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年間的朝鮮戰爭

[作者簡介]　樊樹誌(1937—　)男,遼寧沈陽人,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 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ＦＵＤ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ｏ.6　2003 明史研究 萬曆年間的朝鮮戰爭樊樹誌(複旦大學　曆史係,上海　200433)　　   [摘　要]　萬曆二十年間,日本“關白”豐臣秀吉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明朝皇帝應朝鮮國王的請求,出兵援助,當時稱為東征禦倭援朝。豐臣秀吉發動戰爭的目的,不僅為了霸占朝鮮,而且意欲以此為跳板,“假道入明”,進而實現其“大東亞構想”,甚至妄想把日本天皇的首都搬到北京,建立“大東亞帝國”。明朝當局對此估計不足,以為隻要答應日本方麵的“封貢”要求,便會天下太平。其實不然。就在明朝皇帝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不久,豐臣秀吉立即重開戰端。在戰爭的相持階段,豐臣秀吉突然死亡,日軍不得不倉惶撤退,使日軍的失敗提前到來。這場戰爭暴露了日本統治者妄圖稱霸東北亞的野心,豐臣秀吉的後繼者們始終沒有放棄這種野心,因此,這段曆史就具有特別的意義。 所謂萬曆年間的朝鮮戰爭,是指發生在1592—1597年的日本侵略朝鮮的戰爭。明朝方麵應朝鮮國王的請求,出兵援助,於是在朝鮮戰場上演一場持續數年的戰爭,戰爭的一方是豐臣秀吉指揮下的日本遠征軍,另一方是明朝和朝鮮的聯軍。這場戰爭明朝方麵稱為東征禦倭援朝,與平定寧夏拜之亂、平定貴州楊應龍之亂,並稱為“萬曆三大征”。而日本方麵把這場侵略朝鮮達六年之久的戰爭,輕描淡寫地稱為“文祿、慶長之役”(按:文祿、慶長是日本後陽成天皇的年號)。朝鮮方麵則稱為“壬辰、丁酉倭亂”(按:壬辰即萬曆二十年亦即1592年,丁酉即萬曆二十五年亦即1597年)。關於豐臣秀吉發動這場戰爭的原由及其背景,《中國曆史大辭典》的有關條目,甚至篇幅龐大的斷代史專著《明史》(南炳文等撰),對此都語焉不詳。有鑒於此,筆者撰寫此文,意在擺脫以往史著就事論事模式,作一點深度探討。讀者不難發現,這場戰爭所透露出來的一些曆史信息,至今仍能給予關注東北亞形勢的人們許多啟示,驚歎於曆史不斷重演的無窮魅力。 一、豐臣秀吉的“假道入明”與“大東亞構想” 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豐臣秀吉不僅意欲霸占朝鮮,而且欲通過朝鮮這塊跳板征服中國,即“假道入明”或“唐入”。在豐臣秀吉的談話或信函中提及的“明”或“唐”是指十六世紀末的中國。江戶時代初期藤原惺窩的弟子堀正意寫的《朝鮮征伐記》說,豐臣秀吉作為信長的部將出師於播磨(兵庫縣)的天正五年(1577年),已經考慮從朝鮮征服明國。盡管這種說法的可信性尚待考證,但豐臣秀吉有此思想是明白無誤的。天正十三年(1585年)他成為“關白”以後,一而再再而三地闡明這種思想,顯然不滿足於統一日本的目標,他向原來的家臣一柳未安透露了自己的胸臆:不僅僅是日本,不久唐國(明)也限期歸順[1—ｐ67]。鬆田敏一的研究著作《太和外交》,引用了天正十三年豐臣秀吉寄給美濃的大垣代官的信中,有“命令平定唐國的意圖”的字句。