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者按】2004年的夏末秋初對於不少俄羅斯人來說，是個充滿恐懼與憤怒的時段：8月24日，俄羅斯兩架民航客機幾乎同時發生爆炸事件，100多名乘客與機組人員全部遇難；8月31日，莫斯科裏加地鐵車站發生自殺性爆炸事件，造成10人死亡。而9月1日，俄羅斯南部北奧塞梯共和國別斯蘭市，則發生了舉世震驚的劫持人質事件；9月6日，由於綁匪在安裝炸藥時意外爆炸，導致一場混戰，致使326名人質死亡、700多名人質受傷。尤其是死亡人質中有150多名小學生，更使這次事件成為“911”恐怖襲擊後又一轟動世界的大慘案。當人們紛紛譴責這次慘無人道的襲擊、殺害平民事件，為無辜者祈禱誌哀的時候，不禁要問：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殘忍的恐怖事件？雖然這些恐怖襲擊事件還正在調查之中，但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這些恐怖事件與俄羅斯車臣分裂勢力有不可割裂的聯係。筆者在本文中，試圖客觀公正地理清車臣衝突的來龍去脈，同時對一些比較流行的錯誤說法做出澄清。
謹以此文獻給恐怖主義襲擊中死難的無辜者，並譴責那些製造恐怖的劊子手。
一、曆史冤仇
1、車臣民族
車臣共和國是俄羅斯聯邦的八十九個聯邦主體之一，位於俄羅斯聯邦北高加索的捷列克河沿岸，北與俄羅斯的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即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的故鄉）為鄰，南與格魯吉亞共和國接壤，東靠達吉斯坦共和國，西部是北奧塞梯共和國。車臣共和國麵積1.5萬平方公裏，1989統計，共有人口127萬，境內有100多個民族；由於連年戰亂，大量人口淪為難民或死亡，1994年人口為123.50萬，到1996年人口銳減到60萬人，而到1999年8月車臣匪徒入侵達吉斯坦前，由於“經濟的崩潰及犯罪猖獗”，約有22萬俄羅斯人和50多萬車臣人離開了車臣，隻剩下32萬人口。在車臣獨立前，車臣的人口構成如下：車臣人57.8%，俄羅斯人23.5%，印古什人12.9%，此外還有烏克蘭人、亞美尼亞人、卡爾梅克人等。由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民族衝突加劇，非車臣族居民銳減，其人口構成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車臣人與印古什人實際上是一個部族，與達吉斯坦等信奉伊斯蘭教的高加索民族也有千絲萬縷的聯係。1999年第二次車臣戰爭爆發後，由於俄軍對車臣匪徒的打擊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車臣局勢出現了安定的趨勢，外逃難民紛紛返鄉，到2002年10月，車臣境內人口已經恢複為108萬人.
車臣人祖居高加索山區，直到15～16世紀金帳汗國解體之後，才開始向平原地區遷徙，並開始信奉伊斯蘭教，屬遜尼派。雖然車臣人以民風強悍、驍勇善戰著稱，但車臣人始終未形成較大的政治實體。這是由於車臣人至今仍處於原始的氏族（泰普）階段，其政治演進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家庭、氏族（泰普）或部落基礎上，四分五裂和以實力火拚是車臣人的政治常態。這一點，車臣分裂主義的思想家阿•努哈耶夫自己倒是闡述得明白：“隻有不承認什麽國家偶像、國際法權威、科技進步和市場經濟的拜金規則的虔誠的伊斯蘭教徒能夠成為真正的車臣人。這就是哈尼夫（【注】哈尼夫，公元六世紀末七世紀初，阿拉伯半島上受阿拉伯民族古老傳說和猶太教、基督教影響的一神信仰者的通稱。反對多神崇拜，提倡修隱，以求與神‘合一’）的思想……它遵循……血統關係和姻親關係、自古相傳的懲罰準則，遵循村社生活的氏族部落法規和一神教的其他清規戒律。要想成為哈尼夫，就必須是民族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必須是最初神聖涵義上的蠻夷之人。”此外，沙俄在征服車臣過程中為了減少車臣人反抗的強度，並沒有觸及車臣人的風俗習慣和傳統製度，導致車臣人沒有完全融入俄羅斯社會。長期以來，車臣人保持著族長製的氏族體製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鄙視技術性生產勞動，並自以為這是本民族“高貴”之處，這導致了車臣地區生產力極其低下，逐漸養成了靠突襲搶劫鄰近地區，以獲取生活資料的掠奪式生存方式。車臣人還具有“血親複仇”的傳統，即如果某個家族有人被殺害，那麽被害的家族一定要殺死凶手家族的一個成員（不一定是凶手本人）作為複仇。了解車臣人的這些特性，對了解車臣獨立後的混亂局麵和車臣戰爭中的種種殘酷行為至關重要。
