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論人的天性》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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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人的天性》是一首三部曲的終曲，這一點是本書將近完成時才清楚起來的，在此之前我並沒有意識到它們之間有任何邏輯聯係。《昆蟲社會》（1971）一書的最後一章題為：統一的社會生物學前景。我在其中提出了，在解釋社會性昆蟲的嚴格係統時一直卓有成效的群體生物學和比較動物學原理，可以逐條運用於脊椎動物。我當時指出，我們最終將用同一套參數和同一種定量理論去描述白蟻群落和羅猴群組。為了把這一挑戰性的意見述諸文字，我開始查閱大量有關脊椎動物行為的優秀文獻，結果寫成了《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1975）一書。在這部書的最後一章“人：從社會生物學到社會學”中，我提出這樣的觀點，在一般動物研究中，沒有辜負人們希望的生物學原理，可以有效地推廣到社會科學中去。這一提法引起了強烈的興趣和爭論。
《社會生物學》的發表促使我更廣泛地閱讀論述人類行為的文獻，驅使我參加各種各樣的研討班，並和社會科學家們交換文獻。我比任何時候更加堅信，填補兩種文化之間鴻溝的時代終於來到了。普通社會生物學，作為群體生物學和進化論向社會組織的簡單推廣，是完成這一努力的理想手段。《論人的天性》正是對這一思想所作的闡述。
然而，最後這部書並不是一本教科書，也不是對科學文獻的常規綜述。要想係統地刻劃人類行為，必然從人類精神迷津中每一條走道引出潛在的題目，並且因此就不能僅僅考慮社會科學，還必須考慮各門人文學科，包括哲學，以及科學發現過程本身。結果，《論人的天性》就不是一本嚴格意義上的科學著作，而是一本關於科學的著作，並且涉及到這樣的問題：各門自然科學在轉化為某種新的形式之前，能夠在人類行為的研究中走出多遠。它考察了對人類行為的真正進化論解釋與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之間必然的相互影響。《論人的天性》可以作為關於行為和社會生物學的資料來閱讀，有關資料我都作了仔細的處理。但本書的核心是關於一些深刻結果的推測性嚐試，這些結果來自社會理論最終與自然科學中與之最有關聯的部分的會合。
無疑，關於這些論述的意見將會有著尖銳的分歧，正如《社會生物學》中論述人類行為的有關章節的遭遇一樣。盡管要冒失去一些讀者的危險（他們的信念使他們除拒絕以外沒有別的選擇），我仍然希望對那些傾向於不抱批判態度地閱讀本書、並把它看作一個嚐試性科學成果的讀者說：很可能，就任何特定的結論而言，就人們對於自然科學的作用所抱的更大的希望而言，就投注於科學唯物主義的信任而言，我或許是錯誤的。但是，這一保留並非虛偽的謙虛，而是為了堅定我自己的信念。如果科學的精神自己先就搖晃不定，如果思想不具有從客觀實驗中獲取活力的結構，進化論對於人類存在各個方麵不屈不撓的運用就不會有任何意義。今天社會科學仍然還太年輕太弱小，進化論本身還太不完善，還不能在本書談及的各種問題上作出定論。然而我確信，現有的證據對它們是有利的，並因而支持著對生物學探索的更為廣泛的信念，正是這一信念形成了這部著作的基本突破點。
《以下為致謝，略去。----本書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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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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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人性的這些思考看起來是抽象而難於理解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是錯誤的。相反，那麽多聰明而深刻的哲學家們至今沒有認識到的東西，似乎不可能是很明顯和容易的。無論這些研究將使我們付出怎樣艱辛的努力，隻要在這些其重要性如此不可言喻的問題上，我們的知識能因此有所增長，就可以認為我們得到了充分的酬勞。不僅僅是利益，而且還有樂趣。
休謨：《人類理解研究》
精神是怎樣工作的？它為什麽一定是這樣工作的，而不是另一種方式？這兩方麵的考慮又進一步使人想到：根本的人性是什麽？偉大哲學家休謨說過，這些基本問題的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
我們懷著疑慮甚至畏懼不斷回到這些問題上來。如果大腦是由上百億細胞組成的機器，而精神可以解釋為許多化學和電反應之和，人類的前景就是暗淡的——我們是一群生物，靈魂不能自由飛翔。如果人類進化根源於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那麽我們就不是上帝的造物，而是遺傳變異和環境中必然性的結果．今天，人們還能從誇克和電子殼層中，從物質基本單位的起源中去找到神性（漢斯•昆完全有理由向無神論者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麽有物存在而非虛無），而從物種的起源中卻再也看不到什麽神性了。不管我們怎樣用隱喻和想象來潤飾這一悲涼的結論，它仍然作為上一世紀科學研究的哲學遺產橫亙在我們眼前。
