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聯軍1860年進攻北京火燒圓明園用了多少兵力？英軍一萬八千，法軍七千二百。區區二萬五千人長驅直入一泱泱大國首都殺人放火，迫使其皇帝天不亮倉皇出逃，恐怕在世界戰爭史上也算一項記錄。1900年，英、法、德、俄、美、日、奧、意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國家倒是不少，拚湊起來的兵力卻不足兩萬。雖然京畿一帶清軍不下十幾萬，義和團拳民兵更有五六十萬之眾，仍然無法阻止北京陷落和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
以二萬人索取四萬萬五千萬兩白銀，或許是世界戰爭史上又一項記錄。我們聲討帝國主義的凶殘及其侵略成性、掠奪性、喋血成性，我們詛咒舊中國統治者的腐敗、卑躬屈膝、喪權辱國，為那部屈辱史我們長歎不已、揮淚不已。這還遠遠不夠。戰爭是不計道理的，從來不一定誰有理誰就得勝。戰爭最計究實力。
無先進武備無法一戰，有先進武備勝利便唾手可得了麽？甲午海戰時期的北洋艦隊在裝備方麵一點也不比日本聯合艦隊差！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7335噸的鐵甲艦“定遠”、“鎮遠”是亞洲最具威力的海戰利器，大清陸軍之毛瑟槍、克虜伯炮也絕不劣於日軍的山田槍和日製野炮，為何反倒敗得更慘？
勝利如果僅僅是人力與物力的算術和，舊中國的軍事何至於敗得如此之慘。自戰爭誕生出軍人這種職業，它就不是為了承受失敗的。軍人生來為戰勝。但戰爭法則鋼鐵一般冰冷。一支平素慕於虛榮而荒於訓練、精於應付而疏於戰備的軍隊，一支無危機感無緊迫感的軍隊，兵力再多、裝備再好、也無有不敗。軍人最可貴的精神就是勝利精神。除去勝利一無所求，為了勝利一無所惜，這樣的軍人是國家和民族的無價之寶，沒有這樣的軍人，我們到哪裏去發掘未來決勝的根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這樣一批人力為之獻身，怎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軍人皆夢求勝利。卻不是所有人都舍得為勝利付出代價，不是所有人都舍得為勝利燃燒自己的生命。從古到今，勝利從來偏愛千錘百煉的軍隊，和千錘百煉的軍人。
一個中國人，如果僅僅會唱《大刀進行曲》和《遊擊隊之歌》，還無法明白那段曆史。我們還必須直麵那些往往令我們不那麽情願直麵的事實。必須要探究，我們是怎樣落到了這樣的地步，才終於"忍無可忍"的。不了解當時的中國有多麽軟弱，不了解當時中國的政治、軍事有多麽腐朽，你就永遠不會理解軟弱與腐朽要帶來多麽巨大而深重的災難。
這就是我們必須麵對的真實曆史。
北洋海軍從始至終的窘迫絕不僅僅源於挪用經費，北洋海軍是中國第一支現代化軍隊。1874年日軍入侵台灣事件，按滿清大臣文詳所述是"東洋一小國……僅購鐵甲船二隻，竟敢藉端發難"。在危機愈加深重的時刻，清廷終於發出了"大治水師為主"的決斷。從1861年決定投巨資向英國購買一支新式艦隊起，到北洋艦隊成軍的二十七年時間內，有人統計，不算南洋海軍和廣東、福建水師，僅建成北洋海軍就耗銀3000萬兩。但為什麽自1888年北洋成軍後，"添船購炮"的工作突然完全停止了呢?連慈禧皆稱"惟念海軍關係重大，非尋常庶政可比”，幾近將海軍視為身家性命，卻突然要將其經費挪去興建頤和園呢？慈禧正麵對另一個煩惱。修圓明園，估工銀2000萬兩。戶部尚書閻敬銘稱無款可辦。海軍和圓明園，成了慈禧的兩塊心病。鐵甲艦和頤和園，應該說是一對矛盾體，但對慈禧來說卻毫不矛盾。危機時用鐵甲艦來防止"大清江山"的崩塌，和平時用頤和園來享受奢華。一切似乎都天經地義。所以她既主張大辦海軍，多購艦船，又對阻止她修園的大臣給予痛罵。