有一些以“人權衛士”自居的西方記者或學者在提到車臣人的民族特性時，總是要忍不住加上一句“愛好自由的車臣人”作為讚語，甚至有人說車臣人是天生的“自由鬥士”。實際上，這種看法隻能說是片麵的：車臣人所謂的“愛好自由”，並非真的愛好一般意義上的“自由”，因為在車臣盛行的極端伊斯蘭教法的約束下，人們是談不到什麽“自由”的。看看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統治下的人民就可以知道在這種製度下人們可以享受多大的“自由”了，而車臣分裂主義勢力，所夢想的就是建立這麽一個國家。車臣人愛好的所謂“自由”，是指那種鄙視誠實勞動，從事沒有任何約束的搶劫、偷盜及奴役其他民族的自由。在1992～1994年和1996～1999年車臣兩次“事實獨立”期間，車臣人大規模地使用奴隸勞動，通過綁架人質勒索贖金或幹脆掠賣為奴，在車臣首府格羅茲尼的中心地帶——“三壯士”紀念碑廣場（【注】該紀念碑興建於70年代，取材於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三名英雄——俄羅斯人尼古拉•吉卡洛、車臣人阿斯蘭別克•舍裏波夫、印古什人加普爾•阿赫裏耶夫，象征民族友誼。在車臣獨立後該紀念碑被摧毀）旁邊，就是北高加索地區最大、最紅火的奴隸市場，每天大量的奴隸被成交（想象一下，假如中國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俄羅斯莫斯科的紅場或者美國華盛頓的白宮草坪前有這麽一個奴隸市場，我們會如何看待這些國家？）；在廣場上一個靠近磚牆之處，則是當眾行刑的地方，懲罰那些不小心犯了所謂“沙裏亞教規”的人們；而一些山地車臣部落中，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奴隸供自己奴役、折磨甚至殺害。從這裏，我們嗅不到哪怕是一丁點的所謂“自由”的氣息。
2、帝俄時代
車臣與最早俄羅斯發生聯係是在18世紀初，當時沙俄在彼得大帝變法後日益強大，也開始自視為東正教保護人，認為自己有義務保護穆斯林的入侵。這一“國際主義義務”有兩條戰線：一是在巴爾幹半島，幫助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和希臘人掙脫奧斯曼土耳其的奴役；另一條戰線則是在高加索，幫助格魯吉亞人和亞美尼亞人反抗波斯人的入侵。1795年，波斯人攻陷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沙俄軍隊要援助格魯吉亞人，就必須通過車臣人的領地，遭到車臣人的襲擊。
在此背景下，沙俄積極推行南進擴張戰略，進入車臣，試圖將高加索地區置於自己控製之下，但遭到當地包括車臣人在內的穆斯林土著的激烈反抗。1785年，車臣宗教領袖烏蘇爾馬率領車臣人、卡巴爾達人和卡爾梅克人與沙俄軍隊展開激戰，雖然最後以失敗告終，但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裏車臣一直是北高加索反抗沙俄入侵的主戰場，沙俄始終無法征服這一地區。19世紀初至50年代，沙俄發動長達半個世紀的“高加索戰爭”，車臣人在宗教領袖“伊瑪目”（【注】阿拉伯語教長之意）沙米爾領導下，從1834年到1859年跟沙俄軍隊打了25年的遊擊戰。沙米爾是個宗教狂熱分子，為宗教利益無情剝奪部族長老的權力，因而無法結成統一戰線。最終，沙米爾被沙俄軍隊生擒，車臣於1859年並入沙俄版圖。到19世紀70年代，沙俄與奧斯曼土耳其為爭奪巴爾幹再次開戰，車臣人也聞風而動起義，又一次遭到鎮壓。
3、蘇維埃時代
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少數民族自我意識迅速增強，強烈要求實現民族獨立自主。在列寧實行的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由自決政策的指導下，先後建立了許多蘇維埃共和國。1918年，車臣——印古什成為當時的捷列克蘇維埃共和國的一部分，1922年11月30日又分離出來成立了車臣民族自治州，1934年1月15日改為車臣－印古什民族自治州，1936年12月5日改為車臣－印古什蘇維埃自治共和國，是隸屬於俄羅斯聯邦的民族自治實體。按照蘇聯憲法規定，蘇聯是聯邦製國家，實行中央與地方分權製，自治共和國也擁有自己民族國家實體，在國家管理方麵享有獨立自主權。但實際上，這些權利隻是一紙空文。
