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故事我拖了很久,因為故事中的人物,並不是我來美國以後認識的,而是我童年時期,就一直比較崇拜的人,他們現在住在紐約。但是,他們當今的處境,實在是的出人意料。今天,已經擺脫了溫飽困境的我,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讀者會怎麽看我?是否我有一種嘲笑他們的用意?我自己如何看我自己?是不是看到心中的偶像,生活拮據,淒涼,就寫出人家的悲慘故事,來找到心中的自我?我一直在疑惑,迷茫,,此次紐約之行,改變了我的想法。
紐約很大,中國人也越來越多。華爾街工作的人不少,高科技的人才也不計其數。可是,大多數華人還是工作在服務行業,像餐館,超市,裝修,洗衣,運輸等等。
我在街頭走路的時候,曾聽到一個大哥打電話時的對話;“你能不能在電話裏說?我要是到你那旮旯,我又要花幾塊錢買車票。”
這幾塊錢,對我們有正當職業的人來說,不算什麽,不過是一杯飲料的錢。可是,對於每一小時隻賺幾塊錢的人來說,可就不是小錢了。何況,他們也從來不舍得花錢買飲料喝。我聽說,到現在為止,在中國城的廚房工作,仍然還有人一周工作六天,一個月才能賺到九百塊錢。
在紐約,和其他州不同的地方,是華人走入中產階級的還是少數,拿低工資的人還是大多數。因為,沒有在美國上學,不懂英語,就很難找到正式的工作。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就隻有做服務業的苦工,來養活著自己和一家人。作為出國的華人,每個人都是帶著一個夢來到美國。從道理上說,應該是每個人都能夢想成真,可今天來看,貧富懸殊之大,令人難以想象,不合情理。據我了解,在這些人中,還不乏有身懷絕技,而至今懷才不遇之人。
在美國,買了房子,買了車子,生了幾個孩子的華人家庭,應該是不計其數,可以說是已經實現了美國夢。可是,在中國城內奮鬥了多年,還沒有達到這點目標的中國人,就說明他們無能嗎?決不是,我決定還是寫下去,寫完了這篇,也許我就能明白,該如何解釋了這個問題了?
在今年美國的國慶節,我又去了紐約。我的目的地,已經不是曼哈頓,而是法拉盛。
目的一,是看我故事中的人物。目的二,是吃正宗的中國餐。
法拉盛已經慢慢成為紐約的另一個中國城,中國人也越來越向這裏聚集。這裏的主要街道,是Main Street,中國人給它的名字叫:緬街。音譯,不是翻譯。從這音譯上看,就知道這裏的中國人,不通英文得太多了。
現在,這條街道上,已經有幾十家中國餐館,顧客基本上都是中國人。中國餐館做中國人的生意,不是靠汁就可以蒙混過去的。中國人最懂中國餐,口味不對就不會再來上第二次當。這條街,中國餐館開了又關,關了又開,經過幾番的拚搏,真正的中國餐誕生了。我一有機會,就去吃油條和豆腐腦,雜碎湯。那是天津師傅做的,吃的時候,你不會覺得你是在美國。那純真的味道,誘人的成色,一下子就會印到腦海裏,誘惑著我不斷地一次次的來。
這故事中的人物,就住在紐約的法拉盛。
我童年的時代,是在北京的一個胡同裏長大的。我們的大四合院裏,共有十幾戶人家,隻有一家是大學生的家庭。這個家庭,一共四口人,一個老奶奶,一對夫婦和一個小兒子。這對夫婦是文革前的大學生,都是機械係的。我從小稱她們為:李叔,李嬸。
李叔大學畢業後,分到陝北的工廠工作,每年幾次探親回家。李嬸畢業後,分到一家汽車公司工作,從生了小孩後,李嬸就一直病假在家,喂養幼小的小孩子,照顧年邁的公婆。這是一對恩愛夫婦,我沒聽過他們吵過一次架。李叔隻要探親回家,不是做木工家具,就是翻修廚房,一家的生活暖暖融融,比我們每家都好。他們待人和氣,彬彬有禮,比起我們這個大雜院中的工人師傅,售票員阿姨要文雅的多。我的父母常用他們的事情來教育我,鄰居們也都誇獎他們。我也從小立誌長大後,要做他們那樣的人。
