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農民起義若幹問題探討
（一）、農民起義爆發的條件
1 、政治黑暗，吏治腐敗是引發農民起義的主要原因。
沒有哪一次農民起義不是因為政治黑暗和官吏貪暴引發的，政治清明的國家和政府永遠也不可能爆發農民起義。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本份也最沒有激情的一個群體，不會因為人權、主權等涉及人姓尊嚴的問題向執政府討還公道，隻有他們的最基本權利 —— 生命權受到威脅時，他們才會閉上眼睛往深淵中一跳，挺而走險反抗政府。當國家政權的核心是為極少數當權人物的特權服務時，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就成為被奴役壓榨的對象。為了供給權貴人物無止境的揮霍浪費，滿足他們的貪欲，各級政府隻有增加稅收，巧立名目搜括民脂民膏，農民就會不勝負荷。稅收和攤派增加到一定程度，農民的主要生計 —— 耕田種地就會成為不能贏利甚至虧本的營生，農民的耕種積極性就會大受傷害，田地會因此大片荒蕪，農民的稅負能力會大大降低。當苛捐雜稅超過農民的支付能力時，農民就會被動抗稅，官府自然不能容忍這一現象滋長，會針鋒相對地動用合法暴力征稅。在暴力威脅下仍然交不起稅的農民除了反抗或逃亡外沒有別的出路，當反抗逃亡的農民達到一定數量時，農民起義就不可避免。陳勝、黃巢、李自成等農民領袖都是因為被官府逼得走投無路才揭杆而起的，李自成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如果當初姓艾的鄉紳不把他拷在太陽下暴曬，如果事後官府不出兵討伐他們，李自成也許永遠是一個安分守己的農民，永遠也不可能成為傳奇式的農民英雄。
2 、政府管理機器出現薄弱環節是爆發農民起義的必要條件。
如果僅僅是農民不堪重負，而政府管理機器仍運轉正常，國家統治力量依舊強大有力，饑餓不滿的農民也不可能走上起義一途。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往往不是發生在暴君統治的時代，而是發生在昏君統治的時代。暴君雖然魚肉百姓，殘害生靈，引起人民普遍的不滿，但暴君多半是強有力的人物，手中掌握有強大的統治機器，農民雖然痛苦不堪但不敢聚眾舉義，即使起義也很快被撲滅。如秦始皇嬴政是有名的暴君，對農民橫征暴斂，人民自感生不如死，但因嬴政英明勤奮，擁有強大的軍隊和高效率的行政管理，農民寧願選擇自殺或勞累而死也不選擇造反。隻有昏君嬴胡亥即位後，有能力有責任心的官吏被逐出了政府，朝野上下全是阿諛奉迎的庸碌之輩，政府管理機器運轉不靈，出現了許多薄弱環節，對人民的統治力量大為消弱，陳勝等人才會在大澤鄉行饒幸之事。如果當時嬴政仍然在位，我敢說陳勝、吳廣寧願去漁陽領受軍法處置也不會起造反之心。
3 、大麵積的自然災害是農民起義的催化劑。
很多農民起義的發生都有自然災害這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在其中起推動作用。在政治腐敗，官吏貪暴的黑暗年代裏，如果再發生大麵積的水、旱、蝗災，那些隻知貪汙弄權不知國計民生為何物的爛汙官吏不能擔當賑濟災民的重任，大規模的饑饉就會在災區迅速蔓延。當饑民在死亡線上掙紮時，如果不想活活餓死就隻有犯上作亂，用暴力向官府和富戶奪取食物。這時若碰上一個傑出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分散的農民暴力就會集中起來，匯合成威脅政府統治地位的暴力集團，形成衝擊政府統治秩序的農民大起義。黃巢起義和李自成起義都是在旱災的中心地帶爆發的；紅巾軍大起義則是黃河水患奉獻給韓山童、劉福通等白蓮教誌士的聖戰禮品。
4 、社會上出現大批流民是醞釀農民起義的最好溫床。
中國農民都是安土重遷的，家鄉觀念特濃，除了不得已的原因是不會背井離鄉的。農民若不離開自己的土地和家庭，再英明的組織者也很難鼓動他們拋妻別子從事殊連九族的謀反壯舉。事實上不少農民在生活不下去時寧可在家鄉附近用一根繩子上吊，也沒有拿起武器向官府討活路的膽識。因此當農民都被土地和家庭絆住時，農民起義是不容易發生的，即使發生了也沒多少人響應。隻有社會上出現大批無家可歸的流民時，農民領袖才會大有作為，武裝群眾也會得到無盡的兵源。下述三種情況容易在社會上造就大批流民：一是大麵積自然災害，人民為了生存而遠離家鄉土地逃荒乞討，如黃巢起義和李自成起義；二是政府法律嚴苛，犯罪的人太多，罪犯為了逃避法律的懲罰而逃亡，如陳勝、吳廣起義；三是社會經濟結構轉軌，有很多職業被淘汰，靠這些職業為生的人如果得不到政府的妥善安置，就會失業成為流民，如洪秀全起義。
