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複新疆與開發西北

第一節 “引邊荒艱巨為己任”
　　

　　左宗棠收複新疆，是中國近代反對外國侵略鬥爭的一大壯舉。正是在“引邊荒艱巨為己任”的使命感支配之下，左宗棠勇於擔負起曆史的重任，提出塞防與海防兩者並重的主張，並經過積極的謀略和艱苦的籌備，為清廷製定規複新疆的決策起了關鍵的作用。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早在西漢年間，中國的文獻中已把此地稱作西城。漢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 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西漢政權曾兩次派張騫通西域。漢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 59 年），西漢政府又命鄭吉為西域都護，遂設都護府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權力。及至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 年）開始勘定西域，四年後將西域改名新疆。①清政府在伊犁（今伊寧市）設伊犁將軍，為新疆地區最高軍政長官。另設烏魯木齊都統，為該地區的軍政長官，地位僅次於伊犁將軍。烏魯木齊以東設鎮西府和迪化州，由鎮迪道統轄地方民政事務，隸屬於陝甘總督。新疆回部事務，則設立伯克管理，伯克由清政府任命。

　　隨著清王朝的衰落和各種矛盾的激化，人民日益反抗清政府的統治。太平天國農民運動期間，全國許多地區的起義紛起響應，同治三年（1864 年），新疆各族人民也先後在庫車、烏魯木齊、伊犁等地舉行起義，打擊清王朝的腐敗統治。但起義的成果卻被各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層人物所據有，新疆地區出現了五個封建割據政權：即以喀什噶爾（今喀什市）為中心的金相印、司迪克政權；以烏魯木齊為中心的妥得璘（妥明）政權；以庫車為中心的黃和卓政權；以和闐為中心的瑪福迪、哈比布拉汗政權；以伊犁為中心的邁孜木雜特政權。這些割據政權的混戰，給伺機入侵新疆的外國侵略者以可乘之機。

　　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 年 1 月），位於我國新疆西麵的浩罕汗國利用金相印、司迪克向其求援的機會，派阿古柏帶領侵略軍進入新疆，先後攻下天山南路的英吉沙爾（今英吉沙縣）、喀什噶爾、葉爾羌（今莎車縣），和闐（今和田縣）等地。同治六年（1867 年）又攻占烏什、阿克蘇和庫車。阿古柏在喀什噶爾悍然宣布建立“哲德沙爾汗國”（意即七城汗國），自立為汗，據有南疆。同治九年（1870 年），阿古柏勢力又向天山北路擴展，在北疆打敗妥得璘政權，占取烏魯木齊、瑪納斯等地。新疆幾乎淪為異域，阿古柏野蠻勢力浸染天山南北。

　　阿古柏對新疆的入侵，加劇了正在覬覦新疆的俄、英兩國的爭奪。俄國是攫得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通過第二次鴉片戰爭，俄國趁火打劫，共割占了中國東北地區黑龍江以北、烏蘇裏江以東 100 多萬平方公裏的領土和西北地區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 44 萬多平方公裏的領土。繼而俄國又把侵略目標對準南疆，試圖把喀什噶爾置於沙俄的“保護之下”。①當俄國吞並了中亞地區的浩罕、布哈拉和希瓦 3 個汗國後，便急不可待地策劃“對東幹區的兩個主要中心——伊犁和烏魯木齊實行軍事占領。”②阿古柏先後對喀什噶爾和烏魯木齊的侵占，俄國不免有姍姍來遲之憾，便於同治十年五月十七日（1871 年7 月 4 日）出兵侵占伊犁，宣稱“伊犁永歸俄轄”③俄國還“欲帶兵前往烏魯木齊”。④顯然，俄國想把新疆據為己有。第二年，俄國向喀什噶爾派出使團，與阿古柏訂立《喀什噶爾條約》，以承認阿古柏政權為交換條件，俄國得到在南疆通商等權益。俄國的目的是把新疆從中國的版圖中肢解出去，再一次蠶食中國的領土。英國作為發動兩次鴉片戰爭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在中國的東南沿海攫得侵華權益，其勢力不斷向長江流域滲透，而且對中國的西北、西南邊疆也是垂涎三尺。阿古柏侵入南疆後不久，英國侵略分子已頻繁到喀什噶爾表示對他的支持。阿古柏為得到英國的庇護，對英國使節說：“女王就和太陽一樣，在她的溫和的陽光裏像我這樣可憐的人才能夠很好地滋長繁榮”，聲稱從這裏到倫敦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來往”。①同治十三年（1874年）初，阿古柏與英使訂立了《英國與喀什噶爾條約》。英國同樣無視清政府對新疆的領土主權，以承認所謂的“哲德沙爾汗國”為獨立國而換取了在新疆的特權。阿古柏也“遣使”到英國，並從英國人手中得到武器彈藥的資助，阿古柏一心投入英國的懷抱，成為英國勢力插足新疆的工具。

