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險棋：回眸中蘇核戰或將爆發前

毛澤東的險棋：回眸中蘇核戰或將爆發前



1969年8月27日，北京，中南海。

　　遊泳池清澈的水波裏，一個寬厚的身軀靜止地仰浮在水麵上。良久，粗壯的胳膊才高高揚起，緩緩地滑動了一下，周遭的水波興奮地跳躍撞擊一番後，漸次悄悄地歸於沉寂。在水麵上仰浮，是毛澤東最喜歡的遊泳姿勢之一，也是他思索問題的最佳方式。此刻，仰浮在水麵上眼瞼緊閉的主席聲息全無，似乎靜靜地睡下了。但事實上，他的腦海裏正在湧動著驚濤駭浪，這位偉大的舵手在思索著如何將載著八億人的航船避開急流險礁，駛向一個安全的港灣。

　　就在這一年三月，在我國北部邊疆珍珠島地區，中蘇兩國的邊防部隊發生了武裝衝突，並各有數十人傷亡。此後，雙方在邊境地區都積極備戰，增派軍隊駐防。一萬多裏的邊防線上，處處都仿佛布滿火藥幹柴，隻消一粒火星子，就會爆發一場大戰。近來，根據各種情報分析，蘇聯擬對我國打一場外科手術式的核戰爭——即動用小型核彈，對我導彈和原子彈發射基地進行摧毀性打擊，以使我失去核還擊的能力。另據可靠情報，蘇聯國防部副部長崔可夫已向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進行了通報，有就是說，其動手的時間表已經敲定。
　　
　　毛澤東心裏思索著，幾個原子彈並不可怕，就是對蘇聯我威脅最大的、裝備數千輛坦克的裝甲部隊，如今亦不足懼。以前我們反坦克武器不過關，但自從我軍大興打坦克之風之後，這一點已經有了極大改善。中蘇邊境上，蘇聯部署有55個步兵師、12個戰役火箭師、10個坦克師、4個空軍軍團，總計約120萬人，正虎視耽耽地欲揮戈躍馬，向我殺來。然區區百萬之兵，實不為懼，我有五百萬大軍與其抗衡，即使其萬兩坦克突破我第一、第二道防線……但在縱深的預定戰場上，他們就會陷入我重重包圍之中，麵臨滅頂之災。到那時，他們將食無糧，居無所，車無油，炮無彈，日子可不好過喲！八億人民八億兵，萬裏江山萬裏營。蘇軍的千裏補給線，將被我處處掐斷，其先頭衝擊部隊會在我銅牆鐵壁前碰個頭破血流，而他們的大肚子運輸機也將被我實戰機群打得屍骨無存。北京不保，莫斯科也將無存。哼！若無400萬軍隊，莫打我的主意喲，可蘇軍的總兵力也不過320萬。而且其戰略重點在歐洲，大批精銳部隊都駐紮在歐洲，若隻顧和我交戰而丟了歐洲，他們的命根子就沒了……
　　
　　想到這裏，毛澤東揮舞了一下手臂，隨著軀體的漂挪，思緒一下字子轉到了另一個點上——核戰爭！勃列日涅夫真得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啟動核戰爭的按鈕？毛澤東陷入了更深層的思索中。他記得十多年前，第二次訪蘇時，自己和赫魯曉夫展開過一場關於核戰爭的討論。針對赫魯曉夫驚恐世界核戰爭的爆發，諾亞方舟將徹底沉沒的懼美情緒，他發表了一篇震驚世界的演說：“原子彈沒有什麽了不起，我看它也是紙老虎——決定戰爭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原子彈也是要人去掌握的……打核戰爭，肯定要死不少人，即便那樣，我們還是能最後贏得戰爭……”毛澤東說完，赫魯曉夫吃驚地把張著嘴，凸起的眼珠幾乎要從眼眶中蹦出來——他沒有聽懂毛主席的話，在多年之後，他寫回憶錄引用這段話時，仍認定毛澤東是“瘋子”和“戰爭狂人”。波蘭的哥穆爾卡也沒有聽明白，抱怨道：“你們中國人多，死一些人算不了什麽，可我們波蘭呢？我們隻有五千萬人口，叫我們怎麽個死法？”但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卻聽懂了，他歎息著對白宮辦公廳主任珀森斯說：“原子彈的最大威力是在發射架上，而不是飛出去之後，毛澤東是一個極難對付的人物，恐嚇、威脅對他沒有用。”