5 、傑出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在農民起義中起至關重要的作用。
就算上麵的四個條件都具備，但沒有傑出的組織都和領導者從事策劃、組織和領導工作，農民起義也隻會停留在盲目分散的狀態，成不了大的氣候，對執政府構不成實質性的威脅，對曆史起不到大的影響作用。就算上述的四個條件不完全具備，但農民領袖的策劃組織工作做得很出色，也能策動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如東漢末年既沒有大麵積天災也沒有大批量的流民，但張角仍成功地策動了黃巾大起義；鹹豐王朝的政治和吏治並沒有黑暗到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可洪秀全仍在長江中下遊建立了長達十多年的農民政權，把大半個中國鬧得天翻天覆地。
（二）、農民起義失敗的原因
曆史上的曆次農民起義除了朱元璋取得成功外，其他的農民起義都以最後的失敗而告終。農民不能主宰曆史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主要的原因有四：
1 、領導集團的忘本變質和高度腐化
這一部分不需要作過多的理論闡述，黃巢在西安，李自成在北京，洪秀全在南京的表現就是最好的樣版。農民領袖黃巢、李自成、洪秀全既然作出了不好的表率，就不愁其它的農民將領不群起效尤，更不愁農民士兵不在自家的庭院內打家劫舍，破壞新生的農民政權。農民最大的優點是吃苦耐勞忍辱負重；最大的弱點是沒有遠見缺乏自製力，他們能夠忍受起義早期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可一旦處境改善，迫在眉睫的危機一消除，就眼睛發昏看不到未來，更看不到隱藏的危機。他們急不可耐地想放縱一下自己的肉體，那些長年被壓抑的天性象火山一樣迸發出來，各種欲望急劇膨脹，以至忘了自己是誰。在眼花繚亂的金銀珠寶和國色天香麵前，他們幾乎在一霎時便把當初舉事的初衷忘得一幹二淨，沉醉於自己曾經痛恨的墮落生活。假使黃巢在當了皇帝後不被宮娥彩女包圍，不委派宦官當監軍逼反大將朱溫；李自成的部將劉宗敏不搶走陳圓圓，招惹吳三桂衝冠一怒；洪秀全在定都南京後仍勤於國政，中國的大部分曆史也許都要重寫。
2 、農民領袖禦人乏術，導致領導集團的分裂和內耗
任何新興力量都有兩個最致命的危機：一是腐化，完全背棄他們最初的革命精神和奮鬥目標；一是不能團結，發生一連串自斬手足式的內鬥。農民政權基於農民與生俱來的弱點，都不能渡過兩方麵的危機。最致命的是農民領袖大都缺乏禦人的膽略和胸懷，不能確立自己在領導集團中不可動搖的威望和地位，不能激勵和鞭策部下始終如一地向終極目標不懈地努力；要麽不能阻止部下腐化墮落；如李自成不能阻止劉宗敏強搶陳圓圓，大順帝國的二十一條軍規對順兵團不起約束作用；要麽不能團結部屬目標一致，如劉福通的三路北伐軍自行其是，互不配合，結果被蒙古軍隊各個擊破，洪秀全不能阻止石達開帶兵出走；要麽不能預防部將爭權奪利、自相殘殺，如太平天國的東、北、翼諸王相互攻殺時，天國的最高領袖洪秀全一籌莫展；要麽不能警醒部將野心膨脹，對自己反戈相向，如天完帝國的農民領袖徐壽輝就死在農民宰相陳友諒手中，天王洪秀全也差一點在東王楊秀清的逼迫下讓位；要麽不能防止手握重兵的軍閥在形勢不利時叛變投敵，如黃巢不能防止朱溫投降李唐王朝。所有這些不該發生的故事都是因為農民領袖不能嚴於律己，沒有容人之量，缺乏領導藝術，使自己在下屬麵前威信掃地，導致形勢急轉直下才發生的。
3 、沒有全局觀念，缺乏政治頭腦，不注重政權建設
農民領袖在舉事之初，往往沒有明確的奮鬥目標，隻著眼於眼前的利益，隻停留在報複仇殺和掠奪財富等低層次的鬥爭水準上，而沒有長遠的打算。因此農民領袖缺乏政治頭腦，不注重政權建設。他們每攻克一個地方，主要的任務是殺富劫財，不在那裏建立自己的政權為己服務，不在征服地征收稅賦以供軍需，而是靠掠奪來解決後勤供應。掠奪是暫時的，且能招致堅強的抵抗；征稅則是長期的，隻要稅負合理，抵抗情緒很輕甚至沒有。所以農民起義除了破壞執政府的統治秩序外，自身並不能替代被摧毀的舊政府，不能象舊政府那樣長期享用政權果實。極少數農民領袖如黃巢、李自成之輩在讀書人的輔佐下有一定的政治頭腦，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但他們立足點不高，不能從總體上把握當時的政治形勢。