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相反，他們似乎隻是提供了一種早期的“美洲堡壘”理論的最新翻版：不要增加我們在德國的駐軍；停止進一步向歐洲提供援助；重新製定一項建立在退出歐亞大陸基礎之上的全球政策(這是前總統赫伯特·胡佛的建議)；利用海、空力量保持美國的利益(在麥克阿瑟的方案中，甚至將這一戰略運用到了遠東地區)。總之，應該建立一種美國強製下的和平，以便在海、空力量的庇護下使西方文明得到保護，就象在英國強製下的兩個世紀的和平時期所做的那樣。
在麥克阿瑟被免除職務很久之後，這個方案才得以強行貫徹。艾森豪威爾政府上台以後，其基本宗旨就是利用海軍力量來控製海洋，利用以原子彈進行“大規模報複”相威脅，來維持現存的疆界。此時，人們認為，我們再也不能向海外輸送大批地麵部隊了，所以，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地位也就可以降低了。財政部長說，我們的財力隻能支持我們打一種戰爭，即中場大戰。國防部長則很肯定地對我們說，如果爆發戰爭，那一定是一場大戰。
最後，杜魯門—麥克阿瑟之爭使當時人們尚未普遍認識的一個問題變得突出了，那就是在決定國家政策的問題上，文職政府是否擁有對於軍事當局的統帥權。
就我記憶所及，在朝鮮戰爭之前，美國總統的權威受到現役軍官無論何種形式的挑戰的先例隻有那麽一次。那就是在林肯執政期間，喬治·麥克萊倫將軍公然無視總司令的命令。杜魯門先生本人在其《回憶錄》中專門提到了這件事情。他寫道：“林肯常常直接向麥克萊倫(當時任整個聯邦軍的司令)下達命令，可是，這位將軍卻不予理睬。
全國有半數的人都知道麥克萊倫懷有政治野心，並且知道反對林肯的那些人企圖利用這種野心。林肯是個寬宏大量的人。但是，在施了很久之後，他終於被迫解除了聯邦軍最高司令的職務。”（關於對麥克萊倫和麥克阿瑟的詳細評論見附錄1)將近一個世紀之後，曆史再次重演。據杜魯門先生說，甚至在一九五O年以前，麥克阿瑟就不尊重總統的權威。
起初，他還有所收斂，後來便越來越放肆了。最後，他即使沒有故意蔑視上級的合法命令，至少也是對這些命令明顯表現出漫不經心的態度。杜魯門先生把麥克阿瑟的行動歸納為“違抗命令”。其他的人則使用了一些比較文雅的字眼，從“蔑視”到“公開反抗”等等無所不有。
就象國際舞台上古往今來的一些其他偉大人物一樣，麥克阿瑟似乎常常以為，他那天生的、常常為其軍事成就所證明的才華，使他的判斷能力遠在他所有的同級乃至上級之上。可是，事情的關鍵並不在於是軍事領導人還是政治領導人的判斷能力更高一籌，而在於以總統為代表的文職政府和以戰區司令為代表的軍事當局哪一個有權決定美國應當采取何種行動。在作出決定之前，麥克阿瑟當然有權也有責任就某個預案是否正確發表自己的看法，並提出他個人的建議。但是，在總統的決定向他宣布之後再與總統爭辯，那就既不是他的特權，也不是他的職責所能允許的了。在政治派別自私狹隘的偏見表現最烈的時刻，在為一九五O年秋末冬初令人痛心的失敗感到羞恥和灰心的時刻，相當一部分美國公眾似乎忘卻了這些基本常識。
這些就是朝鮮戰爭期間美國舞台上的兩位重要人物爭論的主要問題，而政府當局與軍事當局究竟誰領導誰的問題是這次戰爭引起的最為敏感的問題。按一般的推理，根本不應該出現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涉及的原則就象我們政府工作中的所有原則一樣，是早巳存在、牢固確立了的。
如果隻是這麽一條原則而沒有那些有意無意地纏繞著它的虛構的問題和瑣事，那麽，我相信，大多數美國人本來會毫不猶豫地支持總統的。可是，這場爭論與其他令人傷腦筋的問題糾纏得太深了，那些問題又沒有一個能完全為人們所理解。其中一個存在很久的問題是我們的中國政策問題。其他的問題則是：原子武器的正確使用問題；有限戰爭的最新思想問題；以及在符合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義務助前提下對主權的含義作必要修改的問題等等。
可是，根本的問題仍然是：杜魯門總統或麥克阿瑟將軍究竟誰有權來決定我們對外政策中的重大問題？正如馬歇爾將軍在參議院對此事作證時所表明的那樣：“這個問題是由於司令的地位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國防部長和總統等人的地位存在著固有的差別所造成的。作為司令官，其使命僅限於在一個特定的地區內對材一個特定的敵人；而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國防部長和總統，則要對美國的整個安全負……並且必須處理好在世界某一地區的利益和目標與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所有利益和目標這兩者之間的利害關係。”
“在我們的軍事史上，這種分歧並不新奇，”馬歇爾將軍接著說，“要說有什麽新奇的並使我們必須罷免麥克阿瑟將軍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區的戰區司令公開地對美國的對外政策表示不滿和反對，這種情況確實是前所未有的。(他)……發展到與美國的既定政策如此格格不入的地步，以至於是否還應當允許他繼續行使一個戰區指揮官通常所擁有的那種作出決定的權力都成了很大的問題”。
可是，我認為，下述情況對國家來說還是值得慶幸的，那就是問題畢竟暴露出來，而且，選舉產生的政府首腦完全由於他個人內在的恢弘氣魄和高度勇氣而不是由於來自政界或軍界的任何壓力，對問題進行了斷然處置。總統的決定可以說是一項有力的預防措施，能夠防止再度出現這樣的情況，即在今後某個重大的危急關頭，其他人也會躍躍欲試，企圖向憲法賦予總統及其顧問們的製定對外政策的權力挑戰。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參謀長聯席會議通知麥克阿瑟：國務院正在擬製一份總統聲明，大意是，聯合國準備討論解決朝鮮問題的條件。三月二十四日，這項聲明即將最後定稿。聲明將表明，我們願意在撤回到戰前分界線的基礎上解決問題。