20世紀20年代末，蘇聯開展了斯大林“全盤集體化”和工業化運動，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把農業生產納入國家集中計劃管理的軌道，在全國強製推行農業集體化運動，並劃分“富農”。在俄羅斯，一般的貧苦農民是養不起馬的，而車臣族由於從事遊牧業，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馬匹。這樣，由俄羅斯族工人組成的工作隊，往往把有馬的車臣人劃作“富農”，不但要沒收財產，還要消滅。這種近乎荒謬的劃分方法激起了車臣人的普遍反抗。據統計，自從1929～1935年，僅在車臣就爆發了286次反抗建立集體農莊的事件。在1929年12月、1930年3～4月和1932年3～4月蘇軍在車臣不止一次地采取圍剿行動，直到1936年局勢才安定下來。但車臣——印古什一直有小股匪幫在活動，直到德國入侵。
在隨後30年代肅反運動中，車臣民族的許多幹部和知識分子受到迫害和鎮壓。這又一次加深了車臣人對蘇維埃政權和俄羅斯人的民族仇恨。
4、集體流放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法西斯打到了車臣地區。在德國占領期間，德軍充分利用車臣的民族情緒，許諾給予其充分的自治權利，得到了不少車臣部族的支持。部分車臣人還成立了一個“高加索兄弟特別黨”，與德國人合作。
部分車臣人在德國占領期間的表現，令蘇共高層，尤其是斯大林本人非常惱怒。1944年2月，蘇聯內務部長貝利亞根據國防委員會第5073號命令，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理由派10萬軍隊包圍了車臣所有村莊，在2月23、24日兩天之內將38.7萬車臣人和9.1萬印古什人押上悶罐火車，全部遷往哈薩克斯坦、中亞和西伯利亞。蘇聯當局規定，每戶隻允許帶20公斤重的行李；押車的士兵得到命令，車臣人離開鐵軌五米之外，即可將之射殺。在遷徙過程之中，大約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的車臣人死亡。在流放地，車臣人與當地居民隔離而居在所謂的“特居地”內，每月要到內務部門登記，出遠門要請示匯報，不允許開辦用車臣民族語言教學的學校。不僅車臣人名義上的民族自治被取消，而且實際上被褫奪了公民權利。上述種種踐踏人權和民族權利的行為，嚴重地傷害了車臣人的民族感情，給車臣人留下了嚴重的心理創傷，潛伏著不滿情緒。車臣獨立的一些主要領導人，如杜達耶夫在出生後幾個星期就隨家族被流放，而馬斯哈多夫則是在流放地出生的。可以想象，整個民族所遭受的苦難會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何種不可磨滅的印象。
筆者認為，斯大林“集體懲罰”車臣、卡爾梅克、卡巴爾達等高加索民族的決定，並不僅僅是因為這些民族中一些人的投敵表現。事實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占領區的很多民族，包括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拉托維亞人、立陶宛人、愛沙尼亞人，甚至一些俄羅斯人，都有通敵表現。部分高加索人“通敵”的表現與西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注】西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使得蘇聯紅軍至少付出了數萬人生命的代價，其中包括戰功赫赫的瓦杜丁大將）的表現相比並不突出，為什麽這些民族都沒有遭到類似高加索人的命運呢？很顯然，這個決定不是一個“通敵”所能解釋的。斯大林作為與車臣接壤的格魯吉亞高加索人，大概其從小就對同為高加索人的車臣等民族有更深的了解，深知其桀驁不馴的民族特性；特別是蘇維埃製度建立後，高加索人從幾乎不間斷地進行反抗，使得斯大林認為從根本上征服他們是難以辦到的。那麽隻有退而求其次，以“通敵”罪名將這些民族從聚居地趕走，讓這些小民族消失在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的荒原中並被同化，從而達到一勞永逸地解決高加索問題的目的。
5、平反昭雪
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對車臣人的迫害有所鬆動。1956年2月25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報告中指出：“不要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以把個別人或個別集團的敵對行動的責任，加在包括婦女、孩子、老人、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在內的整個民族頭上，使他們蒙受大規模的迫害和痛苦。”