這一令人失望的命題，看來是無法避免的。任何有關人類處境的嚴肅思考，都必須把它作為首要的前提。要是沒有這個前提，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就會局限於現象的描述，就象天文學缺少了物理學、生物學缺少了化學以及數學缺少了代數一樣。有了這一前提，人類天性就能成為徹底的經驗科學對象，生物學就能為自由開明的教育服務，我們對於自身的概念就能真正達到充分的發展。
但是，在新自然主義有效的範圍之內追溯這一結論，看來必然會導致兩個嚴重的精神困境。第一個困境是：包括我們在內的一切物種，都不具有超越其遺傳史所創造的種種規則之外的目的。一個物種可能有著廣闊的選擇方向和智力進化的潛力，但卻不能從直接環境之外的作用因素中獲得就近的目的或方向，甚至也不能獲得這樣的進化目標：物種的分子結構可以根據這一目標進行自動的調整。我相信，人類精神的構造方式，把它自己封鎖在這一基本的限製中，並迫使它以純粹的生物學手段去進行選擇。如果大腦的進化是自然選擇的結果，那麽，甚至特定的美學判斷和宗教信仰的能力，也都必然產生於上述機製。它們或者是對古代人類進化環境的直接適應，或者至多是由更深刻、更隱蔽的各種活動所派生的結構，這些活動曾經是在更為嚴格的生物學意義下具有適應性的。
那麽，問題的本質在於，大腦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促進了指導它的形成的那些基因的生存和複製。人類精神是生存和繁衍的服務機構，理智不過是它形形色色的技巧之一，斯蒂芬•溫伯格指出，物理現實甚至對物理學家也是那麽神秘，因為它不可能是為了要讓人類精神理解而構造的。把這一洞見反過來，我們可以更尖銳地指出，智力的構造並非是為了理解原子，甚至也不是為了理解智力自身，而是為了促進人類基因的生存。善於思考的人都知道，他的生命存在於某種不可理解的方式之中，被生物個體發生學所決定，表現為一係列被大致規定了的階段。他會意識到，懷著人類特有的所有內驅力、才智、愛、自豪感、憤怒、希望，以及焦慮，最終確信不疑的隻有一點：他參與幫助著同一循環的永恒延續。詩人們把這一事實視為悲劇，葉芝把它稱之為智慧的降臨。
雖然綠葉無數，終歸一根；
以我少年時光所有虛幻的日子
在陽光下我曾把花葉搖曳；
如今我已可凋謝，成為真實。
這第一困境可以用一句話來表述，那就是我們沒有什麽特別的去處，在自己的生物學天性之外，我們沒有任何目的，人類在今後幾百年內也許將在技術和政治上有所成就，解決能源和物資危機，避免核戰爭，控製生育。世界至少可望達到生態係統的穩定和普遍良好的營養，但接著是什麽？有教養的人無論身居何處，總相信在物質需要之外還應有著個人內在潛能的完善和實現，但什麽是完善？個人內在潛能的實現要達到什麽目的？傳統的宗教信念已經受到侵蝕，這部分是由於對神話的羞辱性的揭露，但更多是由於日益增長的意識：宗教信念不過是促進人類生存的機製，和其他人類組織一樣，宗教的發展加強了成員的堅定性和影響。各種形式的世俗宗教除了許諾給人們物質福利和對人性後果的合法逃避之外，就什麽也沒有。它們的精神力量同樣來自集體主義式的自我擴張的目標。法國政治觀察家阿蘭•佩雷菲特曾讚賞地談到某國領導人，他說：“他的人民懂得自戀的歡樂，因為他們通過他來達到愛他們自己。同樣，這位領導人也自然是通過他們實現了愛他自己的目的”。意識形態確實服從於它的隱蔽的主人——基因，各種最高的衝動都可還原為生物學行為。
我們時代更悲觀的社會闡釋家，如R•海爾布倫勒、R•尼斯比特，以及L•S•斯塔夫裏諾斯，都認為西方文明以及基本上整個人類，直接麵臨著沒落的危險。從他們的邏輯很容易走向後意識形態社會（post—ideological societies）的幻想，這種社會的成員將安然退入自我耽迷。G•斯坦特在《黃金時代的來臨》中寫道：
權力意誌不會完全消失，但是其強度的分布將
發生劇烈的變化。分布的一端將是這樣一小部分
人，他們的工作保證了完善的技術，用以維持一般
人的高標準生活。分布的中段是另一種類型，其中大
部分沒有工作，對他們來說現實和幻想之間的區別
仍然具有意義……他們對生活的興趣沒有喪失，從
感官的快樂中尋求滿足。在分布的另一端是不適於
雇用的人群，對於他們，至少就與他們的生理存在
相應的範圍來說，現實和幻想的界限基本上已經不
存在了。
那麽，潛伏在第一個困境中的危險，就是各種超驗目的的急劇消失，社會依照這些目的可以組織起自己的力量。這些目的，這些相當於戰爭精神的真實的道德成分，已經衰退，如同海市蜃樓，在我們走近的時候卻一個個破滅。要想從更真實的人類定義出發去尋求新的倫理學，就應該進行必要的內省，分析精神的機製，追溯它的進化曆史。但我預先指出，這樣的努力將暴露出第二個困境，我們必須在人類生物天性的固有倫理前提之中作出選擇。
我把具體的證明留給下一章，而先用最簡短的語言來描述第二困境的本質：大腦中存在著先天的潛意識壓抑力和動機，它們深刻地，無意識地影響著我們的倫理前提，人類道德就從這些根源如同本能一樣進化而來。如果這種理解是正確的話，科學就可以迅速進入陣地，去考察上述根源以及各種人類價值的意義；所有的倫理主張和大多數政治活動正是來自其中。
哲學家們普遍缺乏進化論的眼光，沒有花足夠的時間考慮這個問題。他們檢查倫理係統的信條，但隻針對結果而不追溯原因。J•羅爾斯在他有影響的《正義論》（1971）中開門見山地提出不容置辯的命題：“在一個公正的社會中，平等的公民自由是天經地義的，由公正所保證的權利絕不從屬於政治的交易或社會利益的算計”。R•諾西克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1974）中一開始就提出同樣堅定的觀點：“個體擁有權利；在某些事情上，任何他人或任何團體都不能進入個體的天地（除非冒犯他們的權利）。這些權利是如此深遠和強烈，他們導致了這樣的問題：政權及其官員們究竟可能做些什麽。”就內容而言，這兩個前提多少有些不同。但它們導致了極端不同的實施辦法。羅爾斯希望用嚴格的社會控製來保證穩定，盡可能達到社會報酬的平等分配。諾西克眼中的理想社會則是由盡可能小的政權統治的，這個政權的權力隻是使公民免遭暴力和欺騙，但卻不排除各種可能的不平等分配。羅爾斯拒絕能人統治；諾西克則樂於接受，除非地方團體自願進行平均主義的實驗。跟常人一樣，哲學家按照自己的標準衡量自己的情感對各種選擇的反應，就好象在求教於隱秘的神諭。