李叔的媽媽,就是這個奶奶,丈夫在美國是個教授,解放前就獨自離開中國了。她丈夫到美國以後,再也沒回來過。因為這個家中,有這層海外關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被定名為海外的特務家屬,文革期間也經受了不少打擊。
奶奶的丈夫在中美關係改善後,通過公安係統找到了他們一家。從那時開始,他每個月都寄錢來。在七十年代初,有外匯收入的人家相當闊氣,政府還根據匯款的數額發放僑匯卷。那時,我們普通的老百姓,吃糧食用糧票,買衣服要布票,這個月不夠,用下個月的。可他們家不同,有錢有僑匯卷,就可以光顧特供商店,那裏食品,衣料,生活用品樣樣俱全。他們的日子,比一般的人家都要好得多。
因為我比李叔和李嬸的兒子隻大幾歲,經常和他一起玩,所以,他們也待我像個兒子一樣,他們的孩子有什麽,同樣我也有一份。我在同班的同學,還不懂什麽是巧克力的時候, 已經吃了不知多少塊?我的課本整潔,常受到老師的表揚,那是因為他們用專業雜誌,幫我包的書皮。我的指甲從來是李嬸來剪,我的耳蠶也是她來掏。我考過了大學的分數線,選擇的大學,是李叔親自幫助我選擇的。
在我上大學期間,李叔已經調回北京工作了。由於他知識淵博,實際工作的經驗也相當豐富,幾年後,成為了一家國營的機械研究所的副總工程師。他們的家,這次更加無人可比了,在整個一條胡同裏,隻有他家裏有私人電話,平時還經常有小臥車來,接他上班和下班。
八十年代的初期,李叔的媽媽,就是那位奶奶去世了。李叔的爸爸,給他辦理了移民的手續。他放棄了鐵飯碗,首先一個人移民到了美國。不久後,他們的全家也都去了美國。我們一直保持著通信,我大學畢業後,在工廠裏做個小技術員,多羨慕能到美國去。我每次寫信都提這件事,他們的每次回信都回避這件事。
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麽在這件事上他們不肯幫助我?後來,我放棄了出國的打算,在國內下海的大潮中,下海自己創辦了公司,也有了一些小的成就。
在他們每年回國探親時,我都要去看他們。他們送給我一些美國帶來的食品,衣服等。我會回贈一些我在德國出差時,買回的手表,錢包類的東西。他們在給我的來信中,經常誇讚我送給他們的東西很高檔,一直都舍不得用。
在我的眼裏,他們在國內就是相當成功的人,到國外他們一定會更成功。我那時沒來過美國,所有對美國的了解,都是看報紙和聽朋友說的,沒有任何親身的體驗。
李叔和李嬸在一次回國的時候,談起了他們在美國的經曆。
紐約是個世界性的大都會,人口將盡一千萬。白人盡四百多萬,包括兩百萬猶太人,黑人不到三百萬,其他的少數民族差不多三百萬,其中的華人一百萬左右。紐約被世人譽為世界首都,著名的華爾街,百老匯都在這裏,是世界級的經濟,金融,交通,媒介的傳播中心,也是聯合國的總部所在地。
紐約有像支地球天線一樣的摩天大樓,有四通八達的地下鐵路,也有髒,亂,差的中國城。
李叔一到美國,就來到了紐約,一直工作到他退休的那一天為止。
到紐約後,來到他父親的家裏。他父親給了他一百塊美金,讓他自謀生路,並且限期在一個星期內,讓他另找地方去住。他的大學時代,學的是俄文,所以他不懂英文。這裏不用的地方,隻有到中國城。
他是個機械方麵的專家,所以,他單純的尋找機械方麵的工作。在美國,華人的工廠一般都很小,涉及機械方麵的很少。就是在偌大的紐約,也隻有可數的幾家,雖然名字很響亮,可李叔一去就發現,不過是個小加工廠。隻有幾台簡單的設備,工人和老板加起來也隻有兩三個人。作為在國內。曾經是職工近千人的研究所的副總工程師,今天要低頭做個小個體工廠的底層工人,他不願意丟這個臉。
可是,人總要吃飯,要住房,國內的家中還有老婆和孩子要養活。他除了堅決不去機械廠工作外,隻好開始做了雜工。他的第一個工作,就是洗衣房。每天要洗燙成百上千件的襯衫,幾天後,十個手指肚,都被燙得白了。