1957年1月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宣布為車臣——印古什民族恢複名譽，恢複車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國的建製，並允許車臣人返回故鄉。被流放到哈薩克荒園的車臣人和印古什人陸續返回故裏，為了給予車臣人補償，蘇聯當局把捷列克河以北的非車臣人聚居區劃歸車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國。
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後期，車臣人民度過了最為安定的三十年。蘇聯中央政府給予了車臣——印古什共和國大量經濟援助和補貼，首府格羅茲尼逐漸發展為一個工業城市。在整個蘇聯境內所有民族中，車臣人的出生率是最高的，車臣人口也迅速得以恢複和增長。在車臣戰爭中擔任俄羅斯集群司令員職務的根納季•特羅舍夫將軍就是格羅茲尼人，他在他的回憶錄中寫到了當時車臣首府的景象：“許多在戰前已經離開格羅茲尼的俄羅斯人、車臣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的記憶中，自己的那座城市首先是一座和平之城。我對它的記憶也是如此。我還記得距離罐頭廠不遠（【注】格羅茲尼罐頭廠後來成為車臣戰爭中爭奪最激烈的地區之一，導致了俄軍的大量傷亡）、7路公共汽車路線所經的那條靜謐的街道，記得那所二層樓的學校，記得自己家那個爬滿葡萄藤的院子……90年代我隻能目睹另外一個格羅茲——它已毀於一旦，化為焦土。然而滿眼廢墟的可怕景象卻無法破壞我的美好記憶，關於這座城市，關於當年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的美好回憶。”
不過，在“平靜的七十年代”，車臣還是顯示出了它的與眾不同：這個共和國的犯罪率奇高，遊手好閑、無所事事的人特別多。 1973年1月，車臣首府格羅茲尼發生了群眾性鬧事事件。事後的2月13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在提交給蘇共中央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在1958～1972年間，因各種犯罪行為而被內務部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有115,455人，也就是每六個城市居民中就有一個人……還應該注意到大量沒有勞動就業的居民（約3萬人）以及逃避兵役人員。順便說一句，在格羅茲尼群眾性鬧事的最積極的參加者中，無業人員幾乎占了一半。”可以想象一下，在最為平靜的六十～七十年代短短的14年裏，一個民族有六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包括婦女、兒童和老人）因刑事犯罪而受到懲處，十分之一的城市居民（當時格羅茲尼大約有30萬人口）在政府保證充分就業的蘇聯製度下無所事事，這樣的民族恐怕不能說沒有一點問題。
謹以此文獻給恐怖主義襲擊中死難的無辜者，並譴責那些製造恐怖的劊子手。
一、曆史冤仇
1、車臣民族
車臣共和國是俄羅斯聯邦的八十九個聯邦主體之一，位於俄羅斯聯邦北高加索的捷列克河沿岸，北與俄羅斯的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即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的故鄉）為鄰，南與格魯吉亞共和國接壤，東靠達吉斯坦共和國，西部是北奧塞梯共和國。車臣共和國麵積1.5萬平方公裏，1989統計，共有人口127萬，境內有100多個民族；由於連年戰亂，大量人口淪為難民或死亡，1994年人口為123.50萬，到1996年人口銳減到60萬人，而到1999年8月車臣匪徒入侵達吉斯坦前，由於“經濟的崩潰及犯罪猖獗”，約有22萬俄羅斯人和50多萬車臣人離開了車臣，隻剩下32萬人口。在車臣獨立前，車臣的人口構成如下：車臣人57.8%，俄羅斯人23.5%，印古什人12.9%，此外還有烏克蘭人、亞美尼亞人、卡爾梅克人等。由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民族衝突加劇，非車臣族居民銳減，其人口構成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車臣人與印古什人實際上是一個部族，與達吉斯坦等信奉伊斯蘭教的高加索民族也有千絲萬縷的聯係。1999年第二次車臣戰爭爆發後，由於俄軍對車臣匪徒的打擊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車臣局勢出現了安定的趨勢，外逃難民紛紛返鄉，到2002年10月，車臣境內人口已經恢複為108萬人.