李鴻章早年感覺到宮廷侈奢與國家防務的巨大矛盾。他在上奏中要求宮廷停“不急之需"，話雖婉轉，也還是有一些膽量。李鴻章為籌建海軍奔走數十年，多有慷慨陳詞之處和苦心竭慮之思。但最終他還是加入了挪款行列，甚至成為其中積極的籌措者，又是出於什麽原因呢?首先是對本身政治地位的憂慮。李鴻章在朝中政敵甚多。其之所以能夠鶴立，主要得力於慈禧。作為一個滿清官場政治角逐中的老手，他很快做出了抉擇。此處怪異就在於，政敵竟然以挪用海軍經費去化解。李鴻章這個早年對日本警惕性如此之高的大臣，事到臨頭，對危機的感覺卻變得如此麻木。丁汝昌戰前提出在主要艦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銀六十萬兩，他聲稱無款。北洋艦隊在黃海海戰中戰敗，他才上奏前籌海軍巨款分儲各處情況:"匯豐銀行存銀一百零七萬兩千九百兩;德華銀行存銀四十四萬兩;怡和洋行存銀五十五萬九千六百兩;開平礦務局領存五十二萬七千五百兩;總、計二百六十萬兩。"無款的海軍和藏款的李鴻章形成了多麽矛盾的對照。挖空心思為海軍籌措經費的李鴻章，和同樣挖空心思"變通"海軍經費的李鴻章形成了多麽鮮明的對照。
清廷之所以下決心"大治水師"，是出於麵臨危亡的考慮。失去海防幾近意味著失去政權，已被數次危局所證實。挪用海軍經費無異是削弱自己統治的根基，這一點精明的慈禧決不會不知。北洋艦隊黃海戰敗後，她迅即宣布"現當用兵之際，必應寬備餉需。除飭戶部隨時指撥外，著由宮中節省項下發去內帑銀三百萬兩，交戶部陸續撥用";緊接著又是一道懿旨:“因日人肇釁，六旬慶辰大典改在宮內舉行，頤和園受賀事宜即行停辦。"她也知道要趕緊停止精心準備的在頤和園的祝壽，且趕緊歸還一部分挪款。李鴻章早年曾經說過:“臣愚以謂國家諸費皆可省，惟養兵設防，練習槍炮，製造兵輪船之費，萬不可省。”當初呼籲籌建海軍反對修園最力的人，後來騰挪海軍經費最力。清末政治中比比皆是這種極其矛盾複雜的現象。曆史在同樣人的身上，完成著令人深思的輪回。這不能不說是那種腐朽政治的必然悲劇。
還有一個皆不啟齒的原因:滿族中央權貴對漢族封疆大吏的疑慮與排斥。清朝末年，隨著滿族中央政權的衰弱，漢族官僚紛紛崛起。他們辦洋務、興局廠、練新軍，在求自強的口號下鬧得轟轟烈烈，李鴻章則是其中之集大成者。當時北洋海軍在相當一部分滿清權貴們看來，幾乎已成為李鴻章的個人資本。兵部早有人上奏，說北洋水師有變成"李鴻章之水師"的危險，"再閱數年，(李鴻章)兵權益盛，恐用以禦敵則不足，挾以自重則有餘”。他們要削弱李鴻章，就要削弱這支艦隊。所以限製北洋海軍就是限製李鴻章，打擊北洋海軍就是打擊李鴻章，已經是他們的一個心照不宣的目標。種種桌麵之下個人和集團的私怨私利，最後幾乎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皆是為了"大清江山"，未免太高尚點了。但不管怎麽鬥，結果是一個:吃虧的都是夾在中間的海軍。頗富諷刺意味的是，停撥了海軍經費的人，僅依據他在甲午戰爭中的激烈言辭，被後來大多數評論家稱為"主戰派"，而首先停發海軍經費之事卻被人忘記。光緒帝在危機中極力主戰，召見軍機大臣時"言及宗社，聲淚並發"，也為後人歎惜不已。這位主戰的皇帝當年"辦理大婚之款，四百萬兩尚不敷用。著戶部再行籌撥一百萬兩"也被人忘記。皇帝成婚竟要以相當於兩年的海軍經費為代價，且正值北洋經費短絀、無力再添艦船之時。待到危機突至、真要割地賠款了，主戰皇帝也隻有淚流滿麵了。
