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周恩來的評價，立足大局、全局，表現了一個偉大政治家的豐富經驗和遠見卓識。
他多次指出：評價無產階級領袖人物，中國不能走蘇聯赫魯曉夫那樣否定斯大林的道路。評價好領袖人物，這不隻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他充分肯定民間流傳的“反周民必反，反毛國必亂”，認為這句話很有水平。
周恩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他去世的27年時間裏，一直擔任總理。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黨和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但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也說了一些違心的話，做了一些違心的事。粉碎“四人幫”後，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開展，人們在反思和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同時，對“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種種事件也進行檢討，曾經罩在領袖頭上的神聖光環被打破，在國內外出現了有關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的爭論。正是在這個時候，鄧小平實事求是地對周恩來的一生作出了公允的評價。
周恩來評價引爭議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黨進行了指導思想和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工作。隨著撥亂反正工作的逐步深入，黨內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躍，出現了努力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然而，這一時期出現的另一種動向，就是極少數人散布流言蜚語，攻擊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以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實行的一係列方針政策違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另一方麵，極少數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號，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這樣的氛圍下，出現了對周恩來評價，特別是對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認識的爭論。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在取得政權地位後發生的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錯誤。它是由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錯誤發動的，被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黨集團所利用，使黨、國家和人民經受了十年浩劫，社會主義建設遭到嚴重的挫折和損失的全麵內亂。對於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普遍認為：周恩來在中國特殊的曆史時期，起到了任何人無法取代的重大曆史作用。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挑起了曆史的重擔。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都不是個人思想、感情、行為的簡單直接的反映。他是從國家、人民、民族的利益出發，在動亂的年代裏，以其博大的胸懷和對黨對人民的忠誠、智慧，總理著國家的事務，協調、處理方方麵麵的關係和矛盾。他承受著各方麵的壓力，相忍為國，相忍為黨，相忍為民。他顧全大局，擔當大任，忍辱負重，苦撐危局。如果沒有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撐危局，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極端困難的境地，起了“滅火器”、“消防員”的作用。
但也有一些人對於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產生了誤解甚至詆毀。有人說他膽小怕事，軟弱可欺；有人認為他是盲目愚忠，推波助瀾；還有人認為他是明哲保身，留戀名位，等等。一時間，國內外議論紛紛。人們的思想出現了混亂。
對周恩來的評價，如同對毛澤東的評價一樣，不僅僅涉及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同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整個曆史分不開的，涉及到剛剛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能否穩定持久的問題。這是一個極其敏感的政治問題。
鄧小平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
1979年1月，陳雲在一次講話中說：“十多年來，林彪、‘四人幫’的破壞是很大的……沒有周恩來同誌，‘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不堪設想。他保了很多同誌下來，我們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這是對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的中肯評價。
1980年8月21日、23日，鄧小平連續兩天接受了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訪。法拉奇，被譽為“世界第一女記者”，專訪國際舞台上吒吒風雲的人物。她“文風酷似男人”，經常對被采訪者窮追猛打，花樣翻新地提出許多驚險刺激的問題。美國新聞專業的教科書上，甚至出現“法拉奇式采訪”這個術語。采訪鄧小平也不例外。一上來法拉奇就給鄧小平提出了很多諸如“天安門城樓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據說，毛主席經常抱怨你不太聽他的話，不喜歡你，這是否是真的？”“鄧先生，你如何評價自己的一生？”等在當時頗為尖銳的問題。法拉奇問得犀利，鄧小平答得也精妙。采訪過阿拉法特、霍梅尼、卡紮菲、黎德壽、武元甲等數十名國際領袖的法拉奇事後說，不少人是盛名之下，其實難負，但對鄧小平的睿智與穩健，法拉奇卻是由衷地折服。
