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聯盟解體
1、危機乍現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蘇聯進入了勃列日涅夫“停滯”時期，經濟發展步伐越來越慢，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危機進一步加深。車臣人遊手好閑的民族特性、車臣原始的社會結構和過高的出生率的共同作用下，車臣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車臣人平均受教育程度都比較低，其中維持生活的90%收入來源要依靠政府的預算撥款，〔11〕居民中文盲比例很大。車臣失業現象特別嚴重，到1991年，車臣人的失業率達到30%，與當時全蘇個位數的失業率相比是最高的，這使得車臣人容易受到極端分子的煽動鋌而走險。〔8〕
雖然曆經了1957～1989年車臣曆史的“黃金時代”，但“過去多年甚至數個世紀造成的民族積怨、成見、偏見乃至歧視，在這個國家一直存在，代代相傳，隨著鎮壓機器的崩潰迸發出來，而且一些感到‘成功之日’已經到來的激進頭麵人物千方百計加以煽動”〔5〕，這就不能不造成嚴重的後果。蘇聯後期的曆屆領導人都忽視本國存在的民族問題，特別是在勃列日涅夫時代，最高領導人居然認為民族問題已經解決，形成了“嶄新的社會的和族際主義的共同體——蘇聯人民”，因而放鬆了對民族問題的警惕性。各加盟共和國的少數民族領導人，紛紛乘機培植本民族的幹部取代其他民族幹部，為日後蘇聯的分崩離析奠定了基礎。民族主義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一旦壓力消失，就如奔騰的岩漿一樣噴湧而出，造成災難。
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同樣沒有認識到蘇聯民族問題的嚴重性。由於戈爾巴喬夫從沒有在非俄羅斯民族地區工作過，缺乏對民族關係問題的研究，在蘇共中央工作期間，受到過去蘇聯領導人美化民族關係、粉飾太平的一貫風格影響，戈爾巴喬夫對蘇聯國內潛伏的民族矛盾缺乏清醒認識，盲目樂觀。例如，1986年2月他在蘇共二十七大報告中談到民族關係問題時說：“長期以來蘇聯在解決民族關係問題方麵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傑出的和豐富的經驗，因此，在蘇聯已經‘一勞永逸’地消滅了民族壓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種形式和表現。各民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誼，對民族文化和民族尊嚴的尊重已得到確立，並已深入到億萬人的思想意識之中。”〔25〕然而，戈爾巴喬夫實在是不走運，他正好遇到了二十世紀全球民族主義思潮劇烈泛濫的洪水。首次敲響“警鍾”的是1986年3～4月間發生的國立雅庫茨克大學一批俄羅斯青年和雅庫特族大學生之間的衝突；接著，1986年12月17日，由於蘇共中央撤換了哈薩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庫利科夫，由俄羅斯族人科爾賓擔任，在哈薩克首都阿拉木圖引發了騷亂。盡管庫利科夫又老又腐化，而科爾賓年富力強而口碑較好，但前者仍被哈薩克人視為“自己人”，而後者則被視為莫斯科派來的“外來人”。示威者高喊“俄羅斯人滾出去，哈薩克斯坦是屬於哈薩克人的！”等口號，這表明蘇聯內部各民族之間不僅遠遠沒有達到完全互相信任的程度，而且隔閡有進一步加深的趨勢。但是，這兩次危險的信號，沒有引起蘇聯領導人的警覺。1987年1月1日《真理報》社論在評論阿拉木圖事件時，也僅僅不痛不癢地認為這是“民族閉關自守、地方民族主義、依賴他人的心理以及民族自高自大”的表現，沒有分析民族衝突的深層次原因。直到1987年11月，戈爾巴喬夫在慶祝十月革命勝利70周年大會上講話中還堅持認為“民族關係問題在蘇聯已經解決了”〔25〕。而此時，在亞美尼亞族和阿塞拜疆族之間，剛剛爆發了血腥的納戈爾——卡拉巴赫衝突。此後，波羅地海國家、西烏克蘭、格魯吉亞等地民族主義運動風起雲湧，暴力衝突此起彼伏。由於蘇聯從未出現過類似的情況，沒有什麽經驗可遵循，故當時的蘇共主要領導人對突然凸顯的民族問題缺乏必要的準備：先是沒有給予必要的重視；而等到局麵失控，又驚慌失措、顧此失彼。