那隱秘的神諭存在於大胸深處的情感中樞，很可能就在邊緣係統之中。這是神經元和激素分泌細胞的一個複雜結構，剛好位於大腦皮質的“思考”中樞之下，以此為基礎，人類情感反應和更一般的倫理行為通過無數代自然選擇牢牢地確定下來。科學所受到的挑戰，是去測量由此造成的各種限製的牢固程度，找到它們在大腦中的根源，通過精神進化史的重建揭示這些限製的意義，這一方麵的工作將是文化進化研究的邏輯補充。
如果我們成功地完成了這一工作，我們就將進入第二個困境，那就是：前述潛意識壓抑力和道德動機中哪些是我們應該服從的？哪些宜於加以削弱或升華？這些原則方向正是人性的核心。是它們，而不是關於精神至上的信念，使我們與電子計算機相區別，在這種重要的生物學意義上，有一天我們將被迫表明，我們希望在自己的存在中保留多少人性，因為我們必須有意識地在遺傳給我們的種種情感方向之間作出選擇。要想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們必須從以生物學性質為基礎的自發控製，轉移到以生物學知識為基礎的精確定向。
由於人類天性的方向必須通過各種知識的複雜組合加以考察，它們因此具有欺騙性，總是使哲學家們陷入泥淖。前進的道路隻有一條，那就是把人性研究作為自然科學的一部分，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統一起來，我不能想象任何意識形態的或形式主義的捷徑。神經生物學不可能在宗師門下學到，遺傳進化的結果也不是立法機構所能確定的。最後，即使隻考慮正常存在的需要，我們也絕不能單靠聰明和善於思辨的人去處理倫理哲學問題，盡管人類的進步能夠通過直覺和意誌的力量而取得，但唯有關於我們生物本質的難得的經驗知識，才會使我們能在相互衝突的進步標準之間作出最佳選擇。
在這樣的分析中，首要的發展將是生物學與各種社會科學的結合。這些社會科學包括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以及經濟學等等。最近以來，兩種文化才完全進入對方的視野，其結果不外是互相厭惡、誤解、過分的熱情、局部的衝突和協議等等雜然並陳的現象。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生物學在今天是作為社會科學的對手學科（antidiscipline）而存在的。通過“對手學科”這個詞，我希望對一種特殊的對手關係作出強調，這種對手關係常常存在於研究相鄰組織層次的領域首次開始發生相互作用的時候。例如，對於化學來說，有多體物理學作為它的對手學科。對於分子生物學，有化學作為對手學科，對於生理學，分子生物學又作為它的對手學科等等，如此向上發展，每對學科的特殊性和複雜性不斷增加。
在一門學科發展史的典型的早期階段，研究者相信自己的研究是新穎和獨特的。他們獻身於特殊對象和模式的研究。在探索的早期階段，他們不相信有關的現象能夠還原為簡單的規律。對手學科的成員則有不同的態度。選擇較低組織層次的研究作為基礎研究——例如原於層次的研究之於分子層次的研究——的對手學科成員相信，較高組織層次的學科能夠用他們自己學科的規律重新表述，例如用物理學規律表述化學，用化學規律表達生物學，等等。他們的興趣相對顯得狹窄、抽象，並有為我所用的傾向。例如狄拉克會認為，氫原子理論可以展開為純粹的化學。少數生物學家仍然滿足於這樣的信念：生命“不過是”原子和分子的運動而已。
每一科學學科同時又表現為對手學科，這一點是容易理解的。對立的可能性首先是存在的，因為兩個相鄰組織層次（例如原子和分子）的研究者，當著手研究較高組織層次（在這裏是分子）的問題時，最初是以自己的方法和思想為出發點的。根據今天的標準，博學的科學家應該同時活躍於三個領域：他們自己的學科（例如化學）、較低的對手學科（物理），以及較高的學科領域（生物化學）——正是對於這一學科，他們自己的學科表現為對手學科。再舉一個層次更為分明的例子，一個出色的神經係統專家，必須對單神經細胞結構有充分的了解，同時也要了解細胞之間傳遞和流通的各種衝動的化學基礎，還希望能解釋這些細胞怎樣協作產生基本的行為模式。每一個成功的科學家都根據各自的特點，以自己的學科為中心有效地處理這樣三個現象層次。
相鄰領域之間的相互作用最初是緊張的和創造性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相互作用將完全互補。讓我們來看看分子生物學的起源。十九世紀後期，細胞的顯微鏡研究（細胞學）和細胞內外化學過程的研究（生物化學）迅速發展起來，在此期間，這兩種研究的關係是複雜的，但卻與上述學科發展圖式極為相符。關於複雜細胞構造的大量證據使細胞學家為之激動，他們破譯了細胞分裂過程中染色體的神秘舞蹈語言，為現代遺傳學和實驗發育生物學建立了基礎。另一方麵，許多生物化學家仍然懷疑微觀水平上會存在著那麽多的結構。他們認為，細胞學家所描繪的，不過是實驗室方法的人為結果，人們為了進行顯微鏡檢驗，用這些方法對細胞作了固定和染色。生物化學家的興趣在於細胞質化學本質中更“基本的”問題，特別是生命以酶為基礎這一新理論。但是，細胞學家們卻對細胞是“一口袋酶”的任何說法都嗤之以鼻。
總的說來，生物化學家認為細胞學家太不懂化學，因而難於把握本質的過程。反過來，細胞學家認為化學方法對於活細胞的獨特結構是不恰當的。孟德爾遺傳學在1900年的重新發現，以及隨之對染色體和基因作用的解釋，最初並沒有導致綜合。生物化學家由於沒有看到解釋經典遺傳學的捷徑，總的說來忽略了這種綜合的可能性。
從本質上說，爭論的雙方都是正確的。今天，生物化學已經用自己的術語解釋了那麽多的細胞機製，證實了它自己最初的預言，這些預言在當時是顯得比較勉強的。但是，在這一出色的過程中，特別是從1950年以來，生物化學已部分地轉化為新的分子生物學，後者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生物化學，它的任務是說明DNA螺旋和酶蛋白這樣一些分子的特殊空間排列。細胞學推動了這種特殊化學的發展以及一套強有力的新技術的運用，包括電泳、層析法、密度梯度高心分離和X射線結晶法。在這同時，細胞學轉化為現代細胞生物學。利用把物體放大上百萬倍的電子顯微鏡，它在方法和語言上都向分子生物學轉化，最後，通過研究對象從果蠅、老鼠到細菌、病毒的轉移，經典遺傳學與生物化學結合成分子遺傳學。
