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萬五千裏長征勝利結束後，有一位重量級的人物似乎銷聲匿跡，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就是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麵軍的高級將領，紅四方麵軍的總政委，西渡黃河時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的陳昌浩。
陳昌浩生於1906年，卒於1967年，他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真正稱得上是大起大落的人物。他1930年11月從蘇聯回國後，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兼共青團中央鄂豫皖分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政治委員、第四方麵軍政治委員。1932年10月，參與指揮紅四方麵軍主力由鄂豫皖蘇區向西轉移。後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第四方麵軍（兼西北軍區）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參與創建川陝蘇區，同徐向前等指揮反“三路圍攻”、反“六路圍攻”。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同年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1935年5月參加長征。第一方麵軍與第四方麵軍會師後，兼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委員。1936年11月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同年12月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37年3月西路軍西渡黃河兵敗河西走廊。
一位曾經是陳昌浩警衛團士兵的現役將軍，當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長”陳昌浩時，滿懷深情地說：“他是我們的恩師和帶路人”。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曾經統率千軍萬馬馳騁沙場、立下赫赫戰功的紅軍主帥，自西路軍兵敗後，就被迫退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舞台。多少後人要問：“這究竟是什麽原因？”多少當年四方麵軍的老戰友、老部下，以後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叱吒風雲的人物都紛紛現身說法，為他們的老上級，老首長做一個曆史證人，給後人一個合情合理的交待，還曆史本來麵目。
1935年，毛澤東、朱德等率領第一方麵軍與四方麵軍的張國燾、陳昌浩會合。當時中央紅軍經過長征，僅剩下1萬多人，到達陝北後僅剩下約8000人，而第四方麵軍尚有8萬之眾，且武器精良，裝備整齊。
當時張國燾與毛澤東的分歧與鬥爭加劇。毛澤東要求張國燾率部“北上”，而張國燾則意欲“揮師南下”。張國濤曾拍發了一份密電給陳昌浩，指示陳昌浩勸毛澤東與其一並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監視其行動。若堅持北進，則應開展黨內鬥爭，徹底解決之”。這份電報流露出的“殺機”是顯而易見的。
當時的“左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截獲此 “密電”後，立即連夜策馬飛奔，前往毛澤東駐地密報。毛澤東大驚失色，當夜即率“黨中央”及部隊秘密“北上”，迅速撤離“險境”，這就是黨內傳聞的所謂“密電事件”。毛澤東曾稱讚葉劍英每逢大事不糊塗，指的就是這件事。毛澤東與陳昌浩的嫌隙，恐怕蓋出於此。為陳昌浩日後不得複出埋下伏筆。
但這一事關重大的“密電”，在事件發生後竟不翼而飛，而與此案有關的當事人，亦都先後作古，使之變得疑竇叢生。陳昌浩本人生前則曾對兒子陳祖謨滿含冤屈地表示，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份“密電”。多年來，一些當時的四方麵軍將士和黨史研究者亦發表公開談話和文章，斷然否認“密電”的存在。
