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南風窗
策劃人語
尋找邊界，就是尋找遊戲規則。之所以說它是中國問題，是因為我們的實際生活中，權力意誌主導、叢林法則、或者是非信任型的交往規則，已經對人們的社會生活和個體生存造成了很大傷害。
在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提出這樣的問題，自然有深刻的經濟上的原因。2006年發生的事情，大致說明，中國經濟模式某種程度上碰到自己的界限，要尋找新的動力。
在社會階層分化日益明顯的今天，無論是頭銜頗為時髦的“中產階級”，還是淪為邊緣的城市貧民，都遭遇“邊界”問題的困擾。
最終，尋找邊界，就是要去觀察，在得到經過多年建設形成的物質繁榮之後，對我們這個共同體而言，決定我們能否休戚與共的致命問題是什麽。無論是社會資本，還是權力邊界，最終都是要試著回答，除了一大堆令人眼花繚亂的數字之外，我們這個共同體還有什麽價值財富？
回溯到1903年，嚴複把穆勒的《論自由》翻譯成《群己權界論》，在漢語文化體係中第一次將公域與私域的界限問題凸顯出來。群己權界，就是無法缺失的憲政一課。
這是新探索的開始，為了中國夢。
——本刊編輯部
為什麽尋找邊界？
本刊記者 趙 義
在2007年開始的時候，為什麽提出尋找邊界？相對於各種改革話語，尋找邊界為什麽也是一個有生命力的概念，並且不僅僅是“新瓶裝舊酒”？
所謂邊界，最直觀的感覺就是界限。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從這個意義上說，也是各種界限逐漸出現的曆史，比如政府幹預領域和市場調節領域的界限，私人自由和公共道德的界限，家族倫理和政治倫理的界限，政黨運作與政體運作的界限等等。這些界限的出現，都充分拓展了人們的生存空間，是一個民族新的價值觀形成的開始，是堪與美國夢相匹敵的中國夢逐漸形成的前奏。
但所有這些具體的分野，為什麽到今天沒有帶來“有機性團結”逐步加深，反而社會分裂不斷加大？所以，尋找邊界首先不是去尋找這些分野的特色模式，而是現在影響我們成為一個休戚與共的共同體的致命問題。所謂尋找邊界，就是試圖去解釋致命問題是什麽，解決方案是什麽。通過尋找，最終回答我們是誰，也就是確立或進一步確立民族價值觀。綜觀大國崛起的曆史，無不都經曆類似曆程。比如沒有“封建主義”傳統的美國的奴隸製問題，近代德國崛起前的小邦林立，中央權威缺位的問題，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道路的撥亂反正等。
在黨政全力推動(除了個別時期)經濟建設中心近30年之後，中國的共同體建設的邊界問題是如何出現的？
階層的角度
如果從社會階層這個角度看，那麽，人們可以發現，改革開放後，不同階層的地位的變化紛繁複雜。改革之初，原先的部分邊緣人群，成長為後來的經濟精英。城市改革展開之前，農民階層是得利者，後來三農問題慢慢顯現。在長期推動建設的過程中，官員階層曾經相當一段時間承受與社會落差日益加大的困境。以至於今天有學者說：“尊重原體製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並對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損者予以某種形式的合理補償，是改革的一個基本原則。”
到今天，階層的分野日益明顯。新的階層逐漸成形，比如中產階級，城市貧民階層。不同力量的階層在占有資源上出現了不同的情況。占有資源相對多者，似乎都有魔咒附在身上。民營企業家階層逐漸壯大，但原罪問題一直縈繞不去。擠破門檻的公務員招考，從一個側麵說明這個階層已經扭轉了以往的不利境地。官員數量的龐大，升遷機會的稀薄和現代公務員製度的缺位，都使官員階層的價值實現被扭曲。腐敗的規模之大，已經到了要討論是不是大赦的地步。這使得任何向現代公務員製度的轉變(比如收入達到社會中等收入水平)，都遭受社會的質疑。城市中產階級雖然被賦予社會穩定器的高大期待，但其對更下階層的政治態度還麵臨許多考驗，比如在資源分配上，能忍受多大程度的“城市反哺農村”？在政治權利上，能否接受外來人口與其同樣一人一票的選舉原則？
占有資源相對較少者，其接受國家資源分配的時候，同樣也麵臨著正義原則的拷問。比如說兩個反哺下的新農村建設，財政預算還沒有真正去安排，過度保護，形成剛性利益的擔憂之聲音就不絕於耳，雖然這個民族對剪刀差的曆史仍然沒有完整解答。城市貧民階層自然也有很多並不傾向於將個人的機遇歸於先賦性因素。
最危險的一種情況是，一個階層靠排斥其他階層，擠占其他階層的資源來保證自己的地位和滿足自己的需求。比如官員階層通過過度市場化改革籌措財政資金，保證政績，罔顧民生，房地產開發商壓製業主的自治權利，企業家靠擠壓人力資本來謀求利潤。
有些對掌握資源較少者的照顧，實際上是國家主導下的對其他階層資源的擠占。雖然有社會穩定的大局，但由於沒有透明的政治議程，也會埋下階層之間裂痕的種子。這當然不是主流情況。
2006年的努力
和諧社會理論的成型標誌著階層之間緩和關係的政治努力的開始。我們發現，執政者的大的動作大概包括，推行新農村建設；推動國企向國家分紅，補充到社會保障體係中去；治理社會保障基金挪用；推動法治政府的建設；提出全國範圍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等。
同時，新華社發表的一篇社論承認：“由於中國正處於經濟、社會轉型的特殊曆史時期，利益關係和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麵廣量大，已經成為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最為突出的問題。”今年10月舉行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決議專門加上“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維護群眾利益和社會穩定”的內容。這是改革開放後執政黨首次將處理群體性事件寫進中央決議。2006年頒布《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其中一項就是“群體性事件處置預案”。
群體性事件，是中國政治語境下的特別詞匯。根據相關部門的統計，勞資關係、農村征地、城市拆遷、企業改製重組、移民安置補償等問題，是釀成“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原因。這些領域，一般來說都屬於資源擠占比較嚴重的性質，下崗職工、失地農民、庫區移民、農民工、城鎮和農村貧困人口，也是掌握資源較少的群體。群體性事件成為影響社會穩定最突出的問題，恰恰說明沒有更好途徑下，掌握資源較少者衝擊日益固化的資源占用格局勢必采取激烈方式。
有相當數量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是有組織的，而且開始出現跨區域、跨行業串聯聲援的傾向。尤其是那些參加人數多、持續時間長、規模較大、反複性強的群體性事件事先都經過周密策劃，目標明確，行動統一。
一個主流的樂觀的聲音認為，群體性事件主要是涉及經濟利益，所以相對來說處理起來並不極端困難。也有人從中看到了正義規則的生成的可能性。如果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那麽將是各個階層受益。因為群體性事件實際上是共同體成長中的一個階段。即使在共同體成長比較成熟的國家，掌握資源較少者通常也是通過“社會運動”來發出自己的聲音，謀求自己資源的。
從政治上說，2006年，執政者雙管齊下，一方麵進一步打擊分利式的官商利益輸送，一方麵對群體性事件從嚴掌控，特別是在法律上作著積極的準備。執政黨期望通過資源的再分配來化解日益嚴重的階層之間的分裂，來獲得戰略機遇期的穩定。
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權體係化解利益衝突還是屬於“國家建設”(state-making)範疇。這種思路最終關心的還是政權體係的效率，正規化程度等。這方麵並非不可為。現代社會自然應該有一套發達周密的應付突發性公共事件的機製。但就政治家是承擔民族使命意義上而言，遠不能局限於此。它必須對影響我們成為一個休戚與共的共同體的致命問題作出回應。
中國改革，期待重生之鷹
本刊記者 鄭作時
先行者的感悟
“鷹是世界上壽命最長的鳥類，它一生的年齡可達70歲，但是在40歲的時候它卻要麵臨一場劫難。這個時候，它的喙變得又長又彎；它的爪子開始老化，無法有效地捕捉獵物；它的羽毛變得又濃又厚，使得翅膀越來越沉重。
這個時候鷹隻有兩種選擇：要麽等死，要麽經曆一次痛苦而漫長的蛻變。在這個充滿煎熬的蛻變過程中，它必須很努力地飛到山頂，用它的喙擊打岩石，直到其完全脫落，然後靜靜地等待新的喙長出來。然後，它要用新長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留下斑斑血跡。在新的趾甲長出來後，它還要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5個月以後，新的羽毛長出來了，鷹可以重新開始振翅飛翔，度過後麵30年的歲月。”
這是TCL集團總裁李東生在2006年的感受，他把這段聽來的故事，寫進了自己2006年的公司總結裏。
2006年對於TCL來說是沉重的。因為國際化之挫，TCL到這一年的年底，不得不對重金並購的歐洲業務進行重組。TCL，這個中國企業先行者，因而進入了文化反思期。
李東生文章一出，在國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沿著中國改革道路一路高歌而行的這家標誌性公司在2006年的反思，正與中國的改革之路同步。決定著TCL存在和成長的中國改革之路，在2006年也麵臨著一半是海水、一樣是火焰般的境地，就像那隻40歲的鷹，需要擊喙、去趾、換羽，獲得重生。
美國鏡子裏的中國成長
就在剛剛過去的12月，新上任的美國財長保爾森進行了他第二次訪華。9月份，保爾森以新上任財長的身份首次訪華，宣布了中美之間啟動戰略經濟對話機製。僅僅在3個月後，美國派出的代表團陣容強大到令國人吃驚，其中包括美國貿易代表、商務部長、環保署長、衛生部長，甚至一向被美國人視為經濟風向標的新上任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都列入了代表團的名單。在一天半的談判過程中，他們向以中國政府副總理吳儀帶隊的中國代表團開列了包括貿易不平衡、能源、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市場開放、雙邊經濟關係等六大類談判菜單。而從談判內容的本身，我們就可以看出中美經濟已經從單向需要走向了雙向需要——現在，不僅僅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美國市場，同樣，美國人也開始意識到中國的重要性。
經濟上的對等——雖然現在還不是完全對等——意味著美國高官們不一定能拿到他們所想要的全部東西。這比單純政治上的強硬更讓人尊敬，中國現在是以一個平等的姿態來談判了——人民幣匯率變動是中國問題而不是中美問題；市場開放，中國不會按美國標準來進行，而這種委婉表態的背後是以中國經濟強力崛起作為後盾的。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現在可以對全球最發達，也是最重要的貿易夥伴表達自己的意願了：我們得按自己的速度來。而這種意願的表達，是基於精確的算計和中國實力的變化而得出的。如果有利，可以讓步——在知識產權、能源、貿易不平衡上，本著負責任的姿態，中國可以讓步。但讓步不是按美國的意願來——在市場開放和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中國還得等一等。
這才是自1840年以來無數中國人夢想的真正時刻。數千年來，中國一直以“中央大國”而自居，直到1840年英國人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人的眼界之後，我們才發現，原來世界已經變了。作為一個國家，中國必然學會按別人的規則行事。西方世界把文明程度體現在槍炮上讓中國改變自己農耕文明的規則：必須工業化、必須貿易自由化、甚至必須“穿西裝打領帶”，按“文明世界”的行為邏輯去思考。而現在，中國終於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規則了。不錯，中美還是達成了很多共識，而且中國代表團在解決貿易不平衡上也付諸了實際行動，4張總值為5.5億美元向美國進口的貿易大單說明了這一點。但這些都掩蓋不了一個事實：由於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西方對中國產品依賴的加深，現在這個落後了一百年的國家進入了大國俱樂部，至少從總量上，中國已經讓人注目了。在經濟上製定著全球規則的美國，現在要聽聽中國的聲音了。不是嗎？美財長保爾森在北京承認美國的儲蓄率過低——美國人開始承認它自身的經濟也存在缺陷了；而美商務部長古鐵雷斯則從一個美國人的角度來詮釋中國現在“以人為本”的口號——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美國真正希望理解中國式文明了。
