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入大荒流
縱浪大化中 不喜也不懼 應盡便須盡 無複獨多慮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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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孫立平剖析社會結構演變與社會底層的生態保護
●人們通常假定當社會在墮落時，造就了一批為富不仁的富人，而窮人還保持了勤勞、樸實的本色，但是可能事實並不是這樣。
●一個社會當中，僅僅是貧富差距大一點我覺得還不要緊，最怕的就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
●如何使社會的底層，能夠有一種謀生的機會謀生的能力，這是至關重要的。
孫立平，清華大學社會學係教授。孫教授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從事社會現代化的研究工作，並成為國內社會學界這一研究領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90年代初，他的學術興趣逐步轉向對中國的社會結構的研究，提出了“自由流動資源”與“自由活動空間”等重要概念和理論。從90年代中期，開始口述社會史的研究工作。著有描述中國改革處在十字路口的處境的《斷裂》、《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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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有比較暢通的流動渠道，讓人即使貧困也不至於絕望。
演講人：孫立平 演講地：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
底層的生態環境值得關注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遇到諸如此類的現象，一個老頭、老太太被車撞了，肇事的車跑了，另一個開車的人送老頭到醫院裏，然後就被賴是他撞的，不但不感恩，而且是恩將仇報，這不是一個道德墮落的過程嗎？但是你去想，事情是這麽簡單嗎？其實他根本沒有資源去抵禦這個墮落的過程。你想他被車撞了，斷了一條腿，手術需要一萬五，肇事的車跑了，抓不到人這一萬五就得自己承擔，而這對他來說可能是滅頂之災。然後一看救他的這個人，開的還是不錯的車，長的白白胖胖的，看起來還比較有錢，算了你就好人做到底，再多出一萬五吧，這個事情就發生了。
人們通常假定當社會在墮落時，造就了一批為富不仁的富人，而窮人還保持了勤勞、樸實的本色，但是可能事實並不是這樣，從某種意義來說在社會墮落的時候，窮人也會隨之而發生墮落，而他們墮落的過程甚至超過了整個社會的墮落。為什麽？因為他手裏沒有資源去抵禦這個墮落的過程。所以這樣我們在感情上非常困難地要去麵對一句話，那就是人們經常所說的“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我們感情上可能很難接受這句話，而且不能說可憐之人就一定有可恨之處，但是可憐之人當中有部分人有可恨之處，這應當說是一種不能否認的現實。
無論為432塊錢的月工資收入而離婚也好，還是為了一兩萬塊錢謀財害命、傷天害理也好，它體現的是一個生存生態在不斷惡化的底層當中荒謬而殘酷的邏輯。而在這樣一種邏輯、這樣一種生態當中，我們還會看到一個我們可以說從感情上很難接受的現實，什麽樣的一種現實呢？就是底層的墮落，或者我把它叫做底層的淪陷。
資源配置正逐漸走向集中
我覺得我們從九十年代以來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過程，非常值得重視，這兩個過程造成了今天這樣一種結局。
在談這個問題之前，我要講一個最基本的思維方式問題。我們過去老是說改革以來、改革前後，仿佛改革以來我們都朝同一個方向走，這對不對？對，這是一個坐標，但是這個坐標會使我們對改革以來這三十年發生的重要變化、重要轉折失去敏感，事實上，九十年代中後期中國社會在發生著一些重要、根本性的變化。就說資源的配置，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我們用一個朦朧的眼光去看的話，它是由中心向周圍擴散的過程，那個時候農村開始有了生機，所以彭麗媛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小城鎮繁榮起來了，城市當中的底層成了最早的萬元戶。那是一個資源擴散的過程。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整個的方向改變了。中國的事情很奇怪，1997年前後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原來社科院社會學所老所長陸學藝跟我說，我到上海去，上海人跟我說，1997年之後上海是一年一個新變化，我見到農民，農民則說，1997年之後我們是一年不如一年。九十年代中期之後，整個社會的資源在向少數地方集中，從農村向城市集中、從中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從大城市向特大城市集中，在大城市當中向少數群體、少數階層、少數個人手中集中，資源是一個集中的過程。