從1988年4月起，在波羅的海地區三共和國陸續建立了民族主義組織人民陣線，開始有組織和有綱領地從事民族分離活動。但這仍然沒有引起戈爾巴喬夫的警惕，甚至把它們當作“支持改革的力量”加以稱讚。1988年10月1日，“愛沙尼亞人民陣線”舉行正式成立大會時，戈爾巴喬夫竟然委托參加成立大會的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維亞利斯轉達他對人民陣線成立的祝賀，“祝賀人民陣線支持改革成功”。戈爾巴喬夫這種極為錯誤的舉動，助長了波羅的海地區三共和國的民族主義勢力的囂張，並為其他共和國成立類似人民陣線的民族主義組織開了綠燈。此後，在波羅的海地區民族主義帶動下，在烏克蘭、白俄羅斯、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以及中亞地區的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共和國也都相繼成立了以民族主義為主要傾向的各種組織；在俄羅斯聯邦的許多自治共和國、自治州和自治區也紛紛建立類似人民陣線的各種民族主義組織。後來全蘇各地民族主義組織迅速發展，總數多達數萬個，〔25〕這為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發展和民族分離主義活動創造了組織條件。
戈爾巴喬夫提倡“民主化”和“公開性”，原意是打破勃列日涅夫——契爾年科時期一潭死水的局麵，激發人民的創造性和參政熱情，以求擺脫“停滯”的困境。然而，他萬萬沒有料到，他急躁冒進的“民主化”會被民族主義勢力利用，引發民族矛盾大爆發。民族分裂分子把自己首先打扮成“民主派”，並與俄羅斯內部的“民主派”彼此呼應，先後奪取了地方政權；而其一蹴而就的“公開性”則成為揭開曆史傷疤、加深民族仇恨的利器。而蘇共主要領導和蘇聯人民，顯然沒有分清楚人民正當的民主訴求與民族分離主義的區別，沒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對民族主義予以鎮壓。戈爾巴喬夫既然自己啟動了“民主化”，就不想再成為“改革的扼殺者”，因此在地方分離問題上處處被動，試圖靠“說服”“威脅”來壓製野心家們對最高權力的渴望。而對於鐵了心要靠分裂國家達到掌權目的、又有本族群眾狂熱支持的民族分裂分子來說，“說服”不啻於一種鼓勵。因此，戈爾巴喬夫對蘇聯民族關係發展狀況的錯誤估計，使蘇共失去解決敏感和複雜的民族關係問題的機會，錯誤的改革政策為民族分離主義泛起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膨脹創造了條件，導致爆發一場規模巨大的民族分離主義運動，使蘇聯麵臨解體的危機。〔25〕
由於各加盟共和國紛紛提出獨立要求，導致蘇聯日益呈現分崩離析的局麵。而糟糕的是，原來的蘇聯憲法中，規定有加盟共和國退出蘇聯的權力。當時憲法的擬訂者們大概想都沒有想過，在蘇共嚴密控製下的加盟共和國居然有獨立的可能，因此“慷慨地”在紙麵上賦予了這些共和國這一權力。等到各共和國紛紛發表《主權宣言》，甚至宣布“獨立”的時候，戈爾巴喬夫亂了分寸，陷入與加盟共和國的法律大戰之中。
突如其來的民族問題使得蘇聯改革重心再次轉向，從政治問題轉到民族問題。1990年上半年，蘇聯尚存在通過簽署新的聯盟條約繼續存在的可能性，但到俄羅斯宣布擁有主權和“激進民主派”葉利欽掌握俄羅斯最高權力之後，聯盟條約簽署的機會越來越渺茫。這主要是因為：在聯盟層次，葉利欽是不具備與戈爾巴喬夫對抗的實力的，一是戈爾巴喬夫具有“繼承性威權”，是當時實力尚且強大的蘇共總書記；二是戈爾巴喬夫是經過人民代表大會合法選舉出的蘇聯總統，要挑戰這一職位的話，起碼要等上五年；三是國際社會普遍支持戈爾巴喬夫，而把葉利欽當作一個誇誇其談、言辭粗魯的小醜，一個匆匆過客。因此，葉利欽要想奪得權力，必須另辟蹊徑，通過煽動俄羅斯民族主義讓自己在俄羅斯聯邦這一最大的加盟共和國掌權，並千方百計剝奪聯盟中央的權力，進而達到自己掌握實權的目的。