陳昌浩之所以在“密電”一事上大喊冤屈，用他的話來說根本就不曾見過這份密電。陳昌潔曾言及自己也是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決不會做出自相殘殺的糊塗事來，再說陳昌浩在四方麵軍也是“黨指揮槍”，重兵在握，擁有八萬人馬，加上精良的武器和大片根據地，要想致毛澤東死地，相信易如反掌，可是陳昌浩根本沒有對毛澤東下毒手意思。即便當時沒有“密電”一事，陳昌浩也不可能成為毛澤東信任的人，概因陳昌浩已經卷入了毛澤東與張國燾的激烈路線分歧鬥爭漩渦之故。
西路軍幾萬人馬西渡黃河兵敗河西走廊，是陳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個轉折點。此後的陳昌浩在中國革命的舞台上銷聲匿跡，漸漸為曆史所湮沒。
1937年，紅軍西路軍主力兩萬餘人在甘肅一帶被馬家軍圍殲，全軍覆沒，成為紅軍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慘敗，隻有數千幸存者僥幸逃脫，他們以後成為新組建的由鄧小平、劉伯承指揮的“第一野戰軍”的骨幹，而陳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裝行乞才脫離危難。
半個多世紀以來，幾乎所有過去出版的“黨史”都異口同聲稱，這是由於該軍領導人錯誤地執行了張國燾的“逃跑主義”和“分裂主義”路線的結果。但在近幾年出版的一些黨史研究專著和文章紛紛指出，根據中共中央檔案館的資料和徐向前元帥臨終前所撰“回憶錄”來看，當時的“西路軍”領導人陳昌浩（軍政委員會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總指揮），是嚴格按中央軍委的電報指示指揮軍隊行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經過認真調查研究，作出了這支部隊西渡黃河與轉戰河西走廊，是執行中央軍委命令的結論。徐向前認為，這是實事求是的曆史結論。因此，造成這次西路軍全軍覆滅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暗示，陳昌浩的責任隻是在於，由於擔心再犯“路線錯誤”，未能及時反抗中央軍委的指揮，而是逆來順受、惟命令是聽，從而遭到以驃悍的回民為主體的“馬家軍”的圍殲。當時有兩萬紅軍戰士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殺和淪為乞丐。中央軍委應對此承擔主要責任，而不應將責任推到西路軍領導人之一陳昌浩一個人的身上，這已經成為黨史界的共識。在短短幾個月中，“中央軍委”一會兒要求 “西路軍” “東進”，一會兒要求其“西進”，一會兒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為不可思議的是，當西路軍損兵折將，好不容易殺出重圍之後，“中央軍委”竟不顧嚴峻情勢，再次下令“原地堅持”，致使該軍失去最後的生機，被緊追而來的敵軍團團包圍，數萬紅軍將士被屠殺殆盡。
在西路軍全部人馬已不足萬人，傷病號占1/3，處境十分危急時的1937年2月13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致電中央說：“我們詳細考慮及根據百餘日苦戰的教訓，認為四軍、三十一軍此時不能歸還建製夾擊二馬，則西路軍無法完成西進任務。決心在甘州、撫高地區乘機擊敵，俟天氣稍暖即轉到西寧、大通一帶活動。因拚戰而不能根本戰勝敵人，持久消耗實為不利也。”17日中央複電陳徐，不同意西路軍出青海大通的意見，並指出：“你們（對）過去所犯的政治錯誤，究竟有何種程度的認識？何種程度的自我批評與何等程度的轉變呢？我們認為，你們今後的勝利是與（對）過去政治錯誤的正確認識與徹底轉變是有關係的，你們認為是否如此呢？”這個電文把當時的行動方針問題與曆史上的政治路線問題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它給西路軍軍政委員們特別是主席陳昌浩的政治壓力可想可知。21日晚，西路軍重返倪家營子。黨中央及軍委致電西路軍，要求他們：“望全體指戰員，堅持黨和紅軍的光榮旗幟，奮鬥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滴血，絕境中求勝利，全黨和全體紅軍誓為你們的後盾。”24日陳昌浩、徐向前致告急電文匯報險惡的處境，在表示“戰至最後一滴血”決心的同時，懇請中央抽調“八個足團，一兩千騎”馳援；26日軍委主席團複電要求他們“固守五十天”。可是，在彈盡糧絕，傷亡慘重及馬家軍趕盡殺絕的情況下，最後直至全軍覆沒。