前幾年有一個現象，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就是所謂“大樹進城運動”，各個大城市都從農村弄了很多長了多少年甚至上百年的大樹，而一棵也就五百塊錢，栽到城市裏來了。據說成活率隻有50%.什麽意思？就是你那個地方，連長一棵漂亮點的樹都不配，弄到城市裏來。這是一個象征性的東西，說明什麽？資源的集中。貧富集聚的變化、貧富差距的擴大，就是在這樣的一個過程造成的。
資源集中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社會的格局完全變了，農村在很大程度上開始處於凋敝的狀態，小城鎮除了少數的地方，開始敗落。城市當中原來的底層地位複位。現在百分之三四十的農村，年輕人都跑光了。這是一個資源集中的過程。
社會結構正逐漸定型
第二個是結構定型的過程。什麽是結構定型的過程？窮人和富人，誰是窮人和富人？八十年代也有貧富，但是一會兒他窮了，一會兒他富了，總是在變化，但是今天的情況不一樣了。在座的還是年輕的朋友比較多，你們肯定是有希望的，但是也有跟我年齡差不多的，凡是跟我年齡差不多的，到現在還沒有富起來的，我說夠嗆了。這個社會定型了，不太容易改變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會的門檻高了。現在，你去菜市場擺一個菜攤，可能都進不去，因為那得靠人脈的積累、得靠經驗。這個社會開始定型化了，定型之後一係列的問題就都來了，其他的問題我不講了，和今天這個主題相聯係的是什麽？是一個開始固化下來的底層，在我們的社會中開始出現了。
剛才講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個體戶哪兒來的？個體戶曾經成為中國第一批富人，個體戶哪兒來的？個體戶當時往往是中國社會地位最低的人，知青回城，家庭沒有背景，機關進不去，國營企業進不去，隻在街道的福利廠裏。還有那時說什麽人富起來？不三不四的人富起來了，還有山上下來的。什麽是山上下來的？就是刑滿釋放回來的。這些都是當時社會地位最低的人，獲得最早改革開放機會的人。但是如果現在還是在底層的，上來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這就是在一個社會結構定型化背景下的底層的狀態，或者說底層狀態是和這樣的一個背景密切聯係在一起。這是第二個大問題。
給每個人生存的希望
第三個大問題，我想談一下優化社會結構，營造多數人生存的空間。
我最近在很多地方一直在講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是生活在一個經濟迅速發展，但是貧富差距在急劇擴大的社會當中，我們如何使得絕大多數人在這個社會當中能夠有一個生活的位置，能夠有一個生活的空間？我們不能否認經濟在迅速發展，我們也不能否認絕大多數人的收入和生活在改善，但是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近些年來底層的狀態實際上是有惡化的趨勢。為什麽？就是底層對於這個社會來說，他已經分出來，剛才說已經定型了，整個底層在社會當中已經越來越找不到位置。
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我們現在講構建和諧社會，我覺得我們就麵臨這樣的一個問題，無論是哪一個階層、哪一個群體、哪一個個人，隻要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成員，他在這個社會當中都應當有一個生活的空間、生活的位置。這個生活的空間、生活的位置，不是說要靠平均主義，原來有最高綱領、最低綱領日的說法，如果要把這個套用過來的話，最高綱領是你活得好、活得成功，你在這個位置當中能夠安居樂業，而你活得不好、活得不成功，這個社會也有一個地方，你起碼可以在這裏安身立命，這是最低綱領。
我們說一個社會的底線，不僅僅是一個倫理的底線、道德的底線，或者是一個正義的底線，我們要有一個很現實的底線，就是使得我們社會當中的每一個人，哪怕是能力最差的人、活得最差的人、最貧窮的人，在這個社會有一個立錐之地，能夠安身立命，因為這是人，不是動物。這是現在我們所麵臨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講構建和諧社會，很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優化我們的社會結構。優化社會結構，和我們今天的話題有一些是直接關聯，還有一些不直接關聯，比如說發育中產階層。
為底層創造謀生機會
