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程異常複雜：毛澤東的軍事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

毛澤東軍事領袖地位的確立源於遵義會議，但毛澤東在黨內確立其軍事統帥的地位卻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先始於井岡山時期的紅四軍，以古田會議召開為標誌；但在中央蘇區卻失去了對軍隊的控製權；在經曆非常複雜的黨內鬥爭和慘痛的紅軍失敗後，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得以複職，成為中央紅軍的事實決策者，在會理會議後鞏固了這種地位；在與張國燾的分裂活動的鬥爭中，毛澤東在1935年的8月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的最高軍事統帥。

　　秋收暴動部隊的領導者

　　毛澤東的軍事統帥地位，最早源於後來成為工農紅軍主力的紅四軍，毛澤東即是這支軍隊的締造者之一。1927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決定，毛澤東以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身份，領導湘贛邊界秋收暴動。9日，暴動發動，部隊統一編組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19日，暴動部隊在遭受重大挫折後，毛澤東提出“向萍鄉方向退卻”，此時毛澤東所部槍多人少、極度疲乏，不足1000人。毛澤東決定“上山”，進軍井岡山，通過聯絡、改造當地地方武裝袁文才、王佐部隊，於10月下旬在此站穩腳跟。

　33歲的毛澤東在這一個多月的軍事指揮與領導活動，顯示出其超越同儕的遠大眼光、果敢氣魄。當時中共在共產國際與蘇聯的指導、影響下，堅持城市革命的暴動計劃，毛澤東及時改變原定攻打長沙等大城市計劃，改向國民黨軍隊稀薄的農村區域發展，從後來無論是中國革命的曆史進程、還是毛澤東個人命運的變遷來看，這都是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轉折點。

　　而且，在部隊中以在基層建立組織的形式確認、保證軍隊服從黨的領導，亦是毛澤東的創造性貢獻。毛澤東一介書生，其卓越的軍事才能這時還未被部下完全了解、信服，於是毛澤東進行“三灣改編”：首先，撤換不稱職的軍隊首長，縮編、精簡部隊，以陳浩為部隊實際軍事首長，取消對毛澤東軍事主張有異議而又悲觀的餘灑度的指揮權；其次，改變軍隊內部的官兵關係，推行內部民主改革，不許官長打罵士兵，允許士兵會議的發言權；再次，建立全軍由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體製，連、營、團建立黨組織，所有一切重大問題，均須黨組織集體討論決定，確立黨委的絕對領導權。

　　毛澤東的主張雖然遭到部分軍官的激烈反對，但因得到了下層士兵的擁護堅持了下來，紅軍的戰鬥力與毛澤東的威望隨著紅軍的勝利與地方割據區域的擴大增長起來。例如，毛澤東在率部剛上井岡山時，部隊士氣低落，消極、背叛、逃跑“變成了公開的事”；但一年後，部隊戰鬥力空前提高，連白軍俘虜兵都成為勇敢的戰士。毛澤東得到上下一致擁戴，如紅軍落腳井岡山的重要支柱之一袁文才也對毛澤東推崇備至，不止一次對人說：“毛委員的話中央都聽，隻要好好保護毛委員，將來革命還是有前途的。”

　　成為紅四軍領導核心

　　1928年4月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與朱德領導的部隊會合，共同組建為第四軍（不久，更名為紅軍第四軍，即“紅四軍”），這就是著名的“朱毛紅軍”。

　　會師後的紅軍，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朱德任軍長，毛澤東為黨代表，並任紅四軍軍委書記。5月20日，毛澤東任湘贛邊界特委書記；6月4日，中共中央來信決定毛澤東為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以後，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也基本上是以前委書記的職務領導紅四軍。

　　毛澤東並非一開始就取得了對紅四軍絕對的領導權。會師不久，紅四軍即遭遇“八月失敗”。本來6月底毛澤東即在永新聯席會議上反對四軍主力冒進湘南，認為紅軍應留守邊界，以創造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政權，並得到四軍主要將領朱德、陳毅、王爾琢等的支持，會後，毛澤東致信湖南省委，但毛澤東的意見為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省委派充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楊開明所改變，四軍主力之一二十九團突進郴州，幾乎全軍覆沒。