車臣人祖居高加索山區，直到15～16世紀金帳汗國解體之後，才開始向平原地區遷徙，並開始信奉伊斯蘭教，屬遜尼派。雖然車臣人以民風強悍、驍勇善戰著稱，但車臣人始終未形成較大的政治實體。這是由於車臣人至今仍處於原始的氏族（泰普）階段，其政治演進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家庭、氏族（泰普）或部落基礎上，四分五裂和以實力火拚是車臣人的政治常態。這一點，車臣分裂主義的思想家阿•努哈耶夫自己倒是闡述得明白：“隻有不承認什麽國家偶像、國際法權威、科技進步和市場經濟的拜金規則的虔誠的伊斯蘭教徒能夠成為真正的車臣人。這就是哈尼夫（【注】哈尼夫，公元六世紀末七世紀初，阿拉伯半島上受阿拉伯民族古老傳說和猶太教、基督教影響的一神信仰者的通稱。反對多神崇拜，提倡修隱，以求與神‘合一’）的思想……它遵循……血統關係和姻親關係、自古相傳的懲罰準則，遵循村社生活的氏族部落法規和一神教的其他清規戒律。要想成為哈尼夫，就必須是民族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必須是最初神聖涵義上的蠻夷之人。”此外，沙俄在征服車臣過程中為了減少車臣人反抗的強度，並沒有觸及車臣人的風俗習慣和傳統製度，導致車臣人沒有完全融入俄羅斯社會。長期以來，車臣人保持著族長製的氏族體製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鄙視技術性生產勞動，並自以為這是本民族“高貴”之處，這導致了車臣地區生產力極其低下，逐漸養成了靠突襲搶劫鄰近地區，以獲取生活資料的掠奪式生存方式。車臣人還具有“血親複仇”的傳統，即如果某個家族有人被殺害，那麽被害的家族一定要殺死凶手家族的一個成員（不一定是凶手本人）作為複仇。了解車臣人的這些特性，對了解車臣獨立後的混亂局麵和車臣戰爭中的種種殘酷行為至關重要。
有一些以“人權衛士”自居的西方記者或學者在提到車臣人的民族特性時，總是要忍不住加上一句“愛好自由的車臣人”作為讚語，甚至有人說車臣人是天生的“自由鬥士”。實際上，這種看法隻能說是片麵的：車臣人所謂的“愛好自由”，並非真的愛好一般意義上的“自由”，因為在車臣盛行的極端伊斯蘭教法的約束下，人們是談不到什麽“自由”的。看看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統治下的人民就可以知道在這種製度下人們可以享受多大的“自由”了，而車臣分裂主義勢力，所夢想的就是建立這麽一個國家。車臣人愛好的所謂“自由”，是指那種鄙視誠實勞動，從事沒有任何約束的搶劫、偷盜及奴役其他民族的自由。在1992～1994年和1996～1999年車臣兩次“事實獨立”期間，車臣人大規模地使用奴隸勞動，通過綁架人質勒索贖金或幹脆掠賣為奴，在車臣首府格羅茲尼的中心地帶——“三壯士”紀念碑廣場（【注】該紀念碑興建於70年代，取材於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三名英雄——俄羅斯人尼古拉•吉卡洛、車臣人阿斯蘭別克•舍裏波夫、印古什人加普爾•阿赫裏耶夫，象征民族友誼。在車臣獨立後該紀念碑被摧毀）旁邊，就是北高加索地區最大、最紅火的奴隸市場，每天大量的奴隸被成交（想象一下，假如中國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俄羅斯莫斯科的紅場或者美國華盛頓的白宮草坪前有這麽一個奴隸市場，我們會如何看待這些國家？）；在廣場上一個靠近磚牆之處，則是當眾行刑的地方，懲罰那些不小心犯了所謂“沙裏亞教規”的人們；而一些山地車臣部落中，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奴隸供自己奴役、折磨甚至殺害。從這裏，我們嗅不到哪怕是一丁點的所謂“自由”的氣息。
2、帝俄時代
車臣與最早俄羅斯發生聯係是在18世紀初，當時沙俄在彼得大帝變法後日益強大，也開始自視為東正教保護人，認為自己有義務保護穆斯林的入侵。這一“國際主義義務”有兩條戰線：一是在巴爾幹半島，幫助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和希臘人掙脫奧斯曼土耳其的奴役；另一條戰線則是在高加索，幫助格魯吉亞人和亞美尼亞人反抗波斯人的入侵。1795年，波斯人攻陷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沙俄軍隊要援助格魯吉亞人，就必須通過車臣人的領地，遭到車臣人的襲擊。