　　但毛澤東在說“原子彈是紙老虎”後，並未看輕原子彈，而是調集精兵強將去占領兩彈的製高點。1964年，中國便有了原子彈和運載導彈，1967年又有了氫彈。至此時，中國已成功進行了七次核試驗，沒有人可以再揮舞著原子彈對中國進行恫嚇了。所以現在要考慮的不是準備死多少人，而是如何最大限度減少不必要的犧牲。而近幾日，毛澤東又重讀起《二十四史》，《明史·朱升傳》裏的一段話給了他很大啟發。
　　
　　元末，天下大亂，群雄逐鹿，朱元璋所部義軍兵多將廣，經過屢次征戰，南討北伐，羽翼漸豐，便急於稱王。但其帳下謀士朱升認為，現在天下大勢未定，四麵有敵，若早早稱王，必成為眾矢之的，不如暫時擁戴已稱宋帝的韓林地，修好各方，集中打擊最大的障礙陳友諒部。這就是“高築牆，廣征糧，緩稱王”之策。朱元璋采納此策，隨後，滅陳友諒，沉小明王於瓜號江中，障礙盡除，遂於公元1368年即皇帝位，建立明朝。
　　
　　毛澤東想完這些，得到了許多啟示：為減少傷亡，人樓密集的大城市，要迅速挖掘修建防空工事，萬一核彈來襲，人們可躲到地下。時下美國又急於撤出越南，可以送他們一顆定心丸，表明中國無意在亞洲謀求霸權，也無意填補美軍撤退後的空白，以避免兩麵受敵。對於蘇方的戰爭叫囂，也不能隻單純地組織防禦，可否把即將實施的地下核試驗和高爆核試驗再提前一段時間，觸一觸勃列日涅夫的神經，看他還有沒有膽量去按那個核按鈕……

　　［評析］：一位軍事家曾這樣描述正確戰略決策的形成過程：指揮員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和必要的偵察，來源於對偵察所得到的材料情報的綜合思索。毛澤東不愧是偉大的戰略家，上來就對敵我形勢作了透徹的分析，做到了知己知彼。在《唐李問對》中李靖認為，善於指揮作戰的人，首先應做到使敵人無法推測己方的深淺，那樣才會使敵人的行動發生失誤，從而在敵方的失誤中尋找取勝的機會。此即，我知敵而致敵不知我，或使敵假知我——不僅是我方在判斷敵人，敵人也在對我們進行種種了解和判斷，所以高明的指揮員會善於利用敵人的判斷，不斷進行欺騙的戰術，不斷製造假情報，以促使敵人作出錯誤的判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要對敵方指揮員的性格才能進行正確的判斷，不能僅從表麵現象或一般的靜態觀察著手，而要通過與敵人的種種實際接觸，經過一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工夫得出準確的結論，而穩操勝券。《孫子兵法·謀攻》稱：“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其所謂“知彼”就是要了解對方的戰策，如果己方“先為不可測”，那麽敵方自然就會“乖其所之”，這已為史上許多實例所證明。戰爭製勝的秘訣不在於預先製定奇正戰術，而在於 “擇人任勢”並造成一定假象迷惑敵人，此謂“先形之，使敵從之”。應付突發事變和危急情況需要有奇謀，還需要有膽略。這二者從哪裏來？來源於決策者的軍事思想與戰鬥意誌，這就需要其富有經驗而自信。這個經驗從哪裏來？一是來源於自身參與過的戰爭，二是來源於書本。俗話說，鑒古可以知今，如果將曆史與現實結合，就自然會有新的創見。不信請往下看，毛澤東在讀史之後就要開始從大處著眼、從細處著手的“廟算”了。