在沒有基本透視那部腐朽且龐雜的封建官僚國家機器以前，任何針對個人的結論都是輕率的。在內外利害縱橫交織、官場福禍蠅營苟且的形勢下，誰也不會將全部精力投入海軍建設，更不要說全部財力了。外患未至，海軍是各自政治角逐中的籌碼，待外患真至，方想起以海軍為共同盾牌。但為時晚矣。不論光緒還是慈禧，洋務派還是保守派，中樞重臣還是封疆大吏，滿人還是漢人，在那場深奧複雜、變幻莫測的政治角逐中，誰都不是勝利者。將如此之多的精力、財力用於內耗的民族，怎麽去迎接外敵發出的強悍挑戰。
歌舞升平中悄然斷送的海軍，其覆滅絕不僅僅歸於船速和炮速.有一個本來簡單卻被越弄越複雜的問題，危機麵前的北洋海軍能否一戰?流行的說法是，因自1888年後未添船購炮，北洋海軍難以一戰。
從軟件方麵看，首先，北洋海軍建立之初參考西方各海軍強國，製定了一套周密的規程。其中囊括船製、官製、餉製、儀製、鈴製、軍規、校閱、武備等等方麵。表麵上組織規程已相當完備，對各級官兵都有具體詳盡且相當嚴格的要求。
其次北洋艦隊前期訓練相當刻苫。時琅威理為總教習，監督極嚴，"刻不自暇自逸，嚐在廁中猶命打旗傳令"；“日夜操練，士卒欲求離艦甚難，是琅精神所及，人無敢差錯者"。此等嚴格的要求和訓練，即使在文化素質上也使北洋官兵達到了較高水準。英遠東艦隊司令斐利曼特爾評價道:"其發施號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艦隊而論，誠非輕心以掉之者也。"
再從硬件上說，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直到大戰爆發前，仍然是亞洲國家最令人生畏的軍艦。兩艦是當時世界比較先進的鐵甲堡式鐵甲艦，各裝十二英寸大炮四門，裝甲厚度達十四寸。兩艦在黃海大戰中"中數百彈，又被鬆島之十三寸大彈擊中數次，而曾無一彈之鑽入，死者亦不見其多，都證明它們是威力極強的海戰利器。日本以此二艦為最大威脅，雖然它加速了造艦計劃，搞出對付定、鎮二艦的所謂的"三景艦"，但就其海軍整體實力而言，直到戰時也末獲得達到此二艦威力的軍艦。北洋艦隊的裝甲水平普遍超過日本艦隊。定遠、鎮遠的護甲厚14寸，經遠、來遠的護甲厚9·5寸。即使日本的"三景"艦，也缺乏北洋艦隊這樣較大規模的裝甲防護。
火炮方麵據日方記載，200毫米以上大口徑的火炮日、中兩艦隊之間為十一間對二十一門，我方記載此口徑火炮北洋艦隊則有二十六門。小口徑火炮北洋艦隊也有九十二比五十的優勢。日方隻在中口徑火炮方麵以二百零九比一百四十一占優。當然因為中口徑炮多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麵的優勢還是明顯的。但因為大、小口徑火炮北洋艦隊的優勢同樣不小，所以不能說火炮全部是日方占優。
再看看船速方麵的差距。就平均船速說，日艦每小時快1·44節，優勢似乎不像人們形容的那麽大。有人說北洋艦隊將10艦編為一隊，使高速艦隻失速達八節，不利爭取主動，那麽日艦本隊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艦，其艦隊失速亦不在北洋艦隊之下。
所以就射速和船速方麵的差距看，北洋艦隊也遠沒有到不能一戰的地步。開戰之初，世界輿論普遍以中國為看好。北洋海軍前總教習琅威理在英國發表談話，大談北洋艦隊不容忽視;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在其外交記錄中寫道:"…英國亦自始與其他列國同抱最後勝利將歸中國之臆測。"日本精心策劃了這場戰爭，但礙於北洋海軍，它也沒有必勝的把握。伊藤博文首相在豐島海戰後對同僚說:"似有糊裏糊塗進入(戰爭)海洋之感"。其大本營製訂了三種方案，為勝敗皆做好準備。所以如此，因為也覺出自己海軍力量不足。
