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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徒徐光啟對中國科學啟蒙的貢獻

(2007-04-09 08:51:06) 下一個
ZT 徐光啟:宰相是個科學家


  取了英文名,信了天主教,寫了一部《農政全書》,翻譯了《幾何原本》,他的影響綿延至今

  彭 勇

  明朝一共277年,入過內閣、掌過相權的人,沒上百也有八十。隨便找個人問問:知道宰相徐光啟嗎?對不住,沒聽過。可這277年裏,取了英文名,信了天主教,寫了一部《農政全書》的科學家徐光啟,隻此一位,別無他人。還不知道?那好,拿本數學書來,點、線、麵、直角、四邊形……這些名詞,統統都是徐光啟翻譯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徐光啟影響了曆史400年,注定還要影響一代代更多的中國人。

  傳教士的好朋友

  要是趕上大明朝查戶口,徐光啟的資料可就好看了。徐光啟,男,1562年出生;籍貫:鬆江府
上海人;曾用名:子先、玄扈;英文名:Paul;宗教信仰:天主教。

  疑問來了——

  論環境,明代鬆江府是個小地方,和幾百年後的國際大都市可不是一個重量級的;論出身,徐光啟家境並不好,父母是耕田的農民,就指望著他讀書中舉光耀門楣。徐光啟哪來的機會,去認識最摩登的傳教士階層?去接觸最新銳的中西思想碰撞的火花?

  答案是:一次應聘。

  萬曆二十一年,已經31歲並且有了12年教齡的徐光啟,受聘到廣東韶州教書。家鄉連年自然災害,科舉又屢考不中,徐光啟把心一橫:出遠門謀生。這次南下,恰恰成為他命運的轉折點。明代的廣東,曾是沿海通商之地,不乏國際友人的身影。韶州教書先生徐光啟,便認識了他平生第一個傳教士朋友:
意大利傳教士郭居靜。

  這兩人的相識,對於中國科學史的意義是難以估量的。徐光啟從郭居靜這裏,知道了天主教的教義和西方科學知識。這是一次多麽富有啟蒙意義的衝擊!可以想象我們的“徐老師”,麵對著天文、數學、測量、武器製造……在一陣陣眼花繚亂過後,發出了何等由衷的讚歎:上帝啊,外麵的世界真精彩,我豈能活得太無奈?

  於是,徐光啟當機立斷,邀請郭居靜到自己家鄉傳教,西方傳教士正式登上了上海的舞台。來而不往非禮也,天主教也向好學又好客的“徐老師”打開了大門。就在徐光啟38歲那年,他赴京參加會試途中,終於和著名的耶穌會士利瑪竇會麵了。

  三年後,不惑之年的徐光啟,不僅在科舉考試的階梯上漸行漸高,在宗教信仰上也找到了堅定的方向:南京,葡萄牙傳教士羅如堅莊容而立,在他麵前,徐光啟宛如初生嬰兒,接收洗禮,並獲教名Paul(保祿);而他的好朋友李之藻、楊廷筠,也在等待著上帝的接納。

  這三人皈依天主教的消息,立即轟動朝野,被稱為明朝天主教的“三立柱”。

  徐光啟對西學的鍾情,毫無疑問,是受益於朋友。比起兩個世紀之後,西方傳教士在殖民地不甚光明的形象來說,徐光啟所認識的傳教士朋友,是如此地富有人格魅力。那是一群聖賢之徒,悲憫而智慧的目光凝視著世人,宣揚著忠孝慈愛、改過自新,這和中國的先儒何等相似。與其說徐光啟膜拜了上帝,不如說他膜拜了朋友——傳教士有他的國度,但真理沒有國度,大可拿來“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

  更重要的是,“八股”仕途沒有磨滅徐光啟敏銳的觸覺。他已經看到,這群朋友身上有中國先儒所沒有的特點:學有專長,技術興國。當時的晚明,海外貿易快速發展,社會思想多元化,但政治日趨衰敗,女真族的軍隊在步步緊逼,農民起義的烽火在點點燃燒。徐光啟深深地感到,隻有關注農兵、崇尚實踐,才能延長明朝微弱的呼吸了。