由於葉利欽等激進民主派的鼓噪，以及各加盟共和國分離勢力的破壞，蘇聯各地經濟聯係被切斷。對於一個長期以來實行經濟職能地域分工的國家來說，這種割裂猶如斬斷一個人的手足，將極大地加深經濟困境。經濟狀況的惡化，導致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市場短缺更加嚴重。到1991年，蘇聯有將近2000種生活必需品經常斷檔，商店貨架上空空如也，加深了人民的不滿情緒。實際上，這些商品並非全都沒有，而是被一些打算牟取暴利的人或單位囤積起來，或者因運輸跟不上而無法供應市場（【注】1991年華約解散後蘇聯從東歐撤軍，大批技術裝備和人員通過鐵路返回國內；同時由於簽署了歐洲裁軍條約，蘇聯軍方將大量武器裝備運往烏拉爾山以東的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使得運輸成為“瓶頸”）。
生活水平的下滑給了民族分離分子最好的煽動借口。例如，波羅地海國家是蘇聯主要肉類供應基地，當地的民族分裂分子煽動說，如果不把肉類供應給聯盟中央，那麽我們的肉吃都吃不完；他們卻故意不說事情的另外一麵：如果其他加盟共和國不供應波羅地海國家電力、能源、棉花和穀物怎麽辦？地方民族主義的崛起，也使得一些俄羅斯人心生反感，俄羅斯人自認為自己是個被不斷“抽血”的民族，總是不得不無償援助一些落後加盟共和國和地區。因此，當這些地區提出獨立要求的時候，不少俄羅斯人也認為，“分開單過”可以免掉不少義務，俄羅斯沒有這些“小夥伴”們會更好一些。
即便如此，在1991年3月17日舉行的全民公決中，仍然有多達四分之三的蘇聯公民選擇了生活在同一國家中。在中亞一些共和國，選擇保留蘇聯的占到人口的90%以上。雖然波羅地海國家和格魯吉亞當權的“民主”派采取暴力措施禁止本國公民投票公決（這根本不叫“民主”，而是明目張膽的反民主），但還是有不少人冒著風險投票讚成保留蘇聯。在每一個參加公決的共和國，都是主張保留蘇聯的人占壓倒多數。因此，從尊重人民意願的角度出發，蘇聯應該得以保留。
2、車臣人民代表大會
1990年11月23日～26日，在格羅茲尼組建了第一屆車臣人民代表大會，後更名為車臣人民全國代表大會（ОКЧН）。這個代表大會實際上是個反對派組織。經過一番激烈爭鬥，蘇聯空軍退役少將杜達耶夫擔任大會執行委員會主席。當時，在熱火朝天地進行奪權鬥爭的莫斯科，“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件事。”〔16〕這個機構采取的最初步驟就是為民族清洗鳴鑼開道，它的決議裏有如下要求：“除車臣族人外”，限製向共和國移民，不任命“非本民族人士”擔任共和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內務部和檢察院領導職務。〔5〕
幾乎在同時，車臣——印古什最高蘇維埃通過了關於共和國國家的主權宣言。該《宣言》宣布了車臣——印古什為“主權國家”，並譴責了斯大林時代“對車臣人和印古什人采取的種族滅絕行動”，並要求歸還鄰近的奧塞梯共和國境內原屬於車臣人的土地。當然，《宣言》不會提及把赫魯曉夫時代劃給車臣人的捷列克河以北的土地歸還給斯塔羅夫波爾邊疆區。當時的蘇共車臣——印古什州委第一書記紮夫加耶夫（【注】後來，紮夫加耶夫成為莫斯科支持的車臣反對派領導人）在這個宣言上簽了字。〔16〕
1991年6月8日，車臣人民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第二次會議，宣布建立獨立的“車臣——印古什共和國”。但必須指出的是，車臣此時宣布的“獨立”，是指從俄羅斯聯邦獨立出去，而不是從蘇聯獨立出去。〔17〕換句話說，就是車臣希望成為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而不是一個真正的獨立國家。隻是後來的蘇聯解體，使得車臣變成了真正的獨立要求。 www.6park.com
3、“819”事件