就我們今天的主題來說，優化社會結構，至少有兩點。第一，保護弱者的社會生活空間。保護弱者社會生活空間，使他能有一個能夠生存的生態。在這個方麵，應該說有一些好的進展，比如說在最近這幾年的時間裏，各級政府用於扶助弱勢群體、扶助貧困群體的開支在增加，增加的速度還是比較快的，這是一個比較好的趨勢。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叫貧困群體也好叫弱勢群體也好，或者底層也好，是一個規模不小的存在，所以僅僅靠政府的再分配是不夠的。這當中很重要的就是如何使社會的底層，能夠有一種謀生的機會謀生的能力，這是至關重要的。這種謀生的機會謀生的能力，是在什麽地方？我最近一直在講一個問題，生存的社會生態係統，這個生態係統是什麽？我舉一個例子，就可以明白我說的意思。
在上海，浦東剛剛開發的時候，浦東的條件還不是很好，上海有一句話，“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套房”。那時候在民間有一個說法，如果在浦西老城區，即使夫妻兩個人都失業沒有工作，沒有關係，一天煮一百個茶葉蛋賣出去，一家老小的生計就不是問題。但是這個茶葉蛋能夠賣出去是有條件的，是在老城區的社會生態裏。如果到了浦東，不要說煮一百個茶葉蛋，就是二十個，都可能剩回十五個來。社會生態改變了，謀生的機會和能力就因為生態的改變而喪失了。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要造就這種生態。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今天的城市管理、城市規劃、城市建設，往往是以犧牲弱者的生存生態為代價的。比如說原來上海把多少平米以上的小食攤、小飯館全部取締了，一般市民的感覺是吃早點沒有過去方便了，但是更為重要的，可能十幾萬人就因為這個失去了謀生的機會，如果要搬到一個樓裏去，收費高，人們又不願意去，他生存的機會就喪失了。當一個大城市把馬路的攤販趕盡殺絕時，可能幾十萬人生存的機會就喪失了。當我們看到所謂城中村、貧民窟、城鄉接合部，看著有礙觀瞻都要改造掉時，可能又有無數人的立錐之地喪失了。你把這種東西改造掉，給鏟平了，這些人能夠馬上搬到別墅裏嗎？不可能。能夠馬上搬到三居室、二居室、一居室嗎？不可能。隻能是原來的生存之所完全沒有了。
我覺得包括在座的各位，其實我們都是髒亂差、城鄉接合部的受益者。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生態的受益者，但是我們忘恩負義，我們不想這一點，我們也是拆掉髒亂差的積極鼓吹者。
我這樣說，並不是說城市不需要秩序。我們城市需要秩序、需要管理，這是沒有錯的，但是問題出就出在我們的管理上。剛才說過的，馬路上沒有秩序行嗎？沒有秩序，像北京，一年機動車增加四十萬輛，現在上班，路上沒有小攤小販，車都車走不動，如果都是小攤小販就別上班了。關鍵是管理的問題。我們現在要麽就是放任，要麽就是一刀切。
疏導社會的流通渠道
在我們的社會當中，如何來保護，甚至是改善底層的生存生態，這是非常重要的。當然這當中，最重要的還是要解決就業的問題。就業的問題我覺得更重要是在發展中小企業。還有要優化社會結構，如何通過社會流動，造成這樣的一種局麵，就是你貧困但不至於絕望。社會當中有底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個底層應當是一個雖然貧困但是還是多少有希望的一個生存空間。如何造就這樣的一個狀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要有一個流動的機製。
我們這個社會，剛才說門檻太高了，你改變自己的地位機會少了，而且地位已經開始在世代之間傳承了。前幾年我們就有一個詞叫“第二代富人”，也就是財富的繼承、社會地位的繼承和傳遞，這個過程已經開始。在最近這幾年的時間裏，又開始出現另外一個詞，“第二代窮人”，表明的是貧困的繼承和傳遞。
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當中，提出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們如何在貧富差距比較大的情況下能夠形成一個相對暢通的社會流動渠道，用它來抵消貧富差距過大的負麵效應。其實，一個社會當中，僅僅是貧富差距大一點我覺得還不要緊，最怕的就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但是，應當說這樣的一種趨勢在我們的社會當中是存在的。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當中，這種社會流動我覺得最主要的是兩點，一個是教育，一個是就業。曆史上，傳統社會當中我們還有一個科舉，每年考上秀才、舉人、進士的為數寥寥，但是給無數人提供了一種希望，你這個渠道得有。
這裏尤其要強調一點，就是在保護和改善底層生存生態當中的政府責任。在這個問題上，《南方都市報》發了一個很好的社論，“以國家的名義捍衛文明的底線”，這一點應該是我們需要不斷加以強調的。
學者孫立平剖析社會結構演變與社會底層的生態保護
●人們通常假定當社會在墮落時，造就了一批為富不仁的富人，而窮人還保持了勤勞、樸實的本色，但是可能事實並不是這樣。