那時,坐地鐵才一塊多錢。為了省錢,他每天走三十多條街上下班,從不坐地鐵。一個月的七百塊錢工資,除了給國內的老婆寄去一百塊以外,隻用兩百塊錢自己吃飯和住房,其餘的錢都存了起來。為的是全家團聚時,有錢安家用。熟悉環境以後,在這份工作的空餘時間,他又找了另一份搬運工作。四十多歲的人了,和小夥子無法比。每天帶著疲憊的步伐回家後,抱著本英文書就睡著了。因為他每天休息的時間太少,也舍不得到餐館去吃飯,所以每天帶飯上班。他最喜歡吃的就是炒米飯,因為既成本便宜,而且幾分鍾就做好了。一年來,幾乎每天都是吃三頓炒米飯。有時,想開一次葷吃頓餐館,都是一看價錢就退縮了,馬上改變主意,找個雜貨店買幾個香蕉就打發了,因為香蕉也是最便宜的。
由於這一年的飲食,他的後半生再也不吃炒米飯和香蕉了。
一年後,他們的全家在紐約團聚了,他們在布魯克林區租了個小公寓。他們的兒子已經上中學了,李叔繼續做兩份工,李嬸一直在家。他們的夫妻感情非常好,李叔從沒提過他做的是什麽樣的工作。李嬸一到這裏,就發現丈夫做的是相當苦的工。她多次要出去做工,讓丈夫少做一點,都讓李叔給製止了。為這件事,結婚二十多年沒吵過架夫婦,第一次紅了臉。李叔知道這裏的工作太辛苦,不願意讓她也出去受這個苦。
這個住宅區,大部分是外來的移民,西籍移民占大多數。他們的兒子,在公立的學校裏,經常受到欺負,有時回來的路上,書包也被人搶走了。為此,他們必須搬家,找個好一點的學區的社區,因為他們還沒有能力供孩子去私立學校。
社區好了,學校好了,公寓的條件也好多了,可是費用也提高了許多。李叔又找了幾分臨時的工作,把所有的休息日都占滿了。李嬸為此又力爭了幾次,最後她勝利了。在中國城內,她找到了一份車衣廠的工作。盡管工資低,工作的車間熱的像蒸籠一樣,工作也很辛苦,她還是很滿足,一家人在一起,沒有什麽困難克服不了的。
沒有多久,她家的厄運就開始了。
一次,她在從工廠回來的路上,在路邊的便道上走。一輛跑車型的臥車,失去了控製衝上了便道,把她撞倒了。當她醒來的時候,人躺在醫院裏了,一條腿已經沒有了。
眾所周知,美國是個法製的國家,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誰都會認為,美國的法律是最公正的。可是,這件事讓人不可思議。就這個車禍來說,連小孩都明白,是那個駕車人錯誤。然而,這個車禍的官司,直到今天還沒有解決。
那個駕車人是個白人,車禍後他把紐約的市政府給起訴了。起訴的理由,是強調這車禍的原因,是這個地方沒有紅綠燈造成,責任應該由政府承擔。官司要打多少年?沒有人知道。可是,這一打官司,醫院的病人醫藥費,就沒有賠償了。
李嬸在醫院接受治療,李叔的家裏賬單已經成山了。為此,他們的兒子考上了大學,中途就綴學了,找了個麥當勞打工去了。
。。。。。。
我剛到東海岸的時候,去了一次他們家。李叔的頭發全白了,盡管他染黑了頭發,但頭頂上露出的白頭發的根,看上去像一個人帶著頂黑帽子。他那時大概六十歲,站起來腰是彎的,走起路來也是步履蹣跚。李嬸柱著雙拐,站在門前迎接著我,穿著樸素,像個農村的老太太。
看到他們的時候,我的眼睛濕潤了。這就是我童年時的最崇拜的人嗎?這是我的人生中的目標和我的未來嗎?他們知識淵博,彬彬有禮的影子,三十年來,從來就沒離開過我的腦海。我們的這次相見,像龍卷風卷走屋頂一樣,把我的夢也帶走了。
他們的屋子裏,家具很舊,電視也很小。
李嬸高興得說:“我三十年最小的朋友,你可來了。”
像我小時候一樣,她擁抱了我。我感覺到,她在顫抖,也哭了。
李叔高興得說:“真高興見到你。好了,我這裏有大曲酒,你是個成人了,今晚和我喝幾杯。”
他指著那一大箱子酒說:“我知道你來,今天剛從中國城買回來”。
我破涕為笑說:“你買這麽多白酒,能喝得完嗎?”