不過，此時在車臣掌權的，依舊是蘇聯共產黨，車臣人民全國代表大會實際上隻是個反對派組織，直到“819”事件的發生。在這次不成功的政變發生時，蘇共車臣——印古什當局站到了“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一邊。當時的車臣當局為了配合“緊急狀態委員會”，逮捕了車臣分裂勢力的“思想家”揚達爾比耶夫。這次為期三天的鬧劇般的政變失敗後，整個社會出現了一股“反共歇斯底裏”，蘇共迅速瓦解，在車臣也不例外。
由逮捕揚達爾比耶夫引起一些人的騷亂，參與騷亂的人占領了蘇共格羅茲尼市委大樓，並把它變成了自己的指揮部；市委大樓旁是克格勃大樓，當地克格勃領導人維•伊萬年科看到這種情況不知道如何是好，急忙打電話請示葉利欽，可怎麽也聯係不上，因為“819”後大權在握而躊躇滿誌的葉利欽去索契渡假去了。〔16〕得不到上級命令的伊萬年科沒有敢承擔起用武力平息暴亂的責任，那可是1991年的8月底，沒有誰敢冒著“鎮壓民主”的風險行事。事後，他不無遺憾地說：“當時隻需要花少量流血的代價就能製止住激進分子……”
匪徒們在強力機構的無所作為麵前越發肆無忌憚，共和國領導人紮夫紮耶夫被趕下了台。8月28～29日，已經武裝起來的匪徒封鎖了格羅茲尼的街道和廣場，搶占了共和國部長會議、廣播電視中心和機場大樓。當時已經在莫斯科得勢的葉利欽和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注】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是車臣族人，但他堅決反對車臣獨立）派出了一個由“激進民主派”組成的調查委員會，到車臣與武裝分子會談。在當時，俄羅斯的“激進民主派”們是把杜達耶夫匪徒當成“民主力量”來看待的，因此，這個委員會的報告是這樣寫的：反對派提出了最高蘇維埃自行解散、選舉車臣——印古什共和國總統繼而解散共和國政府的要求，“民主力量的要求有充分根據，這些要求再拖延不決，會導致該地區的內戰和民族間的戰爭。”〔5〕
由於是和“緊急狀態委員會”作對，車臣匪徒得到了莫斯科的“激進民主派”的讚許和支持。9月4日，杜達耶夫宣布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已經被推翻，9月6日，一批武裝暴徒占領了車臣——印古什最高蘇維埃大廈，試圖反抗的人民代表遭到毆打，格羅茲尼市蘇維埃主席維•庫岑科當場犧牲。至於庫岑科的死，有不同的說法，有人說他是“跳樓自殺”，有人說他是逃生時“意外身亡”，而俄羅斯議會調查委員會得出的結論是：年近六旬的庫岑科是被暴徒們從蘇維埃大樓的窗戶裏扔出去活活摔死的。〔16〕這是因為：假如庫岑科要跳樓自殺，那麽他肯定不會選擇從一樓的窗戶裏跳出去，誰都知道這個高度是很難摔死人的；假如庫岑科是逃生時“意外身亡”，那麽他肯定會打開窗戶跳出去用雙腿逃生，而決不會用身體撞碎窗戶上厚厚的花玻璃，然後以頭著地。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庫岑科是被暴徒們頭朝下舉起來扔出了窗外，以至於頭狠狠撞到了水泥地上。9月15日，車臣最高蘇維埃被迫宣告自行解散。
4、如此“選舉”
有人說杜達耶夫是“車臣人民通過民主方式選舉出來的總統”，實際上情況不是這樣。1991年10月27日，杜達耶夫領導的“車臣人民全國代表大會”在其自行劃定的區域內進行了總統和議會的“選舉”，將車臣—印古什14個行政區內的6個區，也就是不讚成“車臣人民全國代表大會”宗旨的那些地區的居民排斥在選舉之外，〔5〕也排斥了一切非車臣族的選民，而且整個選舉都處於武裝分子的嚴密監控之下。即便如此，杜達耶夫也隻獲得了12%的選票〔18〕（【注】另一說是隻有10%～12%的車臣選民參加了這個所謂的“選舉”〔2〕），當選為車臣“總統”。
這個時候，莫斯科的激進民主派們才明白過來，杜達耶夫不是什麽“民主派”，而是一個靠拳頭說話的強人。因此，1991年11月2日，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做出決議，認為這一“選舉”是非法的。〔5〕但是，此時的俄羅斯“激進民主派”正在緊鑼密鼓地謀劃肢解蘇聯，因此實在沒有更多的精力來理會杜達耶夫的分裂活動。因此，車臣“議會”針鋒相對地作出決議，認為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在“擁有主權的車臣共和國”領土上沒有法律效力。