　　紅四軍受製於湖南省委的組織體製的改變，是在1928年11月，中共中央6月4日指示信到達邊界時。在信中，中央規定，所有管轄區域內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揮”，並指定由毛澤東、朱德等5人組成，毛為書記，前委下設軍委，朱德為書記。指示信明確規定，紅軍中的最高領導機關是毛澤東領導的前委，其職務為中央任命，這說明中共中央已明確井岡山紅色區域的最高領導人是毛澤東。毛澤東一般隨軍行動、直接指揮，軍委基本形同虛設，還有就是負責邊界各縣地方黨組織係統的領導機關———湘贛邊界特委。毛澤東對特委工作非常重視。杜修經曾說，邊界特委“實際上一切工作與指導，都集中在澤東同誌身上”；楊開明亦說：“特委的事總是書記一個人處理，個人專政，書記獨裁，成為邊界的通弊。首先澤東為特委書記時，特委就在澤東一個人荷包裏……”這種集權現象與特委屢屢改變、幹部不足有關，但主要是毛澤東在地方幹部中的威信，使得一般幹部相信並自願服從毛澤東的領導。

　　劉安恭挑起兩派爭論

　　但是，對於毛澤東在四軍的領導地位卻在1929年初在紅四軍內部出現了懷疑的聲音，公開表露對毛澤東前委工作不滿的是劉安恭。劉於1929年5月上旬受中央派遣到達紅四軍，出任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實際上僅居毛澤東、朱德、陳毅之後排名第四位的領導人。劉以軍委書記名義決定前委隻能討論紅軍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其他事，這就激發了四軍內部關於毛澤東領導的前委職權範圍、工作責任進而發展到對毛澤東個人領導作風等的大爭論。在5月底的前委會議上，支持毛澤東與支持劉安恭的兩派意見相持不下；6月8日，毛澤東在上杭白砂再次召集前委擴大會議，支持毛澤東者占少數，毛澤東於是要求辭職；14日，毛澤東致信公開表態支持他的林彪，提出黨內存在的14個問題，並具體表示，是有人“與黨爭權”，雖沒有點名，顯然是指支持劉安恭的朱德。至此，四軍內部幾乎所有高級將領與地方領導幹部，分化為擁護朱德與擁護毛澤東的兩派。支持毛澤東的僅有林彪、譚震林、伍中豪、江華等少數人。在6月22日的紅四軍“七大”上，毛澤東前委書記職務被撤免，陳毅當選，會議並對毛澤東、朱德以嚴厲批評和處分。

　　在此次爭論中，對於毛澤東的批評，集中於對毛澤東領導的前委權力問題，即認為毛澤東過於專權。而按毛澤東的分析，表麵看是軍委和前委的權限劃分，實際上是“黨的三個最大的組織原則發生了動搖”，即反對黨管一切，權力太集中於前委；反對一切工作歸支部；反對黨員個人自由受限製。紅四軍“七大”雖然肯定了毛澤東的許多主張，但對朱德、毛澤東各打“五十大板”的“陳毅主義”，毛澤東卻非常不滿，且毛澤東前委書記職務本由中共中央指定，四軍黨代會輕易改變中央決議，顯然有違組織原則。在此情況下，新當選的前委書記陳毅決定直接前往上海報告中央。臨時主持前委工作的朱德在9月下旬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八大，正在地方養病的毛澤東拒絕與會，並複信朱德，嚴厲批評朱、陳等人，這更引起紅四軍其他領導人強烈不滿，會議致信毛澤東，敦促其盡快返回，表示否則將給予其黨紀處分。

　　古田會議肯定毛澤東建軍思想

　　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周恩來在聽取陳毅的匯報後，明確表示不能動搖毛澤東、朱德的領導格局，並以指示信的方式，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的建軍思想，強調紅軍不單純是作戰的武裝，也是建立蘇維埃政權及擴大政治影響於全國的重要力量。指示信明確指出，黨的組織係統不變，前委下不設軍委，“毛同誌應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誌了解而接受。”

　　1929年12月28日紅四軍九大召開，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毛澤東在會上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並起草長達3萬字的《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明確提出必須確立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古田會議對於紅四軍與毛澤東來說，都有非同尋常的深遠意義，正如朱德所說：“九大的影響，深入在四軍同誌的腦中，的確九大是四軍黨第一幕重要曆史。”