可是，三月二十四日這一天，麥克阿瑟將軍擅自發表的一項聲明拆了總統的台，激怒了我們的盟友，而且使中國人處於如果真要接受邀請進行談判就會大丟其醜的難堪境地。了解實情的人都不會天真到認為：麥克阿瑟不知道自己的聲明可能會造成何種後果，也沒有任何公開反對總統的企圖。三個多月以前，亦即一九五O年十二月六日，杜魯門總統向全體官員，包括麥克阿瑟將軍在內下達了一項專門指示，禁止發表有關國家對外政策的任何公開聲明。
但是，專門下達這項指示實際上是多此一舉。根據我國憲法，製定對外政策向來就不是軍人份內的事情。那是由選舉產生的官員所特有的、專門的和正當的職責，這個規定不會因為有誰評論現行政策“正確”與“否”而受到影響。隻有在專製製度下，一個軍事領導人才能獨斷專行，由他一個人決定在與其他主權國家交往時本國應采取何種方針。
麥克阿瑟的一句話就打亂了國務院發表聲明的計劃。
因為，麥克阿瑟說：“因此，敵人現在一定已痛切地認識到：聯合國如果決定改變其把戰爭限製在朝鮮地區的容忍態度，而把軍事行動擴大到中國沿海地區和內陸基地，肯定會使赤色中國在軍事上麵臨迅速崩潰的危險。”這句話如此明顯地主張徹底改變聯合國的方針，以至於無論是誰，如果借口說這僅僅是如某些人所說的那樣，表達了一種想接受別人投降的願望，那都是很難令人信服的。即便是要求對方投降(麥克阿瑟的話中包含了這個內容)，也會給人以聯合國的立場突然變得強硬起來的感覺，而且還會使我們丟醜，那就是我們當時根本沒有力量對中國施加壓力。
這就是軍界與政界之間攤牌的背景。攤牌的時刻立即就到來了。結局是不言而喻的，就象在每個民主國家總會出現的那樣。行政當局享有最高權力麵且必須享有這種權力。此外，這也是關於朝鮮問題的兩種思潮之間醞釀已久的一次攤牌。一派堅決主張爭勸徹底的勝利”；具有同樣真摯感情和愛國熱忱的另一派則堅決主張停戰，以便贏得時間來擴充我們的實力並加強盟國的力量。
這次攤牌並沒有終止那場主張停火的人們與擁護“軍事勝利”的人們之間進行的、人所共知的所謂“大辯論”。
問題本身隨著麥克阿瑟的職務被撤銷而得到解決。但是，辯論仍在繼續，這主要是因為南朝鮮總統李承晚堅決反對進行任何談判，並常常大肆宣傳這一立常他的以武力實現朝鮮統一的強烈主張，大大增加了雙方在進行曠日持久的停火談判時我國政府遇到的困難，而且，也使我感到大傷腦筋。可是，我在內心對這位勇敢的老者還是敬佩和同情的。他對自己所憎恨的共產主義從不妥協，他對自己的人民極其偏愛，他在追求無法實現的目標時總是楔而不舍，但是，真正能夠使他為之所動的卻隻有他那對自己國家的深沉的愛。正是為了自己國家的事業，他多年流亡在外，並且一踏上自己的國土就貢獻出自己的全部精力。
考慮到他的自我犧牲精神以及內心燃燒著的熾熱感情，我認為他采取現在這種堅決反對談判的做法是必然的。
可是，我們這些必須處理軍事上實際事務的人往往感到他礙手礙腳。他一再堅持說，朝鮮有巨大的人力資源，隻要我們向他們提供武器，他們就能為我們作戰。可是，我們十分清楚在中國人發動的每次攻勢中某些南朝鮮軍隊逃跑時究竟丟棄了多少萬美元的武器裝備。李還堅持說，他之所以將自己的部隊投入了戰鬥，是因為考慮到聯合國全力承擔了“統一朝鮮並嚴懲共產黨侵略者”的義務。他說，他永遠也不會同意葬送統一大業的停戰協定條款，因為，這些條款意味著“朝鮮民族的滅亡”。由於聯合國為防止朝鮮戰爭發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戰已決心停戰，李最終作出了讓步。
但是，我相信，這位不屈不撓的愛國老人決沒有真的放棄他所夢寐以求的目標。然而，在談判過程中以及在談判開始之前，他的不妥協的態度，他那些美國的支持者們起勁發出的叫嚷，有時甚至是出於自私的目的而發出的叫嚷，卻給我們的談判增添了許多障礙，使我們許多人私下都希望他能遠遠地走開。聯合國從未承擔以武力統一朝鮮的義務。隻是在仁川登陸之後第一次出現樂觀情緒的高潮時，人們才對為全殲敵軍而越過三八線作戰的問題多少作了點認真的考慮。中國人一加入戰爭，聯合國軍實際上幾乎再沒有認真研究過向鴨綠江發動新攻勢助問題。當第8集團軍再次開始向北推進時，我們的目的不過是完成指定的任務，“擊退敵人的侵略行動，在朝鮮恢複國際和平”，這基本上就是恢複戰前的態勢，維持一種必然要出現的對峙局麵。
就在麥克阿瑟被撤職的前幾天，情況似乎已經表明，戰場不久將出現相持局麵。我們的攻勢還在向前發展。但是，我閃所計劃的全部進攻行動都是目標有限的行動，進攻的目標經過精心的選擇，通過的地形預先進行過充分的研究，而且，每次進攻都十分小心謹慎，注意防止因積極性過高而不顧後果地實施追擊，以致造成不應有的甚至是慘重的損失。我們已經運用了全部現在兵力，除非我們能得到強大的增援，或者受命向鴨綠江——圖們江—線推進(這兩種情況都不可能出現)，否則，我們打算繼續按目前的方式打下去。我把自己的打算向麥克阿瑟作了，匯報，他亦表示讚同。
敵人似乎仍處於防禦態勢，但我還是提醒各軍軍長，敵軍在部署上既適於防禦，又適於進攻，他們能夠隨時發起全麵攻勢。這時，我已接到在東京任職的新任命，詹姆士·範弗裏特中將則正在去第8集團軍赴任的途中。
出奇的新聞往往是以最平淡的方式傳播出來的，我突然晉升為聯合國軍總司令的新聞也是這樣傳到我耳中的。