●一個社會當中，僅僅是貧富差距大一點我覺得還不要緊，最怕的就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
●如何使社會的底層，能夠有一種謀生的機會謀生的能力，這是至關重要的。
孫立平，清華大學社會學係教授。孫教授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從事社會現代化的研究工作，並成為國內社會學界這一研究領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90年代初，他的學術興趣逐步轉向對中國的社會結構的研究，提出了“自由流動資源”與“自由活動空間”等重要概念和理論。從90年代中期，開始口述社會史的研究工作。著有描述中國改革處在十字路口的處境的《斷裂》、《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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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有比較暢通的流動渠道，讓人即使貧困也不至於絕望。
演講人：孫立平 演講地：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
底層的生態環境值得關注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遇到諸如此類的現象，一個老頭、老太太被車撞了，肇事的車跑了，另一個開車的人送老頭到醫院裏，然後就被賴是他撞的，不但不感恩，而且是恩將仇報，這不是一個道德墮落的過程嗎？但是你去想，事情是這麽簡單嗎？其實他根本沒有資源去抵禦這個墮落的過程。你想他被車撞了，斷了一條腿，手術需要一萬五，肇事的車跑了，抓不到人這一萬五就得自己承擔，而這對他來說可能是滅頂之災。然後一看救他的這個人，開的還是不錯的車，長的白白胖胖的，看起來還比較有錢，算了你就好人做到底，再多出一萬五吧，這個事情就發生了。
人們通常假定當社會在墮落時，造就了一批為富不仁的富人，而窮人還保持了勤勞、樸實的本色，但是可能事實並不是這樣，從某種意義來說在社會墮落的時候，窮人也會隨之而發生墮落，而他們墮落的過程甚至超過了整個社會的墮落。為什麽？因為他手裏沒有資源去抵禦這個墮落的過程。所以這樣我們在感情上非常困難地要去麵對一句話，那就是人們經常所說的“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我們感情上可能很難接受這句話，而且不能說可憐之人就一定有可恨之處，但是可憐之人當中有部分人有可恨之處，這應當說是一種不能否認的現實。
無論為432塊錢的月工資收入而離婚也好，還是為了一兩萬塊錢謀財害命、傷天害理也好，它體現的是一個生存生態在不斷惡化的底層當中荒謬而殘酷的邏輯。而在這樣一種邏輯、這樣一種生態當中，我們還會看到一個我們可以說從感情上很難接受的現實，什麽樣的一種現實呢？就是底層的墮落，或者我把它叫做底層的淪陷。
資源配置正逐漸走向集中
我覺得我們從九十年代以來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過程，非常值得重視，這兩個過程造成了今天這樣一種結局。
在談這個問題之前，我要講一個最基本的思維方式問題。我們過去老是說改革以來、改革前後，仿佛改革以來我們都朝同一個方向走，這對不對？對，這是一個坐標，但是這個坐標會使我們對改革以來這三十年發生的重要變化、重要轉折失去敏感，事實上，九十年代中後期中國社會在發生著一些重要、根本性的變化。就說資源的配置，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我們用一個朦朧的眼光去看的話，它是由中心向周圍擴散的過程，那個時候農村開始有了生機，所以彭麗媛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小城鎮繁榮起來了，城市當中的底層成了最早的萬元戶。那是一個資源擴散的過程。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整個的方向改變了。中國的事情很奇怪，1997年前後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原來社科院社會學所老所長陸學藝跟我說，我到上海去，上海人跟我說，1997年之後上海是一年一個新變化，我見到農民，農民則說，1997年之後我們是一年不如一年。九十年代中期之後，整個社會的資源在向少數地方集中，從農村向城市集中、從中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從大城市向特大城市集中，在大城市當中向少數群體、少數階層、少數個人手中集中，資源是一個集中的過程。
前幾年有一個現象，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就是所謂“大樹進城運動”，各個大城市都從農村弄了很多長了多少年甚至上百年的大樹，而一棵也就五百塊錢，栽到城市裏來了。據說成活率隻有50%.什麽意思？就是你那個地方，連長一棵漂亮點的樹都不配，弄到城市裏來。這是一個象征性的東西，說明什麽？資源的集中。貧富集聚的變化、貧富差距的擴大，就是在這樣的一個過程造成的。