細胞生物學及其對手學科生物化學之間從理論到技術的種種較量．推動了生物學的主要進展。這一相互作用是科學唯物主義的一個勝利，它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於生命本質的理解，獲得了比任何前科學文化所能想象的內容更為有力的文獻資料。
我認為，在生物學與社會科學的匯流中，我們將重複上述循環。西方精神生活中的兩種文化傾向，最終會結合起來，在曆史上，生物學對社會科學的影響，隻能通過醫學的好處、遺傳工程的憧憬。以及人口增長的陰影等技術形式間接地表現出來。這些東西盡管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但對於社會科學的基本概念來說卻是微不足道的。我們的學院和大學對“社會生物學”和“生物學的社會意義”的常規處理，向人們的理智提出了一係列嚴重的挑戰，但它們都沒有觸及到社會科學理論的核心。這個核心是人類天性的深刻結構，是一個根本的生物現象，它也是人文學科的根本焦點。
我們很容易被對方的觀點所迷惑，這些觀點認為：科學隻能產生少數幾種信息，它那冰冷清晰的阿波羅式的方法，與飽滿而騷動的狄俄尼索斯式的精神生活毫無共同之處，一心獻身科學隻能是人性的喪失。為了表達這種反交流文化精神，西奧多•羅斯紮克描繪了這樣一幅精神圖象：“一張包括了各種可能性的光譜，它們理想地融合在一起……在這光譜的一端，是科學的強烈而明亮的光線，是信息，在光譜的中部我們看到藝術的動人色彩，看到世界的美學投影。在另一端，我們發現了宗教經驗陰暗的、朦朧的調子，在逐漸暗淡下去，波長逐漸超越於所有知覺之外。從這裏我們發現了意義”。
不，從這裏我們發現了蒙昧主義！從這裏我們發現了對人類精神能力的嚴重低估。動人的色彩和陰暗的調子產生於我們的神經和感覺網絡的遺傳進化，把它們看作生物學以外的研究對象，顯然是把目標定得太低。
科學方法的核心，是把所知覺的現象還原為基本的、可檢驗的原理，任何特定的科學概括的優雅——或者說優美——是通過其所能解釋的現象多寡和其表述的簡潔性來衡量的。作為物理學家和邏輯實證主義的先驅，馬赫用下述定義表達了這一思想：“科學可以認為是一個最小化的問題，它包含對事實的最全麵的表述和最經濟的思維。”
馬赫的觀點有著不可否認的魅力，但單純的還原僅是科學過程的一半，另一半是在分析所揭示的最新規律控製下，通過廣泛綜合而進行的複雜重組，揭示出新奇的、湧現的現象。當觀察者把注意從一個組織層次轉移到另一個組織層次（例如從物理學轉向化學或從化學轉向生物學），他希望所有低層次的規律仍然適用。但是較高組織層次的重組需要較低單位排列的規定，這反過來產生豐富而基本的、意外的新原理。規定中包括了各種單位的特殊結合，以及這些元素（單位）的特殊的空間排列和組合曆史。讓我們看一看化學中的一個簡單例子。氫分子的組成，是一個帶負電的氮原子以及三個呈三角形連接的正電氫原子。如果這些原子的位置是固定不變的，整個分子就會在兩端表現出不同的電性（偶極矩），與核物理中的對稱規律明顯衝突，但事實上，氫分子的運動並不反常：氮原子以每秒三百億次的頻率來回穿過氫原子的三角形，把它的偶極矩中性化了，然而，這種對你卻不存在於糖和其他有機大分子中，它們的結構太大太複雜而難以轉化，它們違背了但並沒有否定物理學的法則，這種規定性對於原子物理學家沒有很大意義，但有機化學和生物學中卻普遍存在著這種規定性造成的結果。
從昆蟲社會生活的進化中，還可舉出一個與我們的題目更為接近的例子。在大約一億五千萬年前的中生代，原始馬蜂演化出決定性別的單倍二倍體。這一特性決定了受精卵產生雌性而未受精卵產生雄性，這一簡單的控製方法可能是一種特殊的適應，使得雌性馬蜂能根據昆蟲獵物的性質來選擇後代的性別。特別是，較小的獵物可以給予雄性後代，因為雄性後代在發育中需要的蛋白質較少。但是，不管最初的原因是什麽，單格二倍體表明了一次進化事件，它相當偶然地預先決定了這些昆蟲的一種趨向：去發展高級的社會生活形式。單倍二倍體導致了比母女關係更為密切的姐妹關係，因此，雌性可能通過轉化為不育蜂群而產生遺傳利益，它們的明確職責就是哺育姐妹。哺育姐妹的不育雌蜂是這種昆蟲社會組織的基本特征。由於單倍二倍體的這種決定作用，隻有在馬蜂及其近親蜜蜂和螞蟻這些昆蟲中才產生了社會性的生活方式，而且一般情況下都是母權製，即蜂後管理雌性後代；或是姐妹製，即不育的雌蜂管理產卵的雌蜂。馬蜂、蜜蜂和螞蟻看來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們在地球上大多數地方都能安營紮寨，並對當地的生態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在巴西森林中，它們的群落總重量占包括蠕蟲類、巨嘴鳥以及美洲虎在內的全部陸生動物總重量的百分之二十。很難想象有誰憑著關於單倍二倍體的知識就能猜到這一切。
還原是傳統的科學分析方法，但它也引起了擔心和不滿。如果可以用生物學規律對人的行為作出任何程度的還原和決定，就可能意味著人的獨特地位和人性的喪失。幾乎沒有社會科學家和人文學者甘心這樣去做，更沒有人準備作出任何讓步。另一方麵，把還原方法與取消注義劃等號也是完全錯誤的。一門學科的規律對於在其之上的學科冊必要的，它們刺激和推動了智力上更有效的重組，隻不過它們對於本層次學科的目的來說不是充分的。生物學是理解人的本質的鑰匙，社會科學家不能無視它那些迅速成熟起來的原理。然而，社會科學的潛在內含要豐富得多。它們最終將從生物學汲取有關思想並超越它們，從那些今天已經超出人類中心主義的理由來看，人類應該研究其自身。