事實上，在這條新聞傳到我這裏時，我並沒有意識到它的含意，因為，這個消息是一位戰地記者以提問的方式傳出來的。我已無法想起這位記者的姓名，可是，我記得他提出的問題是：我是否應該接受他的祝賀。這個問題，我並不明白其中的含意，除非我當時已經知道麥克阿瑟將軍被兔去了職務，並且知道我已被選定接替他的職務。我隻是回過頭去盯著那位記者，開誠布公地告訴他我不懂他談的是什麽意思。當時，我正陪同陸軍部長費蘭克·佩斯視察前線，領他參觀第936野戰炮兵營(原為國民警衛隊的一支部隊，來自他的家鄉阿肯色州)和其他一些單位。我當時所關心的主要是這次參觀，而不是什麽神秘問題的隱晦含意。
第936野炮營是一個155毫米榴炮營，剛剛通過了最後的訓練考核，被批準投入戰爭。當時，他們受領了一項射擊任務。營長和各連連長邀請佩斯部長牽動技火繩，發射首發炮彈。一些士兵在這發炮彈上用粉筆畫上猥褻的東西表示對彈著地區中國人的“問候”。部長立即欣然接受了邀請，發射了首發炮彈，然後很得意地退到一邊等候射擊結果。這時，陪同部長的兩位軍官(都是我的老朋友)埃德。赫爾中將和特德·布魯克斯中將決定嘲弄他一下。
“您難到沒有想到，”他們一本正經地對他說，“作為一名文職的非戰鬥人員您是不應該開炮的嗎？這下子，您如果落到中國人手中，那就完了！”
一絲驚楞的表情在部長那張平時相當平和的臉上大約隻停留了半秒鍾的時間便一掠而過。我們都忍不住縱聲大笑起來，他也跟著笑了起來。接著我們繼續去參觀其他單位。幾小時之後，當我了解到那位記者向我提出的那個我曾覺得很荒謬的問題的真實含意時，又輪到我感到驚訝了。
我接到命令，讓我去東京赴任，接替那個一直是我上級的人的職務。
我最後一次會見麥克阿瑟是四月十二日，在東京的美國大使館圖書館裏。這是一次我不願提起的會見。在我以前撰寫的一本書中，我曾對這次會見作過詳細說明(見附錄2)。這裏，我隻想強調一件事，這件事當時繪我的印象特別深刻。
那就是麥克阿瑟顯然不存在怨恨或不滿的情緒。他象往常一樣鎮靜和彬彬有禮，而且，我認為，他在接受這項決定時似乎表現出較高的涵養，大多數人處在同樣情況下也許做不到這一點。不用說，正如我當時記錄的那樣，他的不屈不撓的精神看來絲毫沒有減退。
我之所以說“最後一次會見”麥克阿瑟，是因為這是我與他的最後一次正式談話。其實，我在機場還見過他一麵，為他舉行了一次簡樸的告別儀式。他握著我的手，誠心誠意地說：“我希望你在離別東京時能當上陸軍參謀長。如果允許我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我本來也是會選上你的。”這句充滿真情實意的簡短的話語，體現了這位偉大軍人政治家極其寬闊的胸懷。這句話對我來說是意味深長的，它證明了早在四個月之前當我就要離開麥克阿瑟的辦公室去接管第8集團軍時他對我表示的信任。就在不久以前，當聯合國軍再度向三八線挺進時，他曾再次表示過這種信任。當時，他對我說：“你已經做到了人們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
［十三年之後，由於公布了一則麥克阿瑟將軍於一九五四年一月會見普利策獎金獲得者吉姆·盧卡斯的報道，出現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問題。據盧卡斯先生說，在這次會見中(會見記錄一直到麥克阿瑟將軍去世之後才得以公開)，麥克阿瑟將軍把我列在其待選的野戰指揮官名單末尾。考慮到麥克阿瑟將軍在朝鮮對我談過的全部情況，以及他後來在華盛頓對參議員哈裏·凱恩的談話(內容如下)，這則報道使我迷惑不解，我無法對此作出滿意的解答。
參議員凱恩：“在我看來，應該提一提陸軍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對李奇微將軍極其敬重的態度。在答複我最近的一次詢問時，麥克阿瑟將軍說：‘在那位非凡的軍人沃克將軍死後，是我提議並挑選李奇微將軍擔任第8集團軍司令的。我認識李奇微將軍已有三十年之久。我認為，在遠東地區大概找不出比李奇微將軍更為合適的人選取了。我對他極其敬佩不僅因為他是一個優秀的軍人，而且還因為他是位很有修養的人和我所認識的最傑出的人物之一。我不知道還有什麽人他們間相互的合作、虔敬和忠誠能超過李奇微將軍與我之間的這種關係。’”(摘自《國會記錄》——美利堅合眾國——第82屆國會第一次會議的程序與辯論。第97卷，華盛頓，1951年5月10日，星期四——第85號)對於麥克阿瑟回答參議員凱恩時所說的上麵的最後一句話，我深表讚同。——作者］我是與弗蘭克，佩斯一道乘其“星座號”飛機到的東京。當晚，他又將飛機借給我返回朝鮮，因為他的飛機比我那架老式的B—17飛機快得多。這次飛行幾乎葬送了我的性命。駕駛員是一個不熟悉朝鮮機場的人。淩晨一時，他把我們降落在一個供輕型飛機起降的簡易機場上，錯把這個機場當成了指示他降落的K—2機常不知道是由於罕見的好運道還是上天有眼，駕駛員躲過了一座他根本沒有發現的山頭，這座山頭矗立在機場的一側，隻差幾碼就碰上了我們的翼尖。接著，駕駛員突然發覺自己正傾側著在一條至多可供C—4F運輸機作臨時著陸之用的跑道上降落。
於是，他不得不猛然采取緊急製動措施，以防止飛機一頭紮在稻田裏。飛機向左歪斜著停了下來。可是，飛機地勤組組長那些最好的瓷器卻全部摔得粉碎，飛機的四隻輪胎也爆裂了。這意昧著，在從數百英裏之外弄到新輪胎並運到朝鮮之前，弗蘭克·佩斯隻好不乘自己的專機辦事了。
在我臨起飛之前，弗蘭克·佩斯曾很親切地對我說了些讚譽的話，這次事故則加深了我對這些話的記憶。他說：“馬特，你使這支軍隊不僅在軍事上創造了奇跡，而且在土氣上也創造了奇跡。”而現在，在僥幸繞過機場邊上的山峰、在這條小得可憐的跑道上令人膽戰心驚地著陸幾分鍾之後，我想，我們的駕駛員又創造了一個機械上的奇跡，使我們大家都得以安然無恙地在這裏著陸。
我們在戰場上的下一步行動是“無畏作戰”行動，即穿過“猶他線”繼續向“懷俄明線”實施進攻。我們十分清楚敵軍在其後方地域尤其在鐵三角地區的集結情況。因此，在供大家研究討論的幾個可供選擇的方案中，我們加進了一個向“堪薩斯線”撤退的方案。幾天的壞天氣就會使許多道路變得無法通行，並使我空中支援受到影響，這樣，就有可能使我們被迫停止進攻，而且，如果敵軍實施抵抗的兵力十分強大，我們甚至還需要將部隊撤回到適當的位置上。