黃巢、李自成當了皇帝後，事實上隻控製了中國的一部分地區，可他們都自認為控製了全中國，儼然大一統國家的君主，閉眼不看四周環伺的強敵，不乘勝把這些強敵消滅，完成統一天下的大業，締造自己的萬世基業，過早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結果給對手以喘息之機，使他們重整旗鼓向新生政權反攻，把起義的農民趕進墳墓。農民軍的缺乏全局觀念，韓宋帝國中路北伐軍的出征路線就是一個很生動的例證，這支農民武裝在攻克蒙古帝國的上都開平後，不乘勝南下攻擊距離才二百五十公裏的帝國首都北平，反而把進攻矛頭指向和總體戰略目標沒任何關聯的遙遠的高麗王國，使蒙古帝國躲過了迫在眉睫的危機。如果當時中路軍兵鋒南指，和東路北伐軍南北夾擊大都，蒙古帝國極有可能立即崩潰，韓宋帝國就會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
4 、逞一時之快報複仇殺，不注重收服人心，不能延攬敵方人才為己所用，不明智地和讀書人結怨，不能最大限度地團結全社會的力量為新政權服務
黃巢在占領長安後，對唐政府的官員不分青紅皂白一律屠殺，把徘徊觀望隨時準備投降的唐政府殘餘勢力推上拚死抵抗這一條路，實在是一個大的失策。李自成在北京也沒有汲取前車之鑒，對歸順過來的明政府官員動用慘無人道的酷刑追贓派晌，任意掠奪他們的財富，淩辱他們的妻女，硬是把吳三桂這支生力軍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麵，為大順政權培植了一個強勁的克星。興許是出於無知和嫉妒兩方麵的原因，幾乎所有的農民政權都仇視讀書人，對他們無情地砍殺和侮辱。知識分子雖然是一個專門做官的階層，有很多與生俱來的弱點，但那些沒有步入仕途的知識分子因為沒有多少機會作惡的緣故，良心和理性並未完全泯滅，身上有不少美好的東西。因為謹慎膽小的緣故，知識分子不能為打江山衝鋒陷陣，但他們的頭腦比農民清醒得多，眼光也比農民遠大，正可邇補農民身上的不足，是建設和鞏固新政權必不可少的力量，因此農民政權應該把這些人吸收進來為新政權效力，基於吃不上葡萄便說葡萄酸的心理和讀書人結怨實在是農民領袖極大的不智，最終吃虧的還是農民自己。至於農民領袖不能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為新政權服務，可以從太平天國對西洋人的態度上看出端倪。太平天國以基督教立國，西洋那些基督教國家自然十分興奮，加上對清政府的惡感，他們都盼望太平天國成功，把太平軍當成自己人。一八五三年，法國大使朵博爾隆到南京晉見洪秀全，意圖和太平天國聯合起來對抗清政府。這個主動送上門來的橄欖枝對太平天國自然不是一件壞事，可天國的所有領導人物大都是一字不識的農民，對國際局勢跟清政府的那些酒肉官員一樣地茫然無知，硬生生地把這件好事看成是一件天大的壞事。他們不知道利用外國的援助，而清政府和湘軍中的若幹將領卻覺悟至跟外國人結合的有利影響，於是本來可以幫助太平政府的西洋力量倒轉過來幫助清政府，使本來一敗塗地的清政府最後站在勝利的一方。
（三）、農民起義的曆史後果
1 、動搖執政府的統治基礎，衝垮執政府的統治秩序。
曆史上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雖然都以最後的失敗而告終，但造成的曆史影響是翻天覆地的。農民起義動搖了執政府的統治基礎，消弱了執政府的統治力量，衝垮了執政府的統治秩序，為改朝換代充當急先鋒。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倏興倏滅，但引起全國各地連鎖性的民變，最終匯合成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把強大的秦王朝淹沒在衝天的火光之中。黃巾大起義使朝綱紊亂的東漢王朝進一步衰弱，失去對全國的控製力量，是軍閥割據和國家大分裂的始作甬者。紅巾軍大起義把蒙古統治者趕出了中國本土，結束了中國曆史上最殘暴的奴隸政權。太平天國起義則使滿人掌握的軍權滑落到漢人手中，結束了滿洲貴族獨霸政權的時代。黃巢和李自成是最成功的農民領袖，離最後的勝利隻有一步之遙，雖然沒有成為一統天下的中國皇帝，但唐帝國和明帝國也在他們後中耗盡了最後一點精力，幾乎是緊跟著二人的步伐走向覆亡的墓門。