（林和生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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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人的天性》是一首三部曲的終曲，這一點是本書將近完成時才清楚起來的，在此之前我並沒有意識到它們之間有任何邏輯聯係。《昆蟲社會》（1971）一書的最後一章題為：統一的社會生物學前景。我在其中提出了，在解釋社會性昆蟲的嚴格係統時一直卓有成效的群體生物學和比較動物學原理，可以逐條運用於脊椎動物。我當時指出，我們最終將用同一套參數和同一種定量理論去描述白蟻群落和羅猴群組。為了把這一挑戰性的意見述諸文字，我開始查閱大量有關脊椎動物行為的優秀文獻，結果寫成了《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1975）一書。在這部書的最後一章“人：從社會生物學到社會學”中，我提出這樣的觀點，在一般動物研究中，沒有辜負人們希望的生物學原理，可以有效地推廣到社會科學中去。這一提法引起了強烈的興趣和爭論。
《社會生物學》的發表促使我更廣泛地閱讀論述人類行為的文獻，驅使我參加各種各樣的研討班，並和社會科學家們交換文獻。我比任何時候更加堅信，填補兩種文化之間鴻溝的時代終於來到了。普通社會生物學，作為群體生物學和進化論向社會組織的簡單推廣，是完成這一努力的理想手段。《論人的天性》正是對這一思想所作的闡述。
然而，最後這部書並不是一本教科書，也不是對科學文獻的常規綜述。要想係統地刻劃人類行為，必然從人類精神迷津中每一條走道引出潛在的題目，並且因此就不能僅僅考慮社會科學，還必須考慮各門人文學科，包括哲學，以及科學發現過程本身。結果，《論人的天性》就不是一本嚴格意義上的科學著作，而是一本關於科學的著作，並且涉及到這樣的問題：各門自然科學在轉化為某種新的形式之前，能夠在人類行為的研究中走出多遠。它考察了對人類行為的真正進化論解釋與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之間必然的相互影響。《論人的天性》可以作為關於行為和社會生物學的資料來閱讀，有關資料我都作了仔細的處理。但本書的核心是關於一些深刻結果的推測性嚐試，這些結果來自社會理論最終與自然科學中與之最有關聯的部分的會合。
無疑，關於這些論述的意見將會有著尖銳的分歧，正如《社會生物學》中論述人類行為的有關章節的遭遇一樣。盡管要冒失去一些讀者的危險（他們的信念使他們除拒絕以外沒有別的選擇），我仍然希望對那些傾向於不抱批判態度地閱讀本書、並把它看作一個嚐試性科學成果的讀者說：很可能，就任何特定的結論而言，就人們對於自然科學的作用所抱的更大的希望而言，就投注於科學唯物主義的信任而言，我或許是錯誤的。但是，這一保留並非虛偽的謙虛，而是為了堅定我自己的信念。如果科學的精神自己先就搖晃不定，如果思想不具有從客觀實驗中獲取活力的結構，進化論對於人類存在各個方麵不屈不撓的運用就不會有任何意義。今天社會科學仍然還太年輕太弱小，進化論本身還太不完善，還不能在本書談及的各種問題上作出定論。然而我確信，現有的證據對它們是有利的，並因而支持著對生物學探索的更為廣泛的信念，正是這一信念形成了這部著作的基本突破點。
《以下為致謝，略去。----本書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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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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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人性的這些思考看起來是抽象而難於理解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是錯誤的。相反，那麽多聰明而深刻的哲學家們至今沒有認識到的東西，似乎不可能是很明顯和容易的。無論這些研究將使我們付出怎樣艱辛的努力，隻要在這些其重要性如此不可言喻的問題上，我們的知識能因此有所增長，就可以認為我們得到了充分的酬勞。不僅僅是利益，而且還有樂趣。
休謨：《人類理解研究》
精神是怎樣工作的？它為什麽一定是這樣工作的，而不是另一種方式？這兩方麵的考慮又進一步使人想到：根本的人性是什麽？偉大哲學家休謨說過，這些基本問題的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
我們懷著疑慮甚至畏懼不斷回到這些問題上來。如果大腦是由上百億細胞組成的機器，而精神可以解釋為許多化學和電反應之和，人類的前景就是暗淡的——我們是一群生物，靈魂不能自由飛翔。如果人類進化根源於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那麽我們就不是上帝的造物，而是遺傳變異和環境中必然性的結果．今天，人們還能從誇克和電子殼層中，從物質基本單位的起源中去找到神性（漢斯•昆完全有理由向無神論者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麽有物存在而非虛無），而從物種的起源中卻再也看不到什麽神性了。不管我們怎樣用隱喻和想象來潤飾這一悲涼的結論，它仍然作為上一世紀科學研究的哲學遺產橫亙在我們眼前。
這一令人失望的命題，看來是無法避免的。任何有關人類處境的嚴肅思考，都必須把它作為首要的前提。要是沒有這個前提，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就會局限於現象的描述，就象天文學缺少了物理學、生物學缺少了化學以及數學缺少了代數一樣。有了這一前提，人類天性就能成為徹底的經驗科學對象，生物學就能為自由開明的教育服務，我們對於自身的概念就能真正達到充分的發展。