次年,豐臣秀吉在大阪與日本的耶穌會副管區長的談話中提到:69待日本國內諸事處理安定以後,將把日本(的統治權)讓渡給弟弟美濃守(羽柴秀長),自己則決心渡海去征伐朝鮮和支那。為此,將采伐木材,建造二千艘海船,以壯出征軍勢[2—ｐ320]。同年四月他向毛利輝元發出向九州派兵的指示的同時,又提到了渡海向朝鮮發兵。六月,他向對馬的宗義調、義智父子指示,九州平定後,立即出兵朝鮮。八月,他向安國寺惠瓊、黑田孝高透露了他有“征服唐國”的考慮。天正十五年豐臣秀吉從大阪出發向九州進攻時,興福寺的多聞院英俊在他的日記中寫道,聽說豐臣秀吉要切入高麗(按:即朝鮮)、南蠻(按:指東南亞)、大唐(按:指明朝)的消息,驚歎這是“抑大篇之企”,“前代未聞”[1—ｐ68]。最值得注意的是,豐臣秀吉在書簡中常署名所謂“てんか”,它不僅有“殿下”的意思,而且有“天下”的意思,即“天下さま”,那意思是說,老子有“天下相”,是廣闊世界的絕對統治者。他不僅要征服朝鮮,要征服大唐(明朝),還要征服“南蠻”———包括台灣、菲律賓、印度等地。一旦朝鮮、明國、南蠻都由他統一之時,他就是真正的“天下さま”了[2—ｐ323～324,ｐ327～328]。作為“天下さま”的第一步,就是征服朝鮮。天正十八年(1590年)朝鮮方麵勉強按照日本的要求派遣使節(正使黃允節,副使金誠一)赴日本,豐臣秀吉在接見使節後,讓使節帶回他給朝鮮國王的回信。這封信全部用漢字寫成,開頭是“日本國關白秀吉,奉書朝鮮國王閣下,雁書熏讀,卷舒再三”,接下來談到他統一全國的事,然後筆鋒一轉,以“天下さま”的口氣談到他的出生的神異:“然予嚐當於托胎之時,慈母夢日輪入懷中,相士曰:日光之所及,無不照臨,壯年必八表聞仁風,四海蒙盛名者,其何疑乎!依有此奇異,作敵心者自然摧滅,戰則無不勝,攻則無不取。”以下便談到“假道入明”的意圖:“不屑國家之隔山海之遠,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中。貴國先驅而入朝,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遠邦小島在海中者,後進者不可作許容也。予入大明之日,將士卒,臨軍營,則彌可修鄰盟也。予願無他,隻顯佳名於三國而已[3—ｐ58～59]。儼然是一派君臨天下的“天下さま”架勢。因此凡日光所及都應在他的管轄範圍之內,朝鮮和大明國當然應該手到擒來。這份致朝鮮國王的書信,完全可以看作豐臣秀吉“假道入明”的正式政策聲明。聯係到他先前揚言征服“南蠻”的計劃,可以看到,他並不以東北亞為滿足,還要東南亞,企圖實現其“大東亞構想”。鈴木良一的論文《秀吉的“朝鮮征伐”》援引“前田家所藏文書”,披露了豐臣秀吉在天正二十年(1592年)五月十八日的一封信,其中提及構建以北京為首都的“大東亞帝國”的夢想,現在已為眾所周知[4]。豐臣秀吉似乎一生都在為此而奮鬥。在控製了九州以後,他在北政所寫的一封信中說:壹岐和對馬都已臣服於我,不久朝鮮國王也將服屬於我。早晚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把明國搞到手。出於豐臣秀吉的筆大村由己之手的《九州禦動座記》這樣寫道:要使朝鮮服從於對馬的宗氏(領主),也就是把朝鮮看作對馬的屬國,而對馬又是日本的屬國。果然天正十五年對馬宗氏的家臣柚穀康廣以日本國使的身份被派到朝鮮。朝鮮國王決定向日本派遣通信使(正使黃允吉、副使金誠一),於天正十八年七月赴日,對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國內表示祝賀。