　　這樣，新疆問題的嚴重性不僅在於阿古柏的入侵，更為嚴重的是俄國、英國正在實施著分割新疆的圖謀！因此，收複新疆，對於反對外國的侵略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而且在清政府長期積弱的情況下，要把俄、英侵略勢力逐出新疆也並非易事，左宗棠勇於把收複新疆引為己任，正是他愛國與反侵略思想的集中體現。

　　左宗棠在同治十年（1871 年）七月得悉俄國派兵侵占伊犁的消息後，即一麵速派徐占彪抵肅州以替出烏魯木齊提督成祿出關，一麵致函請假在湖南的劉錦棠說：“俄入侵占黑龍江，北地形勢日迫，茲複窺吾西陲，蓄謀既久，發機又速，不能不急為之備。閣下假期將滿，希即挑募數千，於九月率以西行，是為至要”。左宗棠還說他“本擬收複河湟後，即乞病還湘，今既有此變，西顧正殷，斷難遽萌退誌，當與此虜周旋。”陝甘總督、督辦陝甘軍務，他的職責主要是鎮壓陝甘回民起義，而且他此時已年屆 60，又有多種疾病纏身，他完全可以在隴事平定後告休回籍。再則清王朝自乾隆以來派往新疆主管軍政的伊犁將軍、烏魯木齊都統等向以滿族貴族等旗員充任，當阿古柏和俄國軍隊先後入侵新疆後，清政府依然把規複新疆的希望寄托在伊犁將軍榮全、烏魯木齊都統景廉、提督成祿身上，而像左宗棠這樣的漢族地方要員是難以得到督辦新疆軍務職位的。然而外國侵略勢力對新疆構成的嚴重局勢，又使左宗棠逐步堅定了收複新疆的信念，進而又向清政府籌議出關大略，敦促清廷立排浮議，製訂用兵新疆以保衛領土主權的決策。

　　同治十一年（1872 年）十月至十一月間，左宗棠連續在家信中談及他的想法。他指出：“俄羅斯乘我內患未平，代複伊犁。朝廷所遣帶兵大員均無實心辦事之意，早被俄人識破，此事又須從新布置。我以衰朽之軀，不能生出玉門。惟不將關內肅清，籌布出關大略，遽抽身退休，此心何以自處？”②“我年逾六十，積勞之後，衰態日增。……斷不能生出玉門矣，惟西陲之事不能不預籌大概。關內關外用兵雖有次第，然謀篇布局須一氣為之。以大局論，關內肅清，總督應移駐肅州，調度軍食以規烏魯木齊。烏魯克複，總督應進駐巴裏坤以規伊犁。使我如四十許時，尚可為國宣勞，一了此局，今老矣，無能為矣。不久當拜疏陳明病狀，乞朝廷速覓替人。如一時不得其人，或先擇可者作幫辦；或留衰軀在此作幫辦，俟布置周妥，任用得人，乃放令歸，亦無不可。此時不求退，則恐誤國事，急於求退，不顧後患，於義有所不可，於心亦有難安也。”①左宗棠以新疆軍務的“局外人”能對謀略規複新疆考慮得如此周密，這正是其甘於以“邊荒艱巨為已任”的體現。接著，左宗棠於十二月上奏請簡派新的陝甘總督並欽差大臣以收複新疆。他說：“關外局勢，以區區之愚揣之，實非從內預為布置，從新預為調度不可”。“何敢自惜殘生，置身事外！”他建議特簡賢能接任陝甘總督篆務的理由是“精力心思迥不如前，設有疏誤，邊城安危必更煩朝廷異日之擘畫，問心何以自安！”②顯然，左宗棠並非知難而退，他的上奏目的從根本上講是強調對收複新疆必須“從內預為布置，從新預為調度”。他對榮全等人的所作所為是不滿意的。他試想說服清廷簡派陝甘總督去謀略新疆的用意已是不言自明。清代官場上欲進先退的例子是屢見不鮮的，對左宗棠的做法亦可以如是觀。