但是，在新自然主義有效的範圍之內追溯這一結論，看來必然會導致兩個嚴重的精神困境。第一個困境是：包括我們在內的一切物種，都不具有超越其遺傳史所創造的種種規則之外的目的。一個物種可能有著廣闊的選擇方向和智力進化的潛力，但卻不能從直接環境之外的作用因素中獲得就近的目的或方向，甚至也不能獲得這樣的進化目標：物種的分子結構可以根據這一目標進行自動的調整。我相信，人類精神的構造方式，把它自己封鎖在這一基本的限製中，並迫使它以純粹的生物學手段去進行選擇。如果大腦的進化是自然選擇的結果，那麽，甚至特定的美學判斷和宗教信仰的能力，也都必然產生於上述機製。它們或者是對古代人類進化環境的直接適應，或者至多是由更深刻、更隱蔽的各種活動所派生的結構，這些活動曾經是在更為嚴格的生物學意義下具有適應性的。
那麽，問題的本質在於，大腦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促進了指導它的形成的那些基因的生存和複製。人類精神是生存和繁衍的服務機構，理智不過是它形形色色的技巧之一，斯蒂芬•溫伯格指出，物理現實甚至對物理學家也是那麽神秘，因為它不可能是為了要讓人類精神理解而構造的。把這一洞見反過來，我們可以更尖銳地指出，智力的構造並非是為了理解原子，甚至也不是為了理解智力自身，而是為了促進人類基因的生存。善於思考的人都知道，他的生命存在於某種不可理解的方式之中，被生物個體發生學所決定，表現為一係列被大致規定了的階段。他會意識到，懷著人類特有的所有內驅力、才智、愛、自豪感、憤怒、希望，以及焦慮，最終確信不疑的隻有一點：他參與幫助著同一循環的永恒延續。詩人們把這一事實視為悲劇，葉芝把它稱之為智慧的降臨。
雖然綠葉無數，終歸一根；
以我少年時光所有虛幻的日子
在陽光下我曾把花葉搖曳；
如今我已可凋謝，成為真實。
這第一困境可以用一句話來表述，那就是我們沒有什麽特別的去處，在自己的生物學天性之外，我們沒有任何目的，人類在今後幾百年內也許將在技術和政治上有所成就，解決能源和物資危機，避免核戰爭，控製生育。世界至少可望達到生態係統的穩定和普遍良好的營養，但接著是什麽？有教養的人無論身居何處，總相信在物質需要之外還應有著個人內在潛能的完善和實現，但什麽是完善？個人內在潛能的實現要達到什麽目的？傳統的宗教信念已經受到侵蝕，這部分是由於對神話的羞辱性的揭露，但更多是由於日益增長的意識：宗教信念不過是促進人類生存的機製，和其他人類組織一樣，宗教的發展加強了成員的堅定性和影響。各種形式的世俗宗教除了許諾給人們物質福利和對人性後果的合法逃避之外，就什麽也沒有。它們的精神力量同樣來自集體主義式的自我擴張的目標。法國政治觀察家阿蘭•佩雷菲特曾讚賞地談到某國領導人，他說：“他的人民懂得自戀的歡樂，因為他們通過他來達到愛他們自己。同樣，這位領導人也自然是通過他們實現了愛他自己的目的”。意識形態確實服從於它的隱蔽的主人——基因，各種最高的衝動都可還原為生物學行為。
我們時代更悲觀的社會闡釋家，如R•海爾布倫勒、R•尼斯比特，以及L•S•斯塔夫裏諾斯，都認為西方文明以及基本上整個人類，直接麵臨著沒落的危險。從他們的邏輯很容易走向後意識形態社會（post—ideological societies）的幻想，這種社會的成員將安然退入自我耽迷。G•斯坦特在《黃金時代的來臨》中寫道：
權力意誌不會完全消失，但是其強度的分布將
發生劇烈的變化。分布的一端將是這樣一小部分
人，他們的工作保證了完善的技術，用以維持一般
人的高標準生活。分布的中段是另一種類型，其中大
部分沒有工作，對他們來說現實和幻想之間的區別
仍然具有意義……他們對生活的興趣沒有喪失，從
感官的快樂中尋求滿足。在分布的另一端是不適於
雇用的人群，對於他們，至少就與他們的生理存在
相應的範圍來說，現實和幻想的界限基本上已經不
存在了。
那麽，潛伏在第一個困境中的危險，就是各種超驗目的的急劇消失，社會依照這些目的可以組織起自己的力量。這些目的，這些相當於戰爭精神的真實的道德成分，已經衰退，如同海市蜃樓，在我們走近的時候卻一個個破滅。要想從更真實的人類定義出發去尋求新的倫理學，就應該進行必要的內省，分析精神的機製，追溯它的進化曆史。但我預先指出，這樣的努力將暴露出第二個困境，我們必須在人類生物天性的固有倫理前提之中作出選擇。
我把具體的證明留給下一章，而先用最簡短的語言來描述第二困境的本質：大腦中存在著先天的潛意識壓抑力和動機，它們深刻地，無意識地影響著我們的倫理前提，人類道德就從這些根源如同本能一樣進化而來。如果這種理解是正確的話，科學就可以迅速進入陣地，去考察上述根源以及各種人類價值的意義；所有的倫理主張和大多數政治活動正是來自其中。
哲學家們普遍缺乏進化論的眼光，沒有花足夠的時間考慮這個問題。他們檢查倫理係統的信條，但隻針對結果而不追溯原因。J•羅爾斯在他有影響的《正義論》（1971）中開門見山地提出不容置辯的命題：“在一個公正的社會中，平等的公民自由是天經地義的，由公正所保證的權利絕不從屬於政治的交易或社會利益的算計”。R•諾西克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1974）中一開始就提出同樣堅定的觀點：“個體擁有權利；在某些事情上，任何他人或任何團體都不能進入個體的天地（除非冒犯他們的權利）。這些權利是如此深遠和強烈，他們導致了這樣的問題：政權及其官員們究竟可能做些什麽。”就內容而言，這兩個前提多少有些不同。但它們導致了極端不同的實施辦法。羅爾斯希望用嚴格的社會控製來保證穩定，盡可能達到社會報酬的平等分配。諾西克眼中的理想社會則是由盡可能小的政權統治的，這個政權的權力隻是使公民免遭暴力和欺騙，但卻不排除各種可能的不平等分配。羅爾斯拒絕能人統治；諾西克則樂於接受，除非地方團體自願進行平均主義的實驗。跟常人一樣，哲學家按照自己的標準衡量自己的情感對各種選擇的反應，就好象在求教於隱秘的神諭。