2 、使激進性的暴力革命替代漸進式的理性社會變革而成為解決民族內部矛盾的主要手段，導致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降低。
西方的民族國家通常情況下都是亡於外族的侵略，極少因民族內部的革命而崩潰。西羅馬帝國存在了一千多年，內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銳，但沒有發生一次導致改朝換代的全民族革命。當內部矛盾發展到威脅帝國的立國基礎時，執政府往往主動采取溫和理性的社會變革來調和階級矛盾，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權益的享有者和代價的付出者，社會的上層和下層坐到一張談判桌上來陳述各自的理由和不滿，通過談判和對話的手段來重新劃分各方的權利和義務，協調各方的關係，使將要激化起來的內部矛盾緩和下來，政府重新趨於穩定。中國則不同，政府不積極采取措施來調和社會矛盾，使內部矛盾一步步走向激化直至不可調和，最後隻有求助於用內部的鮮血染紅的暴力革命來解決社會矛盾。農民起義是暴力革命最主要最經常的表現形式，引發農民起義的罪魁禍首當然是冥頑不靈的執政府，但農民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國農民與西方國民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在忍受限度之內出奇地忍辱負重，從不向迫害他們的暴虐政府爭取權益或討還公道，使執政府感受不到變革的必要；當迫害超越他們的承受限度時，他們也不求助於請願和遊行等推動政府變革的理性舉措，而是拿起武器走極端，用暴力反抗政府，這時執政府除了用暴力還擊外沒有其他辦法，因此中國才有那麽多的農民起義。頻繁的農民起義必然威脅民族的內聚力，使民族內部各成員之間的防範和敵意多於信任和依賴，在民族大家庭裏麵沒有安全感和幸福感，因而對民族的依存感大大降低，民族自豪感和對民族的責任心也會因此大打折扣。中國人在滿洲人的奴隸統治下能夠安之若素二百七十年之久，就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受到傷害的一個有力佐證。
3 、對生產力造成極大破壞，使民族進步和社會發展的步劃放慢。
農民起義在前期大都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農民領袖也沒有長遠的打算，隻知逞一時之快報複仇殺和掠奪財富，不知道珍惜社會的人力和物力。因此農民起義最顯著的負麵影響是極大地破壞社會生產力，使國家生產凋弊，山河破碎和人口減少，導致社會發展停滯或倒退。農民兵團每攻克一個地方，都免不了要對當地上流社會人士（官吏、富人、讀書人）來一次大屠殺和大清洗，並把他們的財富搶劫一空。至於縱恿兵士搶劫普通平民、縱火焚燒民居和隨意踐踏莊稼，更是農民將領的拿手好戲。農民兵團的兵鋒所向，必然引起當地居民大逃亡，使生產延誤田地荒蕪。由於大土地所有者殺的殺、逃的逃，不能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生產，他們擁有的大片土地就不能生產糧食，社會經濟就會衰退甚至崩潰。上流社會裏確然有不少隻知貪汙弄權的官僚政客和為富不仁的土豪劣紳；但也有少數天良未滅智能超人的傑才俊士，如李自成起義中的李信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他們是民族的脊梁和國家的希望，把這些人不分青紅皂白地殺掉實在是國家民族的一大損失，其危害不僅僅限於當世甚至要延續幾世。如果李信不提前投身義軍，李自成兵團打進他的家鄉時，盡管他挽救過不少貧苦農民的生命，他仍有可能成為不辮是非黑白的農民軍的刀下之鬼。下麵把農民起義的破壞性後果簡要列舉一下：
陳勝、吳廣起義和它引發的改朝換代大混戰，殺戮的慘重隻須看一下曲逆這座城市的戶口數就可想象。曲逆在秦王朝時的戶口數是三萬，到了紀元前二００年（西漢王朝建立的第二年）隻剩下五千戶，人口減少了六分之五。曲逆還是當時的中國保存得最完好的城市之一，劉幫反攻匈奴失敗，從白登逃到曲逆時，讚揚曲逆城市的偉大說： “ 雄壯啊！我到過很多地方，隻有洛陽和這裏最為繁華。 ” 其它城市的破壞程度就不用贅述了。曲逆距主戰場中原有一千公裏之遙，尚且如此，主戰場中原的悲慘程度可以想見。劉幫即位當皇帝的那一年，竟然選不出四匹純一色的馬來拉禦車，宰相隻能坐牛車上朝，破壞的慘重也不是今天的中國人能夠想見的。