杜達耶夫“當選”車臣“總統”後所發布的第一個總統令，就是在1991年11月1日宣布車臣為主權獨立國家。〔16〕與此同時，杜達耶夫武裝分子開始襲擊駐車臣的蘇聯—俄羅斯軍隊，搶奪武器彈藥。
實際上，車臣人在蘇聯瓦解的過程中積極謀求獨立，也並非沒有一點根據：既然蘇聯可以被幾個政客的秘密協議所肢解，既然塔吉克、烏茲別克、哈薩克、土庫曼、吉爾吉斯、阿塞拜疆這些穆斯林共和國都可以獨立，那麽俄羅斯不能被肢解，為什麽車臣的穆斯林不能獨立呢？這個問題正如當年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塞爾維亞人所想的一樣：為什麽穆斯林可以從南斯拉夫獨立出去，而塞爾維亞人就不能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獨立出去？筆者認為：民族分裂是個非常難以解決的問題，它具有危險的傳染性。對於一個多民族組成的國家而言，某一個民族獨立或者分裂出去問題並不是很大，真正的問題在於它的示範效應。如果說，波羅地海國家從蘇聯的獨立引發了蘇聯解體的危機，那麽車臣從俄羅斯的獨立將會引發俄羅斯解體的危機。除非這個國家民族構成比較單一，而且其中的絕大部分人能夠平靜地接受國家不斷分裂成若幹小共和國的事實（例如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和平離婚”），否則流血衝突將在所難免。
民族衝突不同於一般的衝突，民族衝突肯定是全民參與，而且特別血腥。多民族國家往往都具有一個主體民族征服其他弱小民族的曆史，而這種曆史很難說都是令所有人愉快的回憶。因此一旦這種衝突爆發出來，曆史的恩怨，加上為了爭取本民族的地盤和利益，民族衝突的雙方都會做出種種非常殘酷的暴行，單純指責哪一方都是沒有意義的。人們都還對波黑戰爭和盧旺達內戰的殘酷性記憶猶新，這僅僅是發生在一些人口稀少、軍事力量不強大的小國，衝突尚且如此殘酷；如果發生在俄羅斯這樣前超級軍事大國境內，那麽必然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因此，筆者認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無論以前征服其他民族的曆史多麽血腥，要想解決民族問題，首先是必須承認現狀，不允許任何以暴力改變邊界的試探，一旦發現有類似苗頭要堅決斬草除根，不能猶豫觀望；其次要實現真正的民族平等，對少數民族既不歧視，也不格外寬待；第三，必須大力消除民族差別，實行溫和但持久民族同化政策，在保持穩定的前提下加快民族融合；第四，要加快向少數民族地區移民的進程，盡快改變當地民族構成比例，讓主體民族在當地占據多數；第五，既要堅決打擊地方民族主義，也要堅決打擊主體民族的大民族主義，不給民族仇恨留下借口。
現在，一些西方的政治家和所謂人權活動分子，越來越把“民族自決權”當作高調來鼓吹。當然，一個民族應該不被奴役和壓迫。但是民族從來就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正如當今的漢族，在一千年或者兩千前以前，他們的祖先未必是漢族，或許是匈奴，鮮卑，契丹，女真或者是其他什麽民族；在漫長的歲月裏，他們被漢族所同化，因而以往的民族矛盾就不再有意義。民族問題往往還與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等因素糾合在一起，為了一個所謂的“民族自決權”而打破曆史形成的平衡，必然會導致流血衝突；而流血的結果，往往不是普通民眾受益，而是一小撮野心家和政客得利。驅使和平百姓，為這麽一小撮人所鼓吹的所謂“民族自決”的概念而去相互仇恨、彼此廝殺，是極不道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