　　古田會議結束不久，按照中央規定， 1930年2月7日，毛澤東在江西吉安陂頭召集四、五、六軍聯席會議（即“二七會議”），決定將紅四軍前委擴大為四、五、六軍的共同前委，毛澤東為書記； 2月，毛澤東、朱德率部打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三省會剿”；6月，紅四軍與閩西紅十二軍、紅六軍合編為紅一軍團，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和前委書記，朱德為總指揮，全軍計2萬餘人；8月，紅一、三軍團合建為紅一方麵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為總政委、總前委書記，全軍3萬餘人，成為當時全國實力最為強大的紅軍。在此後一年多時間裏，毛澤東領導紅一方麵軍取得了輝煌戰果，粉碎了國民黨的第一、二、三次“圍剿”，贛南、閩西根據地基本連成一片，基本形成中央根據地。

　　毛澤東以黨建軍的思想與軍事指揮的高超智慧為他博得了很高威信，當時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在1929年7月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上撰文熱情報道、高度讚揚“朱毛是革命農民武裝的先鋒隊，又有無產階級的政黨為之領導。”向各根據地推薦紅四軍的經驗。

　　毛澤東的軍事、政治能力也開始引起共產國際的關注。從1929年至1936年，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在各種文章中，有60處關於毛澤東的報道；蘇聯報章對毛澤東的遊擊戰爭經驗十分注意，多次報道毛澤東與朱德的紅四軍取得的戰績，措辭熱情洋溢。1930年3月20日，由於信息失誤，共產國際在其官方公報《國際新聞通訊》英文版第14期上誤發訃告，沉痛宣告“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遊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誌，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盡管消息錯誤，但說明毛澤東在共產國際的心目中的地位確實超越了很多中共中央高級領導人，對照在此之前去世的如李大釗、王荷波、張太雷、蘇兆征都沒有專門以共產國際名義發布的訃告，此舉則更值得重視。

　　5月，斯大林明確告知來莫斯科匯報工作的周恩來，應該學習毛澤東的經驗，說：既然中國的軍閥都能搞武裝割據，你們為什麽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裝根據地。如果有四川那樣大的一塊地方，中國革命就好辦了。6月，從莫斯科回來的周恩來傳達了斯大林指示，此前不久遭到李立三嚴厲批評的毛澤東在六屆三中全會上晉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是毛澤東在1925年因為與陳獨秀的分歧離開中共中央5年後，再次接近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

　　“富田事變”導致毛澤東領導危機

　　毛澤東在井岡山及中央根據地的領導權威在30年代前中期遭遇挫折即遭受第三次“左傾”錯誤打擊，但毛澤東的領導危機卻在1930年夏季、1931年初已經出現了一些征兆，這並非是中央錯誤路線的打擊（當時為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由瞿秋白、周恩來主事，毛受到中央的稱許），而是毛澤東領導的總前委發動的“肅AB 團事件”的後果。

　　共產黨內正式開始肅清“AB團”，是在1930年5月，由贛西南特委領導。隨之，肅反運動由白區而蘇區、由黨外而黨內、由地方而軍隊迅速展開，到6月下旬，在中央蘇區已相當普遍，9月進入高潮。毛澤東對此十分支持，認為贛西南蘇維埃政府與地方軍隊中有大批AB團分子，甚至超過1／4,前期轟轟烈烈的肅反運動有加強的必要。

　　此時，毛澤東反對李立三中央進攻武漢、長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戰略方針，在紅一方麵軍內部有爭議，出現“罵前委反抗中央命令”的言論與不滿前委領導的情緒，毛澤東與總前委認為這是“AB團”的進攻。肅AB團運動由此歸於總前委的直接領導。由於此前毛澤東所信任的領導骨幹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為湘贛邊特委（後為西路行委）所錯殺，贛西南特委在1930年8月召開的第二次全體會議，貫徹李立三中央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精神，對毛澤東關於紅軍軍事戰略、政治鬥爭等路線、政策進行了係統的批評，並撤免毛澤東所信任、支持的贛西南特委書記職務，引起毛澤東極大不滿，毛澤東斷定贛西南特委為“AB團”控製，派遣總前委秘書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鎮壓，終於激起“富田事變”。

