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那場浩劫中，一個人物的“崛起”頗為引人注目。他就是王洪文，從一個造反派頭頭一躍而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之一。此文帶著我們穿越時空，真切地看到處在權力巔峰時王洪文的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
張春橋的黑幹將
1967年元旦社論向全國吹響了攻擊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號角。“軍師”張春橋等人旋即赴滬，策動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掀起“一月奪權”的黑風暴，奪取上海市委大權。
1月2日，張春橋電召王洪文進京。
1月3日晚，張春橋、姚文元秘密會見了王洪文。在聽完王洪文關於上海近況的匯報後，張春橋肯定地對王洪文說：“上海的桃子熟了！上海的桃子不能讓陳丕顯摘去！”接著，張春橋又對王洪文關照道：“你也不要久留北京，要盡快回上海。明天，作為上海奪權的先聲－－《文匯報》將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權。我和文元同誌也於明天飛抵上海，投入上海的戰鬥！”果然不出所料，1月4日上午，上海《文匯報》社奪權。1月5日，上海《解放日報》社奪權，宣告“新生”，公開為“革命造反”唱讚歌。1月6日，王洪文、徐景賢聯合全市十幾個造反派組織，在市中心的人民廣場召開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這次大會的導演就是張春橋、姚文元，連大會的發言稿和口號都是經過他倆仔細審批的。大會宣讀了3個由張春橋、王洪文一夥一手炮製的“通令”，宣布“奪權”成功。
就這樣，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機構陷於癱瘓，實際權力落入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手裏。
按照當年的“老中青三結合”的說法，組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領導班子。在這個班子中，張春橋當然應算“老”的“革命幹部”的代表，任了“主任”之職；姚文元可算“中”，任了“第一副主任”之職；徐景賢也算“中”，而王洪文既算“青”，又算“革命群眾”的代表，兩人均為“副主任”。此後，由上海“一月風暴”刮起的“奪權風”迅速向全國各地傳播。一時間，“奪權”風潮達到了如火如荼、如瘋似顛的境地。而首開奪權之風“功臣”之一的王洪文，也名聲大振，逐漸走進了毛澤東的視野。
1972年9月，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調王洪文進京；十屆一中全會上，王洪文又當選為黨的副主席，成為毛澤東眼中的“接班人”了。
權力欲望的膨脹
從一個造反派進入中樞機構，成為幾人之下幾億人之上的風光人物之後，王洪文的權力欲望逐漸膨脹起來了，得到更大更高的權力，便成為其朝思暮想的事情了。
王洪文的發跡，得益於張春橋和姚文元的直接栽培，這使王洪文自然要追隨其後。而在王洪文到來之前，一同在“文化大革命”中“並肩戰鬥”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已經結成三人小團夥；尾隨在張、姚之後的王洪文自然成為這個小團夥的第四個成員。於是，一個描述這四人關係的固有名詞出現了：“四人幫”，釣魚台國賓館，成了這個“幫”的大本營。在這個 “幫”中，王洪文年齡最小，資曆最淺，地位卻最高。一個小小的造反派頭頭能有今天這樣的結局，王洪文自然明白，要想爬得更高，必須需要另外三個人的繼續栽培才成。在他的眼裏，張、姚不用說了，江青雖然連政治局常委都不是，但是，“第一夫人”的光環足以使他覺得搶眼，也足以使他死心塌地投入這個幫派。在毛澤東一係列“不要搞四人幫”的警告聲中，王洪文雖然仍是副主席，但伴隨著鄧小平的複出，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告吹。其後，根據中央的安排，王洪文1／3時間在中央，1／3時間下基層，1／3時間作調查研究。他隻好回到發跡之地上海“調研”去了。
在此期間，鄧小平大刀闊斧的整頓工作，使各行各業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整頓過程中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觸怒了一直維護“文革”的毛澤東，使他對鄧小平又失去了信任。
在上海的王洪文得到消息後，覺得獲得權力的機會又來了，匆匆趕回北京，又和另外3人結合在一起，密謀向鄧小平“反擊”。在周恩來總理去世前後，“四人幫” 掀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惡浪。王洪文打起了如意算盤：在鄧小平複出之前，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如果將鄧小平打倒，我不僅還可以主持日常工作，甚至可以坐上總理這把交椅。在這種野心的驅動下，他開始了全麵主持中央工作的打算。