在此背景下，沙俄積極推行南進擴張戰略，進入車臣，試圖將高加索地區置於自己控製之下，但遭到當地包括車臣人在內的穆斯林土著的激烈反抗。1785年，車臣宗教領袖烏蘇爾馬率領車臣人、卡巴爾達人和卡爾梅克人與沙俄軍隊展開激戰，雖然最後以失敗告終，但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裏車臣一直是北高加索反抗沙俄入侵的主戰場，沙俄始終無法征服這一地區。19世紀初至50年代，沙俄發動長達半個世紀的“高加索戰爭”，車臣人在宗教領袖“伊瑪目”（【注】阿拉伯語教長之意）沙米爾領導下，從1834年到1859年跟沙俄軍隊打了25年的遊擊戰。沙米爾是個宗教狂熱分子，為宗教利益無情剝奪部族長老的權力，因而無法結成統一戰線。最終，沙米爾被沙俄軍隊生擒，車臣於1859年並入沙俄版圖。到19世紀70年代，沙俄與奧斯曼土耳其為爭奪巴爾幹再次開戰，車臣人也聞風而動起義，又一次遭到鎮壓。
3、蘇維埃時代
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少數民族自我意識迅速增強，強烈要求實現民族獨立自主。在列寧實行的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由自決政策的指導下，先後建立了許多蘇維埃共和國。1918年，車臣——印古什成為當時的捷列克蘇維埃共和國的一部分，1922年11月30日又分離出來成立了車臣民族自治州，1934年1月15日改為車臣－印古什民族自治州，1936年12月5日改為車臣－印古什蘇維埃自治共和國，是隸屬於俄羅斯聯邦的民族自治實體。按照蘇聯憲法規定，蘇聯是聯邦製國家，實行中央與地方分權製，自治共和國也擁有自己民族國家實體，在國家管理方麵享有獨立自主權。但實際上，這些權利隻是一紙空文。
20世紀20年代末，蘇聯開展了斯大林“全盤集體化”和工業化運動，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把農業生產納入國家集中計劃管理的軌道，在全國強製推行農業集體化運動，並劃分“富農”。在俄羅斯，一般的貧苦農民是養不起馬的，而車臣族由於從事遊牧業，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馬匹。這樣，由俄羅斯族工人組成的工作隊，往往把有馬的車臣人劃作“富農”，不但要沒收財產，還要消滅。這種近乎荒謬的劃分方法激起了車臣人的普遍反抗。據統計，自從1929～1935年，僅在車臣就爆發了286次反抗建立集體農莊的事件。在1929年12月、1930年3～4月和1932年3～4月蘇軍在車臣不止一次地采取圍剿行動，直到1936年局勢才安定下來。但車臣——印古什一直有小股匪幫在活動，直到德國入侵。
在隨後30年代肅反運動中，車臣民族的許多幹部和知識分子受到迫害和鎮壓。這又一次加深了車臣人對蘇維埃政權和俄羅斯人的民族仇恨。
4、集體流放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法西斯打到了車臣地區。在德國占領期間，德軍充分利用車臣的民族情緒，許諾給予其充分的自治權利，得到了不少車臣部族的支持。部分車臣人還成立了一個“高加索兄弟特別黨”，與德國人合作。
部分車臣人在德國占領期間的表現，令蘇共高層，尤其是斯大林本人非常惱怒。1944年2月，蘇聯內務部長貝利亞根據國防委員會第5073號命令，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理由派10萬軍隊包圍了車臣所有村莊，在2月23、24日兩天之內將38.7萬車臣人和9.1萬印古什人押上悶罐火車，全部遷往哈薩克斯坦、中亞和西伯利亞。蘇聯當局規定，每戶隻允許帶20公斤重的行李；押車的士兵得到命令，車臣人離開鐵軌五米之外，即可將之射殺。在遷徙過程之中，大約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的車臣人死亡。在流放地，車臣人與當地居民隔離而居在所謂的“特居地”內，每月要到內務部門登記，出遠門要請示匯報，不允許開辦用車臣民族語言教學的學校。不僅車臣人名義上的民族自治被取消，而且實際上被褫奪了公民權利。上述種種踐踏人權和民族權利的行為，嚴重地傷害了車臣人的民族感情，給車臣人留下了嚴重的心理創傷，潛伏著不滿情緒。車臣獨立的一些主要領導人，如杜達耶夫在出生後幾個星期就隨家族被流放，而馬斯哈多夫則是在流放地出生的。可以想象，整個民族所遭受的苦難會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何種不可磨滅的印象。