　　毛澤東領導的總前委肅“AB團運動”，導致了非常嚴重的政治後果。據蕭克上將回憶，僅在其四軍即打AB團一千三四百人，占全軍人數五分之一。黃克誠在回憶錄中引述一位紅四軍老資曆幹部何篤才的話，即批評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黃克誠說：“如果不是毛澤東在組織路線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蘇區排斥毛澤東，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對毛澤東的領導權力產生更為直接的影響則是中共中央對中央蘇區的逐漸控製。早在1930年10月，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蘇區中央局，負責指導全國蘇維埃區域與紅軍的工作，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等組成，周為書記，因周暫時無法脫身，由項代理書記。項英於1930年12月中旬到達閩西蘇區，1931年1月15日正式成立蘇區中央局，並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為主席。隨之，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撤消，毛澤東擔任蘇區中央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兼軍委政治部主任、紅一方麵軍總政治委員，成為排列項之後的第二位人物。由於戰爭頻繁、交通不便，中央局做工作的通常隻有項英一人，組織機構很不健全，其實際權限也僅限於中央蘇區，而且因為中央局主要麵臨問題是紅軍的戰爭，項英不懂軍事，缺乏作戰經驗，“所以，在當時作戰指揮上，毛澤東仍然能夠起主要作用。”

　　但項英在對待“富田事變”及肅反的問題上與毛澤東發生了嚴重分歧。項英改變了毛澤東與總前委認定其為反革命暴動的結論和一網打盡式的過火鬥爭的結論，主張按照黨內矛盾、教育方式與黨的會議的辦法來處理參與“事變”的人員，肅反鬥爭基本結束。項、毛此矛盾未糾結多久，四中全會產生的中央指定的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於4月中旬到達中央蘇區，隨即召開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批評項英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基本肯定毛澤東為書記的紅四軍前委工作，再次將“富田事變”定性為是由“AB團”領導的、立三路線的一部分擁護者參加的反革命暴動，實際上肯定了毛澤東的意見，並繼續肅反。會後不久，項職務被撤換，由毛澤東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及中革軍委主席。

　　寧都會議失去紅軍指揮權

　　但在毛澤東開創並堅持的軍事戰略、土地政策等原則問題上，盡管毛澤東率部取得了空前的軍事勝利，王明左右下的中共中央還是對毛澤東產生了嚴重的不滿。中央否定毛澤東事實堅持的“鄉村為中心”的革命主張，要求進行城市戰、街壘戰的演習，把戰爭引向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示下，11月初中央代表團主持召開中央蘇區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嚴厲指責毛澤東開創的方針策略為“狹隘經驗論”、“農民的落後思想”、“富農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會議撤消了毛澤東在中央局的代理書記職務，轉由項英接任，另成立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取消紅一方麵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的設置，紅軍統一歸中革軍委指揮。這就是毛開始失去領導職務的開端，首先漸漸失去對紅一方麵軍的指揮權。

　　在受到王明“左傾”中央批判的同時，毛澤東卻擔任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主席（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政府總理（人民委員會主席），時間僅在贛南會議後的次日。毛澤東的這個職務雖然隻有象征意義，但說明毛澤東的影響並不是一下能夠消除的，動議成立這個完全按照莫斯科體製建立的政權首腦是在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占領長沙時，當時對外公布的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即為黨的最高領袖向忠發，但向在上海處於秘密狀態，當時中共中央便推薦毛澤東出任，由共產國際遠東局及莫斯科首肯，在1930年即已內定。

12月，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正式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當時蘇區中央局正在激烈爭論紅一方麵軍是否攻打贛州、吉安等城市，毛澤東堅決反對，要求紅軍應進攻國民黨軍隊的薄弱環節，打通中央蘇區與方誌敏領導的贛東北蘇區的聯係，但毛澤東意見除朱德外無人讚成。在上海的臨時中央（因向忠發被捕變節被處死、王明到共產國際任職、周恩來前往中央蘇區，經共產國際批準，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成立，博古為總負責人）則於1932年1月9日發出《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紅軍“以占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來結合目前分散的蘇維埃根據地，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不點名指責毛澤東。

　　在與毛澤東接觸後，周本已改變了原來主張進攻中心城市的主張，但臨時中央的指示使蘇區中央局作出決定，以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以紅三軍團為主力，出擊贛州，毛澤東則被安排到瑞金東20裏的東華山上一座古廟休養，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力幾乎被完全剝奪。