　　正如左宗棠所說的那樣，當俄國侵占伊犁後，清廷派伊犁將軍榮全“前往收回伊犁城池”，令烏魯木齊都統景廉“相機規複烏魯木齊”，調烏魯木齊提督成祿迅速出關赴任所。榮全從蒙古的科布多行至新疆的塔爾巴哈台（今塔城市），向俄人交涉收還伊犁，俄國侵略者則采取狡獪蠻橫的手法，宣稱已向清政府說明他們無久占伊犁之意，隻是“代為收複，權宜派兵駐守，俟關內外肅清，烏魯木齊、瑪納斯等城克複之後，即當交還”①，使榮全在談判交涉中不得要領而歸。景廉、成祿都按兵不動，待機觀望。特別是成祿自同治四年新疆人民起義後不久就竄至甘肅高台逃避戰事，他“屢奉諭旨，敕令出關”，卻直至同治十一年仍“尚無出關確耗”。此時，阿古柏已竊據烏魯木齊二年，俄國侵占伊犁一年。成祿不僅在高台“截留省糧，為數甚巨”，瞞報營數，其“實數不過五六營”卻自稱十二營，以多領軍餉，而且“久駐高台，蓄養戲班，相為娛宴”，“並遣人赴都接取第三妾來高台”，把“荒邊遠塞，竟視為安樂行窩”，甚至“虛報勝仗”，可謂”“謬率乖張”。因此，左宗棠在同治十一年上奏說：“如成祿者，此時遷延不進，固失事機；即令勉強出關，終難期其振作有力，克當一路”②，建議將成祿撤職。

　　鑒於新疆問題的嚴重性，總理衙門於同治十二年（1873 年）初向左宗棠詢問有關情況。左宗棠在寫給總理衙門的複函中，首先指出俄國侵占伊犁帶來的嚴重後果，他說：

　　俄人久踞伊犁之意，情見乎詞。尊處持正論折之，實足關其口而奪其氣。惟自古盛衰強弱之分，在理而亦在勢。以現在情形言之，中國兵威且未能加於已定複叛之回，更何能禁俄人之不乘機竊踞。

　　左宗棠旋又對榮全、景廉等關外所用清軍的情況進行了分析，認為俄國“狡然思啟，必將不奪不厭，恐非筆舌所能爭也。榮侯深入無繼，景都護兵力本單，後路諸軍久成遷延之役。兵數雖增，仍多缺額。且冗雜如常，並無鬥誌。望其克複要地，速赴戎機，實無把握，並慮徒增擾累，以後更無從著手。”於是，左宗棠提出了收複新疆的應辦事宜和用兵方略，他指出：

　　宗棠所以有從內布置、從新籌度之請也，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謀，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如果烏城克複，我武維揚，興屯政以為持久之謀，撫諸戎傅安其耕牧之舊，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隱然不可犯矣。烏城形勢既固，然後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遣使奉國書與其國主，明定要約，酬資犒勞，令彼有詞可轉。彼如知難而退，我又何求。即奸謀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勞逸之勢攸分，我固立於不敗之地。俄雖國大兵強，難與角力，然苟相安無事，固宜度外置之。至理喻勢禁皆窮，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齊隊伍，嚴明紀律，精求槍炮，統以能將，豈必不能轉弱為強，製此勞師襲遠之寇乎！……要之，目前要務不在預籌處置俄人之方，而在精擇出關之將，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烏魯木齊。

　　左宗棠的上述建議可以說為清政府籌劃規複新疆從總體上進行了謀略，此後左宗棠在進軍新疆的過程中基本上是沿循此戰略構想進行的。特別是左宗棠提出國家領土“尺寸不可讓人”的主張，反映出他維護祖國領土主權的愛國主義色彩是多麽鮮明！