1976年1月，中央確定召開批判鄧小平的打招呼會議。王洪文天真地認為，他登台的時間不遠了。為此，他決定在這次會議上“亮相”：以中央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會上作長篇報告。他把秘書肖木召來，要他盡快準備這個報告。王洪文口授講話內容：“講一講文化大革命，講一講反擊右傾翻案風”，“口氣都是全麵性的”。他對肖木“擺出一副要出來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架勢，得意忘形地說：‘我應當有一個講話’。”
這個報告完成後，王洪文很重視，進行多次修改。不料，在王洪文修改完二稿送到印廠出三稿之際，2月3日，中央發出1976年的第1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王洪文的美夢又一次破滅。2月4日，王洪文看到了報告的第三稿，隻好偷偷地收藏起來。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王洪文感到奪權的時機又一次來臨，為了先一步控製對各省、市、自治區的領導權，9月10日晚上，王洪文即讓秘書廖祖康通知他手下的工作人員米士奇到中南海值班，廖對米吩咐說：“王洪文說，中辦秘書處就不來人了，就你一個人值班”。任務是“兩個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間各省市發生的重大問題，要及時報告；二是在此期間有些解決不了，需要請示的問題，要及時請示，就說是中央領導同誌說的，讓你給各省、市、自治區打電話。另外，各省、市、自治區有事打電話就找你”。王洪文趁機奪權的野心已暴露無遺。
到了10月2日，就在離“四人幫”覆滅的前4天，王洪文還洋洋得意地拍了幾版“標準像”，妄想為其奪權成功做準備；10月3日，王洪文仍然以中央領導人的身份到北京郊區平穀縣講話。煽動“要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看著修正主義”，發泄對華國鋒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不滿。
奢侈浪費的生活
吃，是王洪文的一大嗜好。身居高位，他的權勢也滿足了他的這種嗜好。從曾經接待過他的上海市委招待處的工作人員揭露出來的材料看，王洪文“幾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經常要吃山珍海味，什麽魚唇、鮑魚、幹貝、海參、蛤蜊、鵪鶉、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農村動員農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產隊組織人采摘；他要吃鮮荔枝、香蕉、菠蘿，由廣州用飛機運來；兒子要吃石榴，也派專人到蘇州去買。”接待處為了保證王洪文提出的“古裏古怪的食品要求”，“有時要三輛采購車”來供應。在他外出“調研”到工廠，到農村，到部隊時，在事先通知的內容中，安排吃喝、準備名酒名菜是第一項內容。且每到一處大吃大喝之後，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與吃相比，王洪文玩的嗜好更濃烈，花樣也更多。在上海，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釣魚、打鳥、下棋、玩牌、打彈子、看電影”。上海接待處的一份材料，披露了他花樣翻新、層出不窮的玩法：“他不僅白天去打獵，有時晚上也去打，專門讓人特製了聚光搜索燈。他釣魚，讓工作人員用麻油、茅台酒和麵粉作魚餌。釣不到魚，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員做兩隻木框浮在水麵，框裏放上青草，引魚上鉤。王洪文釣魚時，不僅要為他準備煙、茶、水果、橘子汁，還要工作人員把煙遞到他嘴裏，為他點煙、拾魚、裝魚餌、擦汗，扇扇子。”
與吃喝玩樂相聯係的，就是攫取、揮霍。他成為副主席後，串通上海市輕工業局的馬振龍，利用職權，以‘硬性索取’、‘授意試製’等手法，巧取豪奪了大型彩色電視機、紅旗牌高級照相機、高級汽手槍、高級手表、石英電子表、太陽能打火機、高級香煙、啤酒、糖果等大量輕工產品。就以食品一類來說，一次就拿高級雪茄煙35條、酒芯巧克力糖60盒，醬菜罐頭20多瓶。
材料還揭露了王洪文揮霍浪費的情況：
王洪文為了打獵，硬要給他仿製美國“奇異牌”的聚光搜索燈。工廠隻好停止部分正常生產，日夜趕製，突擊一周，造出20隻，王僅選去2隻，耗費國家資金一萬多元。又如，為王洪文專門精製5塊高級鑽石牌雙日曆手表，調動了7個工廠、1個商店的40餘名技術人員，花費國家資金1萬1千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溫杯，也要給他特製，加工單位僅為製杯蓋就花了半個多月時間，專門製了兩套模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