資源集中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社會的格局完全變了，農村在很大程度上開始處於凋敝的狀態，小城鎮除了少數的地方，開始敗落。城市當中原來的底層地位複位。現在百分之三四十的農村，年輕人都跑光了。這是一個資源集中的過程。
社會結構正逐漸定型
第二個是結構定型的過程。什麽是結構定型的過程？窮人和富人，誰是窮人和富人？八十年代也有貧富，但是一會兒他窮了，一會兒他富了，總是在變化，但是今天的情況不一樣了。在座的還是年輕的朋友比較多，你們肯定是有希望的，但是也有跟我年齡差不多的，凡是跟我年齡差不多的，到現在還沒有富起來的，我說夠嗆了。這個社會定型了，不太容易改變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會的門檻高了。現在，你去菜市場擺一個菜攤，可能都進不去，因為那得靠人脈的積累、得靠經驗。這個社會開始定型化了，定型之後一係列的問題就都來了，其他的問題我不講了，和今天這個主題相聯係的是什麽？是一個開始固化下來的底層，在我們的社會中開始出現了。
剛才講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個體戶哪兒來的？個體戶曾經成為中國第一批富人，個體戶哪兒來的？個體戶當時往往是中國社會地位最低的人，知青回城，家庭沒有背景，機關進不去，國營企業進不去，隻在街道的福利廠裏。還有那時說什麽人富起來？不三不四的人富起來了，還有山上下來的。什麽是山上下來的？就是刑滿釋放回來的。這些都是當時社會地位最低的人，獲得最早改革開放機會的人。但是如果現在還是在底層的，上來的可能性就很小了。這就是在一個社會結構定型化背景下的底層的狀態，或者說底層狀態是和這樣的一個背景密切聯係在一起。這是第二個大問題。
給每個人生存的希望
第三個大問題，我想談一下優化社會結構，營造多數人生存的空間。
我最近在很多地方一直在講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是生活在一個經濟迅速發展，但是貧富差距在急劇擴大的社會當中，我們如何使得絕大多數人在這個社會當中能夠有一個生活的位置，能夠有一個生活的空間？我們不能否認經濟在迅速發展，我們也不能否認絕大多數人的收入和生活在改善，但是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近些年來底層的狀態實際上是有惡化的趨勢。為什麽？就是底層對於這個社會來說，他已經分出來，剛才說已經定型了，整個底層在社會當中已經越來越找不到位置。
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我們現在講構建和諧社會，我覺得我們就麵臨這樣的一個問題，無論是哪一個階層、哪一個群體、哪一個個人，隻要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成員，他在這個社會當中都應當有一個生活的空間、生活的位置。這個生活的空間、生活的位置，不是說要靠平均主義，原來有最高綱領、最低綱領日的說法，如果要把這個套用過來的話，最高綱領是你活得好、活得成功，你在這個位置當中能夠安居樂業，而你活得不好、活得不成功，這個社會也有一個地方，你起碼可以在這裏安身立命，這是最低綱領。
我們說一個社會的底線，不僅僅是一個倫理的底線、道德的底線，或者是一個正義的底線，我們要有一個很現實的底線，就是使得我們社會當中的每一個人，哪怕是能力最差的人、活得最差的人、最貧窮的人，在這個社會有一個立錐之地，能夠安身立命，因為這是人，不是動物。這是現在我們所麵臨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講構建和諧社會，很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優化我們的社會結構。優化社會結構，和我們今天的話題有一些是直接關聯，還有一些不直接關聯，比如說發育中產階層。
為底層創造謀生機會
就我們今天的主題來說，優化社會結構，至少有兩點。第一，保護弱者的社會生活空間。保護弱者社會生活空間，使他能有一個能夠生存的生態。在這個方麵，應該說有一些好的進展，比如說在最近這幾年的時間裏，各級政府用於扶助弱勢群體、扶助貧困群體的開支在增加，增加的速度還是比較快的，這是一個比較好的趨勢。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叫貧困群體也好叫弱勢群體也好，或者底層也好，是一個規模不小的存在，所以僅僅靠政府的再分配是不夠的。這當中很重要的就是如何使社會的底層，能夠有一種謀生的機會謀生的能力，這是至關重要的。這種謀生的機會謀生的能力，是在什麽地方？我最近一直在講一個問題，生存的社會生態係統，這個生態係統是什麽？我舉一個例子，就可以明白我說的意思。