首先，日本海軍的投入少於滿清海軍。據統計，日本從1868年至1894年3月，海軍撥款隻相當於同期清廷對海軍投入百分之六十。
其次，聯合艦隊的組建時間倉促。1894年7月19日豐島海戰前六天，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剛剛編成。此時距黃海海戰也隻剩下六十天時間。其主力戰艦多是1890年以後下水，艦齡短，官兵受訓時間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海軍自1888年成軍後，艦隊合操訓練已經六年，多數官兵在艦訓練時間達十年以上，這是倉促成軍的日本聯合艦隊無法比擬的。
其三，聯合艦隊艦隻混雜，有的戰鬥力甚弱。根據日方統計，聯合艦隊十二艘軍艦參加黃海海戰，共計40，840噸;北洋海軍十四艘軍艦參戰，共計35，346噸(我方大多數資料統計北洋艦隊參戰艦隻為十艘，皆不算開戰後趕來增援的"平遠"、"廣乙"兩艦及兩艘魚雷艇);日方在總噸位上的優勢也是貌似強大。如"西京丸"，戰前剛剛由商船改裝，船體大大高出水麵，不適於作戰;其排水量4100噸，隻有一門120mm火炮，日方稱其為"偽裝巡洋艦"，其實僅是一艘武裝商船。該船在黃海海戰中由日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乘坐，隻為觀察戰況。戰鬥未開始它就被排在日艦戰鬥隊形的非戰鬥側，企圖用其它軍艦的艦體掩護其安全。再如"赤城"號炮艦，排水量僅622噸，航速十節。它也被安排在尾隨"西京丸"之後，依靠別的艦隻躲避北洋艦隊的直接炮火。這兩艘日艦戰鬥力防護力均較弱，被形容為"羈絆手足、老朽遲緩之二艦"，日方在海戰中根本不依靠它們的戰鬥力。比睿艦則是一艘1877年下水的全木結構老艦，首尾三根高聳的木桅杆便它看上去完全不像一艘現代軍艦，倒極似中世紀的海盜船(外方評論日艦編隊)。
中日海軍，各有優劣。當雙方終於在海上相遇、將拉開世界戰爭史首次蒸汽艦船大戰的序幕之時，都非常緊張。但當戰場不再是操演場時，麵對逼近的敵艦，北洋艦隊首先陷入混亂。定遠艦的劉步瞻指揮首先發炮，但末擊中目標，反震塌前部搭於主炮上的飛橋，丁汝昌和英員泰萊皆從橋上摔下，嚴重受傷。一炮之始北洋艦隊就失去了總指揮。泰萊回憶道，"此橋之名甚佳，而其竟飛，而丁與予亦隨之飛。鴨綠江之戰以是開始"。這場命運做關的海戰持續四個多小時，北洋艦隊從始至終幾乎皆在無統一指揮的狀態下分散作戰。劉步瞻、林泰曾二位總兵，無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揮。在戰鬥將結束時，才有靖遠艦管帶葉祖圭升旗代替旗艦;升起的也是一麵收隊旗，收攏指揮殘餘艦隻撤出戰鬥而已。"節製精嚴"的北洋艦隊在海戰中毫無節製可言，其中損失實難估量。第三是作戰效能的低下。擊之不中，中之不沉。激戰中落伍的日艦"比睿"號冒險從我艦群中穿過，來遠艦在相距四百米距離上發射魚雷，不中，其僥幸逃出。武裝商船"西京丸"經過定遠艦時，定遠向其發四炮，兩炮末中;"福龍"號魚雷艇趕來向其連發三顆魚雷，最近的發射距離為四十米，竟也無一命中，又僥幸逃出。僅六百餘噸的"赤城"號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艦長阪元八太郎陣亡，前炮彈藥斷絕、大檣摧折居然也不沉，再僥幸逃出。