陳昌浩1937年8月下旬潛回延安之時，中央正在開展對張國燾路線的清算，西路軍失敗已與張國燾路線聯結在一起。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出的《關於張國燾同誌錯誤的決議》下了定論：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種定性結論一旦作出，就沒有什麽好商討的了，從此成為鐵案和研究禁區，直到“兩個凡是”被否定之後，人們才敢於觸及西路軍兵敗這個禁區。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朱玉同誌奉組織之命，幫助徐向前元帥整理回憶錄。他從文獻史料中驚異地發現了毛澤東下令四方麵軍人馬西渡黃河和成立西路軍的電文，以及其他一些人們所不知曉的情況，進而在史學界首次提出了西路軍問題的現有定性、定位很為不妥。毛澤東電文的發現，說明大軍西進是領受了黨中央的命令肩負打通國際路線重大使命，以接應共產國際給予黨和紅軍的物資接濟，並策應河東紅軍和友軍的戰略行動而向西戰鬥前進。
李先念接到小平同誌批轉的朱玉的匯報文件和批示後，派人用不少精力和一年時間廣為查閱中央檔案中的大量電報文件，並結合自己當年在陳昌浩、徐向前指揮下，率軍渡黃河、戰“走廊”、過祁連山、出星星峽進入新疆的親身經曆，於1983年2月寫出了《關於西路軍曆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他在文中歸納說：“上述主要曆史事實說明，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因此，西路軍的問題同張國燾一九三五年九月擅自命令四方麵軍南下的問題性質不同。西路軍是根據中央指示在甘肅河西走廊創立根據地和打通蘇聯，不能說是‘執行張國燾路線’。”李先念將此《說明》送給了陳雲同誌閱看。陳雲是1936年秋從共產國際(莫斯科)專程赴新疆去迎接西路軍的，是這段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見證人之一，具有對李先念《說明》鑒定判別的資格和發言權。
1983年3月8日，陳雲對李先念的《說明》作出文字表態：“先念同誌：你寫的關於西路軍曆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兩遍。這些附件都是黨內曆史電報，我讚成把此件存中央黨史研究室和黨的中央檔案館。先請小平同誌閱後再交中央常委一閱。”
同年3月12日，李先念給鄧小平一信說：“送上《關於西路軍曆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和陳雲同誌的批語，請閱。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將竹鬱（朱玉）同誌寫的《‘西路軍’疑》一文批給我看，我又送給了陳雲同誌，因為陳雲同誌對西路軍的問題有些了解。他看後要我寫份材料存檔。由於我對當時的全麵情況了解不多，四十多年來又沒有研究過，對重要曆史事實根本不清楚。近一年來，我花了點時間回憶，又派秘書查閱一些曆史檔案，才寫出這份材料，並請(徐)向前同誌看過。請您審改後，可否按陳雲同誌的意見處理。請予指示。”
鄧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說明》和陳雲的表態信後，於1983年3月22日批示：“讚成這個《說明》，同意全件存檔。”(“全件”指包括先念同誌選送的一批電報在內)。當時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葉劍英、趙 紫 陽同誌也都圈閱同意。
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黨史上卷有關西路軍一段內容的闡述，違背黨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徑(指大百科全書軍事卷有關條目、紅四方麵軍戰史、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對徐向前逝世的訃告、徐向前生平介紹等文)，隻講“奉命過河”，不講奉誰的命，以此含混無賓語的敘述模糊曆史真相。李先念很生氣地於7月8日寫信給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楊尚昆和副組長薄一波、胡喬木、胡繩、鄧 力 群，對此提出尖銳批評。他激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誰的命令？！幾十年來一直說‘西路軍是奉張國燾之命西渡黃河的’，甚至說‘西路軍是張國燾擅自組成的’，‘西路軍是張國燾錯誤路線的犧牲品’，等等。……現在中央正式出版的黨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筆法，對得起壯烈犧牲的一萬多名西路軍將士嗎？”有關同誌作出檢討，已經印刷的書籍拆了重印、重裝。現在的眾多資料顯示，西路軍政委陳昌浩和總指揮徐向前正是執行了中央軍委的電令，在率軍渡過黃河之後，在祁連山與大漠之間的數千公裏的狹長地帶，遭到以回民為主體的馬步芳、馬鴻逵等騎兵部隊的圍剿，幾乎全軍覆滅，成為紅軍戰史上最慘重的失敗。