美國人的態度是一麵鏡子，從“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到現在保爾森領隊的美國高官代表團在與中國開始戰略經濟對話機製時低姿態的表達，反映了一種融合。當中國已經學會用世界的聲音說話的時候，世界的聲音裏也有了中國腔——這種腔調，是基於在美國甚至全世界到處都是的中國產品，它們的優質低價降低了美國的通貨膨脹，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經濟格局。
其實又何止美國人開始重視中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潮中，無論是哪裏，人們都能通過中國產品感到中國的力量。無論是歐洲還是美洲，“中國製造”已經遍及全世界，2006年的中國已經把眼光轉向非洲，到那片神秘大陸上去開辟新的市場成為中國商人們的最新熱點。
在全球範圍橫衝直撞的中國產品在受到“低價衝擊市場”、“在國內留下了血淚工廠和汙染”、“未能創造出自有品牌”等指責後，卻以數十年積累的總和，掙得全世界越來越重視中國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事實，向我們說明了一點，那就是真正掌握了製造的國家，在世界範圍內是有它的地位的。如果它能持續發展的話，從製造之中，會延伸出品牌、技術甚至文化來的。中國作為一個大國，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關鍵在於，中國能實現持續的發展嗎？中國製造能演變出中國品牌、中國技術和受人尊敬的中國文化來嗎？通過2008年的北京奧運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展現在世界麵前的，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中國？
中國模式
我們不能忘記的，是28年來中國模式發展的起源和動力所在：人民渴望幸福。就在專製達到高潮的“文革”結束之後，中國社會已經成為一個世界的邊緣性國家，當中國在1978年再一次主動向世界打開國門的時候，一個日本記者記錄下了這樣的事實：那就是在當時中國重慶的一個大型企業中，出廠於1840年的英國蒸汽機還在使用，原因就是因為它的質量相當不錯；今天赫赫有名的海爾集團老總張瑞敏，到工廠之後的第一條規則，就是工人不能在廠區隨地大小便。在此時，處於社會邊緣的一大批人，都已經被生活逼到了最底層。今天的中國低壓電器之王南存輝，在當時是一個鞋匠；今天全球萬向節之王魯冠球，當時是浙江蕭山農村的一個不務農的農民，遊蕩於社會體製之外，靠給人修自行車為生；創造了農村聯產承包製的，是小崗村18位農民，而他們創造出這種製度的起因，是因為過低的產量使他們食不果腹。這種底層力量在一點點地蓄積著，悄悄地製造著社隊企業、小商小販式的社會變革因素。
幸運的是，這些因素，遇上了一群抱有為老百姓改善生活這樣一個樸素想法的領導人——鄧小平在1978年訪日之時，除了關注新幹線的高速之外，還關心過一個很小的問題，他在日本問，北京的老百姓冬天生煤爐煙塵太大，日本有沒有可以直接點燃的無煙煤球，中國可以引進。正是出於為民生計，鄧小平親自開始了一係列招商活動，他會見榮毅仁，讓這個老工商業者重上舞台，建立中信公司；他會見霍英東、包玉剛、鬆下幸之助這樣的商人，讓他們和他們的公司到中國來，用他們的生活和行事方式，給中國樹立起一個新的標杆。中國人應該有那樣的一個生活方式，而不能是千篇一律的中山裝包裹著的一群手持糧票、布票排隊等待購買生活必需品的民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為鄧公最著名的話語
從這裏啟動的“中國模式”自此之後爆發出巨大的力量。巨大的人口優勢加上寬鬆的政策使得下海快速致富成為可能，中國的低工資水平和改革開放之初的短缺經濟使效率更高的私營企業和更為成熟的跨國公司的發展令人羨慕。當國企的普遍工資隻有幾十塊錢的時候，最早的私營企業主年廣久已經擁有了百萬家財。於是更多的人下海創辦出更多的企業，進而使中國工業的產能迅速超過了國內需求。短缺經濟變成了過剩經濟，消費者需要排隊購買變成了有選擇權的主人。同時大量在國內找不到出路的中國產能轉向了世界，被束縛在土地上的中國農民由於人多地少，效率低下而不斷地湧進城市尋找新的就業機會，把中國的人口優勢源源不斷地釋放出來。
低工資、高產出，中國人的吃苦耐勞凝結在產品上就是低價格。這就是一直發展到1998年之前的中國模式，通過釋放勞動力價格的優勢進行初級加工，取代進口並大量出口。這種中國模式的力量，到現在還在繼續。它使得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到2004年高達70%。
一直以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就是這樣的模式。對低成本的追求使占有全球市場份額60%的比亞迪電池更多地采用人力來代替設備生產，因為中國的人力成本低於設備投入成本，也使得外貿最為發達的浙江寧波地區農民采用家庭作坊式的工廠成為產業鏈的一個環節。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使得中國企業在管理精細化和對人力成本的計算達到了一個無以倫比的高度，記者在寧波慈溪采訪時看到的工廠是這樣的，一幢家居的農民房邊上搭了一個遮陽棚，裏麵的工人生產著寧波地區DVD企業的外殼。沒有工廠建造成本，沒有管理成本，再加上很低的工資，而製造出來的DVD機外殼完全符合工廠要求。這樣的高度專業化帶來的競爭力誰能比得過？中國模式的核心秘密，正是在這種小小的家庭作坊裏。
1998年未受重視的信號
中國模式快速崛起，引起了世界的關注。相對於俄羅斯對經濟的休克療法，中國增量式的經濟發展1998年之前使得大部分人都從改革中得到益處。著名學者俞可平認為，中國在政治上的穩定和在經濟上的快速發展並使大多數人都得到好處，是中國模式的最根本所在。而這種模式以軟著陸為特點，追求發展和穩定的協調，在世界範圍內超越了發展中國家趕超式發展的拉美模式和東亞模式，越來越受到重視。
但是這種中國特有的發展模式在1997年到1998年之間，受到了東南亞金融風波的巨大影響。由於全球範圍內的匯率變化和中國堅持人民幣匯率不變的影響，中國產品不得不麵臨著更大的競爭。一份資料表明，從1998年到2003年，中國出口與進口商品的相對價格下降了14.2%，2000~2003年造成的負麵收入效應相當於當年GDP1~1.2%的損失。
為了保住GDP的增長，中國政府不得不另辟蹊徑。再次啟動國內消費，成為1998年之後的政策選擇。住房、醫療和教育三大領域成為下一個改革方向，市場化進入了這些帶有公共產品色彩的領域。以這些大宗產品的商品化來帶動國內消費一時之間引起了巨大的熱潮，居高不下的居民儲蓄被商品房和高等教育收費打開了錢包。
但是對於1998年之後的中國經濟增長，我們必須看到的是，首先擴張的宏觀經濟政策是以舉債的政府投入為主，這種投入在拉平了經濟周期、保證經濟的增長速度外，有一定的不可持續性。雖然政府投入的都是效益良好的基礎建設項目，但是沉重的債務負擔使這些大型項目在此之後必須按當時的投入來保持清償債務的能力；其次，帶有公共品色彩的產品在被市場化之後，給普通老百姓帶來的負擔則更為沉重；同時使實質上控製著相當多資源、急於著眼發展的地方政府把這些資源變成收入而投資於地方的發展，與整個國家的宏觀發展戰略出現了相當大的不一致性。更為重要的是，住房、醫療和教育改革帶來的城市化成本的提高很快就反映在企業成本上，人力資源成本開始上升。不僅如此，由於競爭激烈，國企產權改革之後大量相對成本較高的冗員下崗進一步導致了社會穩定成本的提高。中國社會從此開始出現了為改革付出代價的人群。下崗國企職工為上升的醫療費用、湧向城市尋找機會的大學畢業生和進城農民為昂貴的房價、收入微薄的農民為子女教育付出的代價幾乎讓他們無法承受。從1998年開始，“內需不足”這個詞就始終纏繞著中國發展的命運。
不過在1998年之後，世界範圍內出現的新技術革命給中國以新的機會。互聯網和通訊新技術的產生、發展和融合，不僅自身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產業群，而且帶動了早已出現的電腦產業的迅速發展。而在已經開始與世界接軌的中國，信息技術產業的應用有著巨大的基礎人群作為後盾，這為社會就業和產業發展帶來了新的機會，中國的人力資源優勢在這個產業裏也被展現得淋漓盡致，以致於後來的聯想可以並購IBM公司的個人電腦部門。那一次被人們看作是風險很大的並購最後獲得比較好的後果，在於成本降低。聯想掌門人柳傳誌事後的解釋說，IBM公司出售電腦的毛利率為25%，而聯想隻有14%。由於總部攤銷費用的降低，會像擰毛巾一樣把盈利擰出來。
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產業變化，部分地消化了中國製造在當年的困境。所以雖然1998年中國經濟出現了“保七爭八”(即保證國民生產總值7%的增長，爭取達到8%的水平)這樣一個轉折信號，但由於政府采取了擴張的宏觀經濟政策、並開始了部分帶有公共品色彩的產品的市場化進程，加之信息技術產業的出現和這個產業在中國幾乎與全球同步得到廣泛的應用，使得經濟減速這種信號未能引起中國整個社會的重視。中國經濟的列車在投資拉動、全麵市場化和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新興市場這三駕馬車的帶動下繼續隆隆向前。
入世之後的挑戰和機會
2001年的入世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新生事物，從長期而言，入世將使中國全方位地融入世界。但從短期來看“中國入世”這個新生事物，甫一臨世就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挑戰：中國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其優勢已經通過20年的釋放，在全球範圍內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像紡織業這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雖然入世前國外對中國產品確實存在種種限製，但後發而靈活的中國民營企業早就已通過轉口貿易、國外設廠等方式規避了其中的大部分。中國紡織產品的全球占有率已經達到了80%的份額。進一步的增加必然導致國際產業生態的不平衡。由於中國民企的成長尚需時間，生產高端附加值較高產品的企業，現在都還處於國有體製之中。由於入世所要求的開放政策，麵臨著跨國公司巨大的競爭壓力，短期之內，中國入世所帶來的國內市場對外開放程度增高變成了“中國製造”而不是“中國創造”的助力劑。
入世5年，挑戰和壓力日益增大。一方麵，由於一大批公共品被市場化後，中國人力資源價格開始上升，同時這些產業在中國的高集中度使得中國購買資源的價格迅速上升：2006年，無論是鐵礦石、有色金屬還是原油，基本材料價格大幅上升，國際資本在信息技術革命產業熱潮之後把下一步的成長希望都寄托在“分享中國”上。而另一方麵，20多年市場化中改革最大的缺陷，即全民社保體係的不完善使得國內矛盾日趨尖銳。麵臨競爭的企業要求壓低成本，最大程度地發揮傳統的中國人力資源優勢；而另一方麵，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中國老齡化浪潮即將到來。青壯年人口開始擔憂他們未來的保障問題。為支付市場化的公共品，養老、醫療、子女教育、住房和日益高漲的生活開支，寧可失業也不再願意接受低薪職位。人口大國最大的資源來源——人口紅利開始下降。這種種的矛盾，再加上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非常容易造成群體性事件。“中國模式”在2006年開始出現它運行的限度。
待探索的和諧之路
無論是自命深諳中國的保爾森還是試圖用美國方式來解釋“以人為本”的古鐵雷斯，他們眼裏的中國，都是那個寶塔尖上的中國。成為勞動力的輸出國和技術、資本輸入國的中國，是符合美國和西方利益的。而對於中國國內近年來出現的貧富分化、資本流失、勞動力缺乏這樣的現實情況，他們可以不管。讚美中國並取得利益，是他們的核心目的。中美兩國媒體都指出保爾森這次帶來中國的，是一長串討價還價的單子，認為他試圖通過“廣種薄收”來取得進展。
但中國的時鍾不可能由美國人來撥動。“和諧社會”口號的提出，實際上反映了中國政府對社情和民意的回應。中國的發展，以2005年開始的宏觀調控為標誌，進入了下一輪的自我清理。