他特別認真地說:“買幾瓶太貴,買一箱不僅便宜,還額外送兩瓶”。
我仔細的端詳著他,原來的副總工程師的氣派,已經找不到了。雖然還帶著眼鏡,留有一絲文化人的影子,但看上去,和生活在中國城的普通打工者,已經是一摸一樣了。
我們一邊吃著涮羊肉,一邊喝著酒。
李叔說:“你看著桌子多棒,是我去年在街頭撿的舊桌子。我修理後,又刷上了漆,和新的一樣”。
我問:“您還做木工家具嗎?”
他說:“很少,沒有時間.”。他又興高采烈的說的說:“我去年已經在一家機械公司工作,做上了修理工。”
我問:“中國人的公司有這麽大嗎?”
他說:“你以為我還是剛來的嗎?這麽多年了,英語基本的對話還湊乎。那是美國人公司,我負責四十多台機器的保養和維修”。
我為他找到了機械方麵的工作高興,盡管不再是工程師了,但畢竟是和機械沾上邊了。
我高興得說:“憑您的經驗,這點機器方麵的事情,不是小菜一碟。”
他說:“不那麽容易了。現在的機械自動化程度太高了,和過去的不同了。”
我換了個話題問:“您打上了美國工,收入也高多了吧?”
他說:“沒差多少。這美國公司每周隻有四十個小時工作,所有的收入都要報稅。另外,紐約好多公路還要付過路費,我上下班都要負,這開銷也不小。中國人的公司,工作時間沒限製,報的稅也低。,我最多的時候,同時打幾個工,收入比現在高”。
李嬸插了句話說:“他的身體現在不行了,做不了太重的活了。”
李叔看著李嬸說:“你李嬸為了園我的夢,讓我辭了所有的工,在退休前再做點機械方麵的事情”。
他們雖然是老夫老妻,可他們的眉眼間透出了那真誠的愛意。這也許就是常講的患難夫妻,到稱為老伴的這一天,也就更加是如膠似漆,難舍難分。
我驚奇的問道:“您要退休了嗎?聽說要六十五歲才可以。”
李叔歎了口氣說:“我已經覺得太累了,隻有提前退了。我們有政府的社會保險,現在退休,隻是稍微少拿點錢。現在工作的工廠,馬上也要搬到其他國家去了,再有幾個月就關閉了。我一直忍在這裏,是等關閉時,公司會給雇員一定的補償。那時,我就徹底退休了。我們存了一些錢,準備回中國去買個房子,回去養老了”。
我們吃飯用了一個多小時,李叔也有些喝得多了。在喝完了最後一杯酒後,他躺到沙發上看中國新聞去了,隻剩下我和李嬸繼續交談。
我問她:“您的腿現在怎麽樣?是不是已經必須拄拐杖了呢?”
她靜靜的看著我,還是像當年看小孩子一樣。她說:”最近不太好,因為這條壞腿的拖累,現在好腿也發生問題了,我現在要出門,必須做著輪椅。”
我不解的問:“那怎麽可能?這是外傷,又不傳染,怎麽能回牽扯到另一條腿?”