我通知諸位軍長，隻有接到我的命令才能撤退，而且，應當按照事先規定的多道調整線進行撤退。不應采取消極防禦，而應采取旨在給敵人以最大限度殺傷的機動的、積極的防禦。
然而，在這些行動開始之前，我已經將第8集團軍的指揮權移交給範弗裏特將軍，我則飛往東京去接受新的職務了。但是，出於對老上級的禮貌我堅持不住在麥克阿瑟所在的總部。直到他最後離開了東京，我才住進帝國飯店。
我在那裏安頓下來八天之後，.軍隊發起了他們第五階段的鉗形攻勢，企圖最後一次竭盡全力將我們趕人大海。
這是一次以強大的兵力發動的進攻。其實，如果中國人早先能誘使我們任何一支為數可觀的部隊實施無計劃的追擊，他們本來也許會使我們遭到重大損失。然而，實際情況是，除某些南朝鮮軍隊迅速潰散並丟棄大批裝備和大片土地外，我們的部隊很出色地進行了防禦———我早就相信他們能夠做到這一點。由於一個南朝鮮師的潰敗，其他聯合國軍部隊的翼側便很危險地暴露在敵人麵前，從而使這些部隊也被迫放棄了陣地。這件事還迫使我於四月二十六月從我的參謀班子中派出一名我所信賴的軍官保羅。史密斯中校(現為少將)向範弗裏特將軍轉達了一項建議，即請範弗裏特派一位將軍去見莫西奧大使，催促他在除摩爾特將軍之外無其他人在場的情況下向李總統呈交一封信，大意是：李的首要問題是保證其軍隊能有得力的領導。這一點李根本就沒有做到。所以，我想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從他的國防部長起，各級指揮官都存在著領導不力的嚴重問題，南朝鮮大部隊在戰鬥中一再失利便證明了這一點。我覺得應該讓他知道，在他在自己的軍隊中建立起有力的領導之前，我不打算再同他討論裝備更多的南朝鮮部隊的問題。他們已經毫無道理地丟棄了許許多多十分緊缺的重要裝備。
我相信此信送到了李的手中，不過卻沒有收到回音。
相反，他繼續向我們施加壓力(其中有些壓力是由李的代理人和支持者通過美國報刊施加的)，要求武裝“朝鮮大批赤手空拳但富有經驗的人員”。他堅持說，他們始終都擁有這種巨大的人力資源，可是一直未能加以利用。
然而，這隻不過是我當時遇到的一個很小的問題。而且，如前所述，我實在不忍心抱怨這位老鬥士為建立一支由自由戰士組成的士氣高昂、勇於獻身的典型軍隊而作出的種種努力。他希望，這支軍隊會一心期待著他發出將入侵者趕出朝鮮最後一寸土地的號令。
接任聯合國軍最高司令職務之後，縈繞在我腦際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處理好我本人與範弗裏特將軍以及戰場上其他軍長們的關係。我無意象麥克阿瑟在我指揮第8集團軍之前所做的那樣大權獨攬。而且，對於一位遠離戰場的指揮官來說，在有他自己所信賴的能幹的下屬指揮官在現地指揮的情況下還企圖抓住作戰指揮權不放，我從不認為是正確的。相反，我決計要采取在歐洲戰場司空見慣的辦法實施指揮，即我將根據集團軍司令範弗裏特將軍的聲望和出色才幹給他以適當的行動自由，與此同時，對他的主要作戰方案我仍然保留批準權與否決權。在分析這些作戰方案時，我打算每次不僅要親自與集團軍司令本人商討，而且還要親自分別與第8集團軍的各個軍長、師長進行商討，這些人我都很熟悉。我希望自己每次都能象具體負責實行這些計劃的軍官一樣，切實了解和熟悉有關情況。親自了解到這些人的看法，同時再掌握全部其他的有關情況，我便可以定下正確的決心——對於這種決心，我作為戰區司令是要由個人承擔全部責任的。
在定下決心的過程中，我總是牢記杜魯門總統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向我傳達的帶政策性的明確決定，其中最緊要的一項決定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擴大戰爭規模並進而導致一場世界大戰的行動。範弗裏特將軍、駐遠東海軍司令喬伊海軍中將和駐遠東空軍司令斯特拉特邁耶將軍都接到了關於這一基本指導原則的通知，各位司令都表示充分理解並完全讚同這一原則。
在接到華盛頓的有關最新任務和方針的扼要說明之前，為與上述帶政策性的明確指示保持一致，我對第8集團軍和南朝鮮軍隊的進攻行動采取了適當的限製。我專門指示範弗裏特將軍，事先未經總部批準不得在“懷俄明線”以外地區采取大規模作戰行動。同時，我希望，第8集團軍司令在“猶他線”以外地區采取任何進攻行動時都要提前向我報告。
我之所以采取所有這些措施，是要刻意避免重犯我前任的那些錯誤。在任何情況下，我在作戰指揮上(或者說，在任何戰場的指揮上)的一個基本原則都是：指揮官要沉著鎮定，要努力運用軍事學術的基本原則，要力爭用自已的方式、方法完成受領的任務。我不想采取麥克阿瑟將軍那套辦法。麥克阿瑟誠然有其獨斷專行的一麵，但其軍事上的經驗比他手下的任何一名軍官都要豐富得多。他曾經否決過來自下級指揮官和主要參謀軍官幾乎是一致的強烈反對意見，結果取得了一次輝煌的勝利。所以，他後來相信自己的判斷遠遠超過對其手下任何一名指揮官的信任，這也就毫不足怪了。但是，除上述原因外，在朝鮮戰爭最初六個月內，他對自己所屬的兩名地麵部隊指揮員中的一名實際上本來就缺乏信心。因此，他自然會認為，應該對所屬指揮宮嚴加約束，並由他定下重大作戰行動的決心，麵僅僅給下級以執行具體任務的處置權。
可是，我對有勇有謀的野戰指揮官範弗裏特將軍是完全信賴的。此外，我始終認為，對於下級野戰指揮官提出的看法必須十分認真地加以考慮。即便如此，我還是不得不處理那個任何部門的最高長官，無論文職的還是軍職的，都會常常遇到的很難掌握分寸的問題，即正確處理以下兩者的關係—一方麵，要給下級指揮官以足夠的行動自由，以便其執行比較原則的上級指示；另一方麵，又要象對整個工作的成敗負有最終責任的領導人那樣，對下級的行動進行適當的監督。我在東京任職的整個期間，一直力求處理好這種關係。