　　左宗棠在同治十二年八月率軍攻克肅州（今酒泉市）從而鎮壓了陝甘回民起義後，即把戰略重心移向關外，同治十三年（1874 年）正月，他調派廣東陸路提督張曜所部“嵩武軍”抵達玉門關。三月，清廷派前烏裏雅蘇台將軍金順和涼州副都統額爾慶額率軍出關。張曜也隨即率軍行至哈密。七月，清廷以景廉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金順為幫辦大臣。八月，清廷命左宗棠在肅州設西征總糧台，督辦糧餉轉運。此時，金順所部前鋒與額爾慶額馬隊已抵達新疆古城。

　　盡管清廷給予左宗棠的職權是負責從關內籌解糧餉以達古城，但左宗棠仍為謀略新疆積極獻計獻策。左宗棠認為景廉“以科布多、烏裏雅蘇台采糧一石，運至古城需銀十餘兩，勞費多，停止之”，遂“奏請出關糧料，應由關內接濟”①的做法是不妥的。其實，從關內運糧至哈密，每石“已費銀十一兩有奇”，再“由哈密至巴裏坤、古城又千餘裏，均責關內轉挽接濟，是西師永無見賊之日矣”。②因此，左宗棠對景廉隻派前鋒抵古城，按兵不動，且留主力於肅州、安西，“觀望不敢繼進”③的所作所為是不滿意的。左宗棠上奏陳述了他對出關之師糧餉轉運和設立糧台的看法。他說：“軍行糧隨，移台之舉自不容已。……西疆地形，以天山為界，劃分南、北兩路，哈密全部介居其中：由哈密北行，迤而西，曆巴裏坤、古城、烏魯木齊各城，達伊犁，為北路，準部舊地也；由哈密西行，曆辟展、吐魯番、庫車、阿克蘇各城，達喀什噶爾，為南路，皆回部錯居之地。”因此，景廉進軍北路，不宜在肅州設糧台，而應在科布多、烏裏雅蘇台設糧台以供支北路之軍。他認為“應頂為籌措，厚其儲峙，備支應續進之軍”。①左宗棠的這一建議未被清廷采納，他隻能“實力籌辦，力任其難”。②

　　正當左宗棠為出關各軍籌辦糧餉轉運之際，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就日本侵略台灣問題展開了一場關於加強海防的討論。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1874年 5 月 6 日），日本政府派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軍 3000 人陸續從琅 登陸，進犯台灣。清政府派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為督辦台防大臣，率自造輪船趕赴台灣，加緊布防。日本雖未敢貿然開戰，卻在外交上撈到好處，清政府迫於壓力，於九月二十二日（10 月 31 日）簽訂《台事專條》，規定中國賠款 50萬兩白銀，日軍撤出台灣。日本侵台事件在朝野上下引起很大震動。總理衙門在九月二十七日的上奏中指出，對於日本侵略台灣拿件，“明知彼之理曲，而苦於我之備虛”，日本“以一小國之不馴，而備禦已苦無策，西洋各國之觀變而動，患之瀕見而未見者也。”③總理衙門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 6 項旨在加強海防的措施，請求飭令沿海、沿江有關大臣討論。當天，清廷發布“上諭”，令直隸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兼署江蘇巡撫李宗羲、欽差大臣辦理台灣等處海防沈葆楨等 10 餘人詳細妥議，限一月內複奏。於是，有海防之議。此時左宗棠因在陝甘總督任上，所轄並非濱江、沿海地方，不在飭議之列，但總理衙門認為他“留心洋務，熟諳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將籌議海防的 6 條措施等函寄左宗棠，希望他能“籌議切實辦法，以為集思廣益之助”。①內地督撫將軍中，受總理衙門之器重者唯左宗棠一人而已。

　　同治十二年十月十三日（1874 年 11 月 21 日），左宗棠收到了總理衙門的來函。他函複總理衙門籌議海防的 6 條措施可謂“因應之妙，道合自然”，“閎遠精密，無少罅隙”，認為就“海防言之，凡所籌畫，宜規久遠”。這表明左宗棠對加強海防是完全讚同的。同時他感到用兵新疆主要依靠沿海各省協濟軍餉，擔心“沿海各省因籌辦海防急於自顧，紛紛請停緩協濟，則西北有必用之兵，東南無可撥之餉，大局何以能支？”②左宗棠如此估計是有其道理的，因為他在督辦陝甘軍務時常常遇到沿海省份應撥協甘之餉拖欠的情況，但他萬萬沒有想到，李鴻章在給清廷的複奏中不僅是要停止西征之餉，而且竟謬提放棄新疆，實令他為之寒心和氣憤。