她說:“是活活累的。那個官司一直拖著,醫院和我要錢,我隻能說沒有。手術做完後,沒幾天就讓我出院了。你李叔這幾年來,都沒有休息過一天,加起來打四份工。我實在看不下去,就又開始找工作了。因為紐約的華人太多,老板們的選擇也多,所以付的工資就特別的低,我們隻能靠工作時間長一些,多賺一點。我在超級市場裏,做過收銀員,一站就一天。你看看,別人兩條腿站一天都累,我隻靠這一條好腿撐著,能好得了嗎?”
我說:“您為什麽不換個工作呢?”
她傷感的說:”這殘疾人能做什麽?我給一個人家帶個小孩子,一小時還不到兩塊錢。那孩子還總喜歡讓人抱著,我這一條腿,除了撐著我自己,又要再加上個孩子的份量,我幾天就不行了。”
在我臨走時,她送給了我一個襯衫和一條褲子,說是她親手為我做的。
我看著那一針一線製成的成衣,心裏直不是滋味。這該如何表示感謝?從裁減,到縫製要多少時間才能做出來?現在不用說在美國,就是中國的大城市裏,有幾家人還自己做衣服穿?這心意我可以領,可坦誠地說,這幾件衣服值得做嗎?
看著她蒼老,憔悴的麵孔,我陷入了沉思。如果,他們不來美國,她現在也許是個高級工程師的太太,每天隻是忙於應酬,不可能為吃喝來發愁。如果,他們不來紐約,也許他們的日子,不會像今天這麽苦。
(北京人在紐約) 中,有這麽一句話:“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裏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裏是地獄。”
紐約是窮人和富人都能生存的地方。對於新到美國的華人,紐約是最好落腳點。中國城裏,不需要任何的英文,也不管有沒有合法的打工許可證,當天就可以找到份工作。如果習慣了紐約的生活,再搬到其他的地方,會發現許多的不方便。紐約的中國城裏,有地道的中國餐廳,中國書店,銀行,卡拉OK廳,服裝店,甚至還有網吧。這裏的物質生活,在其他州生活的華人,是享受不到的。
可是,紐約的貧富懸殊也是最大的。第五大道上,一件普通的男人襯衫,能賣到一兩千美金。而中國城裏,一件男人的襯衫,三塊錢就可以買得到。所以說,富人生活在紐約,可以到處找到高消費的地方。窮人在紐約,如果隻要是追求個吃飽穿暖,也是件輕而易舉的事。在曼哈頓的中國城,可以買到隻有三塊錢的午飯,而且是四餐一湯。在我曾經居住過的中西部,那是美國相對貧困的地區,最便宜的午餐也要五塊多錢,也不過一菜一湯。
從法拉盛到曼哈頓,坐出租車要十幾塊美金。坐中國人公司的小麵包車,才一美金,有的車還免費送一份世界日報。
吃完晚飯,我回去了。我帶著異常遺憾和複雜的心情,離開了他們的小公寓。
幾個月後,我打電話給他們家,他們的電話服務已經取消了。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就寫了封信,幾天後信也被退回了。幾天後,受到了李嬸從中國寄來的信。他們已經回國了,花了幾十萬人民幣,在北京買了個兩室一廳的公寓。信中說,回去後,他們每天特別的忙,老同事,老鄰居經常來做客。他們也常到外地旅遊,把年輕時沒去過的地方,都玩便了。
他們一直沒有給我它們在中國的電話號碼,所以還是保持通信聯係。現在,網絡發展這麽快,基本的通訊都是電話或郵件,很少有人還在用寫信的這種方式。但他們總是寫信,每次的信,都是李嬸寫的。
去年的春節,我收到李嬸的電話,她回來過春節了,現在住在她兒子家中。在一個休息日,我特地去紐約看看她。她是自己回來的,李叔沒有來。
我請他門全家,在法拉盛新開的中餐館吃的飯。我一再問,李叔為什麽沒回來?李嬸告訴我,李叔和朋友去海南島了,近期不會來美國。
作為小字輩,我不好多問,也就沒再多提此事。
在她住在法拉盛的這個時期,我幾乎是每個星期打個電話,都是簡單的問候一下。她一直也沒有回去,過了半年後,我覺得一定是出事了。
老伴,老伴是相互的一半,隻有老了才是個伴。分開這麽久,一個在中國旅遊,一個在美國居住,一定是發生了很大的問題。我猶豫好久,終於在這次在國慶節去了紐約,我是到法拉盛時特意看看她.