西漢末年的綠林、赤眉農民大起義和二十年王朝更替戰爭，給中國帶來的傷害遠不是二十年能夠恢複的。重要戰區的戶口數大都減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馮翊（陝西大荔縣）、西河、上郡（陝西延安縣）、北地（甘肅環縣）、朔方、定襄五郡的戶口數則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東漢末年的黃巾大起義和它引發的軍閥混戰，使盎盎大國的中國隻剩下五百萬人，比今天的上海市還要少一半以上，一看這個數字就不用多說了。
隋末農民大起義和改朝換代混戰隻持續了十八年，比起從前 “ 二十年 ”“ 三十年 ” 改朝換代混戰，十八年是最短的痛苦，然而這最短的痛苦卻使全國三分之二的人民死於非命，全國人口從四千六百萬銳減到一千六百萬。在混戰激烈的地區如中原、關中一帶，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我們不能想象其間有多少人間慘劇。
黃巢大起義曆時十一年，殺戮的凶暴古今皆知，今天的民間仍有 “ 黃巢殺人八百萬，在劫難逃 ” 的村語。黃巢攻陷廣州後，把西洋僑民屠殺一空，一次就屠殺了十二萬人，情形慘不忍睹。進入長安後，來不有逃走或對黃巢兵團仍存幻想的上流社會人士，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詩人文士無一幸免。黃巢兵團所經之處，農業生產遭到徹底破壞，一向稱為中國心髒的中原地區幾乎成為沙漠。一直是文化政治名城，繁華蓋世，以牡丹花和美女聞名的洛陽隻剩下三五戶貧苦人家，舉目所及，晝不見炊煙，夜不見燈火。
太平天國起義隻波及長江中下遊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區，但使中國減少了整整一億人口，可以想見太平軍的殺戮是何等的殘酷。
這些減少的人口，一部分是戰死或被屠殺；一部分是因戰亂造成的饑饉、瘟疫而餓死、病死。農民起義和它引發的改朝換代型混戰，一直是中國曆史上循環性的浩劫，每個朝代早期都要花費巨大精力修複上次農民起義造成的傷口，然後是經濟發展，然後是官吏貪暴並引發下一次農民起義，把帝國的一切都砸個浠巴爛，然後進入下一個修複 —— 發展 —— 破壞的循環。這種循環性浩劫的後果是：中國人的建設成果永遠得不到積累，後代人不能利用前代人的建設成果，不能在更高的層次上發展更新，中華文明不能沿著健康理性的軌道前進，中華民族不能取得實質性的進步，就象一位西方哲人說的那樣：亞細亞文明（中華文明）總是在廢墟上重組，然後又在下一次戰亂中變成新的廢墟，勝利者又在廢墟上組建新的文明，新的文明隻是被催毀文明的簡單重複，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步。當中華文明在循環性的浩劫中停滯不前時，世界上的其它國家卻在大踏步地前進，結果中國落伍了，由無與倫比的天朝大國變為二流末國，在近代則倒退為最不文明國家。
農民起義在總體上來說是中國的曆史悲劇，是中國人打中國人，是民族的內鬥，不值得歌頌甚至美化，更不值得提倡和發揚。但這種曆史悲劇不能全歸咎於農民起義，因為農民起義是政府腐敗和官吏貪暴逼出來的，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本份的弱勢群體，不到逼不得已的時候是不會反抗政府發動起義的。要使農民起義的悲劇在中國不再重演，首先得對中國的傳統政治和吏治作痛心革麵的改革，建立真正的清明政治和廉潔政府，從根子上鏟除官逼民反的土壤。其次是普及國民教育，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在農民受到不公正待遇時勇於用理性的方式向執政府爭取權利和討還公道，敦促執政府作出有益於社會和人民的改革，而不要一味地隱忍退讓，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再走暴力走極端。再次是一旦發生了農民起義這樣的曆史悲劇，國民不要對其抱絲毫幻想，通過非理性暴力建立的政權比被推翻的舊政權高明不了多少，甚至連舊政權都不如。農民起義不能解決民族內部矛盾，反而會激化內部矛盾，使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降低。
我祈求農民起義在中國永遠成為曆史，祈求類似的悲劇在中國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