　　 “主席，總理來了，正在客廳等您。”一位工作人員打斷了毛澤東神遊太虛的思緒，他手扶攀梯上了岸，擦幹身子，批上浴袍走進客廳。“恩來，坐下說話。”毛澤東點燃一支煙，氣定神閑道。“主席，四位老帥（即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的緊急報告，你看過了嗎？”由於過度的操勞和過重的焦慮，周恩來的聲音急促而暗啞。“哦，看過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戰嘛，好啊！讓他們打嘛，原子彈很厲害，但鄙人不怕。”毛澤東淡然一笑，接著道，“勃列日涅夫怕不怕？尼克鬆怕不怕？我不曉得，我想摸摸他們的底哩！”毛澤東雖然語聲朗朗、談笑自若，周恩來卻是憂心忡忡，既為毛主席的安全擔憂，也為即將到來的國慶大遊行憂慮。

　　 “恩來，你讀過明史沒有？我看朱升是個很有貢獻的人，他為明太祖成就帝業立了頭功。對了，他有個九字國策定江山，叫‘高築牆，廣征糧，緩稱王’，我也有九個字能不能對付核大戰呀？聽好，這九個字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機敏而睿智的周恩來略一思忖，眼睛陡然一亮。毛澤東又笑道：“有沒有剽竊之嫌啊？”周恩來興奮道：“不稱霸，好！這下美國可以放心了。”毛澤東搖搖頭說：“隻放心不夠，人家是頭一號，哪能袖手旁觀哩！我想扯他們下河，趟趟這一遭混水哩！”周恩來激動道：“真把美國拖進來，這場戲就有熱鬧看了。”

　　 “孫子曰：故上兵伐謀，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毛澤東又點燃了一支香煙，沉吟著道：“勃列日涅夫是個軟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他那個國防部長哩！”周恩來始終記掛著自己的使命，趁此亮出了底牌：“主席，四位老帥都認為今年的國慶節蘇軍偷襲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集會怎麽個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哦。不搞集會，我看不太好吧！這不是告訴人家，我們有點怕？集會還是要搞的，我啊要上天安門，我倒想開開眼，看看這個原子彈的威力究竟有多麽大？”

　　毛主席的脾氣，周總理是知道的，說不過黃河就不過黃河，天王老子也說不轉。總理的濃眉緊緊地鎖在了一起。幾十萬人聚集在廣場上，一定那出現情況，怎樣疏散，怎樣隱蔽？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和其他領導人，怎樣才能安全地進入地下通道？總理反複思量警報後的五分鍾。據有關軍事部門測算，蘇聯在離我邊境的就個導彈發射點發射導彈後，最近的飛到北京隻需六七分鍾。如果扣除發布警報的預警時間，留給的時間恐怕隻有三四分鍾。總理就這樣冥思苦想著萬全之策。
　　毛澤東瞟了一眼周恩來，笑了笑說：“如果不放心，咱們可不可以先放兩顆原子彈嚇唬嚇唬他們呀？讓他們也緊張兩天，等明白過來，咱們的節也過完了。”周恩來心頭略鬆，會意說道：“放完後，咱們來它個秘而不宣。”“對嘛！這就叫兵不厭詐嘛！”“主席，你看安排在什麽時間比較好？”“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28 日和29日兩天就可以。這事還要和榮臻、愛萍商量一下……”

　　［評析］：上麵的評論中說到毛澤東讀明史——高明的軍事家通常都是不僅熟悉兵法而且熟讀曆史，他的讀可是“學以致用”的。讀書可以學習和借鑒前人與旁人的成果，對此有兩中不同的態度：一是囿於古，唯經典是尊，不敢越雷池一步，這樣隻會導致停滯不前，乃至在實踐中遭受挫折；二是以前人經驗為基礎，將其發揚光大並有所創新，如是在實踐中則會不斷取得進步。舉個例子，自古以來對前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和研究都是著眼於“適用”的。??做的，並取得了成功。軍事上講“法無定法”，所以不能僵守、死守兵法。這個“法”字也是有講究的，“法先王之法，法其所以法也”，古法之所以稱之為法，其實質就在於它適應了當時的具體形勢。後世人們在學習、借鑒古法之時，自然不能拘泥於古法的具體做法，而關鍵在於掌握古法之所以為法的依據，然後針對所處的具體環境作相應的調整 ——如毛澤東對朱升那“九字國策”的發揮。