在上海，浦東剛剛開發的時候，浦東的條件還不是很好，上海有一句話，“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套房”。那時候在民間有一個說法，如果在浦西老城區，即使夫妻兩個人都失業沒有工作，沒有關係，一天煮一百個茶葉蛋賣出去，一家老小的生計就不是問題。但是這個茶葉蛋能夠賣出去是有條件的，是在老城區的社會生態裏。如果到了浦東，不要說煮一百個茶葉蛋，就是二十個，都可能剩回十五個來。社會生態改變了，謀生的機會和能力就因為生態的改變而喪失了。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要造就這種生態。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今天的城市管理、城市規劃、城市建設，往往是以犧牲弱者的生存生態為代價的。比如說原來上海把多少平米以上的小食攤、小飯館全部取締了，一般市民的感覺是吃早點沒有過去方便了，但是更為重要的，可能十幾萬人就因為這個失去了謀生的機會，如果要搬到一個樓裏去，收費高，人們又不願意去，他生存的機會就喪失了。當一個大城市把馬路的攤販趕盡殺絕時，可能幾十萬人生存的機會就喪失了。當我們看到所謂城中村、貧民窟、城鄉接合部，看著有礙觀瞻都要改造掉時，可能又有無數人的立錐之地喪失了。你把這種東西改造掉，給鏟平了，這些人能夠馬上搬到別墅裏嗎？不可能。能夠馬上搬到三居室、二居室、一居室嗎？不可能。隻能是原來的生存之所完全沒有了。
我覺得包括在座的各位，其實我們都是髒亂差、城鄉接合部的受益者。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生態的受益者，但是我們忘恩負義，我們不想這一點，我們也是拆掉髒亂差的積極鼓吹者。
我這樣說，並不是說城市不需要秩序。我們城市需要秩序、需要管理，這是沒有錯的，但是問題出就出在我們的管理上。剛才說過的，馬路上沒有秩序行嗎？沒有秩序，像北京，一年機動車增加四十萬輛，現在上班，路上沒有小攤小販，車都車走不動，如果都是小攤小販就別上班了。關鍵是管理的問題。我們現在要麽就是放任，要麽就是一刀切。
疏導社會的流通渠道
在我們的社會當中，如何來保護，甚至是改善底層的生存生態，這是非常重要的。當然這當中，最重要的還是要解決就業的問題。就業的問題我覺得更重要是在發展中小企業。還有要優化社會結構，如何通過社會流動，造成這樣的一種局麵，就是你貧困但不至於絕望。社會當中有底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個底層應當是一個雖然貧困但是還是多少有希望的一個生存空間。如何造就這樣的一個狀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要有一個流動的機製。
我們這個社會，剛才說門檻太高了，你改變自己的地位機會少了，而且地位已經開始在世代之間傳承了。前幾年我們就有一個詞叫“第二代富人”，也就是財富的繼承、社會地位的繼承和傳遞，這個過程已經開始。在最近這幾年的時間裏，又開始出現另外一個詞，“第二代窮人”，表明的是貧困的繼承和傳遞。
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當中，提出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我們如何在貧富差距比較大的情況下能夠形成一個相對暢通的社會流動渠道，用它來抵消貧富差距過大的負麵效應。其實，一個社會當中，僅僅是貧富差距大一點我覺得還不要緊，最怕的就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希望。但是，應當說這樣的一種趨勢在我們的社會當中是存在的。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當中，這種社會流動我覺得最主要的是兩點，一個是教育，一個是就業。曆史上，傳統社會當中我們還有一個科舉，每年考上秀才、舉人、進士的為數寥寥，但是給無數人提供了一種希望，你這個渠道得有。
這裏尤其要強調一點，就是在保護和改善底層生存生態當中的政府責任。在這個問題上，《南方都市報》發了一個很好的社論，“以國家的名義捍衛文明的底線”，這一點應該是我們需要不斷加以強調的。
失業陣線聯盟圈錢可不容易，這世上落井下石的多，雪中送炭的少。專輯寫真發片什麽的，幹脆再湊個出書吧，嗬嗬，某人賊笑。
現在自我感覺好象是沸水裏泡澡的青蛙，渾不理旁邊的人已經在準備調料碟，替他們做“誌願者之夢”！
還好，還可以做夢，組建個失業陣線聯盟去圈錢，一邊掛靠勞動組織就業培訓，一邊找教授做NGO如何自生自長的研究，一邊找錄音棚出專輯找攝像出寫真找導演發片，一邊找李連傑王菲，看看能不能搞個附加基金。
自強不息的前提應該是仍舊心存希望吧？社會資源的加劇集中，隻會令占有資源的更便利地掠奪資源，而最底層草根既吃不著肉也喝不著肉湯，末了大多也就頹了，別說肉，連搶菜的動力都沒了。資源加劇集中的另一個可怕連鎖反應是城市平民（非貧民）的資源危機感，於是造就了國內大事小事事事搶，最終心態失衡，甚至社會責任感缺失。當然這個問題除了從社會學角度分析，人口學大概也得摻和摻和。
誌願者精神在我看來就是烏托邦精神，還好，我是從理想國來的。
誰來保護弱者？我倒是寄希望於自強不息，以及推行誌願者精神。神話加童話，嗬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