在采訪中，法拉奇提出了一個外界十分迷惑的問題。她問到：“在中國有這麽一個人，他在任何時候都沒有被碰到過，這就是周恩來總理。這個情況如何解釋？”法拉奇的提問真是大膽。周恩來，這位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之一，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他長期居於黨和國家的領導核心地位，不僅在黨和國家內有著崇高的威望，甚至在全世界也受到普遍的尊重。“文化大革命”期間，黨的其他領導人都相繼被“打倒”了，而周恩來卻依然是國家總理，這在“文化大革命”後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異議，法拉奇的問題正是由此發出的。她提的問題，在當時有一定的代表性。
法拉奇提出這個問題的確很難回答。對於國內外有關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爭論，鄧小平也略有耳聞。是啊，盡管被人們尊敬地稱為“敬愛的周總理”的周恩來最終實現了他為黨、為國家、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誓言，但人無完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極端複雜的特殊條件下，為了維護黨和國家正常工作的運轉，為了盡可能地減少損失，為了保護一大批黨的領導骨幹、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周恩來也被迫說了一些違心的話，做了一些違心的事。對於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發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壯心聲鄧小平是完全理解的。?在法拉奇提出這個問題後，鄧小平沉思了片晌，習慣性地從煙盒中拿出一支“熊貓”牌香煙，在輕緩的煙霧中，他語氣平緩地回答：“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十二小時，有時在十六小時以上，一生如此。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誌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鄧小平通過回答法拉奇的問話，就周恩來的工作精神、他本人與周恩來的個人關係、以及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的錯誤與失誤等敏感問題，首次提出了精辟的見解。
鄧小平對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 中作用的評價，實事求是，恰如其分。“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在自己處境艱難的情況下，對鄧小平下放江西時的安置、鄧小平的複出、鄧小平1975年的整頓等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實，不隻一個鄧小平，在周恩來的努力下，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幹部在“文革”後期被解除了審查和囚禁。朱德、陳雲、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烏蘭夫、譚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誌、廖誌高、曾希聖、葉飛、蔣南翔等一批老同誌，或在一些公開場合頻頻露麵，或被解除長年的監護，得以住院治療。由此，帶動出中央和地方黨政軍部門的一大批高中級領導幹部先後複出、複職。而宋慶齡等許多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則更是因為得到了周恩來的保護才在“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中免遭迫害。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國民經濟沒有因為“文化大革命”而崩潰，上百萬的人民解放軍沒有因為“文化大革命”而亂起來，這一切與周恩來的奮力維持是分不開的，有時候周恩來甚至是獨立支撐危局。
鄧小平對周恩來的評價，立足大局、全局，表現了一個偉大政治家的豐富經驗和遠見卓識。他多次指出：評價無產階級領袖人物，中國不能走蘇聯赫魯曉夫那樣否定斯大林的道路。評價好領袖人物，這不隻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他充分肯定民間流傳的“反周民必反，反毛國必亂”，認為這句話很有水平。在談到“文化大革命” 時，鄧小平在不同場合下多次說：對“文化大革命”，現在還不要匆忙做結論，對這樣的曆史問題宜粗不宜細，關鍵是引導人們一心一意向前看。
鄧小平不僅在接受法拉奇的采訪時向全世界表明了新的黨中央領導核心對周恩來的公允評價，而且在鄧小平親自主持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中共中央再一次對周恩來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評價：“周恩來同誌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他的逝世引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無限悲痛。”《曆史決議》評價的第一句話，概括了周恩來的黨性原則和品德風範。後麵部分論及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處地位、曆史作用、鬥爭方式以及他在黨和人民當中的巨大影響等。這個評價是對周恩來光輝一生的蓋棺定論，它不僅反映了黨和人民對周恩來逝世的無限惋惜和懷念，也中肯地對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評價。
鄧小平對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用的評價，以及他主持製定《曆史決議》中對周恩來的蓋棺論定，具有他人所不可替代的權威性和說服力。《決議》公布以後，得到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普遍擁護。自此，有關對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爭論銷聲匿跡，也為後來進一步開展的黨史研究和周恩來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