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質問題，是曆代農民起義軍領袖的阿喀琉斯之踵。
無庸諱言，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們大都在無“餘粟”、“餘力”、“餘智”的條件下長大，沒有條件接受教育，發展智力。因此，大部分農民領袖都習慣於淺層思維，缺乏係統思維和抽象思維能力。他們善於破壞，不善於建設。這也就是為什麽數千年間千百次農民起義裏，隻有劉邦和朱元璋兩個人最終從社會最底層直接走上了皇位。其他百分之九十九出身社會底層的英雄豪傑，結局不過四種：一是大事未成之前默默無聞地死於槍林彈雨之中，這是絕大多數起義首領的結局，比如明末起義那百數十名外號各異的首領。二是雖一時據地稱王，掀翻了舊王朝，而戰鬥成果終於被貴族們奪去。比如王莽末期，赤眉綠林首義，豪傑紛起，結果卻是把宗室劉秀送上了皇位。而隋末瓦崗寨程咬金們雖一時做了皇帝，最終還是被諳於統治術的前貴族唐王李氏收服。三是距一統天下隻差幾步之遙，卻終因素質太差，抵禦不住金錢美女的誘惑，意誌崩潰，沉於酒色，最終亡國，比如洪秀全，也可以算上李自成。四則是隻會攻城掠地，四處流動，一旦坐了天下，反倒慌了手腳，不知如何是好。比如黃巢。
張獻忠也遇到了黃巢的問題：“策略缺乏”。
建國之初，大西政權麵臨的最嚴重問題是治安問題。
由於缺乏建設根據地的經驗，張獻忠雖號稱平定全川，但是在四川大部分地區，他隻是在每個州縣任命一兩名軍人做地方官。因此在這些地方他的統治隻是名義上的，就連一些僅有的軍政措施也未能得到貫徹。隻有成都附近才算是控製比較穩固的地區。
沒有紅軍式的基層政權建設和大規模的宣傳攻勢，大部分百姓還是把張獻忠當做“流賊”，隻是懾於張獻忠的威勢，而不是真正心悅誠服。所以，張獻忠的統治極不穩固，麵臨的反對勢力非常強大,在他實際控製地區之外，有無數自發組織起來的地方武裝與他為敵。
張獻忠當然明白他的統治基礎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辦法，偏偏隻是曆代專製統治者用過的無數統治術中最惡劣的三個辦法，一個是警察管製，一個暴力鎮壓，一個是特務統治。
張獻忠平生唯一崇拜和信奉的就是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結果。張獻忠部從不象李自成部那樣注重宣傳，注重策略，軟硬兩手一起抓。他們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戰鬥力。他們迷信“隻要有刀槍，沒有辦不成的事”。
張獻忠在他控製的地區嚴厲實行保甲製度。如在廣元，“城中不論男女老幼，一律入籍，不能遺漏一名。”為了保證首都成都城內的安全，張獻忠做了更為嚴苛的規定：
首都成都的四城門，不許擅自出入。凡城裏人要出城的，先得到兵馬司遞申請，申請裏得寫明某人到某處，左右鄰居是誰，由某人擔保，某日回城。如果到期未回，先拘左右鄰居及保人斬殺，再不回，則取這家人口，不拘老幼，盡行斬殺。城外入城辦事者，要在左臉部蓋上一個印章。出城時，如果印章被汗水衝掉或者不小心擦掉，看不清楚，則立刻斬首。
與此同時，張獻忠還大行特務統治。他派出大量士兵，裝成老百姓，遊串大街小巷，偵聽人們的思想動態。發現在“訕諷新朝”的言論，立刻綁走治罪。以至“雖至親遇於道，不敢相問慰，遙望即各低頭去”（蜀警錄）。一天夜裏，一個男人在家裏和老婆絮絮叨叨講鄰裏的瑣事，女人說他：“天這麽晚了早點睡吧，淨說些張家長李家短有什麽用！”
第二天，這個男子就被捕了。張獻忠聽了匯報之後，掀髯大笑，說：“這是說我（張）家長，李自成家短。沒事，是良民，放了吧！”
我不得不說，與地主階級鬥爭十分堅決的革命者張獻忠，他統治勞動人民手段的野蠻下作實在大大過於曆代反動統治者，甚至最野蠻的皇帝朱元璋。和朱元璋一樣，暴力對張獻忠來說，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策略上的需要。張獻忠有時策略性地拒絕理性，因為他深知對非理性的恐懼深植於人性之中。
十
張獻忠麵臨的第二個嚴重問題是吃飯問題。過去，張獻忠部不存在這個問題。他們一貫是“因糧於敵”，“饑則聚掠，飽則棄餘，已因之糧，不知積穡，地生之利，未間屯種”。 雖然建立了大西政權，自稱建國，然而，張獻忠在國家經濟管理中的措施卻乏善可陳。最初他依靠沒收官府和貴族的財產來支持財政，然而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不久這些錢就花光了。於是他的經濟措施就剩下了“打糧”，所謂打糧，一言以蔽之，就是“搶”，放縱士兵在“國家”之內強搶。張獻忠的兵馬沒有進行過政治訓練，在過去他們沒有區別過地主和人民，進了四川他們當然也不會專搶階級敵人。而是見糧就搶，見豬就殺，見人就綁，綁起來用火燒烤，逼他供出所知的藏糧地點。見到路上行人端著一碗米，也“殺而奪之”。
正如文革結束不久一本頌揚張獻忠英雄事跡的傳記中指出的那樣：“張獻忠在四川的兩年多時期中……據我所見到的材料，張獻忠沒有采取過一項直接的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一個最嚴重的問題擺在麵抓糧食何在?過去流動作戰，靠在各地‘打糧’，如今一住兩年，地主和官倉的糧食很快吃光，幾十萬軍隊不能空著肚子，這就必然要從廣大農民身上取得糧食。”
另一本肯定明末農民戰爭的書說得更清楚一些：“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大西政權在四川沒有實行按土地成人口征收賦稅的政策。幾十萬大軍和各級政權的消費，基本上是依賴沒收和打糧。當時人土傅迪吉和李蕃的著作中，都描述了大西軍出外打糧的情況。明末社會中，家有餘糧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是這種見糧就搶見豬就殺的政策，必然要侵犯到一般農民的利益。如果說這種作法在流動作戰時期還有它的合理性的話，那麽作為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權，繼續這麽辦就必然走到難以為繼的地步。”
許多大人物一再說：“中國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世界上最好統治的老百姓”。老實厚道的農民們什麽都可以忍受，唯一不能忍受的是活活餓死。張兵的名聲本來就不好，張獻忠入川之後，兵鋒所過，大部分四川農民都逃入山裏，大片土地撂荒。剩下的農民在大西軍打糧隊橫行之時，進行經濟生產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民遂不耕”，田地大片荒蕪，百姓益發大量逃亡。
在這樣的統治之下，“最好的老百姓”們不擁護這個“自己的政權”也是有情可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