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英雄在宋明兩代為多。宋孱弱，明昏聵，而在宋剛烈者，在明通達者，就會成為悲劇英雄的候選人。
明末遼東督師袁崇煥，無人懷疑他是英雄，而且是地地道道的悲劇英雄，精忠報國，卻被讒言所害，被淩遲酷刑結束了自己的一生。若是比較，宋代有太多的人可以和他相提並論，如嶽飛，如李綱，如辛棄疾等等。可我總感覺一個身後名與袁督師相差甚遠的人物如果拿出來與之對照，或許對我們更有啟發。
南宋寧宗時期權侵朝野的“太師、平章軍國事”韓侂胄，因為那場“開禧北伐”，不但被殺後首級送到金國示眾，身後也被賦予了“權奸”的名聲，與秦檜、賈似道並列，“遺臭萬年”。
他與袁崇煥有可比性麽？
有的。
他們都是背時者，他們的主張都是為當時的“主流”相悖的，他們的死，都使他們的敵人彈冠相慶。
南宋經高宗、孝宗、光宗到寧宗，雖有孝宗的勵精圖治，矢誌北伐，但在符離之戰失敗後，偏安苟存之風已經根深蒂固，那首“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吹得遊人醉，隻把杭州作汴州。”的《題臨安邸》詩已經讓人見怪不怪，“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一書》）。這個時候，韓侂胄提出了收複舊地的主張，可想而知是多麽不合潮流。
明朝經神宗、光宗、熹宗到思宗，國庫空虛，軍政腐敗，天災不斷，內有“流寇”作亂，外有後金擾邊。兩者相比，後金雖然是敵國，但並沒有入主中原的野心，總是希望“以戰謀和”，得到明廷的正式承認。而上至皇帝下至滿朝文武都死死抱著麵子不放，不能夠忍受視以前的“建州衛”為敵國，皇太極改金為清，自去帝號也不行。這個時候，有著“專能製虜”之名的袁崇煥卻總想著用和談來換取時間，扭轉被動挨打的局麵，是多麽的冒天下之大不韙。
若以二人的身份和所處的環境來說，韓侂胄要優於袁崇煥，他可以權侵朝野，而且極得寧宗皇帝的信任，即使是在北伐失敗，金國明確提出要他首級以換取和平的情況下，寧宗皇帝也沒有舍棄自己這位妻叔（韓侂胄是寧宗皇帝韓皇後的親叔叔）。袁崇煥雖然也曾經受到崇禎皇帝的賞識，而且委以重任，一度榮寵有加。但他既不能左右朝廷的動向，也不能完全獲得皇帝的信任，甚至連軍餉都要冒著風險才能解決。
在他們開始自己事業之前，兩個人的心態也大不相同。
韓侂胄在進行開禧北伐之前，掃平了朝廷中自己的反對派，他派去金國的使者鄧友龍帶回來的消息是金國已經“赤地千裏，鬥米萬錢，與韃為仇，卻有內變”，感覺像是風一吹就倒的破房子。這怎麽能不讓韓侂胄信心倍增？何況，他可以放開手腳進行戰爭準備，而沒有公然的掣肘。嘉泰二年，韓侂胄下令偽學禁馳，趙汝愚等名列偽學逆黨籍之人也被追複舊職，以凝聚朝野的力量。嘉泰三年，命宋軍大造戰艦。四年，請下詔整頓諸軍。立韓世忠廟於鎮江，追封嶽飛為鄂王。五年，設置澉、浦水軍。在中線，增置襄陽騎兵。嘉泰四年，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的吳獵，征召義士入伍，提拔孟宗政等良將分守各要塞，廣積糧、增戍兵、修築水匱拱衛荊州，以支援襄陽。在西線，以吳璘子吳璁提舉四川茶馬，以購置西蕃良馬；而此前抗金名將吳挺之子、吳璘之孫吳曦被派往四川，出任興州駐紮禦前諸軍的都統製。在東線，以張岩、程鬆帥兩淮，起用抗戰派元老辛棄疾為浙東安撫使。開禧二年，更是主持削去秦檜的王爵，把諡號“忠獻”改為“繆醜”，徹底為嶽飛平了反。一片“氣吞萬裏如虎”的景象。
而袁崇煥在受到崇禎賞識的時候，就已經看出自己身邊危機重重，也明白自己必須依靠的皇帝根本靠不住，他在奏章上就已經說得很明白：“……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甚難。……”他是明知道很可能被自己言中的情況下，抱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擔負起保衛邊疆的重任的。