豐臣秀吉錯誤地理解為朝鮮有意服屬於日本,向來使表露了“假道入明”的意向,並要朝鮮成為“征明向導”[1—ｐ68～71]。朝鮮方麵及時向明朝有關機構報告了豐臣秀吉的企圖。同時,滯在日本的福建人陳申從琉球役人那裏了解到日本的動靜,報告了明朝有關方麵。而許儀後的情報更為具體。石原道博博士在《文祿慶長之役》一書中說,在薩摩的中國醫生許儀後,通過同鄉朱均旺,把詳細的豐臣秀吉計劃報告了明朝有關方麵。這份報告提到了豐臣秀吉天正十八年(即萬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八日召集諸侯,表明決意“渡海侵唐”,同時向琉球和朝鮮表示“吾欲遠征大唐”,要兩國為先導。然而,明朝方麵直到萬曆十九年,仍對朝鮮的報告、陳申與許儀後的情報半信半疑[2—ｐ333～334]。事實表明,消息是確鑿無疑的。豐臣秀吉向諸大名發出動員令,自己辭去關白之職,以太的身份專念於大陸經略。文祿元年(1592年)初,豐臣秀吉以肥前名護屋為據點,編製了征服明國的軍隊,共計十五萬八千七百人,分為九軍,請看下表[1—ｐ73～74]:79軍大　　　　　名兵　力第一軍第二軍第三軍第四軍第五軍第六軍第七軍第八軍第九軍宗義智、小西行長、鬆浦鎮信加藤清正、鍋島直茂、相良長每黑田長政、大友義統森吉成、島津義弘福島正則、長曾我部元親、蜂須賀家政小早川隆景、毛利秀包、立花宗茂毛利輝元宇喜田秀家(已在壹岐陣地)羽柴秀勝、細川忠興(已在壹岐陣地)187002280011000140002500015700300001000011500　　三月二十六日,豐臣秀吉去京都,向後陽成天皇啟奏此事。然後,他身穿錦緞的陣羽織,騎著金甲馬,帶領三萬將兵,高舉象征日本六十六國的大旗西行。四月十一日到達廣島,次日,小西行長等率領的第一軍越過對馬海峽,在朝鮮的釜山登陸,開啟了戰端。當日軍攻占朝鮮的王京漢城時,豐臣秀吉把征服明朝中國提上了日程表。同年五月十八日,他提出了二十五條方針,其要點如下:一、後陽成天皇移駐北京,北京周圍的十國(按:這是豐臣秀吉的說法,似應指北京周圍的十府),作為皇室領地(第十八條);二、明國的關白由秀次出任,給予北京周圍的百國(按:似應指北京周圍的百府)。日本的關白由羽柴秀保或宇喜多秀家出任(第十九條);三、日本的天皇由後陽成天皇的皇子良仁親王或皇弟智仁親王出任(第二十條);四、朝鮮給予羽柴秀勝或宇喜多秀家,九州給予羽柴秀俊(第二十一條)[1—ｐ76～77]。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豐臣秀吉自己決定移駐日明貿易要港寧波,看來他想把寧波作為控製日本、朝鮮、中國和南蠻的“大東亞”的中樞。然而戰爭的進程並不像他預計的那麽順利,以上這些都成了一紙空文,而且在戰爭後期,豐臣秀吉一命嗚呼,使他再也沒有時間實現他的黃粱美夢。但是這個“前田家所藏文書”卻保留了下來,印證了當年豐臣秀吉的“大東亞構想”的狂妄與無知。二、關於和談與“封貢”之爭日軍從釜山附近分兵三路向王京漢城進發,中路小西行長,東路加藤清正,西路黑田長政,以勢如破竹之勢向北進襲。據朝鮮柳成龍《懲毖錄》記載,形勢十分嚴峻,在經過天下太平二百年以後,突遇戰爭,君臣束手無策,百姓逃亡山穀,守土者望風迎降。朝鮮國王沉湎於享樂,疏虞防務,二十天後王京漢城淪陷,兩名王子被俘。國王逃往開城,在日軍迫近後,又北渡大同江,逃往平壤。至此,八道幾乎盡遭淪陷,朝鮮國王接連不斷派出使節,向明朝皇帝求援。