在麥克阿瑟被免除職務很久之後，這個方案才得以強行貫徹。艾森豪威爾政府上台以後，其基本宗旨就是利用海軍力量來控製海洋，利用以原子彈進行“大規模報複”相威脅，來維持現存的疆界。此時，人們認為，我們再也不能向海外輸送大批地麵部隊了，所以，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地位也就可以降低了。財政部長說，我們的財力隻能支持我們打一種戰爭，即中場大戰。國防部長則很肯定地對我們說，如果爆發戰爭，那一定是一場大戰。
最後，杜魯門—麥克阿瑟之爭使當時人們尚未普遍認識的一個問題變得突出了，那就是在決定國家政策的問題上，文職政府是否擁有對於軍事當局的統帥權。
就我記憶所及，在朝鮮戰爭之前，美國總統的權威受到現役軍官無論何種形式的挑戰的先例隻有那麽一次。那就是在林肯執政期間，喬治·麥克萊倫將軍公然無視總司令的命令。杜魯門先生本人在其《回憶錄》中專門提到了這件事情。他寫道：“林肯常常直接向麥克萊倫(當時任整個聯邦軍的司令)下達命令，可是，這位將軍卻不予理睬。
全國有半數的人都知道麥克萊倫懷有政治野心，並且知道反對林肯的那些人企圖利用這種野心。林肯是個寬宏大量的人。但是，在施了很久之後，他終於被迫解除了聯邦軍最高司令的職務。”（關於對麥克萊倫和麥克阿瑟的詳細評論見附錄1)將近一個世紀之後，曆史再次重演。據杜魯門先生說，甚至在一九五O年以前，麥克阿瑟就不尊重總統的權威。
起初，他還有所收斂，後來便越來越放肆了。最後，他即使沒有故意蔑視上級的合法命令，至少也是對這些命令明顯表現出漫不經心的態度。杜魯門先生把麥克阿瑟的行動歸納為“違抗命令”。其他的人則使用了一些比較文雅的字眼，從“蔑視”到“公開反抗”等等無所不有。
就象國際舞台上古往今來的一些其他偉大人物一樣，麥克阿瑟似乎常常以為，他那天生的、常常為其軍事成就所證明的才華，使他的判斷能力遠在他所有的同級乃至上級之上。可是，事情的關鍵並不在於是軍事領導人還是政治領導人的判斷能力更高一籌，而在於以總統為代表的文職政府和以戰區司令為代表的軍事當局哪一個有權決定美國應當采取何種行動。在作出決定之前，麥克阿瑟當然有權也有責任就某個預案是否正確發表自己的看法，並提出他個人的建議。但是，在總統的決定向他宣布之後再與總統爭辯，那就既不是他的特權，也不是他的職責所能允許的了。在政治派別自私狹隘的偏見表現最烈的時刻，在為一九五O年秋末冬初令人痛心的失敗感到羞恥和灰心的時刻，相當一部分美國公眾似乎忘卻了這些基本常識。
這些就是朝鮮戰爭期間美國舞台上的兩位重要人物爭論的主要問題，而政府當局與軍事當局究竟誰領導誰的問題是這次戰爭引起的最為敏感的問題。按一般的推理，根本不應該出現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涉及的原則就象我們政府工作中的所有原則一樣，是早巳存在、牢固確立了的。
如果隻是這麽一條原則而沒有那些有意無意地纏繞著它的虛構的問題和瑣事，那麽，我相信，大多數美國人本來會毫不猶豫地支持總統的。可是，這場爭論與其他令人傷腦筋的問題糾纏得太深了，那些問題又沒有一個能完全為人們所理解。其中一個存在很久的問題是我們的中國政策問題。其他的問題則是：原子武器的正確使用問題；有限戰爭的最新思想問題；以及在符合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義務助前提下對主權的含義作必要修改的問題等等。
可是，根本的問題仍然是：杜魯門總統或麥克阿瑟將軍究竟誰有權來決定我們對外政策中的重大問題？正如馬歇爾將軍在參議院對此事作證時所表明的那樣：“這個問題是由於司令的地位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國防部長和總統等人的地位存在著固有的差別所造成的。作為司令官，其使命僅限於在一個特定的地區內對材一個特定的敵人；而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國防部長和總統，則要對美國的整個安全負……並且必須處理好在世界某一地區的利益和目標與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所有利益和目標這兩者之間的利害關係。”
“在我們的軍事史上，這種分歧並不新奇，”馬歇爾將軍接著說，“要說有什麽新奇的並使我們必須罷免麥克阿瑟將軍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區的戰區司令公開地對美國的對外政策表示不滿和反對，這種情況確實是前所未有的。(他)……發展到與美國的既定政策如此格格不入的地步，以至於是否還應當允許他繼續行使一個戰區指揮官通常所擁有的那種作出決定的權力都成了很大的問題”。
可是，我認為，下述情況對國家來說還是值得慶幸的，那就是問題畢竟暴露出來，而且，選舉產生的政府首腦完全由於他個人內在的恢弘氣魄和高度勇氣而不是由於來自政界或軍界的任何壓力，對問題進行了斷然處置。總統的決定可以說是一項有力的預防措施，能夠防止再度出現這樣的情況，即在今後某個重大的危急關頭，其他人也會躍躍欲試，企圖向憲法賦予總統及其顧問們的製定對外政策的權力挑戰。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參謀長聯席會議通知麥克阿瑟：國務院正在擬製一份總統聲明，大意是，聯合國準備討論解決朝鮮問題的條件。三月二十四日，這項聲明即將最後定稿。聲明將表明，我們願意在撤回到戰前分界線的基礎上解決問題。