那隱秘的神諭存在於大胸深處的情感中樞，很可能就在邊緣係統之中。這是神經元和激素分泌細胞的一個複雜結構，剛好位於大腦皮質的“思考”中樞之下，以此為基礎，人類情感反應和更一般的倫理行為通過無數代自然選擇牢牢地確定下來。科學所受到的挑戰，是去測量由此造成的各種限製的牢固程度，找到它們在大腦中的根源，通過精神進化史的重建揭示這些限製的意義，這一方麵的工作將是文化進化研究的邏輯補充。
如果我們成功地完成了這一工作，我們就將進入第二個困境，那就是：前述潛意識壓抑力和道德動機中哪些是我們應該服從的？哪些宜於加以削弱或升華？這些原則方向正是人性的核心。是它們，而不是關於精神至上的信念，使我們與電子計算機相區別，在這種重要的生物學意義上，有一天我們將被迫表明，我們希望在自己的存在中保留多少人性，因為我們必須有意識地在遺傳給我們的種種情感方向之間作出選擇。要想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們必須從以生物學性質為基礎的自發控製，轉移到以生物學知識為基礎的精確定向。
由於人類天性的方向必須通過各種知識的複雜組合加以考察，它們因此具有欺騙性，總是使哲學家們陷入泥淖。前進的道路隻有一條，那就是把人性研究作為自然科學的一部分，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統一起來，我不能想象任何意識形態的或形式主義的捷徑。神經生物學不可能在宗師門下學到，遺傳進化的結果也不是立法機構所能確定的。最後，即使隻考慮正常存在的需要，我們也絕不能單靠聰明和善於思辨的人去處理倫理哲學問題，盡管人類的進步能夠通過直覺和意誌的力量而取得，但唯有關於我們生物本質的難得的經驗知識，才會使我們能在相互衝突的進步標準之間作出最佳選擇。
在這樣的分析中，首要的發展將是生物學與各種社會科學的結合。這些社會科學包括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以及經濟學等等。最近以來，兩種文化才完全進入對方的視野，其結果不外是互相厭惡、誤解、過分的熱情、局部的衝突和協議等等雜然並陳的現象。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生物學在今天是作為社會科學的對手學科（antidiscipline）而存在的。通過“對手學科”這個詞，我希望對一種特殊的對手關係作出強調，這種對手關係常常存在於研究相鄰組織層次的領域首次開始發生相互作用的時候。例如，對於化學來說，有多體物理學作為它的對手學科。對於分子生物學，有化學作為對手學科，對於生理學，分子生物學又作為它的對手學科等等，如此向上發展，每對學科的特殊性和複雜性不斷增加。
在一門學科發展史的典型的早期階段，研究者相信自己的研究是新穎和獨特的。他們獻身於特殊對象和模式的研究。在探索的早期階段，他們不相信有關的現象能夠還原為簡單的規律。對手學科的成員則有不同的態度。選擇較低組織層次的研究作為基礎研究——例如原於層次的研究之於分子層次的研究——的對手學科成員相信，較高組織層次的學科能夠用他們自己學科的規律重新表述，例如用物理學規律表述化學，用化學規律表達生物學，等等。他們的興趣相對顯得狹窄、抽象，並有為我所用的傾向。例如狄拉克會認為，氫原子理論可以展開為純粹的化學。少數生物學家仍然滿足於這樣的信念：生命“不過是”原子和分子的運動而已。
每一科學學科同時又表現為對手學科，這一點是容易理解的。對立的可能性首先是存在的，因為兩個相鄰組織層次（例如原子和分子）的研究者，當著手研究較高組織層次（在這裏是分子）的問題時，最初是以自己的方法和思想為出發點的。根據今天的標準，博學的科學家應該同時活躍於三個領域：他們自己的學科（例如化學）、較低的對手學科（物理），以及較高的學科領域（生物化學）——正是對於這一學科，他們自己的學科表現為對手學科。再舉一個層次更為分明的例子，一個出色的神經係統專家，必須對單神經細胞結構有充分的了解，同時也要了解細胞之間傳遞和流通的各種衝動的化學基礎，還希望能解釋這些細胞怎樣協作產生基本的行為模式。每一個成功的科學家都根據各自的特點，以自己的學科為中心有效地處理這樣三個現象層次。
相鄰領域之間的相互作用最初是緊張的和創造性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相互作用將完全互補。讓我們來看看分子生物學的起源。十九世紀後期，細胞的顯微鏡研究（細胞學）和細胞內外化學過程的研究（生物化學）迅速發展起來，在此期間，這兩種研究的關係是複雜的，但卻與上述學科發展圖式極為相符。關於複雜細胞構造的大量證據使細胞學家為之激動，他們破譯了細胞分裂過程中染色體的神秘舞蹈語言，為現代遺傳學和實驗發育生物學建立了基礎。另一方麵，許多生物化學家仍然懷疑微觀水平上會存在著那麽多的結構。他們認為，細胞學家所描繪的，不過是實驗室方法的人為結果，人們為了進行顯微鏡檢驗，用這些方法對細胞作了固定和染色。生物化學家的興趣在於細胞質化學本質中更“基本的”問題，特別是生命以酶為基礎這一新理論。但是，細胞學家們卻對細胞是“一口袋酶”的任何說法都嗤之以鼻。
總的說來，生物化學家認為細胞學家太不懂化學，因而難於把握本質的過程。反過來，細胞學家認為化學方法對於活細胞的獨特結構是不恰當的。孟德爾遺傳學在1900年的重新發現，以及隨之對染色體和基因作用的解釋，最初並沒有導致綜合。生物化學家由於沒有看到解釋經典遺傳學的捷徑，總的說來忽略了這種綜合的可能性。
從本質上說，爭論的雙方都是正確的。今天，生物化學已經用自己的術語解釋了那麽多的細胞機製，證實了它自己最初的預言，這些預言在當時是顯得比較勉強的。但是，在這一出色的過程中，特別是從1950年以來，生物化學已部分地轉化為新的分子生物學，後者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生物化學，它的任務是說明DNA螺旋和酶蛋白這樣一些分子的特殊空間排列。細胞學推動了這種特殊化學的發展以及一套強有力的新技術的運用，包括電泳、層析法、密度梯度高心分離和X射線結晶法。在這同時，細胞學轉化為現代細胞生物學。利用把物體放大上百萬倍的電子顯微鏡，它在方法和語言上都向分子生物學轉化，最後，通過研究對象從果蠅、老鼠到細菌、病毒的轉移，經典遺傳學與生物化學結合成分子遺傳學。