到了2006年，依然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和潛滋暗長的中國社會矛盾，以房價、城市貧民階層、小區業主維權等具體問題上的難題再次給出了一個轉折信號。滯後的政治體製改革使中國的政經結合部出現了巨大的遊戲規則空缺。一部分官員以權力為依托，尋租現象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改革開放之後新興的一大批資本所有者在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之後，已經同時獲得了財務和國籍的雙重自由外籍身份使他們有了“用腳說話”的權利。隻有確定的遊戲規則，才能留住資本和人。
這些留給希望中國能夠穩定發展的中央政府一個巨大的難題。未來中國的發展會不會是一座建在沙灘上的大廈？有人把1998年以後的中國遇上信息技術革命稱為中國在轉折點上碰上了一條正好開來的堅固大船。但中國還有希望碰上如此之大的一條便船嗎？古人尚且知道，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中國，需要打造自己的大船。
城市貧民階層是一個信號
本刊記者 楊 軍 發自北京
近30年來，中國幾乎是全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但是，近年來伴隨著經濟的高增長，相當數量的人並未能同時享受這種成就，城市貧困人口迅速增加。
城市貧民階層初現
根據民政部統計的數字，到2002年10月，全國城市“低保對象”為1980萬人，2005年底為2232.8萬人，但是，由於測算方式和申請較嚴格以及有些人不願意申報等原因，“低保對象”並沒有涵蓋所有的城市貧困人口。
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洪大用認為，如果考慮這些情況，目前我國城市中的貧困者應該有3000萬人左右。城市貧困人口已約占城市人口的6%～8%，城市的貧困率已經高於農村。改革之前，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口大概占全國人口的1/4，到2003年絕對貧困人口隻占到1/40，農村貧困人口大量減少，城市貧困人口卻迅速增加。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基本不存在城市貧困人口，因為當時是企業辦社會，個別貧困者也多享受著單位福利。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隨著國企改革的推進，大量下崗失業人員出現，並迅速增多。這些下崗工人隻領到很少的補償金，遠低於他們曾經創造的價值。
在城市國有企業職工開始下崗的時候，農村中的剩餘勞動力和失地農民卻開始湧入城市。“某種程度上，這是農村貧困向城市的轉移。”洪大用如是說。雖然沒有城市戶口，但因為完全生活在城市，大量的農民工成了城市貧民，據有關專家估計，這個數字可能接近1億。而有關城市貧民的官方統計，並沒有把這部分農民工計算在內。洪大用認為，應該把這些生活在城市的農民工也列入城市貧民的範疇。
在2002年12月12日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中國民政部共同舉辦的“中國城市反貧困論壇”首屆國際研討會上，“城市貧民”這個概念首次被中國政府高層在公開場合正式使用，這一方麵說明中國政府開始以現實的態度正視城市貧困人口問題，並謀求積極解決，另一方麵也說明城市貧民群體的龐大已經讓人無法忽視他的存在。隨著大學的不斷擴招，一些缺少專業技能的大學生畢業後長期找不到工作，開始領低保，加入了城市貧民階層。
近年來，一些城市正逐漸形成一個個貧民聚居區。在城鄉結合部，多是農民工的聚居地，清華附近就有一個據說是最大的貧民聚居區。在城區，則存在差別明顯的高檔小區和低檔住宅，一些老城區像北京的大柵欄成了原著城市貧民的聚居地，上海的棚戶區、深圳的農民房等等也聚居著大量城市貧民。
2006年年初，在一個以城市貧困為主題的研討會上，數十名經濟學家提交的在不同區域做的調查報告，幾乎得出同樣的結論：近年來，城市貧困問題並沒有因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而有所減輕，相反明顯加重。城市貧民階層逐漸浮出水麵。
脆弱的平衡
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中國的貧困問題仍然被認為主要發生於農村地區，那時中國存在的城市貧困人口主要是無勞動能力、無經濟來源、無法定的贍養人和撫養人的“三無”人員。在逐漸形成的城市貧民階層中，這些“三無”人員占的比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現在的城市貧民，大部分都不完全是因為自身原因貧困。他們大部分人都有勞動能力並樂於工作，但卻缺乏工作機會，他們成年累月地尋找工作，卻沒有地方願意雇傭他們。
綜合開發研究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丁四保2005年下半年對東北地區5個城市的貧困群體進行了調查，他對城市貧民的描述中有這樣一句話：離開原有在國企或者集體企業的工作後，大部分員工在實現再就業、獲得失業和養老保險、參加就業培訓、享受醫療和教育服務方麵，遭遇了嚴重的排斥。
在東部沿海等經濟發達地區還好一點，但也存在市場飽和的問題。在經濟不景氣的地方，工作機會尤其渺茫。在東北，曾經輝煌的一些重工業城市，大量企業破產或減員，因為整體不景氣，失業者想做點小買賣，東西很難賣出去，想做家政，市場很小，想當護工，很少有人雇得起。
城市貧民的失業、社會保障、分配製度、社會公平等等許多社會轉型中出現的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新三座大山卻還在隨時隨地製造和產生著新的城市貧困。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城市貧民正從暫時貧困走向長期性貧困，甚至波及後代，出現代際貧困傳遞，他們的子女長大後成為新的城市貧民。
城市貧民階層出現會帶來很多問題，極易造成集體暴力化和犯罪蔓延等社會問題，對社會的穩定形成巨大的挑戰。當美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出現城市貧民階層的時候，黑社會勢力逐漸形成了。當城市貧民階層發展到一定規模的時候，社會矛盾會集中爆發。而在此之前的社會穩定，則是小心翼翼維持著的脆弱的平衡。
農民工從事著那些城市人不願從事的或髒或累或有危險性的工作，卻始終沒能融入城市，他們是城市中的絕對弱勢群體，不僅在生活中被歧視，而且還會遭遇拖欠工資，這樣的境遇容易使他們滋生對社會的仇恨。而弱者也有弱者的武器，近幾年，農民工和社會的衝突不斷上演。城市的失業人員也曾到政府門前靜坐。代際貧困則是一顆危險的種子，一些人可以忍受自己的貧窮，卻不能接受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依然貧窮。
某種意義上，城市貧民階層可以說是城市弱勢群體的代名詞，所有的弱勢群體都缺少自己的利益訴求渠道，他們權力過少過小,甚至不存在,而義務則過多，在社會生活中，他們往往會有強烈地被剝奪感。表麵看上去，他們是沉默的，但心底的不滿卻可能在醞釀，誰也不知道臨界點在哪裏。階層之間的差距過大必然影響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均衡，這無疑是危險的。
進入2006年11月份以來，糧油價格上漲。對此，有調查顯示，77.1%的人表示，糧油價格上漲使他們“生活壓力增大”，84.0%的人認為，生活成本比1年前又有增加。不久前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06年11月份CPI(消費者價格指數)和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數據表明：百姓的日常生活成本正在逐漸上升。
糧油漲價已經給一些老百姓的生活帶來壓力，城市貧民階層對和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物品的價格變化格外敏感，任何一點價格的上漲，都可能變成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大量在貧民邊緣遊蕩的準城市貧民，則可能因為價格的一點變化降為貧民，貧民規模的增大同樣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在這次價格上漲中，國務院溫家寶親自看望了部分困難群眾，了解糧油價格上漲對他們生活的影響。
狹窄的上升通道
自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出現城市貧困人口到現在，中國的社會救助體係日益完善，低保覆蓋麵增大了許多，全國每年為貧困人口支出的經費約200多億元。同時發展了多種臨時救助和專項救助，各地政府也陸續推出了針對教育、醫療、住房等的專項救助，北京專門有一個對貧困邊緣人群的救助。在2006年初，農民工也被“正名”，明確提出是產業工人的一部分。業內也在討論關於最低工資保障和反貧困法的立法問題。但是，不管救助體係多麽完善，從長期看，這隻能是城市反貧困行動體係中最後的一道安全網，是一種亡羊補牢，立法則更多是從技術層麵上解決問題，都無法消除造成城市貧民的根源。
目前中國的城市貧民大多不是絕對貧困，而是相對貧困，貧富差距的日益增大加劇了這種貧困，我國社會貧富差別還在不斷擴大，基尼係數已經超過警戒線。城市中的貧富差距更是大於整個社會平均水平。占城市居民10%的富有者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45%，占城市居民10%的貧窮者則僅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1.4%。貧富差距過大的社會是不穩定的，能增加社會穩定性的是各階層之間的流動。作為城市最底層的階層，城市貧民最需要的是上升的通道，通過自身努力可以成功地向上流動。
城市貧民階層的出現和迅速擴大，以及隨之而來的難以調和的社會矛盾，不僅僅意味著片麵追求經濟效益的發展模式已經到了邊界，逐漸成為社會發展的阻礙，更表明作出犧牲的這部分人群已經接近付出的極限。這個時候，如果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流動通道不夠通暢，社會矛盾的爆發將不可避免。
在傳統計劃經濟體製下，農民可以通過招工、考大學、當兵提幹多種方式進入城市，而不是作為農民工大量湧入。工人也有可能提幹。而在現有的幹部人事製度下，無論是農民還是城市工人，都很少有機會獲得幹部身份，向幹部階層流動。現在，雖然考大學依然是農民進入城市的通道，但是高額的學費為這條通道築起了一道屏障，近幾年，因為沒有錢上不起大學的大有人在，不僅僅是農民，工人家庭也存在這個現象，他們手中的錢可能比農民稍多一點，但供出一個大學生也是傾家蕩產。
而畢業即失業現象的存在，也打擊了這些家庭負債讓孩子上學的勇氣。近年來城市中小學對農民工子女也存在入學歧視，高額的借讀費讓大量農民工家庭望而卻步，打工子弟學校很少，大多還屬於非法，教學質量差，農民工子女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機會更加渺茫。在城市，因為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公，學校之間的教育水平也差距巨大，一些重點中學招收的公費生逐年減少，自費生卻逐年增加，巨額的擇校費把貧困者擋在了門外，富有者則可以用錢買來機會。教育和通過教育所獲取的技能，是主導社會流動的最重要的機製，當教育變得勢利，各階層向上流動的通道必然狹窄。
市場經濟強調“機會均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在努力尋求一種正常的流動秩序，城市貧民階層卻麵臨著日益嚴重的機會的不平等、權利的不平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個調查顯示，目前我國處於社會優勢地位的階層，其子女繼承性明顯增強，幹部子女當幹部的機會比常人高2.1倍。
一道道門檻，堵塞了正常的社會流動渠道，使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流動明顯減少甚至出現凝固化的跡象。“士之子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這樣的社會是讓人絕望的，向上流動的通道，是社會不滿情緒的泄洪渠道，是人們改變命運的希望所在，民眾需要有向上流動的機會，特別對社會最底層來說，夢想比現實更重要。
當你成為中產
本刊記者 趙靈敏