　　彭德懷部隊五十多天攻打贛州不克，周恩來派項英請毛澤東下山商討軍事方針，毛冒雨日夜兼程直奔前線指揮部，但在江口召開的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放棄攻打贛州、轉向外圍“出擊求鞏固”的意見被否決，會議決定紅軍主力分兩路夾贛江而下，向北發展。

　　毛澤東在率中路軍（隨即改為東路軍）行動時，說服總指揮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在3月至5月期間，連下龍岩、漳州，取得重大戰果。但是在上海的臨時中央卻對毛澤東的不滿更加嚴厲起來，4月4日，張聞天發表《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長文，係統批判毛澤東，指出當前蘇區的主要危險，“是對國民黨統治的過分估計，與對於革命力量的估計不足的右傾機會主義。”

　　至此，蘇區中央局不得不在6月中旬在長汀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承認並檢討“不可容許的右傾機會主義”，決定恢複紅一方麵軍總部，以朱德為總司令，原一直擔任總政治委員的毛澤東隻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隨軍行動，實際上是閑置起來，而總政委一職則空缺。經到前方的周恩來及在前方的王稼祥等反複爭取，在8月8日，蘇區中央局同意恢複毛澤東總政治委員職務，但規定前方成立由周、毛、朱德、王稼祥組成的“最高軍事會議”，周為主席，負責製定前方的行動方針和作戰計劃。毛的軍職未擔任多久，在是否應攻打南城的問題上，前後方發生激烈爭論，並上升到“積極進攻戰略”與“消極防禦戰略”的原則衝突。10月上旬，寧都會議召開，蘇區中央局“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右傾鬥爭”，集中火力批判毛澤東，毛澤東被免去總政委職務，由周恩來代理。10月6日，臨時中央常委會同意對毛的處分，毛澤東被迫離開紅軍領導崗位，直至1935年1月遵義會議的複職。

　　遵義會議後回到紅軍指揮層

　　隨著博古等中央核心領導人的遷入中央蘇區，對毛澤東的政治批判也陸續展開，毛澤東基本處於養病和賦閑狀態，甚至被剝奪工作的權利。伴隨反“圍剿”鬥爭的失敗和毛澤東對王稼祥、張聞天爭取工作的漸見成效，到紅軍長征時，毛澤東一度失去的軍事行動發言權也漸漸恢複。在1935年1月中旬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進入中共決策核心層，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因撤消原來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決策層“三人團”，中央五人常委會（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博古、陳雲）重新分工，張任黨的中央書記，在黨內“負總的責任”；毛為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周則為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3月4日，中革軍委發布命令，以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前敵政治委員，組成遵義戰役的前敵司令部，這是毛澤東自1932年寧都會議後第一次獲得公開直接指揮紅軍的權力。

　　但是，毛澤東見在紅軍高級將領與中央負責人中對運動戰及遊擊戰重要性認識不足，且大敵當前，過於民主的會議製度容易錯失戰機，不利部隊機動殲敵，因此，毛澤東提議另成立一個類似長征伊始的“三人團”。12日，張聞天主持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新三人團”，即“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周為“團長”。

　　“新三人團”是當時紅軍的最高軍事決策機關，這是毛澤東自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後，又進一步成為當時最重要的軍事指揮機關的領導核心。此時毛澤東不僅是軍事指揮核心，還是政治局常委，居於黨內領導核心，可以說，這時毛澤東在黨與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初步確立。

　　在“新三人團”成立不久，紅軍在順利跳出金沙江封鎖線後，對毛澤東“四渡赤水”的轉移作戰方針，不少人提出了質疑。林彪直接致信“三人團”，要求改變指揮領導層，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隨軍行動，由彭德懷任前敵指揮。5月12日，張聞天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會理會議），會上，毛澤東認為這些不滿是黨內對失去中央蘇區而缺乏勝利信心和存在不滿情緒，是右傾思想的反映；而且認為林是受彭德懷的鼓動。周恩來、朱德支持毛澤東，會議最後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這是毛澤東自遵義會議後第一次遭遇領導危機，但成功化解。