細胞生物學及其對手學科生物化學之間從理論到技術的種種較量．推動了生物學的主要進展。這一相互作用是科學唯物主義的一個勝利，它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於生命本質的理解，獲得了比任何前科學文化所能想象的內容更為有力的文獻資料。
我認為，在生物學與社會科學的匯流中，我們將重複上述循環。西方精神生活中的兩種文化傾向，最終會結合起來，在曆史上，生物學對社會科學的影響，隻能通過醫學的好處、遺傳工程的憧憬。以及人口增長的陰影等技術形式間接地表現出來。這些東西盡管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但對於社會科學的基本概念來說卻是微不足道的。我們的學院和大學對“社會生物學”和“生物學的社會意義”的常規處理，向人們的理智提出了一係列嚴重的挑戰，但它們都沒有觸及到社會科學理論的核心。這個核心是人類天性的深刻結構，是一個根本的生物現象，它也是人文學科的根本焦點。
我們很容易被對方的觀點所迷惑，這些觀點認為：科學隻能產生少數幾種信息，它那冰冷清晰的阿波羅式的方法，與飽滿而騷動的狄俄尼索斯式的精神生活毫無共同之處，一心獻身科學隻能是人性的喪失。為了表達這種反交流文化精神，西奧多•羅斯紮克描繪了這樣一幅精神圖象：“一張包括了各種可能性的光譜，它們理想地融合在一起……在這光譜的一端，是科學的強烈而明亮的光線，是信息，在光譜的中部我們看到藝術的動人色彩，看到世界的美學投影。在另一端，我們發現了宗教經驗陰暗的、朦朧的調子，在逐漸暗淡下去，波長逐漸超越於所有知覺之外。從這裏我們發現了意義”。
不，從這裏我們發現了蒙昧主義！從這裏我們發現了對人類精神能力的嚴重低估。動人的色彩和陰暗的調子產生於我們的神經和感覺網絡的遺傳進化，把它們看作生物學以外的研究對象，顯然是把目標定得太低。
科學方法的核心，是把所知覺的現象還原為基本的、可檢驗的原理，任何特定的科學概括的優雅——或者說優美——是通過其所能解釋的現象多寡和其表述的簡潔性來衡量的。作為物理學家和邏輯實證主義的先驅，馬赫用下述定義表達了這一思想：“科學可以認為是一個最小化的問題，它包含對事實的最全麵的表述和最經濟的思維。”
馬赫的觀點有著不可否認的魅力，但單純的還原僅是科學過程的一半，另一半是在分析所揭示的最新規律控製下，通過廣泛綜合而進行的複雜重組，揭示出新奇的、湧現的現象。當觀察者把注意從一個組織層次轉移到另一個組織層次（例如從物理學轉向化學或從化學轉向生物學），他希望所有低層次的規律仍然適用。但是較高組織層次的重組需要較低單位排列的規定，這反過來產生豐富而基本的、意外的新原理。規定中包括了各種單位的特殊結合，以及這些元素（單位）的特殊的空間排列和組合曆史。讓我們看一看化學中的一個簡單例子。氫分子的組成，是一個帶負電的氮原子以及三個呈三角形連接的正電氫原子。如果這些原子的位置是固定不變的，整個分子就會在兩端表現出不同的電性（偶極矩），與核物理中的對稱規律明顯衝突，但事實上，氫分子的運動並不反常：氮原子以每秒三百億次的頻率來回穿過氫原子的三角形，把它的偶極矩中性化了，然而，這種對你卻不存在於糖和其他有機大分子中，它們的結構太大太複雜而難以轉化，它們違背了但並沒有否定物理學的法則，這種規定性對於原子物理學家沒有很大意義，但有機化學和生物學中卻普遍存在著這種規定性造成的結果。
從昆蟲社會生活的進化中，還可舉出一個與我們的題目更為接近的例子。在大約一億五千萬年前的中生代，原始馬蜂演化出決定性別的單倍二倍體。這一特性決定了受精卵產生雌性而未受精卵產生雄性，這一簡單的控製方法可能是一種特殊的適應，使得雌性馬蜂能根據昆蟲獵物的性質來選擇後代的性別。特別是，較小的獵物可以給予雄性後代，因為雄性後代在發育中需要的蛋白質較少。但是，不管最初的原因是什麽，單格二倍體表明了一次進化事件，它相當偶然地預先決定了這些昆蟲的一種趨向：去發展高級的社會生活形式。單倍二倍體導致了比母女關係更為密切的姐妹關係，因此，雌性可能通過轉化為不育蜂群而產生遺傳利益，它們的明確職責就是哺育姐妹。哺育姐妹的不育雌蜂是這種昆蟲社會組織的基本特征。由於單倍二倍體的這種決定作用，隻有在馬蜂及其近親蜜蜂和螞蟻這些昆蟲中才產生了社會性的生活方式，而且一般情況下都是母權製，即蜂後管理雌性後代；或是姐妹製，即不育的雌蜂管理產卵的雌蜂。馬蜂、蜜蜂和螞蟻看來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們在地球上大多數地方都能安營紮寨，並對當地的生態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在巴西森林中，它們的群落總重量占包括蠕蟲類、巨嘴鳥以及美洲虎在內的全部陸生動物總重量的百分之二十。很難想象有誰憑著關於單倍二倍體的知識就能猜到這一切。
還原是傳統的科學分析方法，但它也引起了擔心和不滿。如果可以用生物學規律對人的行為作出任何程度的還原和決定，就可能意味著人的獨特地位和人性的喪失。幾乎沒有社會科學家和人文學者甘心這樣去做，更沒有人準備作出任何讓步。另一方麵，把還原方法與取消注義劃等號也是完全錯誤的。一門學科的規律對於在其之上的學科冊必要的，它們刺激和推動了智力上更有效的重組，隻不過它們對於本層次學科的目的來說不是充分的。生物學是理解人的本質的鑰匙，社會科學家不能無視它那些迅速成熟起來的原理。然而，社會科學的潛在內含要豐富得多。它們最終將從生物學汲取有關思想並超越它們，從那些今天已經超出人類中心主義的理由來看，人類應該研究其自身。
（林和生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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