盡管民眾、官方和學者對“中產階級”的界定很不相同，但這個群體的出現看來是公認的。不僅如此，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現狀，讓“中產”不再單純是一個收入的概念，而被賦予了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等多重涵義。一個流行的理論是，中產階級是社會的穩定器。中產階級越龐大，社會就越穩定。因為中產階級渴望保持穩定，不希望激進的變革。
然而，這個被認為擁有強大力量和光明未來的階層，卻正在經受著難以言說的困惑和疼痛。計劃經濟下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滯後，前幾代人的貧困並沒有給這一代人留下多少可繼承的資源。與此同時，由於教育、醫療、住房等剛性支出較快增長，部分中產階層抗禦風險能力變弱，出現不同程度向下流動的苗頭。
在四川，一個年收入近10萬元，並擁有兩套房產的中產家庭，卻因妻子患病而幾乎耗掉全部財產，戲劇性地回到了生活的起點。這類故事的不斷上演，不僅折射出中國中產階層的脆弱，也意味著中國目前尚缺乏中產階層發展壯大的政策土壤。
變化向兩端隆起，中段豐滿不再。大前研一看到的日本經驗，會是其他社會的預言嗎？
理性維權之惑
不可否認，部分中產生活優渥，甚至即將步入極少數富裕階層的行列，但是多數中產的情形並不樂觀，一個很簡單的事實是，光是一處房產就夠他們忙活的了。在這裏，新生的中產階層遇到的障礙一個是市場經濟不完善，一個是公民社會先天不足。
上世紀80年代以前，我國城市居民沒有私人財產，也沒有業主，當然也就不會有什麽業主維權現象。從1998年中國城市宣告結束實物分房時代開始，房地產行業就給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國人對轉型期社會中的信心不足，對貨幣負利率的無奈，對股票、期貨投資市場的寒心，導致購買房屋成為釋放風險和消除內心壓力最為有效的選擇。
看房買房的時候，消費者被奉為“上帝”，然而在房地產領域，購房者還沒能嚐到做“上帝”的滋味：廣告欺詐，合同陷阱，認購設套，物業賓主不分……麵對實力雄厚的開發商，購房者孱弱無助、勢單力薄。
而目前我國的房地產市場發育很不成熟。眼下在這個領域裏大行其道的往往不是誠信、不是法律，而是開發商和少數特權者的合謀。在城市，政府壟斷住宅用地供應，政府又隻向房地產開發商供應土地，市民不能獲得土地自己直接建造房屋。於是，在城市，先有開發商，再有房子，然後才有業主。業主是由開發商創造出來的。在開發商交付房屋之前，根本沒有業主。這些成為業主維權的先天劣勢。
隱瞞規劃、挪用物業維修基金、侵占停車場等公共設施的收益、物業收費不合理，這樣一些導致維權出現的常見問題，歸根到底是經濟利益的衝突，但十有八九，它們最終會演變成為社會問題，甚至會導致流血衝突；目前以開發商為對象的維權行動盡管轟轟烈烈，但也多以失敗告終。為什麽？
麵對不斷湧起的社區維權運動，發展商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壓力，他們幾乎還沒有準備好如何麵對由於互聯網的發達而組織起來的年輕業主，就已經被各種自發半自發的維權運動搞得身心疲憊。於是，暴力成了老板們最後的一個撒手鐧，他們以自己的想當然，認為這樣可以起到殺一儆百的威懾作用，從而阻止維權運動的繼續向前發展。
在業主方麵，他們的組織化行動還缺乏法律和公權力的保護。我國保護住房消費者權益的政策法規體係極不健全，目前尚處於草創時期，用於解決開發商與業主糾紛的所謂法律法規，主要還是一些地方政府製定的辦法、規定，而且往往語焉不詳或有偏袒商家的明顯傾向。在廣州，業委會的備案登記仍規定需“經過開發商同意”，這和讓小偷同意成立反扒小組一樣不可思議。因此，輕易指責業主的過激行為或者簡單讚美理性維權的“優雅”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更致命的是，從受害事實的確認到訴求目標的實現，需要行動者有效動員各種社會資源。如受害事實的確認，需要相關專業機構獨立公正的鑒定；事件的發展過程，需要公共知識分子和公共傳媒和各種民意代表的介入，而這些，目前尚缺少必要的法律的、政治的製度保證。
而從根本上看，“單位”對個人的影響雖然減弱，但國家通過掌握的主要經濟資源和項目審批權、對各類新經濟精英、知識分子等的政治地位的決定權等各種手段，某種程度上重建了對社會和個人的控製。不能忽略的是，這個社會最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資源，始終還掌握在國家和政府手中。對這些資源的掌控和運用，對個人的維權行動往往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業主維權時代已經來臨，業主維權意識已經覺醒。但是，業主維權的途徑尚不通暢，業主維權的阻力仍然強大。而這樣的阻力，顯然不是靠一部《物權法》就能解決的，哪怕它聲稱要保護私產。
自治之惑
在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曆史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觀念的大行其道，造就的是原子化的、沒有多少權利意識的臣民。
正是在這古老的土地上，古老的文化基礎上，在西方文明的前所未有的影響衝擊下，突然產生了“私有製”，冒出了一個“業主群”。這個“業主群”一盤散沙，成分複雜，他們都叫“業主”，突然間都成了“私有財產者”，突然間發現自己的財產和利益需要自己保護，不保護就要受人欺負。而我們的曆史中沒有出現過以私有財產為核心、以共同財產為紐帶把大家組合起一個共同體的生活方式。中國人知道怎麽跟領導相處，知道怎麽跟家人和熟人相處，但是一群陌生人在一起怎麽根據合同和契約相處，還在學習。
在這種情況下，有維權領袖打著“為廣大業主利益”的旗號為自己爭取個人利益。一旦自己的利益得到滿足，則退出維權行動，導致維權分化瓦解、虎頭蛇尾；有業主更鍾意於搭便車，希望“有個領袖替大家做主”。而因為業主們和開發商、物業公司之間的矛盾尖銳糾葛，公民意識的欠缺往往被掩蓋。據北京的一些維權人士估計，在一個社區裏能感覺到自己權利受到侵害的人不會超過5%，任何一個社區都一樣，而這5%能喚醒的人不會超過15%，剩下的人就全是一些跟風的。
因此，目前社區自治的精神資源極端匱乏。自治不是光靠每個人維護私人利益的理性計算就能成立的，自利的計算可以形成暫時的利益同盟，就像入住收房時那樣，但卻無力維係一個長遠的自治組織正常運轉。自治需要某種道德基礎，需要自治共同體內部的相互信任和友愛。但在中國，尤其是在城市，恰恰普遍缺乏這種道德與精神資源。在傳統思想體係被破壞而新社會意識形態尚未形成之時，整個社會除了金錢之外沒有其它的主流意誌，中產也不例外。
這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廣為人知的民眾素質論：低素質的民眾缺乏表達利益、參與社會的能力，這一向被解釋為現行製度的合理性所在。這樣一種觀點，在今天依然有著較大的影響力。但各國的社會實踐已經證明了：素質與其說是權利的開始，毋寧說是擁有並能充分合法行使權利的結果。
中間階層的成功或個人社會地位的獲得，憑借的不是門第、裙帶等先賦性因素，也不是投機取巧、貪贓枉法等非法手段，而是個人的勤奮努力、刻苦好學、良好教育、積累的文化資本，以及獨到的眼光和捕捉市場機會的能力等自致性因素，因此他們在更為廣大的人口中具有公正獲得社會地位和個人成功的示範作用。這是在個人的層麵上。在支持社區自治的精神氣質上，很多維權人士展現出了理性而不妥協的精神，進行了分工明確、民主協商、社會動員等的初步民主實踐和訓練，這些都是值得重視和嗬護的良好開端。
誰來保衛保衛者？
在中國，中產或中間階層被賦予了維持社會穩定，保衛民主自由等宏大功能和期許，但問題是，這些作用和功能的發揮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數和比例之上的。當中產階層已經發展成為足夠強大，它是任何暴力和暴政的天然敵人，會成為社會穩定器。否則中產階層就是無足輕重的，談不上維護政治穩定。亞裏士多德也承認，如果要保持城邦穩定，“中產階層最強大時可以強到超過其餘兩個階層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話，至少也應超過任一其餘的階層”。
而在中國，人們對中產的定義還莫衷一是，很多被認為是中產階層當然一員的人，並沒有表現出對這一稱謂的歸屬和認同。在他們眼裏，中國的確存在著一個中產階級，但這個階級的人數極少，少到幾乎無法構成一個階級，至少他們自己不在其內。
即使被劃入中產範疇，他們也很少有對社會的認同感：很多所謂的中產都生活在一種緊張和不安的狀態中，政策的變化、工作的變動、身體的疾病困擾、住房以及子女上學就業等壓力都集中在他們身上；一旦有了天災人禍，往往迅速從中產跌落到赤貧。很多人對社會的穩定充滿了不信任感，有了錢也千方百計轉移到國外，根本沒有發揮中產階級的穩定作用。
嚴峻的現實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社會中下層和下層占有很少的社會資源份額，占人口少數的上層和中上層壟斷了絕大多數的社會資源。這種兩極化趨勢嚴重限製了中產階層發育和成長：一方麵強勢精英群體壟斷的資源過多，攫取了本應當由中產階層等其他階層占有的資源份額，另一方麵弱勢階層由於自身素質的限製和現有政策體製的束縛，不能順利實現向中間階層的社會流動。三農問題的困局影響著農村人口的社會流動與地位升遷；大學生以及更高學曆的知識群體不斷嚴峻的就業困境，也使得他們的“白領之路”多少有些不切實際。而在社會階層出現固化態勢，社會向上流動機會減少的同時，更多的中產階級由於消費或者失業等因素隨時可能被拖下來，很可能出現中產階層的逆轉或負增長。
而當下，人們過多地關注中產在政治上的“穩定器”“緩衝帶”作用，而往往忽視了其他的變數與可能性。東南亞國家的民主實踐已經證明了，當中產階級在威權政治統治下獲得了事業發展所需要的和平、秩序，獲得了經濟上的自由，他們會放棄民主、偏向穩定，如新加坡；而一旦製度不給中產階級提供事業發展所需要的適當的自由和秩序，中產階級就會成為革命的力量，菲律賓就是一個例子。
世界各國的民主實踐表明，中產階級的形成必須依賴於兩方麵的穩定，其一是社會保障體係的基本完備，包括社會職業製度、社會救助體係、醫療住房養老體係的基本完善；其二是對私有財產的尊重和法律保護，這種尊重和保護不應該僅僅是一紙條文，而應該落實到社會行為的各個方麵。
這樣下來，我們會發現，我國中產階層的產生和發展是一個非常脆弱的過程，並且當下妨礙個體成長為中產階層的因素越來越多。而身處社會分層的中間位置，中產者的尷尬還在於，處在社會頂層的富人，往往聲音比較大，能夠影響某些法案和政策的製定。而處在社會底層的窮人雖然基本上沒有表達渠道，但現在政府在製定政策時有時會有意識地向這部分人傾斜，而中產者自己則處於兩不靠的地位。
種種跡象表明，目前在中國被炒得很熱的“中間階層”、“中產階級”等概念和說法，隻是在某方麵與西方中產階層的特征有些類似，僅僅是種 “雛形”，距離成為主流社會價值觀的主體力量，還有相當艱難的發展路程。
社會的邊界，就是國家的邊界
本刊記者 熊培雲
不可否認，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雖然中國一直在搞社會主義建設，但是，“社會”卻處於一種沒收與沒落的狀態。中國原有的社群組織與社會規則，在狂風驟雨式的改造中變得淹沒無聞，而無所不在的國家體製，以及源自意識形態的狂熱與敵意，更使資本變成了一個壞東西。
改革開放以後，人們漸漸意識到，資本並沒有那樣糟糕。時至今日，在西方一些政治家或學者眼裏，中國正在滑向“野蠻資本主義”，而中國有些本土學者透過“權力私有化”帶來的種種社會不公，同樣將這種新趨勢稱為“官家資本主義”。然而，凡此種種批評並非是為反對資本，而是反對資本的變異。
與此同時，近30年來，在中國漸次走向開放，終於放棄“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時，國際學術界對“資本”理論的詮釋也有了新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現代化，同樣暗合了“資本”概念的現代化，而這一概念的現代化，對於處於轉型期的中國來說，關鍵在於如何增進政府與社會對“社會資本”的理解。
關係是一種資本
20世紀60年代“人力資本”的出現，使物化的資本部分回歸於人。若幹年後，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首次將資本區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因此漸成國際學術界關注的焦點。盡管對於社會資本目前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權威的定義，但是，一個共識是，社會資本是繼物質資本、技術資本與人力資本之後的一種新的資本形式，是一種可資利用的社會資源。其意義在於，通過強化或重塑社會關係(社會契約)，社會能夠從中獲利。進一步說，承認社會資本的存在，將為社會資源的配置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出路。對於國家與社會來說，投資社會關係的改造與培育，不僅可以使個體、團體獲利，同樣可以使國家獲利。