　　十一月初二日（12 月 10 日），李鴻章在《籌議海防折》中論及“籌餉”一條時公然提出放棄新疆的主張。他認為乾隆年間統一新疆是“徒收數千裏之曠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己為不值”，而且新疆已被俄、英勢力圍困，“即勉圖恢複，將來斷不能久守”，何況“論中國目前力量，實不及專顧西域”。因此，他強調隻能重視海防。他指出：“新疆不複，於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他建議對西征軍“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其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①

　　光緒元年正月二十九日（1875 年 3 月 6 日），清廷下“旨”令親王、郡王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等廷臣對沿海、濱江各地方大員的複奏和左宗棠致總理衙門函進行“廷議”，限一月內複奏。二月初三日，清廷不待廷議複奏匯集之前，又“密諭左宗棠通籌海防、塞防全局並關外兵事糧運”。清廷將李鴻章停西征之軍和西征之餉的奏議轉寄左宗棠，令他統籌全局，酌度機宜，妥籌具奏。清廷在“上諭”中認為：“如可暫緩西征，節餉以備海防，原於財用不無裨益。惟中國不圖規複烏魯木齊，則西、北兩路已屬堪虞；且關外一撤藩籬，難保回匪不複嘯聚肆擾近關一帶，關外賊氛既熾，雖欲閉關自守，勢有未能。”②看來清廷在海防和塞防孰重孰輕問題上盡管模楞兩可，但為維護其統治的目的，其規複烏魯木齊的用意主要是防止“回匪”。從這個目的出發，清廷加強塞防的意圖在這個“上諭”中是顯而易見的。清廷不僅令左宗棠統籌全局，還將協助左宗棠辦理糧台的戶部侍郎袁保恒因“彼此齟齬，殊失協和之道”而撤回北京，並以左宗棠“老成謀國，素著公忠”，令其專司糧運事宜。清廷還令左宗棠就關外景廉等統帥及兵力的情況予以密陳。

　　二月十二日左宗棠接到軍機處的密寄“上諭”後，於三月初七日（4 月12 日）呈上《複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折》和《遵旨密陳片》。左宗棠批駁了李鴻章的論調，提出收複新疆與加強海防並重的主張。他指出：“時事之宜籌、謨謀之宜定者，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他肯定了乾隆皇帝用兵新疆，統一祖國的功績，認為“聖意閎深”，“拓地二萬裏”。他針對“論者擬停撤出關兵餉”而放棄新疆等條陳，強調指出：

　　無論烏魯木齊未複，無撤兵之理；即烏魯木齊已複，定議劃地而守，以征兵作戍兵為固圉計，而乘障防秋，星羅棋布，地可縮而兵不能減，兵既增而餉不能缺，非合東南財賦通融挹注，何以重邊鎮而嚴內外之防？……今若畫地自守，不規複烏垣，則無總要可扼。即烏垣速複，駐守有地，而烏垣南之巴裏坤、哈密，北之塔爾巴哈台各路，均應增置重兵，以張犄角，精選良將，興辦兵屯、民屯、招徠客、土，以實邊塞，然後兵漸停撤，而餉可議節矣。……若此時即擬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不獨隴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烏裏雅蘇台等處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節餉，於海防未必有益，於邊塞則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審處者也。①

　　從李鴻章、左宗棠的見解來看，就塞防與海防的關係而言，李鴻章單純強調海防是片麵的，主張放棄新疆亦是錯誤的。左宗棠能夠從中華民族的全局利益著想，雖身處西北，仍關心東南沿海的防務，他堅持用兵新疆是從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角度考慮的，其“海防與塞防並重”主張的提出，無疑豐富了國家總體防禦的戰略思想。在晚清的海防與塞防之議中，左宗棠的主張是正確的。

　　左宗棠還建議對關外統帥加以調整，認為景廉“泥古大過，無應變之才”，請求“以景廉之任改畀金順”②，由金順任烏魯木齊都統，以統馭關外諸軍。

　　左宗棠收複新疆的主張被清廷所采納。光緒元年三月二十八日（1875 年5 月 3 日），清廷發布“上諭”，稱左宗棠籌辦海防塞防的奏疏“所見甚是”，決定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金順仍幫辦軍務，調景廉等來京供職，授左宗棠關外用兵、糧餉轉運等各項權力。這樣，身兼陝甘總督的左宗棠又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的新職踏上了規複新疆的征程。這對於左宗棠來說，他多年甘願引邊塞之苦為榮，決心收複新疆的願望有了實現的可能，可謂英雄有用武之地！