作為一位政治家及軍隊中的高級將領，人生最大的悲歎莫過於最後沒有歸隊，沒有在抗日戰場發揮作用。
西路軍兵敗後剩下不多人員化整為零分散突圍，陳昌浩、徐向前二人在突圍時曾經歇腳在一個叫大馬營的村子中，一個叫但複三的百姓讓他們留宿。正巧，但複三是陳昌浩的湖北老鄉，高燒不退的陳昌浩實在不能行動了，再者也怕連累同生共死的徐向前，便住下來養病，徐向前一個人沿著祁連山的戈壁灘晝夜兼程，最終回到延安。在保存下來的紅四方麵軍改編為八路軍一二九師後，徐向前擔任了副師長，成為八路軍中的一員重要將領，建國後成為共和國的元帥。1937年6月的一天，陳昌潔輾轉來到武漢。此後，陳昌浩人生的軌跡與自己的老搭檔徐向前迥然相異，這恐怕是兩人分手時所無法料到的。其實，就當時特定的曆史情況看，即便是陳昌浩也與徐向前一起到達延安，中央也得找一個西路軍兵敗的替罪羊。陳昌浩來到武漢的第二天，就來到革命老區湖北英山縣，打算在這兒重舉義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裝。但當地的反動武裝非常囂張，陳昌浩感到自己的願望難以實現。此時的陳昌浩思念親人的心情更加強烈，於是給他在漢陽老家的親友寫了一封信，約他們見麵。在漢口，與闊別10年的老母和妻兒見過麵後，陳昌浩了卻了一樁心事，然後趕赴陝北。回到延安後不久，他因患有嚴重的胃潰瘍，被批準到蘇聯治病。從此，開始了他長達10多年漂泊異國的生涯。
日本侵華期間，陳昌浩曾給中共中央、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多次發電報或寫信要求回國參戰，但都沒有回音。抗日戰爭結束後，遠在蘇聯的陳昌浩又多次給黨中央發電報或寫信，要求回國參加解放戰爭。但他始終沒有收到回信。是黨中央沒有收到陳昌浩的信，還是曆史和黨中央遺棄了他？沒人能說得清楚。
期間，蔡暢曾途徑莫斯科，專門看望了陳昌浩。通過蔡暢，陳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表達了回國服務的請求。可見陳昌浩回國的願望一直沒死，他反複多次給黨中央寫信，帶口信，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回國參加工作，可以看出那個年代，一位曾經的紅軍高級將領報國的決心還是高於一切的。
1951年，離開祖國十餘年的陳昌浩才得以回國。劉少奇等領導同誌代表黨中央，親自來到北京站迎接他。老戰友，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徐向前邀請陳昌浩和在紅四方麵軍工作過的一些老同誌，在徐向前的寓所裏聚會。在昔日的老戰友家裏，陳昌浩像一個落魄之人，低著頭，彎著腰，與他昔日之戰友、部屬，當時共和國的將軍們、部長們一一拱手，表示歉意。當他和前妻、時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的張琴秋緊緊握手時，非常愧疚，連聲說道：“琴秋，你受苦了！我對不起你呀！”
陳昌浩是個有自知之明的人，曾在許多場合懺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5月，他曾經返回湖北故鄉，在那裏見到了數百名當年的紅四方麵軍部下，而今皆為解放軍高級將領。陳在大會上眼含熱淚向他的舊部致歉，獨自承擔起西路軍覆滅的責任。但即便如此，他還是無法逃脫命運的無情追擊。他在“文革”被“紅衛兵”、“造反派”們無休止地揪鬥。1967年7月30日晚，絕望之極的陳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藥，離開了令他感到痛苦的世界。這年，他61歲。
1980年8月21日，黨中央為陳昌浩舉行了追悼會。經黨中央審定的悼詞稱：陳昌浩同誌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一生”。曆史恢複了它本來的麵目，它為陳昌浩革命的一生劃上了一個完整的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