有資料統計，黃海海戰中日艦平均中彈11·17發，而北洋各艦平均中彈107·71發。日艦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艦隊九倍以上。戰場上的北洋海軍諸方麵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文末加訓練的艦隊。"旗艦僅於開仗時升一 旗令，此後遂無號令";而組建時間很短的日本聯合艦隊，在整個作戰過程中隊形不亂，"始終信號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 其中之經驗教訓，決不是海軍操典所能解決的。北洋海軍崩潰的速度，大大超出了日方的預料。對軍人來說，勝利沒有替代品。戰場決定勝利，多種資料證明，北洋海軍在一片承平的中後期，軍風被各種習氣嚴重毒化。
《北洋海軍章程》規定:"總兵以下各官，皆終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館。"但"琅威理去，操練盡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摯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則在海軍公所所在地劉公島蓋鋪屋，出租給各將領居住，以致"夜間住岸者，一船有半";對這種視章程為兒戲的舉動，李鴻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直到對日宣戰前一日，他才急電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準回家"。
章程同樣規定不得酗酒聚賭，違者嚴懲。但定遠艦水兵在管帶室門口賭博，卻無人過問;甚至提督也側身其間:"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見海軍提督正與巡兵團同坐鬥竹牌也"。滿清兵部所定《處分則例》規定，"官員宿娼者革職";但"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識者早憂之"。在北洋艦隊最為艱難的威海之戰後期，來遠、威遠被日軍魚雷艇夜襲擊沉，"是夜來遠管帶邱寶仁、威遠管帶林穎啟登岸逐聲妓未歸，擅棄職守，苟且偷生";靖遠在港內中炮沉沒時，"管帶葉祖圭已先離船在陸"。
章程規定的船製與保養也形同虛設。艦船一是不保養，一是作他用。英國遠東艦隊司令裴利曼特爾曾談過一段對中國艦艇的觀感:“中國水雷船排列海邊，無人掌管，外則鐵鏽堆積，內則穢汙狼藉。"艦隊後期實行行船公費管帶包幹，節餘歸己，更使各船管帶平時惜費應付，鮮於保養維修，結果戰時後果嚴重。致遠、靖遠二艦水密門橡皮年久破爛。一直末加整修，致使兩艦在海戰時中炮後速即沉沒。至於艦隊內部投親攀友，結黨營私。海軍大半閩人，水師提督、淮人陸將丁汝昌"孤寄群閩人之上，遂為閩黨所製"。甚至在黃海之戰後，"有若幹命令，船員全體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閩黨之首劉步蟾則被人們稱為"實際上之提督者”。總教習琅威理"督操綦嚴，軍官多閩人，頗惡之。劉步蟾乃以計逐琅威理"。"督帶粵人鄧世昌，素忠勇，閩人素忌之";"致遠戰酣，閩人相視不救"。這支新式軍隊的風氣，如此之快就與八旗綠營的腐敗軍風無二。