　　就左宗棠被清廷任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而言，清朝最高統治者不僅對海防與塞防同樣予以重視，而且一改以往任用旗員節製、統轄新疆的慣例，不是以金順接替景廉負責關外用兵事宜，而是賦予左宗棠以督辦新疆軍務全權去收複新疆，表明一向在反侵略戰爭中軟弱無能的清政府此時也強硬起來，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清政府難得做出的一次正確抉擇！對於左宗棠的新使命，署兩江總督劉坤一（字峴莊，湖南新寧人）在致左宗棠函中稱此為“任天下之至重，處天下之至難”。①這一評說是合乎實際情況的。左宗棠本人在接受新任兩年後的回顧中也說：

　　臣本一介書生，辱蒙兩朝殊恩，高位顯爵，出自逾格鴻慈，久為生平夢想所不到，豈思立功邊域，覬望恩施？況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長，乃不自忖量，妄引邊荒艱巨為己任，雖至愚極陋，亦不出此！而事顧有萬不容己者：烏魯木齊各城不克，無總要之處可以安兵；烏魯木齊各城縱克，重兵巨餉，費將安出？……伊犁為俄人所踞，喀什噶爾各城為安集延所踞，事平後應如何布置，尚費綢繆。

　　無疑，左宗棠用兵新疆，並非要為個人利益去“立功邊域”，他甘願“引邊荒艱巨為已任”的“不自忖量”之舉，恰出於對祖國邊疆安危高度負責的責任感。盡管征途坎坷，困難重重，但他義不容辭地擔負起規複新疆的曆史重任。

　　① 《清高宗實錄》，卷五九九，頁三三。

　　① 《紅檔》1927 年，第 21 卷，轉引自黃鴻釗：《沙俄在太平天國時期的侵略活動》，《南京大學學報》1979 年第 2 期，第 63 頁。

　　② ［俄］巴布科夫：《我在西伯利亞的回憶》，第 440 頁，商務印書館 1973 年版。

　　③ 《西國近事匯編》，卷三，頁一四，光緒三十二年上海石印本。

　　④ 《派兵前赴肅州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冊，第 113 頁。

　　① 包羅傑：《阿古柏伯克傳》，第 185 頁，商務印書館 1976 年版。

　　① 《與劉毅齋京卿》，《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一一，頁四七至四八。

　　② 《與威寬勳同》，《左宗棠全集》詩文·家書，第 172—173 頁。

　　① 《與威寬勳同》，《左宗棠全集》詩文·家書，第 177 頁。

　　② 《請特簡賢能接任陝甘總督並欽差大臣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冊，第 403 頁。

　　① 袁大化等，《新疆圖誌》，卷五四，頁四，《交涉誌二》，宣統三年刊印。

　　② 《成祿出關難期振作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5 冊，第 254—256 頁。

　　①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一三，頁一至三。

　　① ［清］羅正鈞：《左宗棠年譜》，第 268 頁。

　　② 《答吳桐雲》，《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一四，頁二○至二一。

　　③ ［清］羅正鈞，《左宗棠年譜》，第 268 頁。

　　① 《敬籌移設糧台辦理采運一切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冊，第 119—121 頁。

　　② ［清］羅正鈞：《左宗棠年譜》，第 278 頁。

　　③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九八，頁一九。

　　① 《光緒元年正月二十九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奕?等奏折附片》，《洋務運動》（資料叢刊），第 1 冊，第 105—106 頁。

　　② 《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一四，頁四六、四七、五二。

　　① ［清］李鴻章：《籌議海防折》，《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二四，頁一九。

　　② 《附錄上諭》，《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冊，第 154—155 頁。

　　① 《複陣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冊，第 188—191 頁。

　　② 《遵旨密陳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冊，第 196—197 頁。

　　① ［清］劉坤一：《複左宗堂》，《劉坤一遺集》，第 4 冊，第 1823 頁，中華書局 1959 年版。

　　② 《新疆賊勢大概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冊，第 42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