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帕特南指出，“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相比，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如信任、規範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和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社會資本提高了投資於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收益。”
早在幾十年前，談到為什麽反對階級鬥爭時，梁漱溟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的社會組織結構，認為在不同類型的文化中，社會構造各不相同。由於“西洋”人重集團生活，中國人重家庭生活，於是中國由家庭生活推演出倫理本位，同時走向職業分途，形成了由家族倫理關係構成的社會。而“西洋”卻從集團生活演化為階級對立，因此“西洋”可被稱為階級對立的社會，而中國便是職業分途的社會。近代中國雖不能稱為平等無階級的社會，但尚未構成階級，這是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梁漱溟認為，中國的自救之路，在於建設一個新的社會組織構造。它是中國固有精神與“西洋文化”的長處二者的溝通調和，也就是要學習“西洋”的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以此來培養發展中國的固有精神即倫理情誼、人生向上的精神。“要改造中國的政治，必須從基礎做起，國家憲政要以地方自治為基礎。從基礎做起，就要從最基層開始做，搞鄉村的自治。一鄉一村的自治搞好了，憲政的基礎也就有了……全國就會有一個堅強穩固的基礎，就可以建立一個進步的新中國。”(梁漱溟：《回憶我從事的鄉村建設運動》)
無疑，由家族倫理構築的中國社會實現了對國家政治失靈時的重要救濟。近些年來，人們經常會被問到下麵這些問題：比如，為什麽中國社會有“超穩定結構”？為什麽王朝崩潰家國仍在？為什麽中國人曆經“民不聊生”最後總能起死回生？轉型期的中國，當社會不公正幾近極限，在政府救濟不力時，為什麽中國社會仍然沒有出現世界預言的“崩潰”？在筆者看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於家族作為一種“組織”部分化解了政府失靈或者市場失靈時所帶來的種種弊病與危機。
比如說，對於一個農村貧困家庭來說，子女通過考學或者外出打工改善了生活，會不斷地接濟家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個“小政府”的作用。除了不負責征稅，他們在家族中幾乎要擔當包括弟妹教育、父母醫療到養老所需的一切。而那些正在咬緊牙關支持孩子讀書的父母，同樣將希望寄托在後代身上。從這方麵說，盡管在中國現代意義的社會組織培育很不發達，但是家族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這種不足。由於多數人都是從農村走向城市，中國所謂“中產階級”的出現，首先是對家庭救濟能力的一種增量，是一支新的社會救濟力量的出現。
在專製或者封閉時代，經營一個家族，是唯一合法的自治。然而，在極端的年代，甚至家族自治也被“充公”。顯而易見的是，這種中國式的家族自救並非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自救，21世紀的今天，中國的社會自救理應走向並擁有一個寬闊的前景。
從孤立到合群
帕特南注意到，民主進程取決於許多因素，但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會中的群眾性基層活動影響民主製度的績效，社會資本的數量和質量是民主進步的決定性因素，民主的改革者必須從基層開始，切實鼓勵普通公民之間的民間約定，鼓勵民間組織和民間網絡的發展，即促進社會資本的累積，既維持原有社會資本的存量，又實現增量。
就像婚姻締造了家庭，自由結社同樣是產生社會資本的重要源泉。早在19世紀，托克維爾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對美國公民精神大加讚揚。托克維爾認為，自由結社與熱情參與是美國公民社會的顯著特征，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在《獨自打保齡——美國下降的社會資本》一書中，帕特南還注意到另一個現象，自20世紀60年代起，隨著美國社會的變化，這種公民精神正在走向衰弱。以投票為例，在1960年有62.8%的人參加了對肯尼迪與尼克鬆的選擇，而30年後隻有48.9%的人參加了對克林頓、多爾與佩羅的投票。同樣，公民的公共表達，諸如遞交請願書，給議員寫信等也呈現下降趨勢。今天的美國人是如此獨立(個人主義)，以至於在閑暇時間寧可獨立自己去打保齡，或者一個人呆在家裏看電視，也不願與鄰居聊天，或者參加社會區集體活動。
當然，中國人並不會“獨自打保齡”，但是，即便人們經常聚在一起打麻將也並不代表他們參與公共事務。中美仿佛處於兩個季節，如果說美國的社會資本在部分凋謝，那麽中國的社會資本更需要培育，需要生根發芽。今天，“投資社會資本”和“治理”、“公民社會”一樣，漸漸為政府與民眾所熟悉。應該看到的是，對於政府來說，所謂“投資社會資本”既不需要什麽投資環境，也談不上等待什麽成熟的時機，如果政府放手社會資本的自發性的成長，政府不但不用花費一個銅板，反而可以坐收社會救濟政府的巨大利益。兩者的權利的邊界是，政府的歸政府，社會的歸社會。顯然，劃分公民社會的邊界，不在於階層意義上的權利邊界，而在於確定社會私權利與政府公權力之間的邊界。
應該說，走向極端的國家主義與個人主義都是一種孤立主義，前者使社會處於一種被吞噬的狀態，而後者則使社會變成一盤散沙，這都意味著社會力量或社會資本的土崩瓦解。正因為此，筆者認為，衡量人類進步的兩個重要價值是獨立與合作。一個社會，由封閉走向開放，本質上說，就是社會組織複蘇或再生的過程，是社會資本生長與重新配置的過程。正是因為看到社會的創造之力與緩衝之力，吉登斯之發現社會，就是在個體與國家之間發現“第三條道路”。
被壟斷或異化的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的本質是“關係”。人們傾向於將其理解為公民之間互信互惠，合作成長的良性的社會網絡。對於民主運行與一個社會走出集體行動的困境來說，它同樣至關重要。如學者燕繼榮指出，“一個人、一個組織或團體，其收益的多少，取決於其社會資本的存量，而社會資本的存量來自於他(它)的社會網絡關係。”(《投資社會資本——政治發展的一種新維度》)
社會資本雖然以自治的形式出現，同時應該具備某種開放性，否則便有可能因為封閉而轉向異化。關於這一點，深諳官商勾結“關係”之苦的中國人並不難理解。某些社會資本的“消極的外部性”為人們所重視——封閉的社會資本同樣可能起到綁架或隔離公眾的目的。
在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波特看來，如果一個群體的目標是反社會的，那麽，這個群體內部的社會資本必然會產生危害社會的作用，正是因為社會資本的“外部負效應”的存在，使社會資本的投資與培育才更應有所作為。然而問題在於，究竟該怎樣培育社會資本，是政府通過幹預投資，還是公民通過自己的行動與觀念投資，並因此獲得社會的回報？
如亞當斯密所說，“同行人很少聚會，但是他們會談不是策劃出一個對付公眾的陰謀就是炮製出一個掩人耳目提高物價的計劃。”一些利益團體通過對社會資本的操作同樣可能形成一種對公眾的合謀。舉例說，近年來調而不控的高房價，無疑與開發商之間、開發商與政府之間的默契合謀不無關係。當政府三心二意地開始調控房價，地產大佬同樣會召開閉門會議，甚至有的地產商以“不蓋房”為由相要挾。對利益的追逐既是經濟資本的屬性，同樣也是社會資本的屬性。資本會因為繁殖而增值，而強化，但是，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社會資本的外部負效應並不是社會資本的致命之處。真正的短板在於，在一個社會中，有些人可以建立自己的社會資本，而另一些人卻處於被禁止的狀態。有些人可以建立自己遍及全國的關係網絡，而另一些人卻隻能在鄰居家串門。在此意義上，如果說任誌強的“不蓋房倡議”是挑了一次驚豔的花槍，那麽，民間“不買房運動”的曇花一現，留給人們的則是一種“蚍蜉撼樹”的悲涼，是局部見證中國社會手無縛雞之力的一曲挽歌。
開放社會的社會資本
設若重建社會資本的本質是重建社會關係，那麽首先要知道我們需要怎樣一種社會關係，以適合民眾創造力的發揮，適合一個開放社會的成長。顯然，在集權主義社會裏，在隻有一個中央連接點的星狀體結構中，並無社會可言。因為在這裏一切紐帶都需要通過位居中央的權力而不是權利來進行連接。其危險在於，當權力失靈，整個結構立即土崩瓦解。
社會學家傾向於將社會資本的組織形式分為垂直式與平麵式。前者為柱狀，後者為網狀；前者是等級製的，而後者是貫穿著一種平等精神。
如帕特南指出，任何社會，現代的或傳統的，專製的或民主的，封建主義的或資本主義的，都是由一係列人際溝通和交換網絡構成的，這些網絡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其中一些以“橫向”為主，把具有相同地位和訴求的行為者聯係在一起。還有一些則以“垂直”為主，將不平等的行為者結合到不對稱的等級與依附關係之中。
顯然，這種柱狀的等級式的結構所代表的仍是一種封閉的、斷裂的社會結構。在帕特南看來，密集但是彼此分離的垂直網絡可以勉強維持每一個集團內部的合作，但是不會使全社會進入一種信任與合作的狀態。
社會的邊界，就是國家的邊界。從本質上說，中國轉型就是中國社會的轉型。由於過去社會一直處於被壓抑或者沒收的狀態，社會必須尋到並贖回自己應有的邊界。而開放社會的好處就在於，國家有義務承認公民個體的價值優先於國家的價值，而公民能夠遵照自己的權利而不是政治或權力設定的紐帶來締結自己的關係，或者說開拓自己的社會資本，並在此基礎上使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達到最大值。
最需要尋找的是權力邊界
——專訪趙曉
本刊記者 鄭作時
“對，中國現在就是需要一個邊界，而且是非常需要。”國家經貿委經濟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趙曉這樣說。“到了目前這個時代，人們希望有更多的公平和規範。一直以來，我們的改革注意經濟發展而缺乏政治體製變革，而經濟發展中又以工業為主，所以造成了現在工業腿長、農業腿短，經濟發展快，社會發展慢，這樣一係列的不平衡使人們在發展的過程中渴望公平，尤其是目前。”
曾任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的趙曉，一直活躍於經濟研究領域，被人們譽於最活躍、最有影響的年青經濟學家之一。
現在是一個製訂遊戲規則的最好時機
《南風窗》(以下簡《南》)：為什麽現在是一個進一步製訂發展中的遊戲規則的最好時機？
趙曉(以下簡稱趙)：從經濟上看，中國經濟還有發展的空間。在經濟發展的時候製訂遊戲規則比較好。如果經濟處於緊縮期，那麽新的發展規則就很難推動。未來數年中，中國有奧運會和世博會，而現在公平和規範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所以這是一個時機。
同時，我們要對製訂中國發展中的遊戲規則有緊迫感，周邊國家和地區發展向憲政文明邁進或完善的步伐在加大。從現在看，中國快速發展的經濟對資本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如果沒有公平和規範，那麽我們必須防止掌握資本的人有一天選擇用腳投票，放棄在中國的發展機會。
《南》：您認為需要製訂遊戲規則的領域主要有哪些？
趙：在於企業如何取得社會資源、政府權力與個人權力之間如何界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權力分配、經濟發展和政治體製改革如何匹配和市場經濟需要怎樣的規則等方麵。目前出現的公眾對改革的冷漠和不關心，主要在於社會出現了相當程度的不公平。而追究其中最關鍵的原因，是政府權力過大，限製政府權力，向憲政文明靠攏，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崛起的保證。現在，這個保證沒有一個清晰的路徑。我們缺少一個民族的共同價值觀。現在興起的國學熱，是民族偏好的一種。但我的看法是，還是要通過競爭的原則來設立民族偏好也就是社會價值觀。形成一個普適的民族價值觀，這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民企原罪的邊界和MBO的誤區
