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加大前中文圖書館長在北京用熱狗店支持助學夢想(ZT)

{http://news.c*r*e*a*d*e*r*s.net/headline/newsViewer.php?id=731138&dcid=27}

她在海峽對岸長大，在大洋彼岸讀書工作。她曾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館長，從圖書資料中觀察中國30年。如今，她退休後來到北京，開辦一家熱狗店，想用盈利所得資助中國的失學女童

北美新浪報道，今年4月中旬以來，每隔一天，戈定瑜就會乘坐984路公交車，趕兩個小時的路，從北京昌平的城鄉接合部，到白領雲集的CBD商圈內，去照看她的熱狗店。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這位64歲的前館長，一天之內，來回奔波4小時，卻樂此不疲，忙著用熱狗掙錢，想用掙到的錢去捐助中國的失學女童。

　　在這家熱狗店裏，一度，她會係上圍裙，親自烤熱狗，做沙拉，配菜料，端盤子，並接待客人。員工們不叫她老板，總是直呼她的英文名安妮。她原本可以過著清靜無憂的退休生活，是3年前一個突然的念頭讓她開始了“熱狗事業”。
是安妮剛剛從圖書館館長位置上退休不久，一天晚上，她從報紙上看到一條新聞：“德國熱腸在香港熱賣。”她腦子裏突然蹦出一個念頭：在北京賣熱腸。當她還在伯克利分校時，學校裏就有3家熱狗店，都人流不斷。她曾帶著一些中國的訪問學者和導演陸川、張一白去那裏吃過熱狗，他們一致稱讚。她立刻給北京的朋友打電話，問：熱狗在北京能賣嗎？朋友認為可以。

　　她還想用賣熱狗的盈利資助中國的失學女童。在美國時，她是一家專門資助中國孩子讀書的基金會的成員，許多向基金會申請資助的中國女孩說，家裏沒有錢，隻能供弟弟或哥哥讀書。這位圖書館館長了解到，“在中國農村，如果家裏經濟狀況不好，最先失學的就是女童”。

　　這一夜，安妮興奮得難以入睡。從此，她開始躊躇滿誌地寫起《熱狗日記》，逢人便忍不住興高采烈地談自己的熱腸計劃，以至於被人笑為患了“熱腸病”。

　　當她把這一想法告訴21位身在美國的金陵女大和台灣金陵女中的金陵校友時，她們決定共同投資開辦這家熱狗店。22位投資人中，年齡最大的80多歲，最小的也已年近60。安妮被選舉為董事長並委任為總經理。

　　這一舉動，讓安妮的孩子為她感到“驕傲”。而其他21位投資人的孩子們，也都覺得媽媽們晚年做的這件事情“很有意義，很值得自豪”。

　　在為熱狗店取名時，安妮想起了路學長的電影《卡拉是條狗》。她通過電影圈的朋友輾轉找到路學長。路學長在得知熱狗店的公益性質後，很爽快地同意小店命名為“卡拉是條熱狗”。

　　2006年6月6日晚上6點6分，清華大學南門外的清華科技園裏，小店開業了。《卡拉是條狗》的導演路學長、主演葛優，青年導演陸川等都前來捧場。

　　“慶祝的party上，可謂高朋滿座，能來幫忙的朋友都來了。但開業後，還得需要真正的打拚，不能靠朋友的幫忙。”安妮在《熱狗日記》中寫道。那幾天，她在廚房裏忙得暈頭轉向，都不知道第一個顧客長什麽樣。

　　然而現實跟理想總有距離。“以前不是經營商業的，想得太樂觀了一些。等你跳進去了之後，你會發現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樣。”安妮說。

　　她原本以為大學生和搞IT的年輕人願意接受新事物，但她發現，北大清華學生很少從這裏經過。熱狗店所在的寫字樓雖然出租率很高，但入住率不高。有些客人品嚐過之後，覺得熱狗遠不如炸醬麵好吃。盡管有些老外為品嚐店裏口味地道的熱狗，甚至從北京郊縣特意趕過來，但顧客流始終不足以使小店盈利。

　　安妮原以為每天能賣出至少200隻熱狗，這樣收支可以持平，但事實是，每天賣出200個根本不可能。開業至今，熱狗店一直在虧損。

　　今年1月31日，安妮90多歲的母親專程從美國到北京，特地來看看女兒經營的熱狗店。然而，當她被攙扶進小店時，看到的隻是一個空蕩蕩的屋子。虧損100多萬元的熱狗店已經在兩天前決定暫時歇業，搬離清華科技園區。

　　這個領域是這位圖書館前館長所不熟悉的。安妮在四川出生，在台灣長大，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大學。畢業後，她成為該校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從此，她每天打交道的都是與中國有關的社會科學研究資料。