可是，三月二十四日這一天，麥克阿瑟將軍擅自發表的一項聲明拆了總統的台，激怒了我們的盟友，而且使中國人處於如果真要接受邀請進行談判就會大丟其醜的難堪境地。了解實情的人都不會天真到認為：麥克阿瑟不知道自己的聲明可能會造成何種後果，也沒有任何公開反對總統的企圖。三個多月以前，亦即一九五O年十二月六日，杜魯門總統向全體官員，包括麥克阿瑟將軍在內下達了一項專門指示，禁止發表有關國家對外政策的任何公開聲明。
但是，專門下達這項指示實際上是多此一舉。根據我國憲法，製定對外政策向來就不是軍人份內的事情。那是由選舉產生的官員所特有的、專門的和正當的職責，這個規定不會因為有誰評論現行政策“正確”與“否”而受到影響。隻有在專製製度下，一個軍事領導人才能獨斷專行，由他一個人決定在與其他主權國家交往時本國應采取何種方針。
麥克阿瑟的一句話就打亂了國務院發表聲明的計劃。
因為，麥克阿瑟說：“因此，敵人現在一定已痛切地認識到：聯合國如果決定改變其把戰爭限製在朝鮮地區的容忍態度，而把軍事行動擴大到中國沿海地區和內陸基地，肯定會使赤色中國在軍事上麵臨迅速崩潰的危險。”這句話如此明顯地主張徹底改變聯合國的方針，以至於無論是誰，如果借口說這僅僅是如某些人所說的那樣，表達了一種想接受別人投降的願望，那都是很難令人信服的。即便是要求對方投降(麥克阿瑟的話中包含了這個內容)，也會給人以聯合國的立場突然變得強硬起來的感覺，而且還會使我們丟醜，那就是我們當時根本沒有力量對中國施加壓力。
這就是軍界與政界之間攤牌的背景。攤牌的時刻立即就到來了。結局是不言而喻的，就象在每個民主國家總會出現的那樣。行政當局享有最高權力麵且必須享有這種權力。此外，這也是關於朝鮮問題的兩種思潮之間醞釀已久的一次攤牌。一派堅決主張爭勸徹底的勝利”；具有同樣真摯感情和愛國熱忱的另一派則堅決主張停戰，以便贏得時間來擴充我們的實力並加強盟國的力量。
這次攤牌並沒有終止那場主張停火的人們與擁護“軍事勝利”的人們之間進行的、人所共知的所謂“大辯論”。
問題本身隨著麥克阿瑟的職務被撤銷而得到解決。但是，辯論仍在繼續，這主要是因為南朝鮮總統李承晚堅決反對進行任何談判，並常常大肆宣傳這一立常他的以武力實現朝鮮統一的強烈主張，大大增加了雙方在進行曠日持久的停火談判時我國政府遇到的困難，而且，也使我感到大傷腦筋。可是，我在內心對這位勇敢的老者還是敬佩和同情的。他對自己所憎恨的共產主義從不妥協，他對自己的人民極其偏愛，他在追求無法實現的目標時總是楔而不舍，但是，真正能夠使他為之所動的卻隻有他那對自己國家的深沉的愛。正是為了自己國家的事業，他多年流亡在外，並且一踏上自己的國土就貢獻出自己的全部精力。
考慮到他的自我犧牲精神以及內心燃燒著的熾熱感情，我認為他采取現在這種堅決反對談判的做法是必然的。
可是，我們這些必須處理軍事上實際事務的人往往感到他礙手礙腳。他一再堅持說，朝鮮有巨大的人力資源，隻要我們向他們提供武器，他們就能為我們作戰。可是，我們十分清楚在中國人發動的每次攻勢中某些南朝鮮軍隊逃跑時究竟丟棄了多少萬美元的武器裝備。李還堅持說，他之所以將自己的部隊投入了戰鬥，是因為考慮到聯合國全力承擔了“統一朝鮮並嚴懲共產黨侵略者”的義務。他說，他永遠也不會同意葬送統一大業的停戰協定條款，因為，這些條款意味著“朝鮮民族的滅亡”。由於聯合國為防止朝鮮戰爭發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戰已決心停戰，李最終作出了讓步。
但是，我相信，這位不屈不撓的愛國老人決沒有真的放棄他所夢寐以求的目標。然而，在談判過程中以及在談判開始之前，他的不妥協的態度，他那些美國的支持者們起勁發出的叫嚷，有時甚至是出於自私的目的而發出的叫嚷，卻給我們的談判增添了許多障礙，使我們許多人私下都希望他能遠遠地走開。聯合國從未承擔以武力統一朝鮮的義務。隻是在仁川登陸之後第一次出現樂觀情緒的高潮時，人們才對為全殲敵軍而越過三八線作戰的問題多少作了點認真的考慮。中國人一加入戰爭，聯合國軍實際上幾乎再沒有認真研究過向鴨綠江發動新攻勢助問題。當第8集團軍再次開始向北推進時，我們的目的不過是完成指定的任務，“擊退敵人的侵略行動，在朝鮮恢複國際和平”，這基本上就是恢複戰前的態勢，維持一種必然要出現的對峙局麵。
就在麥克阿瑟被撤職的前幾天，情況似乎已經表明，戰場不久將出現相持局麵。我們的攻勢還在向前發展。但是，我閃所計劃的全部進攻行動都是目標有限的行動，進攻的目標經過精心的選擇，通過的地形預先進行過充分的研究，而且，每次進攻都十分小心謹慎，注意防止因積極性過高而不顧後果地實施追擊，以致造成不應有的甚至是慘重的損失。我們已經運用了全部現在兵力，除非我們能得到強大的增援，或者受命向鴨綠江——圖們江—線推進(這兩種情況都不可能出現)，否則，我們打算繼續按目前的方式打下去。我把自己的打算向麥克阿瑟作了，匯報，他亦表示讚同。
敵人似乎仍處於防禦態勢，但我還是提醒各軍軍長，敵軍在部署上既適於防禦，又適於進攻，他們能夠隨時發起全麵攻勢。這時，我已接到在東京任職的新任命，詹姆士·範弗裏特中將則正在去第8集團軍赴任的途中。
出奇的新聞往往是以最平淡的方式傳播出來的，我突然晉升為聯合國軍總司令的新聞也是這樣傳到我耳中的。
事實上，在這條新聞傳到我這裏時，我並沒有意識到它的含意，因為，這個消息是一位戰地記者以提問的方式傳出來的。我已無法想起這位記者的姓名，可是，我記得他提出的問題是：我是否應該接受他的祝賀。這個問題，我並不明白其中的含意，除非我當時已經知道麥克阿瑟將軍被兔去了職務，並且知道我已被選定接替他的職務。我隻是回過頭去盯著那位記者，開誠布公地告訴他我不懂他談的是什麽意思。當時，我正陪同陸軍部長費蘭克·佩斯視察前線，領他參觀第936野戰炮兵營(原為國民警衛隊的一支部隊，來自他的家鄉阿肯色州)和其他一些單位。我當時所關心的主要是這次參觀，而不是什麽神秘問題的隱晦含意。