  《崇禎曆書》是最大成就

  徐光啟的戶口本,如果隻有英文名和信仰這兩條,也不會叫人那麽咋舌。關鍵還有——學曆:進士;職務: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在不設宰相的明朝,俗稱“閣老”的內閣大學士,實際上就是手握相權。名稱換來換去,不打緊;宰相的權力,那是換湯不換藥的。

  鬆江小地方的一個寒門子弟徐光啟,走到這個位子上,的確不容易。

  第一步,19歲的徐光啟,在上海金山衛考中秀才,於是擺脫了務農的命運,可以在私塾教書為生。這一教就是16年,直到去了廣東,他才時來運轉。碰到了賞識他的恩師、曆史學家焦竑,於是中了“解元”,邁出第二步。等到他考上萬曆皇帝的進士時,已經42歲了。嗚呼,入仕的三部曲總算大功告成。

  徐光啟到北京後,先在翰林院打了個前哨,接著就到禮部上任了。從萬曆、泰昌、天啟到崇禎,皇帝輪番地換,他的官做得也不大順,三起三落。可是信仰上帝的技術型官員徐光啟,隻要在任上,就沒那麽多酸文假醋,卷起袖子埋頭實幹。他的宗旨就一條:關心國計民生。辦法呢?農業和防務,兩手抓。

  這邊廂,他讀兵書練武藝,引進和仿製紅夷大炮,訓練火器營,加強京師的戒備和操練;那邊廂,他忙著興修水利和技術發明,在天津開辟水田,改革軍屯,推廣高產作物。這些技術上的事情,一點也難不倒他,水文、地理、測繪、武器……旁門左道的西洋技術,終於派上用場了。雖說對奄奄一息的明朝不可能妙手回春,但至少對百姓的生活、軍隊的防務,還是頗有益處。

  而徐光啟主政的最大成就,應該是《崇禎曆書》。

  由於欽天監(明朝官署名,掌管天文、氣象、曆法)推算日食不準,崇禎皇帝召回了已退休的三朝舊臣徐光啟,要他主持曆法改革。70歲的徐光啟以高度的熱情參與到各種測量與編製工作中,他的國際友人湯若望和鄧玉函也加盟其中,一大批年輕官員擔任助手。由於專心過度,徐光啟還不慎從觀象台上摔下來,腰部受了傷。總算皇天不負有心人,這部用西方天體理論指導古老中國的奇書,終於完成了。

  看起來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崇禎是明朝末代皇帝,國家已風雨飄搖,召回一個重臣,僅僅是為著一部曆書?而這部既不能打仗又不能救流民的曆書,竟成了徐光啟的政績?莫非朝政已本末倒置?

  原來,天文曆法在中國傳統政治中,有著非同尋常的重要地位。無論崇禎還是徐光啟,都是把它當作一項重大政治任務來看待的。因此,曆書編好後,崇禎皇帝讓大臣們充分商議,直到1644年滅亡之前才頒行天下。清朝入主中原後,順治皇帝也認為這部曆書非常好,直接改名為《西洋新法曆書》,照樣頒行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的清規戒律,還很好地約束了徐光啟的“官德”。當他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銜的顯赫身份逝世時,家屬整理他的臥具,發現了一床破爛的褥子。原因是他生前用的暖壺漏水,久而久之,把褥子漚爛了……

  一切從甘薯開始

  徐光啟本質上就是個科學天才。

  算算看,19歲中秀才,35歲中舉人,42歲中進士,他這前前後後,為科舉忙乎了多長時間啊。結果,漫長的趕考歲月、繁忙的行政工作,都沒有影響到他的科研事業,《農政全書》如期出版,他成為中國曆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家。

  應該說,這得益於他的童年,和他的傳教士朋友。

  出身社會底層的徐光啟,從小就嚐過耕織的辛勞,他經常下地幫助父親做農活,還向別的老農學技術,給棉花結頂打杈,產量比原來增加不少。小小童心,頗受鼓舞,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已然萌發。後來遇上了利瑪竇,他又深切體會到西方科技對富國強兵的積極意義,於是放棄了詩詞歌賦,重拾童年愛好,在天文地理、水利測繪的技術領域中一點即通、自由穿行。