　　那時中國大陸的出版物寥寥無幾，圖書館裏主要的資料便是“兩報一刊”。為了填滿圖書館的書架，能買到的都想法買下來。那些年裏，這個以收藏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資料為主的圖書館，不得不收藏了諸如《數學學報》、《昆蟲學報》甚至修汽車的雜誌等跟社會科學毫不相關的期刊資料。

　　在安妮從小所受的教育裏，那塊她出生的土地上，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中”。直到1984年，她跟隨金陵校友代表團第一次踏上大陸，從走出虹橋機場的那一刻起，她看到了一個令她驚奇的中國。

　　她們參觀了江蘇省幾家“萬元戶”，她才知道大陸人民“日子過得還挺不錯”。她到了八達嶺長城，為買一件紀念衫，她和丈夫產生了分歧。賣紀念衫的女商販說：“買件衣服，你還用問他同不同意？！你自己還做不了主？”她覺得大陸的婦女已經能夠當家做主，撐起半邊天了。

　　1990年，安妮成為圖書館館長，每年都親自來大陸采購圖書。在鄉鎮企業紅火的年代，她主要采購跟經濟和改革相關的書籍。當“盲流”開始出現時，則采購跟經濟和社會變革有關的書。當她聽說煙台師範學院一位老先生用10年時間，在全國各縣搜集到好幾千種地方誌一類的文史資料並做了索引時，安妮便專程前去拜訪他，陪老先生喝了一天酒，買下這些資料的副本。當央視《東方時空》推出“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生活空間》後，她讓製片人陳虻幫忙挑了100部從方方麵麵展示轉型期中國的短片，買了下來。

　　雖然身在大洋彼岸，但她在圖書資料裏觀察了中國30年。退休後，她和丈夫在北京昌平一個林木蔥鬱的小區裏安了家。她開始真正與中國親密接觸。

　　熱狗店把她帶進了更加多元的現實。開熱狗店時，經理建議她給相關領導送點禮，她不同意。朋友告訴她應當放低姿態才好辦事，給相關部門負責人寫信抬頭要寫 “尊敬的領導”。她抱怨一些部門的官僚作派。她與各種紅頭文件打交道。她覺得在中國辦事經常很不方便。她有時甚至覺得委屈。

　　一些中國客人，吃完熱狗，會問：我今天吃的這些錢，有多少是要拿去捐的？問得她哭笑不得。也有一些機構，聽說了餐廳的公益性質，便跑上門來要求安妮讚助。在北京，她會遇到一些人將公益視作乞求。她和丈夫一起給顧客發氣球和卡片為小店做促銷時，從一些老外和學生的臉上看到善意的微笑，卻也從另一些人的眼神中看到不屑。

　　但安妮並不打算放棄。“如果杯子裏有半杯水，別人會說杯子裏隻有半杯水了。可我會告訴自己，杯子裏還有半杯水。”安妮溫軟的普通話中透著堅定，“給我一點兒時間，我還想再試一年。”

　　今年4月，“卡拉是條熱狗”搬到位於北京CBD商圈內的新光天地重新開業。她希望這次至少能持平，這樣心裏才會踏實。就在幾天前，又有兩位金陵校友主動要求加入投資。

　　“（金陵）學校裏麵出來的人，就覺得回饋社會是應該的，不會受其他人的影響。”安妮說。金陵女子大學老校長吳貽芳的教導言猶在耳：“人生的目的不光是為了自己活著，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來幫助他人和社會，這樣不但有益於別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加豐滿。”

　　如今，這位圖書館前館長從小區的鄰居身上看中國，從隔一天去熱狗店上班的公交車上觀察中國，從一切日常的生活中感受中國。“我這3年的生活是《新京報》，而過去的30年是《新聞聯播》。看了《新聞聯播》，你會認為我們很多事情已經盡善盡美；翻了《新京報》你會發現問題還很多，我們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她因此覺得，自己今天正在做的這些事情，遠比過去有意義。盡管最初的想法還未實現，但能夠讓人看到希望。這份快樂也遠非過去學者們在論文中對她的致謝所能比擬。

　　“中國幾千年來到現在終於有了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我能夠在這裏看著她變化。”安妮開心地說。

　　她依舊樂觀。聊到酣暢處，她會時而抬頭哈哈大笑，兩手伸在空中彎著指頭做小動作，時而笑得趴在桌上抬不起頭。

　　隻是，在新開張的店裏，安妮不能再親自下廚，跟客人麵對麵交流了，這讓她很不習慣。在她的一個小本子裏，夾著她的老母親從美國寄來的麥當勞、肯德基等熱狗店最新推出的產品剪報，供她參考。在旁邊的紙上，密密麻麻地寫著英文，那是安妮親自為熱狗店配菜時使用的不同原料和不同口味的記錄。

　　因為以前在熱狗店經常親自下廚，左手無名指上的金戒指已經被磕碰得凹凸不平，那是她到北京開店前不久，先生送給她的結婚30周年紀念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