艦隊腐敗風氣的發展，很快發展為訓練中弄虛作假，欺上瞞下。最後發展到1894年大閱海軍時，定、鎮兩艘鐵甲艦主炮的戰時用彈僅存三枚(定遠一枚，鎮遠兩枚)，隻有練習用彈"庫藏尚豐"。雖然"前此一年，鴻章已從漢納根之議，令製巨彈，備戰鬥艦用"，卻一直沒有落實。而這時戰爭已迫在眉睫，與備戰如此相關的事宜，既不見劉步蟾、林泰曾二管帶向丁汝昌報告，又不見丁汝昌向李鴻章報告。不管丁汝昌與其部下的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北洋艦隊覆滅，定、鎮二艦到底有幾枚十二英寸主炮戰時用彈，人人諱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北洋海軍大口徑火炮方麵的優勢立成烏有。不排除這種可能性:海戰中二艦之主炮在絕大部分時間內，一直在用練習彈與敵艦作戰。軍風腐敗的結果，戰時必然要付出高昂代價。力圖隱瞞這一代價，就要借助謊報軍情。這也成為戰爭進行中北洋海軍的一個特點。
豐島海戰，廣乙沉沒，濟遠受傷，北洋海軍首戰失利。但丁汝昌卻報李鴻章，"風聞日提督陣亡，‘吉野‘傷重，中途沉沒"。黃海海戰，一場我方損失嚴重的敗仗，卻被丁、李二人形容為"以寡擊眾，轉敗為功";一時間除參戰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進自我欣慰的虛假光環之中。不能戰，以為能戰;本已敗，以為平，或以為勝;嚴重加劇了對局勢的錯誤判斷。直至全軍覆滅那一天，謊報軍情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鎮遠艦在歸威海港時為避水雷浮標，誤觸礁石，"傷機器艙，裂口三丈餘，寬五尺";管帶林泰曾見破損嚴重難以修複，深感責任重大，自殺身亡。這樣一起嚴重事故，經丁汝昌、李鴻章層層奏報，就成了"鎮遠擦傷"，以致清廷真以為如此，下諭旨稱"林泰曾膽小，為何派令當此重任？”謊報軍情甚至使作戰計劃都發生改變。1895年2月，魚雷艇管帶王平駕艇帶頭出逃，至煙台後先謊稱丁汝昌令其率軍衝出，再謊稱威海已失。陸路援兵得訊，撤銷了對威海的增援。成為威海防衛戰失敗的直接原因。
艱難的處境最考驗軍隊。北洋海軍在威海圍困戰後期，軍紀更是蕩然無存。首先部分人員不告而別。當時醫院中人手奇缺，北洋海軍醫務人員，臨戰先逃，洋員院長，反而服務至最後，相形之下殊為可恥。其次是有組織、攜船艇的大規模逃遁。1895年2月7日,日艦總攻劉公島。交戰之中，北洋海軍十艘魚雷艇及兩隻小汽船在管帶王平、蔡廷幹率領下結夥逃遁，開足馬力企圖從西口衝出，結果逃艇同時受我方各艦岸上之火炮，及日軍艦炮之轟擊。一支完整無損的魚雷艇支隊，在戰爭中毫無建樹，就這樣丟盡臉麵地自我毀滅了。
最後更發展到集體投降。"劉公島兵士水手聚黨噪出，鳴槍過市，聲言向提督覓生路";麵對這樣一個全軍崩潰的局麵，萬般無奈的丁汝昌"乃令諸將候令，同時沉船，諸將不應，汝昌複議命諸艦突圍出，亦不奉命。軍士露刃挾汝昌，汝昌入艙仰藥死"。官兵"恐取怒日人也"而不肯沉船，使鎮遠、濟遠、平遠等十艘艦船為日海軍俘獲，喧赫一時的北洋艦隊就此全軍覆滅。隻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敵。北洋軍風、軍紀至此，不由不亡。