明神宗毫不猶豫地作出東征禦倭援朝、接納朝鮮國王避難的決定。兵部遵旨出兵,但是對敵情估計過低,隻派遊擊史儒率少量兵馬前往平壤。由於不熟悉地理,又遭連日淫雨,史儒兵敗陣亡。副總兵祖承訓隨後統兵三千增援,又遭挫敗。初戰失利的消息傳到北京,朝野為之震動。明神宗決定采取大動作,任命兵部侍郎宋應昌為薊保遼東備倭經略,同時任命正在寧夏平叛戰場的總兵李如鬆為軍務提督,克期東征。李如鬆是遼東名將李成梁之子,從小跟隨父親征戰,深諳兵機韜略,又熟悉朝鮮情況,朝廷對他寄予厚望,期以必勝。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在平壤展開決戰,取得大勝,迫使日軍渡過大同江,退保龍山[10,14,9—Ａ]。明軍乘勝追擊,一氣收複開城、黃海、京畿、江源等地,日軍退守王京漢城。李如鬆獲勝後顯然輕敵,僅率輕騎向碧蹄館進發。碧蹄館之戰,李如鬆兵敗,明朝軍隊銳氣受挫,經略宋應昌傾向於議和。早在此前,兵部尚書石星就派市井無賴出身而精通日語的嘉興人沈惟敬,前往平壤與日軍將領小西行長會談,小西行長對沈惟敬詭稱:天朝如果按兵不動,我方不久也將退兵,以大同江為界,平89壤以西盡歸朝鮮。雙方達成休戰十五天的“協議”[7—ｐ141～143,14]。李如鬆率兵入朝後,接到沈惟敬的報告,說倭酋小西行長願意接受“封貢”,請明軍退至平壤以西,以大同江為界。李如鬆不信,怒斥沈惟敬“險邪”,要斬首處死。參謀李應使從旁勸說,正可將計就計,以奇兵偷襲。於是有了平壤大捷。到李如鬆銳氣受挫後,宋應昌按照石星的意圖,與日軍和談,他根據沈惟敬的建議,向小西行長送去“宣諭”:“汝等果能滌誌湔非,盡還朝鮮故土,並還兩王嗣及陪臣等,歸報關白,上章謝罪,本部即當奏題,封爾關白為日本國王。”[11]四月八日,雙方在漢城龍山會談,達成以下幾點協議:一、返還先前加藤清正俘虜的朝鮮兩個王子;二、日軍從漢城撤往釜山浦;三、布陣於開城的明軍在日軍撤出漢城後同時撤退;四、明朝派講和使節赴日本[7—ｐ150～151]。四月十八日,日軍放棄王京漢城南撤,退保釜山,漢江以南千餘裏朝鮮故土得以收複。根據協議,明朝講和使節謝用梓與徐一貫抵達日本名護屋,謁見豐臣秀吉,豐臣秀吉於六月二十八日提出議和七項條件:一、迎明朝皇帝之女備為日本天皇之後妃;二、兩國年來因間隙而斷絕的勘合貿易應予恢複,希望官船商船往來;三、明朝大臣與日本大名之間交換通好不變的誓詞;四、朝鮮一分為二,北部四道及京城返還朝鮮,南部四道給予日本;五、以朝鮮王子及大臣一二作為人質,送往日本;六、歸還去年俘虜的朝鮮兩王子;七、朝鮮大臣向日本提出誓詞。明朝使節提出三項條件:一、返還朝鮮全部領土;二、朝鮮兩王子歸國;三、豐臣秀吉謝罪[2—ｐ342～344,1—ｐ60]。非常明顯,雙方的條件相距甚遠,難以達成一致的共識。日本方麵首先糾纏於“封貢”。所謂“封貢”,包含封王(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與朝貢貿易(即勘合貿易)兩個方麵。朝廷通知經略宋應昌,不宜允許“封貢”。宋應昌上疏聲辯,他未曾答應“封貢”。明神宗明確表態:“可傳諭宋應昌,勸彼歸島,上表稱臣,永為屬國,仍免入貢”[9—Ｂ;12—Ａ]。十二月,明神宗下令從朝鮮撤軍。至於是否要同意日本的“封貢”要求,朝廷一時議論不決。在眾多反對“封貢”的聲音中,福建巡撫許孚遠的議論最有力,也最有針對性,是知己知彼的慎重決策,與一般官僚夜郎自大式的盲目反對截然不同[16]。葉向高為許孚遠寫的墓誌銘,對此有一個簡略概括:“(許孚遠)晉僉都禦史,出撫閩。時平秀吉(按:即豐臣秀吉)猖狂島中,濱海岌岌。