　　在反對張國燾的鬥爭中成為紅軍統帥

　　1935年6月14日，一、四方麵軍在懋功會師，會師後，兩軍主帥在戰略上出現嚴重分歧。毛澤東、張聞天本對張寄予厚望，希望兩軍合力實現北上建立川西北、進而奪占川陝甘的戰略企圖，但張國燾卻堅持西進西康、青海、西藏或直取成都、進占武漢，此即所謂南下與北上之爭。當時，張國燾自恃所率四方麵軍主力部隊達5萬餘人，兵員充足，裝備較好；而中央紅軍則不足2萬，且經長途跋涉，人困馬乏，不斷向中央提出修改戰略部署、進行中央人員調整等要求。毛澤東、張聞天沉著應對，終於化解了這場危機。

　　6月26日，毛澤東等與張國燾在兩河口會麵，當晚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兩軍共同北上，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實際上否決了張的意見。會後，決定增補張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可是當中央紅軍先期北進時，張國燾卻按兵不動，隻是一再提出要“加強中央領導”。7月9日，張指示川陝省委致電中央，建議以徐向前任紅軍副總司令，陳昌浩任總政委，周恩來為參謀長，軍委下設主席一人，由朱德兼任，下設常委，決定軍事策略問題；10日，張親自致電中央，要求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18日，陳昌浩致電張國燾、徐向前並轉朱德，建議由張任軍委主席，朱德任前敵總指揮，周恩來兼參謀長，“中政局決大方針後，給軍委獨斷決行”。

　　對於張國燾的爭權計劃，毛澤東也是早有對策。7月18日的蘆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主要討論“組織問題”。會議決定，在中革軍委下增設總司令，由朱德兼任，張國燾任總政治委員，軍委下設“小軍委”（即軍委常委），補充陳昌浩為委員，由張負責；以徐向前、陳昌浩為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政委，即以四方麵軍總指揮部兼前敵總指揮部。會後，張即率四方麵軍到達蘆花。

　　但是張的興奮僅維持了3天，在21—2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紅四方麵軍的缺點與錯誤，並得到會議的肯定。長期在四方麵軍絕對掌權且剛升任要職的張國燾對此極為憤怒，但也無可奈何；會後，張對中央開始“反攻倒算”，在8月4日—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張以批判博古中央失去蘇區為借口，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線錯誤；張還對毛澤東與張聞天提前議定的吸收四方麵軍幹部進入中央的名單表示不滿，認為人數太少。此時，毛澤東則堅不鬆口，認為政治局本無權決定中委人選，現為特殊情況，才破例吸收四方麵軍同誌。會議最後還是顧及張的意見，對名單稍作修改，將原定周純全為候補政治局委員調整為正式委員。但張對會議結果極為不滿，加快了其分裂紅軍的步驟，會後，對中央製定的紅軍分兵兩路發動夏洮戰役的計劃拒絕執行，再次提出西進主張。

　　毛澤東、張聞天知道張的阻撓已難挽回，決定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召開該會之前，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決定加強中央常委會的權力，會議確定常委分工為：張聞天兼管組織部，羅邁副之，毛澤東負責軍事，博古負責宣傳部，王稼祥負責紅軍政治部，凱豐負責少數民族委員會。本次會議關於中央常委的分工具有特殊意義，從組織上正式確認了毛澤東為全軍最高軍事統帥的地位，改變了遵義會議以來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助手的規定。應該說，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軍隊中的最高領導地位是從這時正式確立下來的。

　　次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即毛兒蓋會議）召開，張國燾沒有與會。會議明確紅軍必須向東，但張一意孤行，終致兩軍未能一致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緊急擴大會議，對張的錯誤作出政治決定。會後5日，毛澤東偶然發現了陝北紅軍的消息，中央紅軍終於找到了落腳點，中國共產黨也最終在延安決定了自己的軍事、政治與思想領袖———毛澤東。

　　毛澤東脫穎而出的原因

　　毛澤東能在中國共產黨最為危急、黨內政治鬥爭極為尖銳複雜的情況下脫穎而出，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領袖，並進而成為中共第一代領導核心，主要原因有三：