  他對科技的貢獻,該從一隻甘薯說起。

  父親去世那年,江南水災,農田盡淹。已是朝廷大員的徐光啟回家守孝,十分憂心:若不及時補種別的莊稼,來年肯定會出現饑荒。恰在此時,一位朋友提到,福建一帶從外國引進了一種高產農作物甘薯,極易成活。徐光啟心思一動,立即讓朋友帶來一些秧苗,開荒試種,果然豐收。於是他把種植心得編成小冊,發送鄉鄰。本來隻在福建沿海種植的甘薯得以在江浙推廣了。

  幾年以後的初冬,守孝後回朝不久的徐光啟,與大臣們政見不合,一氣之下,告病到天津閑住,繼續試種甘薯。他利用地窖保溫技術,成功地將這一高產農作物品種介紹到了嚴寒的北方。而地窖儲存法,也就在北方沿用至今。徐光啟在天津時,見當地的農業種植水平不高,導致了軍糧供給緊張、百姓生活困難,又想辦法在房山、淶水兩縣開渠種稻,進行各種農業試驗。

  官場日子沒幾年平安。很快,又是宦官魏忠賢權傾朝野,徐光啟拒絕趨炎附勢,遭到參劾,再度退休。這一次,他幹脆回到上海,將積累多年的農業資料 “係統地進行增廣、審訂、批點、編排”。這就是著名的《農政全書》。然而,又有幾人翻閱此書時能想到,這樣一部中國傳統農業耕作技術的集大成之作,竟是出自一位當朝宰相親身筆耕之手?

  但徐光啟的科學成就還遠不止這本《農政全書》,澤及後人的也絕不僅《崇禎曆書》。他的翻譯天才和中文版《幾何原本》,惠及了世世代代的華夏子孫。

  徐光啟考中進士後不久,有一次去看望利瑪竇。利瑪竇談道,古代希臘數學家歐幾裏德有一本拉丁文著作,名叫《幾何原本》,在歐洲影響深遠,可惜要譯成漢語很難。徐光啟說:“既然有這樣好書,您如果願意教我,不管有多麽困難,我也要把它翻譯成中文。”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裏,徐光啟一離開翰林院,就趕到利瑪竇那兒,由利瑪竇講述,徐光啟筆譯。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嚐試,譯名全部從無到有,隻能靠徐光啟去體悟創造。不可思議的是,徐光啟的許多譯名十分恰當,點、線、直線、曲線、平行線、角、直角、銳角、鈍角、三角形、四邊形……這些數學課本上耳熟能詳的術語,都是徐光啟在400年前定下來的,不但在我國沿用至今,並且影響到日本、朝鮮。

  曆時一年,《幾何原本》譯出六卷,刊印發行。徐光啟撫摸著此書,感慨道:這部光輝的數學著作在此後的一百年裏,必將成為天下學子必讀之書,但到那時候隻怕已太晚了。

  可曆史,比他預感的更悲哀。

  明朝覆亡,清朝建立,權力更迭之間,科學再度被打入了“冷宮”。不但書的後半部分遲遲不能翻譯,就連他已經譯出的上半部分也不再發行。西方傳教士帶來的科技著作,成為康熙、雍正或乾隆皇帝獨享的業餘愛好。直到晚清廢科舉、興新式學堂時,幾何學才成為學生的必修課程,這與徐光啟發出的“百年”之歎,又晚了近兩百年。

  遭遇同樣命運的,還有徐光啟的《崇禎曆書》。盡管他的摯友、西洋傳教士湯若望竭力保全了這部曆法,並致力於推廣,卻再也無力鼓動清朝皇帝們把歐洲最新的“日心說”引入中國,重訂曆書。在又一個百年、兩百年、甚至三百年裏,剛剛追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中國天文學,再度被遠遠拋棄。

  而曆史有多少個百年可以蹉跎,國家又有多少項科技能丟棄於路上?

  幸而,1633年,徐光啟閉上了他才華橫溢的雙目;終此一生,沒有看到他的政治理想和科技理想的雙重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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