　　公元1969年９月28日、29日，美國地震監測站、蘇聯地震監測中心以及兩國的衛星，幾乎同時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動信號。兩國立即做出了判斷，中國成功進行了一次地下核試驗與一次高爆核試驗。這是有史以來中國進行的第8次、第9次核試驗。世界上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和蘇聯，都在焦急地等待著中國公布核試驗的消息與相關資料。然而，與前七次核試驗後舉國連續熱烈慶祝的情況迥異，一連數日，中國的新聞媒介都悄無聲息，對此保持沉默，對這兩次核試驗連一條簡短通訊都沒有發，好象此事根本就沒有發生一樣。外電對此議論紛紛，猜測頗多，其中美聯社播發的一條評論具有廣泛的認同性。該文指出：“中國最近進行的兩次核試驗，不是為了謀求某項具體的成果，而是臨戰前的一種檢測手段。”
　　
　　 這實際上就等於警告勃列日涅夫，如果你敢按下核按鈕，中國立刻就會給予還擊。中國現在的核力量雖然還不很強大，但也十分可怕！果然，勃列日涅夫的手在核按鈕前猶豫了許久，最終還是悄悄地挪開了。

　　 10月1日，國慶節。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了遊行隊伍。當晚，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來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群眾中間席地而坐，興致勃勃地觀看了節目的禮花和五彩繽紛的焰火。

　　【綜評】：

　　上世紀60年代，由於中、蘇兩大社會主義國家的分裂，造成了一次世界政局的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由於蘇聯的時任領導人強力推行霸權主義政策，引起了冷戰另一方——美國的恐懼。如果正麵同蘇聯對抗，兩國在全球範圍內實行軍備競賽的話，那麽戰爭的危機會越來越大，而且一旦開戰就將是核大戰。而此時的中國，正處在同蘇聯一觸即發的戰事之中。麵對蘇聯已經發出的“準備對中國實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的瘋狂叫囂，中國也希望與美國改善關係，以扼製蘇聯咄咄逼人的進攻。

　　基於這樣的共同意願，中、美這一對有著20多年宿怨的仇家，終於在《上海聯合公報》的旗幟下走到了一起。這出奇製勝的一招，立刻置蘇聯於十分尷尬和窘迫的境地。這在政治上可以稱之為“遠交近攻”，在軍事則叫做“必一測而兩備之，虞乎不虞，全術也，勝道也。”就是說，一種判斷作出以後，必須製定兩種對策以備以外的變化——如中國在進行秘而不宣的核實驗外也尋求與美國修好，這才是奪取勝利的根本法則。否則，若敵變在先，我方隻是為了適應其變化而迫不得已采取應變措施，則不免處於被動。因此我們還應善於從“我變”中推做“敵變”，並且針對推做的敵變再設一謀，還預設敵人隨機應變時進一步準備打破敵人對付我們的措施，這樣，敵人還未變，我已想在敵先，時時都可以處在主動的位置。

　　《兵經》中說：“師之所動而使敵謀沮抑，能先聲也；居人己之所必爭，而每早占一籌，能先手也；不倚搏擊決利，而預布其勝謀，能先機也；於無爭之爭，以不戰彌戰，當未然而寢消之，是雲先天。”不戰而屈人之兵，斯法至毛澤東可謂盛矣！還有拿破侖也從戰爭實踐中體會到：對於統帥來說，正確而準確的眼力比詭計更為重要，更為有用。他說的眼力就是預見力和識別力。凡作為指揮員者，應該從順利中看到隱藏的危機，從困難中看到戰局轉化的希望，從敵之北歸中分析真偽，從複雜的現象中認清敵人行動的本質，以便把戰爭的航船行駛到勝利的彼岸。

　　有位著名的學者說：“如果曆史能夠重演，80％的人會成為偉人。”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就在於他有常人無法望其項背的預見力，這也是為什麽有人在那樣的情況下還敢“視核彈如紙虎，老夫依舊上城樓”——因為他是毛澤東！朝鮮如今想學中國了，但毛澤東是金正日學得去又學的了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