　　1.毛澤東超群的智慧與高超的謀略。

　　首先是毛澤東天才的軍事才能。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主要的工作是以武裝鬥爭反抗國民黨統治，建立紅色政權。毛澤東率部進入井岡山地區，以遊擊戰爭開創割據區域，實是別開生麵的創舉；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不斷壯大，最終成為工農紅軍的主力部隊，人數最多、戰鬥力最強、控製區域最大，中央蘇區成為中共中央的駐地，毛澤東與朱德也成為紅軍的象征符號。這其中，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毛受到左傾錯誤打擊得以東山再起的最重要因素。在中央紅軍處於絕境時，又是毛澤東挺身而出，率領紅軍脫離國民黨的圍追堵截，最終安然到達陝北，重新崛起。毛澤東挽救了黨、紅軍，這沒有一點誇張。

　　其次是毛澤東的政治才能。在毛澤東領導地位漸趨提升並穩定的過程中，軍事才能帶來的成就、權威是重要方麵，另一方麵即是毛澤東的政治能力即黨的絕對領導地位的確定、處理紅軍與地方的關係、紅軍的發展與根據地的建設所作的貢獻。毛澤東在建立紅色割據區域時，明確提出紅軍戰鬥力有賴政治工作的支撐，黨的核心地位自基層即開始確立，防備紅軍混同於一般軍閥部隊；對於部隊中可能存在的農民、小資產階級習氣，毛澤東也是不遺餘力地教育、整頓與鬥爭……毛澤東的政治謀略、對革命前途的樂觀精神和堅定信仰、對軍隊與農民關係的處理，贏得了共產國際的支持與下層士兵、民眾的擁戴。

　　再次是毛澤東的領導能力。毛澤東在領導秋收暴動時，僅是中央特派員，到上井岡山時，毛澤東任前委書記也是頗費周章，但毛澤東妥善處理與王佐、袁文才的關係，得以在羅霄山脈站穩腳跟；對於後來上山會師的朱德、陳毅、彭德懷等，也很快取得他們的信任，在古田會議後，朱德、彭德懷成為毛澤東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及至在1933 年上海臨時中央主要領導人陸續進入中央蘇區，毛澤東雖然與左傾中央格格不入，但經過努力，毛澤東還是取得了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的支持；對於與其有領導關係的上級之間的矛盾、分歧，毛澤東亦講究策略，在不變化根本戰略方針的前提下，有限的讓步、策略的爭取與風險的化解，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到達延安後，他們基本自覺站到毛澤東的旗幟下，毛最終得到了他們的信任、信服和信仰，成為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

　　2.共產國際的支持。

　　在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早期，共產國際與蘇聯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力非比尋常。在黨內鬥爭非常尖銳與複雜的狀況下，毛澤東能夠逐步取得領袖地位，也需要共產國際的諒解、支持甚至幫助，否則其政治前途很難設想。

　　毛澤東即使在受到王明、博古嚴厲打擊的危難時刻，共產國際對毛澤東還是支持的，對其在井岡山、中央蘇區的遊擊戰爭戰略戰術抱肯定與讚賞的態度。如 1932年秋，在毛澤東與臨時中央及蘇區中央代表團爭論已無法調和時，毛澤東稱病告假，博古等有送毛到莫斯科“休養”的打算，但共產國際得悉王明的報告後，反對召回有指揮作戰豐富經驗的毛澤東，明確指出如此不僅造成隊伍內部的分裂，還會直接影響反圍剿戰爭的有效指揮；1934年4月在得知毛澤東被削去軍職後，共產國際再次要求臨時中央，對毛必須團結。在博古中央取得完全統治地位的六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突然晉升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至少在名義上成為中央蘇區最高領導人之一，莫斯科還出人意料地將毛澤東、朱德等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都與共產國際的支持有關；遵義會議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改變，事先沒有征得共產國際的意見，事後共產國際對張聞天主黨、毛澤東主軍的領導體製表示讚賞；在張國燾分裂進入關鍵時期，從共產國際回來的張浩（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不僅帶回了與共產國際聯絡的電台，而且表態支持毛澤東與張聞天。

　　3.一批忠誠的共產黨人的幫助。

　　毛澤東在逐漸確立軍事領袖地位的過程中，在他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傑出的、忠誠的共產黨人，如朱德、陳毅、彭德懷、徐向前等高級將領，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領導人，還有瞿秋白、李立三等早期領袖。他們與毛澤東有過分歧、爭執甚至嚴重衝突，但一旦問題得到了解決，他們就堅決執行黨的決議、方針，在嚴酷的環境中自覺維護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使毛澤東在革命與個人命運的關鍵時期能夠正確地、較為順利地選擇道路，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