中日甲午戰爭，是近代史以至現代史上，中國軍隊與入侵之外敵交戰時武器裝備差距最小的一次戰爭。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現代史上，中國軍隊敗得最慘的一次戰爭。為什麽會出現如此反差巨大的結局?自林則徐以後，中國盡人皆知西方專恃堅船利炮。盡人皆知無堅船利炮要割地賠款。以為過去之失盡在船不堅、炮不利。北洋成軍，船不可謂不堅了，炮也不可謂不利，為什麽還要割地賠款、且甚至是更大規模的割地賠款?空前的失敗產生空前的震撼，整個社會人人痛心疾首。巨額軍餉堆砌起來的海軍不經一戰，原因何在?從失敗的第一天起，當事者就開始委過別人，洗刷自己。李鴻章則間接委過於清廷，成為最早的經費不足失敗論者。這些觀點直至今日仍在延續。
不妨提出幾種假設。
假設一，北洋經費充足，多添快船快炮，如何?有人仍然以為北洋艦隊敗於裝備性能，敗於經費不足。同是主力艦，隻備有一兩枚主炮實彈去作戰的海軍，給它再強的兵器也歸於無用。同是魚雷艇，中方管帶王平、蔡廷幹冒死率艇衝出港外爭相逃命、丟臉地毀滅之時，日方艇長鈴木貫太郎卻冒死率艇衝入港內、創下了世界近代海戰史上魚雷艇首次成功夜襲軍艦的戰例。這裏麵的差距，是船速炮速能彌補的麽?單就軍事來說，甲午海戰中最令人銘心刻骨的結局，莫過於龐大的北洋海軍艦隊整體覆滅的同時，對方艦隊竟然一艘末沉。就此一點，任何經費短絀方麵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麵的考證，以致對叛徒逃兵的聲討和對英雄烈士的謳歌，旨在這個殘酷的事實麵前成了蒼白無力的開脫。一支平素疏於訓練卻精於應付的艦隊，戰時無論也難以組合成有機的整體合力。
假設之二，北洋艦隊為何要死打硬拚?為何不多用謀略，以避短揚長？李鴻章從始至終都在失敗地運用謀略。"以夷製夷"的手法貫穿了戰爭始終。在外交上他一直在殫精竭慮地疏通英、俄、德等國，妄圖用它們鉗製日本，連增援朝鮮的運兵船部雇傭英輪"高升"號，以為這樣一來日艦必不敢開炮.自琅威理被辭退之後，北洋艦隊總教習的位置在李鴻章看來，不再是一個利於艦隊訓練作戰、提高其整體素質的位置，而成了一個拉關係的位置。他先用漢納根，後用馬格祿。漢納根是一個陸軍退役軍官，隻精於建築炮台;馬格祿則是一名英國拖船船長。他們都不是海軍出身，對海上作戰茫然無知。李鴻章這樣用人，有其頗為自得的考慮:通過任命德國、英國兩個外行充任北洋海軍總教習，既爭取到英、德兩大國的關照和同情，又不至將艦隊指揮權落入外人之手。至於此舉對可能發生的海上作戰會帶來什麽影響，卻一直未在其考慮之列。算計不可謂不深，但恰恰忽略了現代戰爭極其簡捷之處:它從頭到尾都是兵力的較量，兵器的較量，掌握兵力與運用兵器的人的較量--人的勇氣、意誌、素質的較量。任何缺乏實力支撐的謀略，哪怕再高再深，不過是畫餅充饑而已。非謀略不足也，過足也。
甲午之敗，腐敗使然。其結局並非增撥一些經費、添購部分快艦快炮、或變換一下作戰隊形既可輕易改變。從慈禧、光緒到李鴻章以至丁汝昌、劉步蟾等人開始，可以計算一下，在日本聯合艦隊開炮以前，內部有多少人參加進了埋葬這支艦隊的工作。他們有的本是海軍積極的籌建者，為此上下呼籲，四處奔走;有的則是艦隊指揮者和戰鬥參加者，最終隨戰艦的沉沒而自殺身亡;有的至今仍然受到尊敬。他們的悲劇，又何嚐僅僅是他們個人的悲劇!在那個政治腐敗、軍紀廢弛的社會環境中，一切都因循往複，形成一個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鎖鏈。政權建立了軍隊，又腐蝕著它;軍隊維護著政權，又瓦解了它。
但是對當今的軍人來說，一個再大不過的教訓就是:武器本身並不是戰鬥力，哪怕是再先進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過人去實現。一部近代史，人人皆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