《南》：2006年的一個特點是中國社會貧富差距加大的程度相當明顯，而在這種背景下，對民企原罪的議論再一次加大，你對此有什麽看法？
趙：我是第一次提出民企原罪問題的學者。但是這個概念被提出來以後，卻被誤用了。當時我提出這個概念的原意，是警戒民企在發展過程中不要越界，不要把錢權交易和打擦邊球當作常態，要重視遊戲規則，但這個概念現在被拿來當作仇富的理論工具。在我看來，對於民企，應該有一個為今後的規範而建立的大赦，以達到讓社會更為和諧的目的。但目前的法律體係看來未必合理，而在貧富差距拉大、仇富心理已經存在的情況下，民企應該更為主動地尋求個體的解決方式，比如慈善，比如主動賠償。透明比隱藏好，尋求解決是一個放下包袱的最好方式。對民企來說，這是一個規範的邊界。民企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是有貢獻的，所謂原罪問題，是一個曆史問題。如果現在要設立一個邊界的話，其目的是在於不糾纏，但要讓企業主警戒和反省。
《南》：除了對民企原罪的議論之外，國企的MBO更為引人注目，目前政府已經叫停了這個改造國企的方向。但股權激勵計劃實際上並沒有停止。現在國企改革是否也達到邊界了呢？
趙：國企要分為提供公共產品和競爭性產品兩類。前者在全球而言都是國家所有的。而對於後者，改造是必須的。但中國的問題在於權力對這些企業改革的介入。產權改革是一個大方向。私有企業的效率確實要高於國有。但中國MBO方式中有過多的權力幹預，這就造成了對原有資產分配的不公，引起反彈是必然的。沒有製約的權力在國企改造中導致了內部人主導，使MBO無法進行下去。但是如果權力沒有找到它的邊界，那麽其他方式來對國企這筆資產進行改造同樣也會出現內部人主導的可能。一方的問題在於試圖以MBO中出現的現象來否定國企改造，而主流經濟學家則忽略了國企改造中內部人導向背後的權力介入問題。
房地產：無製約權力剝奪公民權益的最大表現
《南》：2006年中國發展中爭議最大的是房地產產業，整個中國城市人口被房地產撕成了兩半，有房者和無房者成為兩個階層。新加入城市的白領階層的工作和居住成為兩個巨大的問題。房地產行業出了什麽問題？
趙：事實上，土地是中國最大的資產。名義上屬於國家的土地資產在2002年的核算價值是25萬億，相對於國企2003年7萬億、2005年10萬億的資產而言，土地才是最大的資產。如果再考慮這幾年的增殖，現在的土地資產恐怕已經達到40萬億的規模。這個領域的權力無製約造成了現在部分失控的狀態，而這種狀態影響到全中國最多的人群，這也是目前它的影響範圍最大的原因。
房價的高漲，使得居民收入進行了再分配，權力通過住房這個高級產品的價格對社會利益進行了巨大的調整，而政府責任在其中的缺失則加劇了這種恐慌。作為一種公共產品，政府是有義務幫助中低收入家庭以其付得起的價錢來獲得住房的。有人說中國人多地少是住房價格偏高的原因，但是同樣是人多地少的香港，住房就沒有引起太多的抱怨，那是因為政府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一個住房保障體係。現在中國住房體係的問題在於產權不清，住房產權不清，土地產權更不清楚。產權不清的現實造成權力介入的空間，也造成了房地產業的現狀。
從房地產行業的發展來看，它同時還製造著問題的另一麵：無製約的權力製造著更為貧苦的失地農民。客觀上，土地被應用於現階段價格水平下的城市房地產和被應用於農業，存在著巨大的價格剪刀差。而在征地過程中，權力介入使農民沒有獲得足夠的補償。存在著知識差異的失地農民無法融入城市生活，成為城市貧民中的又一部分。
其實房地產商在房價高漲過程中隻是鏈條的一環，政府才是最大的地產商。無論是何種方式，地產商取得土地都要通過政府。而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事權和財權上的分配不公，使地方政府有著極大的收益衝動，所以土地成了他們最好的收益工具。
《南》：就現實情況，較好的解決方式是什麽？
趙：短期而言，物業稅是一個現實的方式。城市房地產的症結在於有人多占住房、占大房型。那麽政府應該通過收稅的方式來進行調節。把房產的收入從一次性支出變成多年支出，使多占房子的人必須長期支付稅收。這會使占有城市房產的欲望大大下降。國家要迅速建立住房保障體係，把住房的公共品特性重新還給社會，其特點就是免費給地和開發免稅。
在權力介入市場化而造成損害的各個方麵中，尤數土地和房產領域的影響最大，到了非解決不可的程度。舉例而言，內蒙古的呼和浩特市政府邀請北京的一家谘詢公司策劃，一年之內把該市的房價炒高了50%，這樣的上漲幅度，怎麽會不引起反響？
權力之度
《南》：既然國內政府權力介入市場化帶來的都是負麵效應，你自認為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那為什麽你還在呼喚政府介入呢？
趙：在我看來，在市場化的國度裏，政府的介入還是必須的。就以房地產而言，政府應該起到的是一個監管和保障的作用，監管開發商，防止他們製造信息不對稱和克扣行為，同時保障這個市場部分的公共品特性。其實不止在房地產行業，從1998年開始，很多公共品，比如教育、醫療等帶有公共品特征的領域市場化進程都存在著公共品供應不足的情況，變成了權力和資本在某種意義上的合謀。政府權力在這些領域的進入應該在一個好的製度下進行，比如房地產行業的發展，好的製度應該是物業稅。沒有製度的保障，權力之手就變成了掠奪之手。
在教育、醫療、國企改革、住房等領域，失衡的根本無一不是在權力與市場的邊界沒有劃分清楚，但是沒有一個監管者的市場化經濟體現的是叢林原則。像教育產業，是市場化的程度出現了一些問題。教育產業的市場化部分需求是存在的，供應應該加強，但低收費的公立教育和補充性的私人教育應該同時存在。在這個產業裏的邊界不清就導致了尋租現象的存在，權力成為收錢的工具。所以關鍵還是在於找準政府介入市場的那個邊界在哪裏。
《南》：你認為權力邊界不清，是中國目前事實上出現邊緣人群的原因嗎？
趙：總體來說，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我們取得了一些進步。比較而言，原來中國在人的權利方麵是，9個農民才有1個人可能獲得人大代表的資格，而每個市民都有這種資格，現在變成了4個農民有1人可以獲得人大代表的選舉。從政治權力上說，這是一種進步。而農民進城之後，其選舉權就和市民一樣，這就是進步，是中國曆史上二元結構轉變的重要因素。
現在的問題是社會貧富差距開始顯性化，收入外在化了。住什麽小區、開什麽車，可以明確地標定你的身份。而不像以前那樣，消費的單一性使人們無法界定身份，你總不能拿著自己的存折去炫耀說你有多少錢吧，這種外在化的收入差距使得社會心理失衡。另外一些邊緣人群到了生活無著的程度，因此社會矛盾開始加劇。但我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要強調還是對市場化的捍衛和政府監管作用的同時存在，也就是說，既要防止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缺失，也要防止政府的過度幹預。
市場經濟的倫理約束
《南》：中國改革的成績，應該歸功於市場化。但您也談到，關鍵在於界定權力與市場的邊界。這種界定是由什麽決定的？你在不久之前開始公開提倡有倫理的市場經濟，這是一種解決方式嗎？
趙：有倫理的市場經濟提倡互助，較之純粹市場經濟的叢林法則要好得多。中國人一直相信頭頂三尺有青天，就算是中國封建專製時代的皇帝也會有所敬畏。北京的天壇原來就是用來祭天的，到了祭天的日子，皇帝是要齋戒沐浴、虔心而行的。
所謂倫理，就是在法律邊界之外人們的某種偏好，換句話說，它就是一個社會的價值觀。有所敬畏的人們才有可能創造出秩序，而市場經濟是需要一個秩序的。法律是一種秩序，但它是一種維持底線的秩序，人們需要在法律之外受到公共道德的約束。比如說一個社會把一夫多妻當作它的社會偏好，那麽道德和法律就會有相應的調整。而德國之所以在上個世紀能作為一個大國崛起，是因為它在統一以前就有一個民族偏好，那就是教育。在德國統一之前，12年製的中學教育就得到了普及。社會偏好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未來，這種被稱為倫理的東西是市場經濟的基礎。
《南》：如何建立中國市場經濟的倫理約束？
趙：首先我們必須說清楚，哪種倫理可以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基礎作為支撐。作為個人，我無法直接說清哪種倫理適合這個民族。但我認為，倫理作為一種思想產品，同樣應該通過競爭來決出它的好壞。
現在，中國的市場經濟已經到了必須要一種倫理來維持其基本秩序的時候了。社會上出現的“國學熱”，就是市場經濟對倫理的呼喚。思想無邊界，任何一個人都無法強製其他人的想法。在社會已經多元化的今天，恐怕勢力怎樣強大都無法把自己的思想塞到人民的腦子裏去。
一個可以提供的案例是，在韓國複興的今天，沒有幾個人注意到，韓國人中有35%是信仰基督教的，而在中國商業最為發達的溫州，同樣有相當高比例的人信仰基督教。溫州人聚集的地方很多都有他們自己的教堂。原來他們的牧師用溫州話布道，現在他們都改用普通話布道了。這種教化的力量體現在溫州人身上，就是相互之間的信任，而溫州的商業文化在整個中國都是有名的。從中我們也許能體會到一些倫理的力量。所以不要小看倫理這個法律以外的約束，對於中國這個大國在經濟上已經被人視為崛起，而整個文明卻彌漫著一種失落感的現在，無疑將是一個可以探索的方向。
策劃人語
尋找邊界，就是尋找遊戲規則。之所以說它是中國問題，是因為我們的實際生活中，權力意誌主導、叢林法則、或者是非信任型的交往規則，已經對人們的社會生活和個體生存造成了很大傷害。
在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提出這樣的問題，自然有深刻的經濟上的原因。2006年發生的事情，大致說明，中國經濟模式某種程度上碰到自己的界限，要尋找新的動力。
在社會階層分化日益明顯的今天，無論是頭銜頗為時髦的“中產階級”，還是淪為邊緣的城市貧民，都遭遇“邊界”問題的困擾。
最終，尋找邊界，就是要去觀察，在得到經過多年建設形成的物質繁榮之後，對我們這個共同體而言，決定我們能否休戚與共的致命問題是什麽。無論是社會資本，還是權力邊界，最終都是要試著回答，除了一大堆令人眼花繚亂的數字之外，我們這個共同體還有什麽價值財富？
回溯到1903年，嚴複把穆勒的《論自由》翻譯成《群己權界論》，在漢語文化體係中第一次將公域與私域的界限問題凸顯出來。群己權界，就是無法缺失的憲政一課。
這是新探索的開始，為了中國夢。
——本刊編輯部
為什麽尋找邊界？
本刊記者 趙 義
在2007年開始的時候，為什麽提出尋找邊界？相對於各種改革話語，尋找邊界為什麽也是一個有生命力的概念，並且不僅僅是“新瓶裝舊酒”？
所謂邊界，最直觀的感覺就是界限。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從這個意義上說，也是各種界限逐漸出現的曆史，比如政府幹預領域和市場調節領域的界限，私人自由和公共道德的界限，家族倫理和政治倫理的界限，政黨運作與政體運作的界限等等。這些界限的出現，都充分拓展了人們的生存空間，是一個民族新的價值觀形成的開始，是堪與美國夢相匹敵的中國夢逐漸形成的前奏。
但所有這些具體的分野，為什麽到今天沒有帶來“有機性團結”逐步加深，反而社會分裂不斷加大？所以，尋找邊界首先不是去尋找這些分野的特色模式，而是現在影響我們成為一個休戚與共的共同體的致命問題。所謂尋找邊界，就是試圖去解釋致命問題是什麽，解決方案是什麽。通過尋找，最終回答我們是誰，也就是確立或進一步確立民族價值觀。綜觀大國崛起的曆史，無不都經曆類似曆程。比如沒有“封建主義”傳統的美國的奴隸製問題，近代德國崛起前的小邦林立，中央權威缺位的問題，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道路的撥亂反正等。
在黨政全力推動(除了個別時期)經濟建設中心近30年之後，中國的共同體建設的邊界問題是如何出現的？
階層的角度
如果從社會階層這個角度看，那麽，人們可以發現，改革開放後，不同階層的地位的變化紛繁複雜。改革之初，原先的部分邊緣人群，成長為後來的經濟精英。城市改革展開之前，農民階層是得利者，後來三農問題慢慢顯現。在長期推動建設的過程中，官員階層曾經相當一段時間承受與社會落差日益加大的困境。以至於今天有學者說：“尊重原體製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並對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損者予以某種形式的合理補償，是改革的一個基本原則。”
