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實際上，周的一生都籠罩在毛的陰影之下。<<晚年周恩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就表現了這一點。
在文革中，周對毛采取順守之道，從不硬頂，極力隱忍，小心周旋，一遇批評，立刻檢討，用“太極軟功”來化解毛對他的不滿和猜忌。可以說，周是中共檢討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一生中檢討無數，屢屢化險為夷。而且令人稱奇的是，周的威信不僅不因檢討而降低，反而上升。他是中共領導人中檢討最多，也最善於檢討的一個。這是他成為中共官場上不倒翁的要訣。在凶險的黨內鬥爭中，周是唯一能夠和毛共始終的人物。
在文革中，周把忠於毛，保持自己的晚節作為最重要的政治操守。一事當前，周總是先要跟著毛走，不管自己心裏是怎麽想的，是非對錯如何，在政治上總要順從毛的意誌，貫徹執行毛的意圖；然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對毛的思想“隱惡揚善”，有所發揮，有所保留和補救。與此同時，周又小心翼翼地與毛保持一段距離，以毛的容忍為限度。這種距離視具體情勢隨時調整。
周在文革中竭力緊跟毛，但兩人的政治理念並不相同。毛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用政治運動統領全局。周則比較務實，更注重國計民生，主張以經濟建設為本。這一點決定了周在文革中扮演了雙重角色：一方麵努力貫徹毛發動文革的意圖，另一方麵設法維持社會生活的運轉。善於在政治上走鋼絲的周使出了渾身解數，調和兩者之間的內在矛盾，找到其中的某種平衡點，盡可能把兩者統一起來。恪守中庸之道，執兩用中，是周一貫的為政和做人之道。
文革中的毛周關係，大體可以林彪事件劃線，分為前後兩個階段。林彪事件前，包括文革發動初期和天下大亂時，毛對周雖然也常常不滿，時有批評，但總的來說，是以拉攏和依靠為主。林彪事件之後，毛雖然仍然需要依靠周來管理國家，但是更多的是戒備提防，敲打整治。像鄧小平的複出，國內外一般都認為是周在幕後推動的結果，實際上並非如此。鄧的複出是毛在林彪事件之後，看到周在黨內外的聲望越來越高，在政治上難以控製，所以重新起用鄧來箝製周。另外在周治病問題上，毛也做了手腳。還有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隨後的批林批孔運動，都是整治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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