在法拉盛,找個停車位很難。好容易找了個停車位,還是比在電話中約定的時間,遲到了半個小時。在很遠地方,我看見李嬸手拄著拐杖,獨自站在那裏等我。都是我不對,讓老人家等了這麽久。我走進看到她時,看到她正在擦眼淚,我有些明白了。
他們回國後,每天都有朋友來.他們同齡的朋友,也都退休了。盡管他們家,在美國還算是窮人,但回國後,比其他人還是富得多。他們的朋友,盡管原來都是些高級工程師,但退休後,也不過是一,兩千塊的退休金。而李叔夫婦,在美國繳稅超過十年,社會保險兩人加起來有將近一千多美金,快一萬人民幣。.所以,李叔在這些朋友當中,是最受歡迎的人。因為他如果不在,就沒人搶著買單。
李叔回去後,像變了一個人似的,就喜歡和朋友聚會,打麻將。李嬸每天得不到休息,還要做超額的家務,她有些意見。但是,如果他們兩人出去旅遊,李叔要用輪椅車推著她,也覺得不方便.到海邊不行,爬山也不行,李叔也開始有些抱怨。
結婚都快四十年了,從來不吵架的老夫婦,現在開始每天吵架。後來,李叔和朋友旅遊,再也不帶李嬸一起去了。李嬸是個殘疾人,回國後無法出去買東西,每次都是李叔買回來。李叔在旅遊離開家以前,總會把冰箱填滿的.
李叔的朋友中,後來多了一位三十歲的單身女人,有時也在朋友聚會中出現。李嬸發現那女人和李叔太過於隨便,就和李叔講過此事。李叔開始不也為然,後來就大吵大鬧,再後來,更加明目張膽,甚至留那個女人在家裏過夜。
這六十七八歲的男人,和一個三十歲的女人糾纏不清,在美國誰也不在意,可是在中國,那就是好說不好聽了。這種事,多麽讓人笑話。李嬸的朋友們每次提起此事,當天的晚上,李嬸就和李叔大吵一次。
李叔的借口,是他為了這個家,受盡了苦,推這個輪椅車都十幾年了。一生來,沒有什麽幸福可言,找一個年輕的知音,李嬸也應該理解和忍讓。
李嬸的理由,是為了這個家,受盡了罪,殘疾了也老了。李叔另找新歡,是不是這幾十年的愛,也所剩無幾了?這中國人不去講四書五經,也要有個基本的麵子吧。
後來,李叔一生氣,帶著那個女人去海南了,包了個長期的公寓,幾個月沒回家。
這次,冰箱裏空空如也,李嬸也隻有自己柱著拐杖,走了幾個小時,買了些食品回來。回來後,就病倒了。病了好久,一直也沒有人管。
李嬸如果現在去老年公寓,還太年輕,獨立生活自己也做不到。她等了幾個月,也沒等到李叔的回心轉意。她隻有回到美國,到唯一的兒子家來養老了。
她對我說:”我們老了,但這四十年的愛,哪能一下子就被這些恨給一下抵消掉。我夢裏,總還是看到他的影子,我還是擔心他的身體狀況,也不知道他好不好?”
她感慨地說:”我一生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第一個是全家不應該從中國來美國。第二個是我們不應該退休後從美國回中國.”
我不知道如何來回答?我在童年時,曾立誌長大後,做他們那樣的人。今天,我看到了這一切,是不是我童年的想法太天真了?從現在的狀況來說,他們是否走錯了人生的路?到現在,我還在一直思索著這個問題。
謝謝你提供真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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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啊人性,有的時候不能想的太理想化,不能想的太天真了。
有的時候就需要麵對現實,做事果斷。主人公如果早早回國,問題就會解消,麵子是不能解決肚子的。當然,可能麵臨的就是另外一台戲了,也不一定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