到今天，階層的分野日益明顯。新的階層逐漸成形，比如中產階級，城市貧民階層。不同力量的階層在占有資源上出現了不同的情況。占有資源相對多者，似乎都有魔咒附在身上。民營企業家階層逐漸壯大，但原罪問題一直縈繞不去。擠破門檻的公務員招考，從一個側麵說明這個階層已經扭轉了以往的不利境地。官員數量的龐大，升遷機會的稀薄和現代公務員製度的缺位，都使官員階層的價值實現被扭曲。腐敗的規模之大，已經到了要討論是不是大赦的地步。這使得任何向現代公務員製度的轉變(比如收入達到社會中等收入水平)，都遭受社會的質疑。城市中產階級雖然被賦予社會穩定器的高大期待，但其對更下階層的政治態度還麵臨許多考驗，比如在資源分配上，能忍受多大程度的“城市反哺農村”？在政治權利上，能否接受外來人口與其同樣一人一票的選舉原則？
占有資源相對較少者，其接受國家資源分配的時候，同樣也麵臨著正義原則的拷問。比如說兩個反哺下的新農村建設，財政預算還沒有真正去安排，過度保護，形成剛性利益的擔憂之聲音就不絕於耳，雖然這個民族對剪刀差的曆史仍然沒有完整解答。城市貧民階層自然也有很多並不傾向於將個人的機遇歸於先賦性因素。
最危險的一種情況是，一個階層靠排斥其他階層，擠占其他階層的資源來保證自己的地位和滿足自己的需求。比如官員階層通過過度市場化改革籌措財政資金，保證政績，罔顧民生，房地產開發商壓製業主的自治權利，企業家靠擠壓人力資本來謀求利潤。
有些對掌握資源較少者的照顧，實際上是國家主導下的對其他階層資源的擠占。雖然有社會穩定的大局，但由於沒有透明的政治議程，也會埋下階層之間裂痕的種子。這當然不是主流情況。
2006年的努力
和諧社會理論的成型標誌著階層之間緩和關係的政治努力的開始。我們發現，執政者的大的動作大概包括，推行新農村建設；推動國企向國家分紅，補充到社會保障體係中去；治理社會保障基金挪用；推動法治政府的建設；提出全國範圍內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等。
同時，新華社發表的一篇社論承認：“由於中國正處於經濟、社會轉型的特殊曆史時期，利益關係和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麵廣量大，已經成為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的最為突出的問題。”今年10月舉行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決議專門加上“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維護群眾利益和社會穩定”的內容。這是改革開放後執政黨首次將處理群體性事件寫進中央決議。2006年頒布《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其中一項就是“群體性事件處置預案”。
群體性事件，是中國政治語境下的特別詞匯。根據相關部門的統計，勞資關係、農村征地、城市拆遷、企業改製重組、移民安置補償等問題，是釀成“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原因。這些領域，一般來說都屬於資源擠占比較嚴重的性質，下崗職工、失地農民、庫區移民、農民工、城鎮和農村貧困人口，也是掌握資源較少的群體。群體性事件成為影響社會穩定最突出的問題，恰恰說明沒有更好途徑下，掌握資源較少者衝擊日益固化的資源占用格局勢必采取激烈方式。
有相當數量的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是有組織的，而且開始出現跨區域、跨行業串聯聲援的傾向。尤其是那些參加人數多、持續時間長、規模較大、反複性強的群體性事件事先都經過周密策劃，目標明確，行動統一。
一個主流的樂觀的聲音認為，群體性事件主要是涉及經濟利益，所以相對來說處理起來並不極端困難。也有人從中看到了正義規則的生成的可能性。如果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那麽將是各個階層受益。因為群體性事件實際上是共同體成長中的一個階段。即使在共同體成長比較成熟的國家，掌握資源較少者通常也是通過“社會運動”來發出自己的聲音，謀求自己資源的。
從政治上說，2006年，執政者雙管齊下，一方麵進一步打擊分利式的官商利益輸送，一方麵對群體性事件從嚴掌控，特別是在法律上作著積極的準備。執政黨期望通過資源的再分配來化解日益嚴重的階層之間的分裂，來獲得戰略機遇期的穩定。
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權體係化解利益衝突還是屬於“國家建設”(state-making)範疇。這種思路最終關心的還是政權體係的效率，正規化程度等。這方麵並非不可為。現代社會自然應該有一套發達周密的應付突發性公共事件的機製。但就政治家是承擔民族使命意義上而言，遠不能局限於此。它必須對影響我們成為一個休戚與共的共同體的致命問題作出回應。
中國改革，期待重生之鷹
本刊記者 鄭作時
先行者的感悟
“鷹是世界上壽命最長的鳥類，它一生的年齡可達70歲，但是在40歲的時候它卻要麵臨一場劫難。這個時候，它的喙變得又長又彎；它的爪子開始老化，無法有效地捕捉獵物；它的羽毛變得又濃又厚，使得翅膀越來越沉重。
這個時候鷹隻有兩種選擇：要麽等死，要麽經曆一次痛苦而漫長的蛻變。在這個充滿煎熬的蛻變過程中，它必須很努力地飛到山頂，用它的喙擊打岩石，直到其完全脫落，然後靜靜地等待新的喙長出來。然後，它要用新長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留下斑斑血跡。在新的趾甲長出來後，它還要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5個月以後，新的羽毛長出來了，鷹可以重新開始振翅飛翔，度過後麵30年的歲月。”
這是TCL集團總裁李東生在2006年的感受，他把這段聽來的故事，寫進了自己2006年的公司總結裏。
2006年對於TCL來說是沉重的。因為國際化之挫，TCL到這一年的年底，不得不對重金並購的歐洲業務進行重組。TCL，這個中國企業先行者，因而進入了文化反思期。
李東生文章一出，在國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沿著中國改革道路一路高歌而行的這家標誌性公司在2006年的反思，正與中國的改革之路同步。決定著TCL存在和成長的中國改革之路，在2006年也麵臨著一半是海水、一樣是火焰般的境地，就像那隻40歲的鷹，需要擊喙、去趾、換羽，獲得重生。
美國鏡子裏的中國成長
就在剛剛過去的12月，新上任的美國財長保爾森進行了他第二次訪華。9月份，保爾森以新上任財長的身份首次訪華，宣布了中美之間啟動戰略經濟對話機製。僅僅在3個月後，美國派出的代表團陣容強大到令國人吃驚，其中包括美國貿易代表、商務部長、環保署長、衛生部長，甚至一向被美國人視為經濟風向標的新上任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都列入了代表團的名單。在一天半的談判過程中，他們向以中國政府副總理吳儀帶隊的中國代表團開列了包括貿易不平衡、能源、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市場開放、雙邊經濟關係等六大類談判菜單。而從談判內容的本身，我們就可以看出中美經濟已經從單向需要走向了雙向需要——現在，不僅僅是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美國市場，同樣，美國人也開始意識到中國的重要性。
經濟上的對等——雖然現在還不是完全對等——意味著美國高官們不一定能拿到他們所想要的全部東西。這比單純政治上的強硬更讓人尊敬，中國現在是以一個平等的姿態來談判了——人民幣匯率變動是中國問題而不是中美問題；市場開放，中國不會按美國標準來進行，而這種委婉表態的背後是以中國經濟強力崛起作為後盾的。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現在可以對全球最發達，也是最重要的貿易夥伴表達自己的意願了：我們得按自己的速度來。而這種意願的表達，是基於精確的算計和中國實力的變化而得出的。如果有利，可以讓步——在知識產權、能源、貿易不平衡上，本著負責任的姿態，中國可以讓步。但讓步不是按美國的意願來——在市場開放和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中國還得等一等。
這才是自1840年以來無數中國人夢想的真正時刻。數千年來，中國一直以“中央大國”而自居，直到1840年英國人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人的眼界之後，我們才發現，原來世界已經變了。作為一個國家，中國必然學會按別人的規則行事。西方世界把文明程度體現在槍炮上讓中國改變自己農耕文明的規則：必須工業化、必須貿易自由化、甚至必須“穿西裝打領帶”，按“文明世界”的行為邏輯去思考。而現在，中國終於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規則了。不錯，中美還是達成了很多共識，而且中國代表團在解決貿易不平衡上也付諸了實際行動，4張總值為5.5億美元向美國進口的貿易大單說明了這一點。但這些都掩蓋不了一個事實：由於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西方對中國產品依賴的加深，現在這個落後了一百年的國家進入了大國俱樂部，至少從總量上，中國已經讓人注目了。在經濟上製定著全球規則的美國，現在要聽聽中國的聲音了。不是嗎？美財長保爾森在北京承認美國的儲蓄率過低——美國人開始承認它自身的經濟也存在缺陷了；而美商務部長古鐵雷斯則從一個美國人的角度來詮釋中國現在“以人為本”的口號——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美國真正希望理解中國式文明了。
美國人的態度是一麵鏡子，從“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到現在保爾森領隊的美國高官代表團在與中國開始戰略經濟對話機製時低姿態的表達，反映了一種融合。當中國已經學會用世界的聲音說話的時候，世界的聲音裏也有了中國腔——這種腔調，是基於在美國甚至全世界到處都是的中國產品，它們的優質低價降低了美國的通貨膨脹，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經濟格局。
其實又何止美國人開始重視中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潮中，無論是哪裏，人們都能通過中國產品感到中國的力量。無論是歐洲還是美洲，“中國製造”已經遍及全世界，2006年的中國已經把眼光轉向非洲，到那片神秘大陸上去開辟新的市場成為中國商人們的最新熱點。
在全球範圍橫衝直撞的中國產品在受到“低價衝擊市場”、“在國內留下了血淚工廠和汙染”、“未能創造出自有品牌”等指責後，卻以數十年積累的總和，掙得全世界越來越重視中國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事實，向我們說明了一點，那就是真正掌握了製造的國家，在世界範圍內是有它的地位的。如果它能持續發展的話，從製造之中，會延伸出品牌、技術甚至文化來的。中國作為一個大國，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關鍵在於，中國能實現持續的發展嗎？中國製造能演變出中國品牌、中國技術和受人尊敬的中國文化來嗎？通過2008年的北京奧運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展現在世界麵前的，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中國？
中國模式
我們不能忘記的，是28年來中國模式發展的起源和動力所在：人民渴望幸福。就在專製達到高潮的“文革”結束之後，中國社會已經成為一個世界的邊緣性國家，當中國在1978年再一次主動向世界打開國門的時候，一個日本記者記錄下了這樣的事實：那就是在當時中國重慶的一個大型企業中，出廠於1840年的英國蒸汽機還在使用，原因就是因為它的質量相當不錯；今天赫赫有名的海爾集團老總張瑞敏，到工廠之後的第一條規則，就是工人不能在廠區隨地大小便。在此時，處於社會邊緣的一大批人，都已經被生活逼到了最底層。今天的中國低壓電器之王南存輝，在當時是一個鞋匠；今天全球萬向節之王魯冠球，當時是浙江蕭山農村的一個不務農的農民，遊蕩於社會體製之外，靠給人修自行車為生；創造了農村聯產承包製的，是小崗村18位農民，而他們創造出這種製度的起因，是因為過低的產量使他們食不果腹。這種底層力量在一點點地蓄積著，悄悄地製造著社隊企業、小商小販式的社會變革因素。