朝議主封貢。先生偵得其情形,具言:其廢主僭位,六十六州劫於威,上下怨毒,勢必敗。堂堂天朝奈何假之名器,而與之市”[13]。許孚遠之所以這樣說,因為他早已派人赴日“打探倭情”,並且在《請計處倭酋疏》中向朝廷介紹了豐臣秀吉的情況:“平秀吉此酋起於廝役,由丙戌(萬曆十四年)到今(萬曆二十二年),不七八年,而篡奪國柄,詐降諸島,縶其子弟,臣其父兄,不可謂無奸雄之智。興兵朝鮮,席卷數道,非我皇上赫焉震怒,命將東征,則朝鮮君臣幾於盡為俘虜,不可謂無攻伐之謀。整造戰艦以數千計,征兵諸州以數十萬計,皆囊時所未有,日夜圖度,思得一逞,不可謂無窺中國之心”。這是當時明朝政府官員中,對豐臣秀吉最為透徹的認識,比兵部尚書石星等人要高明得多。因此許孚遠反對“封貢”,他說:“議者多謂封貢不成,倭必大舉入寇,不知秀吉妄圖情形久著,封貢亦來,不封貢亦來,特遲速之間耳[15]。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許孚遠的論斷是正確的,“封貢”隻是豐臣秀吉的一個幌子,一部分明朝大臣以為隻要答應“封貢”就可以使日軍不再進犯朝鮮,顯然是過分幼稚的妄想。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八月,代替宋應昌赴朝鮮料理撤兵事宜的薊遼總督顧養謙上疏,提出“封貢”具體方案:貢道宜定在寧波,關白(豐臣秀吉)宜封為日本國王,請皇上選擇才力武臣為使節,宣諭小西行長率軍歸國,便於封貢如約。明神宗舉棋不定,要兵部斟酌利弊得失提出意見。兵部尚書石星是主張“封貢”的,再加上明神宗收到朝鮮國王請求允許“封貢”以保危邦的書信,明神宗終於批準了“封貢”,他指示兵部:“倭使求款,國體自尊,宜暫縻之”[12—Ｂ],顯然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十二月,日方使節小西飛抵達北京,明朝有關方麵官員向他提出三個條件:從朝鮮撤軍,冊封而不朝貢,發誓不再進犯朝鮮。小西飛表示接受。明神宗委派臨淮侯李宗城為正使,都指揮楊方亨為副使,在精通日語的沈惟敬陪同下,前往日99001　　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經略楊鎬、提督麻貴由王京進至慶州,二十三日攻取蔚山,大敗日將清正。提督麻貴派遣差官從蔚山前往王京報捷,朝鮮國王在別殿接見,國王說:“諸大人為小邦親冒矢石,大功垂成,不勝感激,天兵無乃多傷乎?”差官說:“二十三日巳時,天兵破清正別營,其夜,清正自西生來蔚山,天兵方圍島山攻打,而賊在高阜,我軍在卑處,故死傷頗多。二十三四日之戰,隻麻周兩千總中丸而死,軍兵死者不滿三十人。倭賊之從水路來者,為天兵所趕,翻船淹死者數千雲。”李光濤引用上述《宣祖實錄》的史料後,評論道:“朝鮮君臣乃至額首稱慶,認為清正不難成擒矣。孰知天不欲滅倭,譬如大兵進圍蔚山別堡之所謂島山凡十餘日,而倭眾正困於饑渴交迫,清正且一再至欲拔劍自裁。不意天忽大雨,以解其危,更兼倭援大至,當此之際,楊鎬倉卒撤軍,結果反為倭兵所乘,不利而退”[21—ｐ545]。三田村泰助《明帝國和倭寇》指出:此次蔚山之役,是日本出兵朝鮮期間最艱苦的戰鬥,幸虧有毛利秀元的援軍趕到,才反敗為勝[2—ｐ350]。蔚山之戰後,明軍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全部撤退至王京漢城。明神宗得報,下令將楊鎬革職回籍聽勘,內閣大學士張位因推薦楊鎬有誤,也遭到罷官處分。