筆者認為，斯大林“集體懲罰”車臣、卡爾梅克、卡巴爾達等高加索民族的決定，並不僅僅是因為這些民族中一些人的投敵表現。事實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占領區的很多民族，包括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拉托維亞人、立陶宛人、愛沙尼亞人，甚至一些俄羅斯人，都有通敵表現。部分高加索人“通敵”的表現與西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注】西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使得蘇聯紅軍至少付出了數萬人生命的代價，其中包括戰功赫赫的瓦杜丁大將）的表現相比並不突出，為什麽這些民族都沒有遭到類似高加索人的命運呢？很顯然，這個決定不是一個“通敵”所能解釋的。斯大林作為與車臣接壤的格魯吉亞高加索人，大概其從小就對同為高加索人的車臣等民族有更深的了解，深知其桀驁不馴的民族特性；特別是蘇維埃製度建立後，高加索人從幾乎不間斷地進行反抗，使得斯大林認為從根本上征服他們是難以辦到的。那麽隻有退而求其次，以“通敵”罪名將這些民族從聚居地趕走，讓這些小民族消失在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的荒原中並被同化，從而達到一勞永逸地解決高加索問題的目的。
5、平反昭雪
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對車臣人的迫害有所鬆動。1956年2月25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報告中指出：“不要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以把個別人或個別集團的敵對行動的責任，加在包括婦女、孩子、老人、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在內的整個民族頭上，使他們蒙受大規模的迫害和痛苦。”
1957年1月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宣布為車臣——印古什民族恢複名譽，恢複車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國的建製，並允許車臣人返回故鄉。被流放到哈薩克荒園的車臣人和印古什人陸續返回故裏，為了給予車臣人補償，蘇聯當局把捷列克河以北的非車臣人聚居區劃歸車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國。
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後期，車臣人民度過了最為安定的三十年。蘇聯中央政府給予了車臣——印古什共和國大量經濟援助和補貼，首府格羅茲尼逐漸發展為一個工業城市。在整個蘇聯境內所有民族中，車臣人的出生率是最高的，車臣人口也迅速得以恢複和增長。在車臣戰爭中擔任俄羅斯集群司令員職務的根納季•特羅舍夫將軍就是格羅茲尼人，他在他的回憶錄中寫到了當時車臣首府的景象：“許多在戰前已經離開格羅茲尼的俄羅斯人、車臣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的記憶中，自己的那座城市首先是一座和平之城。我對它的記憶也是如此。我還記得距離罐頭廠不遠（【注】格羅茲尼罐頭廠後來成為車臣戰爭中爭奪最激烈的地區之一，導致了俄軍的大量傷亡）、7路公共汽車路線所經的那條靜謐的街道，記得那所二層樓的學校，記得自己家那個爬滿葡萄藤的院子……90年代我隻能目睹另外一個格羅茲——它已毀於一旦，化為焦土。然而滿眼廢墟的可怕景象卻無法破壞我的美好記憶，關於這座城市，關於當年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的美好回憶。”
不過，在“平靜的七十年代”，車臣還是顯示出了它的與眾不同：這個共和國的犯罪率奇高，遊手好閑、無所事事的人特別多。 1973年1月，車臣首府格羅茲尼發生了群眾性鬧事事件。事後的2月13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在提交給蘇共中央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在1958～1972年間，因各種犯罪行為而被內務部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有115,455人，也就是每六個城市居民中就有一個人……還應該注意到大量沒有勞動就業的居民（約3萬人）以及逃避兵役人員。順便說一句，在格羅茲尼群眾性鬧事的最積極的參加者中，無業人員幾乎占了一半。”可以想象一下，在最為平靜的六十～七十年代短短的14年裏，一個民族有六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包括婦女、兒童和老人）因刑事犯罪而受到懲處，十分之一的城市居民（當時格羅茲尼大約有30萬人口）在政府保證充分就業的蘇聯製度下無所事事，這樣的民族恐怕不能說沒有一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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