第936野炮營是一個155毫米榴炮營，剛剛通過了最後的訓練考核，被批準投入戰爭。當時，他們受領了一項射擊任務。營長和各連連長邀請佩斯部長牽動技火繩，發射首發炮彈。一些士兵在這發炮彈上用粉筆畫上猥褻的東西表示對彈著地區中國人的“問候”。部長立即欣然接受了邀請，發射了首發炮彈，然後很得意地退到一邊等候射擊結果。這時，陪同部長的兩位軍官(都是我的老朋友)埃德。赫爾中將和特德·布魯克斯中將決定嘲弄他一下。
“您難到沒有想到，”他們一本正經地對他說，“作為一名文職的非戰鬥人員您是不應該開炮的嗎？這下子，您如果落到中國人手中，那就完了！”
一絲驚楞的表情在部長那張平時相當平和的臉上大約隻停留了半秒鍾的時間便一掠而過。我們都忍不住縱聲大笑起來，他也跟著笑了起來。接著我們繼續去參觀其他單位。幾小時之後，當我了解到那位記者向我提出的那個我曾覺得很荒謬的問題的真實含意時，又輪到我感到驚訝了。
我接到命令，讓我去東京赴任，接替那個一直是我上級的人的職務。
我最後一次會見麥克阿瑟是四月十二日，在東京的美國大使館圖書館裏。這是一次我不願提起的會見。在我以前撰寫的一本書中，我曾對這次會見作過詳細說明(見附錄2)。這裏，我隻想強調一件事，這件事當時繪我的印象特別深刻。
那就是麥克阿瑟顯然不存在怨恨或不滿的情緒。他象往常一樣鎮靜和彬彬有禮，而且，我認為，他在接受這項決定時似乎表現出較高的涵養，大多數人處在同樣情況下也許做不到這一點。不用說，正如我當時記錄的那樣，他的不屈不撓的精神看來絲毫沒有減退。
我之所以說“最後一次會見”麥克阿瑟，是因為這是我與他的最後一次正式談話。其實，我在機場還見過他一麵，為他舉行了一次簡樸的告別儀式。他握著我的手，誠心誠意地說：“我希望你在離別東京時能當上陸軍參謀長。如果允許我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我本來也是會選上你的。”這句充滿真情實意的簡短的話語，體現了這位偉大軍人政治家極其寬闊的胸懷。這句話對我來說是意味深長的，它證明了早在四個月之前當我就要離開麥克阿瑟的辦公室去接管第8集團軍時他對我表示的信任。就在不久以前，當聯合國軍再度向三八線挺進時，他曾再次表示過這種信任。當時，他對我說：“你已經做到了人們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
［十三年之後，由於公布了一則麥克阿瑟將軍於一九五四年一月會見普利策獎金獲得者吉姆·盧卡斯的報道，出現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問題。據盧卡斯先生說，在這次會見中(會見記錄一直到麥克阿瑟將軍去世之後才得以公開)，麥克阿瑟將軍把我列在其待選的野戰指揮官名單末尾。考慮到麥克阿瑟將軍在朝鮮對我談過的全部情況，以及他後來在華盛頓對參議員哈裏·凱恩的談話(內容如下)，這則報道使我迷惑不解，我無法對此作出滿意的解答。
參議員凱恩：“在我看來，應該提一提陸軍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對李奇微將軍極其敬重的態度。在答複我最近的一次詢問時，麥克阿瑟將軍說：‘在那位非凡的軍人沃克將軍死後，是我提議並挑選李奇微將軍擔任第8集團軍司令的。我認識李奇微將軍已有三十年之久。我認為，在遠東地區大概找不出比李奇微將軍更為合適的人選取了。我對他極其敬佩不僅因為他是一個優秀的軍人，而且還因為他是位很有修養的人和我所認識的最傑出的人物之一。我不知道還有什麽人他們間相互的合作、虔敬和忠誠能超過李奇微將軍與我之間的這種關係。’”(摘自《國會記錄》——美利堅合眾國——第82屆國會第一次會議的程序與辯論。第97卷，華盛頓，1951年5月10日，星期四——第85號)對於麥克阿瑟回答參議員凱恩時所說的上麵的最後一句話，我深表讚同。——作者］我是與弗蘭克，佩斯一道乘其“星座號”飛機到的東京。當晚，他又將飛機借給我返回朝鮮，因為他的飛機比我那架老式的B—17飛機快得多。這次飛行幾乎葬送了我的性命。駕駛員是一個不熟悉朝鮮機場的人。淩晨一時，他把我們降落在一個供輕型飛機起降的簡易機場上，錯把這個機場當成了指示他降落的K—2機常不知道是由於罕見的好運道還是上天有眼，駕駛員躲過了一座他根本沒有發現的山頭，這座山頭矗立在機場的一側，隻差幾碼就碰上了我們的翼尖。接著，駕駛員突然發覺自己正傾側著在一條至多可供C—4F運輸機作臨時著陸之用的跑道上降落。
於是，他不得不猛然采取緊急製動措施，以防止飛機一頭紮在稻田裏。飛機向左歪斜著停了下來。可是，飛機地勤組組長那些最好的瓷器卻全部摔得粉碎，飛機的四隻輪胎也爆裂了。這意昧著，在從數百英裏之外弄到新輪胎並運到朝鮮之前，弗蘭克·佩斯隻好不乘自己的專機辦事了。
在我臨起飛之前，弗蘭克·佩斯曾很親切地對我說了些讚譽的話，這次事故則加深了我對這些話的記憶。他說：“馬特，你使這支軍隊不僅在軍事上創造了奇跡，而且在土氣上也創造了奇跡。”而現在，在僥幸繞過機場邊上的山峰、在這條小得可憐的跑道上令人膽戰心驚地著陸幾分鍾之後，我想，我們的駕駛員又創造了一個機械上的奇跡，使我們大家都得以安然無恙地在這裏著陸。
我們在戰場上的下一步行動是“無畏作戰”行動，即穿過“猶他線”繼續向“懷俄明線”實施進攻。我們十分清楚敵軍在其後方地域尤其在鐵三角地區的集結情況。因此，在供大家研究討論的幾個可供選擇的方案中，我們加進了一個向“堪薩斯線”撤退的方案。幾天的壞天氣就會使許多道路變得無法通行，並使我空中支援受到影響，這樣，就有可能使我們被迫停止進攻，而且，如果敵軍實施抵抗的兵力十分強大，我們甚至還需要將部隊撤回到適當的位置上。
我通知諸位軍長，隻有接到我的命令才能撤退，而且，應當按照事先規定的多道調整線進行撤退。不應采取消極防禦，而應采取旨在給敵人以最大限度殺傷的機動的、積極的防禦。