而從二人的性格私德上來看，袁崇煥個性剛烈，耿直不阿，為官清廉。韓侂胄卻是有著很多“權奸”的特征，獨斷專行，喜好奉承，用黑暗的手段打擊反對者，甚至發起了“慶元黨禁”。僅一件事便可看出他的擅權：開禧元年，韓侂胄拜“平章軍國事”。這個官位本來叫做“同平章軍國重事。”，但韓侂胄自作主張，去掉了兩個字，“省重事則所預者廣，去同字則所任者專。”而且本來按規定是同平章事們“分日知印”，韓侂胄卻把大印拿到家裏去專門使用。
表麵看，韓侂胄遠不如袁崇煥悲劇色彩濃厚，但實則不然，韓侂胄位高權重，不善修身，他作出的北伐決策從一開始就被套上了動機不純的帽子。北伐何辜？即使失敗，也是功過之分，卻無奈成了忠奸之別。
他們兩個人最終都是死於非命，死在自家人手中，而他們的死都折射出自己國家民族的深刻悲劇。
袁崇煥之忠，有他的所為，還有所謂動機。韓侂胄之奸，有他的所為，動機的揣測更是決定性因素。可是，一旦什麽都用動機來衡量，就不會有公正的說法。動機，是心中的想法，除了自己，誰也不會知道，怎麽能確定？說韓侂胄“欲立蓋世功已自固”，袁崇煥“笑倚戎車克壯猷，關前氛鋟仗誰收？”（梁國棟贈袁崇煥詩）難道就沒有自己建功立業的打算？一個人要建功立業，無可厚非，何況，他要的建功立業，是國家所需要的。明朝需要緩和的時間來整飭邊防，修理內政，南宋就不需要收複失地，洗雪“靖康恥”？
可惜，韓侂胄的北伐失敗了，他太急於求成，也太對自己的國家自信了。金國誠然已經衰落，南宋的衰敗更為嚴重，他沒有看到這一點。袁崇煥拒敵於國門之外也失敗了，他的敵人繞開他進入了內地，而且他的敵人比他更了解他的君主。
宋人自卑，自卑的做不到背水一戰，稍有挫折就想著和談，開禧北伐雖然先勝後敗，但基本上是平手，兩軍僵持之下，誰先鬆勁誰就要吃虧，而宋人是不相信自己有耐力的。明人自大，自大的到了盲人瞎馬的程度，他們不是看不到問題的根結，但寧可國家繼續糜爛也要把眼睛蒙起來，上詐下愚，沒有人願意為國家負責，而又都自信“公忠體國”。
韓侂胄得罪了滿朝上下的苟安之風，得罪了道學一派，得罪了現在的皇後（他的侄女韓皇後此時已經病死，繼任的是他反對立為皇後的楊皇後），再加上自身並非完人，終於“函首安邊”；袁崇煥得罪了皇帝，得罪了廷臣，得罪了宦官，還得罪了北京的百姓，當時竟有民謠“投了袁崇煥，韃子跑一半”（文秉《烈皇小識》），終於被淩遲處死，身上的肉北京城百姓分而食之。
所謂“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袁公直不避而獨行也”，是程本直為袁崇煥鳴冤的說辭，就憑這句話，便是袁的知己，麵對敵人得刀尖不退縮容易，而要為了大局而不怕自己人誤解，確實大難。放在韓侂胄身上，雖然那“直”可能不好同比，卻也可以說恰如其分。韓侂胄若要自固權位，原不用冒這麽大的險去北伐，雖然支持他的太皇太後和皇後都已去世，可寧宗皇帝對他的信任和感情從未消退。到金國放棄兩淮土地並少要千萬兩賠款而要求殺他的時候，寧宗皇帝都沒有同意。他的死，是被楊皇後、史彌遠等人暗殺的。他的後任史彌遠也是擅權十餘年，無所作為，卻沒有遭難，韓侂胄確實是“煩惱自取”。周密《齊東野語》記載：“壽皇（孝宗）雄心遠慮，無日不在中原。侘胄習聞其說”。可見其人早就有恢複之誌。至於其他的指責，周密在《齊東野語》中的見識恐怕較為高明：“身隕之後，眾惡歸焉，然其間是非，亦未盡然”。
袁崇煥死時“眾惡歸焉”，身後名卻很響亮，總算可以瞑目。韓侂胄死時有人為他辯誣，留下了那首“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尚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卻恐防邊未必然。”的名詩，也有軍官羅日願密謀刺殺史彌遠為韓侂胄複仇事泄被殺的事跡。甚至對他恨之入骨的金國在將他首級示眾之後，還厚葬並賜予“忠謬”的稱號。但他的奸臣之名卻難以撼動，他死後數月，宋廷就下詔“自紹熙以來侂胄事跡，悉從改正”，他的本來麵目如何，萬難澄清了。
相比之下，袁崇煥在被害150年後得到平反，還是幸運的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