朝鮮戰爭陷入了相持局麵。不料,風雲突變,豐臣秀吉於七月九日死去,日本國內頓時陣腳大亂。據說,豐臣秀吉的死訊是保密的,五大老和五奉行向朝鮮的大名門發出撤退的指令,為了保持麵子,必須向明朝方麵提出撤軍的名分,例如以朝鮮王子為人質,朝鮮每年向日本繳納稻米、虎皮、豹皮、藥種、清蜜等租稅。明朝和朝鮮方麵似乎模模糊糊地刺探到了豐臣秀吉的死訊,對日本方麵的“名分”和要求不予理會,乘機追擊撤退的日軍。朝鮮方麵追擊的主要指揮者是代替元均的水軍將領李舜臣。他阻斷了正欲逃往順天的小西行長的退路。釜山和蔚山的日軍撤退之後,小西行長和島津義弘的軍隊成了殿後,小西軍遭到李舜臣的襲擊,島津為了援救小西與李舜臣展開激戰[1—ｐ97～99]。邢?抓住戰機,命總兵劉、董一元、麻貴分兵三路出擊,日軍各部無心戀戰,紛紛渡海東歸,戰火終於熄滅。四、餘　　 論在戰爭的變局中,豐臣秀吉的死是一個偶然因素,導致日軍失敗的早日到來,也使他的“大東亞構想”的黃梁美夢迅速破滅。那麽,假定豐臣秀吉不死,戰爭的結局是否難以逆料了呢?那也未必。《明史·日本傳》有這樣的評論:“秀吉死,諸倭揚帆盡歸,朝鮮患亦平。然自關白(秀吉)侵東國,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諸倭亦皆退守島巢,東南稍有安枕之日。”這種說法似乎過於悲觀,也與史實不符。從當時東北亞的形勢看來,假定豐臣秀吉不死於當年,那麽戰爭還會曠日持久地進行下去,是毫無疑問的,但日方取勝的可能微乎其微。一方麵,自從日軍進入朝鮮之後,民間人士紛紛組織武裝自衛反擊,這些被稱為“義兵”的組織,幾乎遍布八道全境,他們直麵國家和民族的危機而募兵勤王,民族精神高漲。最值得一提的是李舜臣率領的水軍,以製作精良的龜甲船,屢屢擊沉日軍的運輸補給船,有力地打擊了日軍的後勤補給線路[1—ｐ82～85,22—ｐ74～125]。另一方麵,萬曆朝正處在明代的鼎盛時期,經過張居正的萬曆新政,不僅財政充裕,而且武備振興,“萬曆三大征”的節節勝利,便是一個明證。開放海禁以後,葡葡牙、西班牙等國與中國的貿易,構築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的全球性的海上絲綢之路,中國的生絲、絲織品、棉布、瓷器等商品,幾乎遍及全球,中國長期處在外貿出超的高水平線上,源源不斷的白銀貨幣流入中國,其總量約占全球白銀產量的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23]。有鑒於此,美國學者弗蘭克(ＡｎｄｒｅＧｕｎｄｅｒＦｒａｎｋ)認為,“整個世界經濟秩序當時名副其實地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國人支付白銀,這也確實表現為商業上的‘納貢’”,所以他說當時的經濟中心不在歐洲,而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24—ｐ27,ｐ166～167]。當時日本的國力根本無法與中國相抗衡,豐臣秀吉企圖先霸占朝鮮,然後“假道入明”,甚至想把日本天皇的首都搬到北京,豈非白日做夢!101耐人尋味的是,豐臣秀吉的後繼者們一而再再而三地企圖實現這種“大東亞構想”。回顧這段曆史,所得到的啟示,也許不僅僅是曆史自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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