然而，在這些行動開始之前，我已經將第8集團軍的指揮權移交給範弗裏特將軍，我則飛往東京去接受新的職務了。但是，出於對老上級的禮貌我堅持不住在麥克阿瑟所在的總部。直到他最後離開了東京，我才住進帝國飯店。
我在那裏安頓下來八天之後，.軍隊發起了他們第五階段的鉗形攻勢，企圖最後一次竭盡全力將我們趕人大海。
這是一次以強大的兵力發動的進攻。其實，如果中國人早先能誘使我們任何一支為數可觀的部隊實施無計劃的追擊，他們本來也許會使我們遭到重大損失。然而，實際情況是，除某些南朝鮮軍隊迅速潰散並丟棄大批裝備和大片土地外，我們的部隊很出色地進行了防禦———我早就相信他們能夠做到這一點。由於一個南朝鮮師的潰敗，其他聯合國軍部隊的翼側便很危險地暴露在敵人麵前，從而使這些部隊也被迫放棄了陣地。這件事還迫使我於四月二十六月從我的參謀班子中派出一名我所信賴的軍官保羅。史密斯中校(現為少將)向範弗裏特將軍轉達了一項建議，即請範弗裏特派一位將軍去見莫西奧大使，催促他在除摩爾特將軍之外無其他人在場的情況下向李總統呈交一封信，大意是：李的首要問題是保證其軍隊能有得力的領導。這一點李根本就沒有做到。所以，我想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從他的國防部長起，各級指揮官都存在著領導不力的嚴重問題，南朝鮮大部隊在戰鬥中一再失利便證明了這一點。我覺得應該讓他知道，在他在自己的軍隊中建立起有力的領導之前，我不打算再同他討論裝備更多的南朝鮮部隊的問題。他們已經毫無道理地丟棄了許許多多十分緊缺的重要裝備。
我相信此信送到了李的手中，不過卻沒有收到回音。
相反，他繼續向我們施加壓力(其中有些壓力是由李的代理人和支持者通過美國報刊施加的)，要求武裝“朝鮮大批赤手空拳但富有經驗的人員”。他堅持說，他們始終都擁有這種巨大的人力資源，可是一直未能加以利用。
然而，這隻不過是我當時遇到的一個很小的問題。而且，如前所述，我實在不忍心抱怨這位老鬥士為建立一支由自由戰士組成的士氣高昂、勇於獻身的典型軍隊而作出的種種努力。他希望，這支軍隊會一心期待著他發出將入侵者趕出朝鮮最後一寸土地的號令。
接任聯合國軍最高司令職務之後，縈繞在我腦際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處理好我本人與範弗裏特將軍以及戰場上其他軍長們的關係。我無意象麥克阿瑟在我指揮第8集團軍之前所做的那樣大權獨攬。而且，對於一位遠離戰場的指揮官來說，在有他自己所信賴的能幹的下屬指揮官在現地指揮的情況下還企圖抓住作戰指揮權不放，我從不認為是正確的。相反，我決計要采取在歐洲戰場司空見慣的辦法實施指揮，即我將根據集團軍司令範弗裏特將軍的聲望和出色才幹給他以適當的行動自由，與此同時，對他的主要作戰方案我仍然保留批準權與否決權。在分析這些作戰方案時，我打算每次不僅要親自與集團軍司令本人商討，而且還要親自分別與第8集團軍的各個軍長、師長進行商討，這些人我都很熟悉。我希望自己每次都能象具體負責實行這些計劃的軍官一樣，切實了解和熟悉有關情況。親自了解到這些人的看法，同時再掌握全部其他的有關情況，我便可以定下正確的決心——對於這種決心，我作為戰區司令是要由個人承擔全部責任的。
在定下決心的過程中，我總是牢記杜魯門總統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向我傳達的帶政策性的明確決定，其中最緊要的一項決定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擴大戰爭規模並進而導致一場世界大戰的行動。範弗裏特將軍、駐遠東海軍司令喬伊海軍中將和駐遠東空軍司令斯特拉特邁耶將軍都接到了關於這一基本指導原則的通知，各位司令都表示充分理解並完全讚同這一原則。
在接到華盛頓的有關最新任務和方針的扼要說明之前，為與上述帶政策性的明確指示保持一致，我對第8集團軍和南朝鮮軍隊的進攻行動采取了適當的限製。我專門指示範弗裏特將軍，事先未經總部批準不得在“懷俄明線”以外地區采取大規模作戰行動。同時，我希望，第8集團軍司令在“猶他線”以外地區采取任何進攻行動時都要提前向我報告。
我之所以采取所有這些措施，是要刻意避免重犯我前任的那些錯誤。在任何情況下，我在作戰指揮上(或者說，在任何戰場的指揮上)的一個基本原則都是：指揮官要沉著鎮定，要努力運用軍事學術的基本原則，要力爭用自已的方式、方法完成受領的任務。我不想采取麥克阿瑟將軍那套辦法。麥克阿瑟誠然有其獨斷專行的一麵，但其軍事上的經驗比他手下的任何一名軍官都要豐富得多。他曾經否決過來自下級指揮官和主要參謀軍官幾乎是一致的強烈反對意見，結果取得了一次輝煌的勝利。所以，他後來相信自己的判斷遠遠超過對其手下任何一名指揮官的信任，這也就毫不足怪了。但是，除上述原因外，在朝鮮戰爭最初六個月內，他對自己所屬的兩名地麵部隊指揮員中的一名實際上本來就缺乏信心。因此，他自然會認為，應該對所屬指揮宮嚴加約束，並由他定下重大作戰行動的決心，麵僅僅給下級以執行具體任務的處置權。
可是，我對有勇有謀的野戰指揮官範弗裏特將軍是完全信賴的。此外，我始終認為，對於下級野戰指揮官提出的看法必須十分認真地加以考慮。即便如此，我還是不得不處理那個任何部門的最高長官，無論文職的還是軍職的，都會常常遇到的很難掌握分寸的問題，即正確處理以下兩者的關係—一方麵，要給下級指揮官以足夠的行動自由，以便其執行比較原則的上級指示；另一方麵，又要象對整個工作的成敗負有最終責任的領導人那樣，對下級的行動進行適當的監督。我在東京任職的整個期間，一直力求處理好這種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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