幸運的是，這些因素，遇上了一群抱有為老百姓改善生活這樣一個樸素想法的領導人——鄧小平在1978年訪日之時，除了關注新幹線的高速之外，還關心過一個很小的問題，他在日本問，北京的老百姓冬天生煤爐煙塵太大，日本有沒有可以直接點燃的無煙煤球，中國可以引進。正是出於為民生計，鄧小平親自開始了一係列招商活動，他會見榮毅仁，讓這個老工商業者重上舞台，建立中信公司；他會見霍英東、包玉剛、鬆下幸之助這樣的商人，讓他們和他們的公司到中國來，用他們的生活和行事方式，給中國樹立起一個新的標杆。中國人應該有那樣的一個生活方式，而不能是千篇一律的中山裝包裹著的一群手持糧票、布票排隊等待購買生活必需品的民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為鄧公最著名的話語
從這裏啟動的“中國模式”自此之後爆發出巨大的力量。巨大的人口優勢加上寬鬆的政策使得下海快速致富成為可能，中國的低工資水平和改革開放之初的短缺經濟使效率更高的私營企業和更為成熟的跨國公司的發展令人羨慕。當國企的普遍工資隻有幾十塊錢的時候，最早的私營企業主年廣久已經擁有了百萬家財。於是更多的人下海創辦出更多的企業，進而使中國工業的產能迅速超過了國內需求。短缺經濟變成了過剩經濟，消費者需要排隊購買變成了有選擇權的主人。同時大量在國內找不到出路的中國產能轉向了世界，被束縛在土地上的中國農民由於人多地少，效率低下而不斷地湧進城市尋找新的就業機會，把中國的人口優勢源源不斷地釋放出來。
低工資、高產出，中國人的吃苦耐勞凝結在產品上就是低價格。這就是一直發展到1998年之前的中國模式，通過釋放勞動力價格的優勢進行初級加工，取代進口並大量出口。這種中國模式的力量，到現在還在繼續。它使得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到2004年高達70%。
一直以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就是這樣的模式。對低成本的追求使占有全球市場份額60%的比亞迪電池更多地采用人力來代替設備生產，因為中國的人力成本低於設備投入成本，也使得外貿最為發達的浙江寧波地區農民采用家庭作坊式的工廠成為產業鏈的一個環節。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使得中國企業在管理精細化和對人力成本的計算達到了一個無以倫比的高度，記者在寧波慈溪采訪時看到的工廠是這樣的，一幢家居的農民房邊上搭了一個遮陽棚，裏麵的工人生產著寧波地區DVD企業的外殼。沒有工廠建造成本，沒有管理成本，再加上很低的工資，而製造出來的DVD機外殼完全符合工廠要求。這樣的高度專業化帶來的競爭力誰能比得過？中國模式的核心秘密，正是在這種小小的家庭作坊裏。
1998年未受重視的信號
中國模式快速崛起，引起了世界的關注。相對於俄羅斯對經濟的休克療法，中國增量式的經濟發展1998年之前使得大部分人都從改革中得到益處。著名學者俞可平認為，中國在政治上的穩定和在經濟上的快速發展並使大多數人都得到好處，是中國模式的最根本所在。而這種模式以軟著陸為特點，追求發展和穩定的協調，在世界範圍內超越了發展中國家趕超式發展的拉美模式和東亞模式，越來越受到重視。
但是這種中國特有的發展模式在1997年到1998年之間，受到了東南亞金融風波的巨大影響。由於全球範圍內的匯率變化和中國堅持人民幣匯率不變的影響，中國產品不得不麵臨著更大的競爭。一份資料表明，從1998年到2003年，中國出口與進口商品的相對價格下降了14.2%，2000~2003年造成的負麵收入效應相當於當年GDP1~1.2%的損失。
為了保住GDP的增長，中國政府不得不另辟蹊徑。再次啟動國內消費，成為1998年之後的政策選擇。住房、醫療和教育三大領域成為下一個改革方向，市場化進入了這些帶有公共產品色彩的領域。以這些大宗產品的商品化來帶動國內消費一時之間引起了巨大的熱潮，居高不下的居民儲蓄被商品房和高等教育收費打開了錢包。
但是對於1998年之後的中國經濟增長，我們必須看到的是，首先擴張的宏觀經濟政策是以舉債的政府投入為主，這種投入在拉平了經濟周期、保證經濟的增長速度外，有一定的不可持續性。雖然政府投入的都是效益良好的基礎建設項目，但是沉重的債務負擔使這些大型項目在此之後必須按當時的投入來保持清償債務的能力；其次，帶有公共品色彩的產品在被市場化之後，給普通老百姓帶來的負擔則更為沉重；同時使實質上控製著相當多資源、急於著眼發展的地方政府把這些資源變成收入而投資於地方的發展，與整個國家的宏觀發展戰略出現了相當大的不一致性。更為重要的是，住房、醫療和教育改革帶來的城市化成本的提高很快就反映在企業成本上，人力資源成本開始上升。不僅如此，由於競爭激烈，國企產權改革之後大量相對成本較高的冗員下崗進一步導致了社會穩定成本的提高。中國社會從此開始出現了為改革付出代價的人群。下崗國企職工為上升的醫療費用、湧向城市尋找機會的大學畢業生和進城農民為昂貴的房價、收入微薄的農民為子女教育付出的代價幾乎讓他們無法承受。從1998年開始，“內需不足”這個詞就始終纏繞著中國發展的命運。
不過在1998年之後，世界範圍內出現的新技術革命給中國以新的機會。互聯網和通訊新技術的產生、發展和融合，不僅自身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產業群，而且帶動了早已出現的電腦產業的迅速發展。而在已經開始與世界接軌的中國，信息技術產業的應用有著巨大的基礎人群作為後盾，這為社會就業和產業發展帶來了新的機會，中國的人力資源優勢在這個產業裏也被展現得淋漓盡致，以致於後來的聯想可以並購IBM公司的個人電腦部門。那一次被人們看作是風險很大的並購最後獲得比較好的後果，在於成本降低。聯想掌門人柳傳誌事後的解釋說，IBM公司出售電腦的毛利率為25%，而聯想隻有14%。由於總部攤銷費用的降低，會像擰毛巾一樣把盈利擰出來。
新技術革命帶來的產業變化，部分地消化了中國製造在當年的困境。所以雖然1998年中國經濟出現了“保七爭八”(即保證國民生產總值7%的增長，爭取達到8%的水平)這樣一個轉折信號，但由於政府采取了擴張的宏觀經濟政策、並開始了部分帶有公共品色彩的產品的市場化進程，加之信息技術產業的出現和這個產業在中國幾乎與全球同步得到廣泛的應用，使得經濟減速這種信號未能引起中國整個社會的重視。中國經濟的列車在投資拉動、全麵市場化和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新興市場這三駕馬車的帶動下繼續隆隆向前。
入世之後的挑戰和機會
2001年的入世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新生事物，從長期而言，入世將使中國全方位地融入世界。但從短期來看“中國入世”這個新生事物，甫一臨世就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挑戰：中國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其優勢已經通過20年的釋放，在全球範圍內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像紡織業這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雖然入世前國外對中國產品確實存在種種限製，但後發而靈活的中國民營企業早就已通過轉口貿易、國外設廠等方式規避了其中的大部分。中國紡織產品的全球占有率已經達到了80%的份額。進一步的增加必然導致國際產業生態的不平衡。由於中國民企的成長尚需時間，生產高端附加值較高產品的企業，現在都還處於國有體製之中。由於入世所要求的開放政策，麵臨著跨國公司巨大的競爭壓力，短期之內，中國入世所帶來的國內市場對外開放程度增高變成了“中國製造”而不是“中國創造”的助力劑。
入世5年，挑戰和壓力日益增大。一方麵，由於一大批公共品被市場化後，中國人力資源價格開始上升，同時這些產業在中國的高集中度使得中國購買資源的價格迅速上升：2006年，無論是鐵礦石、有色金屬還是原油，基本材料價格大幅上升，國際資本在信息技術革命產業熱潮之後把下一步的成長希望都寄托在“分享中國”上。而另一方麵，20多年市場化中改革最大的缺陷，即全民社保體係的不完善使得國內矛盾日趨尖銳。麵臨競爭的企業要求壓低成本，最大程度地發揮傳統的中國人力資源優勢；而另一方麵，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中國老齡化浪潮即將到來。青壯年人口開始擔憂他們未來的保障問題。為支付市場化的公共品，養老、醫療、子女教育、住房和日益高漲的生活開支，寧可失業也不再願意接受低薪職位。人口大國最大的資源來源——人口紅利開始下降。這種種的矛盾，再加上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非常容易造成群體性事件。“中國模式”在2006年開始出現它運行的限度。
待探索的和諧之路
無論是自命深諳中國的保爾森還是試圖用美國方式來解釋“以人為本”的古鐵雷斯，他們眼裏的中國，都是那個寶塔尖上的中國。成為勞動力的輸出國和技術、資本輸入國的中國，是符合美國和西方利益的。而對於中國國內近年來出現的貧富分化、資本流失、勞動力缺乏這樣的現實情況，他們可以不管。讚美中國並取得利益，是他們的核心目的。中美兩國媒體都指出保爾森這次帶來中國的，是一長串討價還價的單子，認為他試圖通過“廣種薄收”來取得進展。
但中國的時鍾不可能由美國人來撥動。“和諧社會”口號的提出，實際上反映了中國政府對社情和民意的回應。中國的發展，以2005年開始的宏觀調控為標誌，進入了下一輪的自我清理。
到了2006年，依然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和潛滋暗長的中國社會矛盾，以房價、城市貧民階層、小區業主維權等具體問題上的難題再次給出了一個轉折信號。滯後的政治體製改革使中國的政經結合部出現了巨大的遊戲規則空缺。一部分官員以權力為依托，尋租現象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改革開放之後新興的一大批資本所有者在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之後，已經同時獲得了財務和國籍的雙重自由外籍身份使他們有了“用腳說話”的權利。隻有確定的遊戲規則，才能留住資本和人。
這些留給希望中國能夠穩定發展的中央政府一個巨大的難題。未來中國的發展會不會是一座建在沙灘上的大廈？有人把1998年以後的中國遇上信息技術革命稱為中國在轉折點上碰上了一條正好開來的堅固大船。但中國還有希望碰上如此之大的一條便船嗎？古人尚且知道，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中國，需要打造自己的大船。
城市貧民階層是一個信號
本刊記者 楊 軍 發自北京
近30年來，中國幾乎是全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但是，近年來伴隨著經濟的高增長，相當數量的人並未能同時享受這種成就，城市貧困人口迅速增加。
城市貧民階層初現
根據民政部統計的數字，到2002年10月，全國城市“低保對象”為1980萬人，2005年底為2232.8萬人，但是，由於測算方式和申請較嚴格以及有些人不願意申報等原因，“低保對象”並沒有涵蓋所有的城市貧困人口。
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洪大用認為，如果考慮這些情況，目前我國城市中的貧困者應該有3000萬人左右。城市貧困人口已約占城市人口的6%～8%，城市的貧困率已經高於農村。改革之前，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口大概占全國人口的1/4，到2003年絕對貧困人口隻占到1/40，農村貧困人口大量減少，城市貧困人口卻迅速增加。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基本不存在城市貧困人口，因為當時是企業辦社會，個別貧困者也多享受著單位福利。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隨著國企改革的推進，大量下崗失業人員出現，並迅速增多。這些下崗工人隻領到很少的補償金，遠低於他們曾經創造的價值。
在城市國有企業職工開始下崗的時候，農村中的剩餘勞動力和失地農民卻開始湧入城市。“某種程度上，這是農村貧困向城市的轉移。”洪大用如是說。雖然沒有城市戶口，但因為完全生活在城市，大量的農民工成了城市貧民，據有關專家估計，這個數字可能接近1億。而有關城市貧民的官方統計，並沒有把這部分農民工計算在內。洪大用認為，應該把這些生活在城市的農民工也列入城市貧民的範疇。
在2002年12月12日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中國民政部共同舉辦的“中國城市反貧困論壇”首屆國際研討會上，“城市貧民”這個概念首次被中國政府高層在公開場合正式使用，這一方麵說明中國政府開始以現實的態度正視城市貧困人口問題，並謀求積極解決，另一方麵也說明城市貧民群體的龐大已經讓人無法忽視他的存在。隨著大學的不斷擴招，一些缺少專業技能的大學生畢業後長期找不到工作，開始領低保，加入了城市貧民階層。
近年來，一些城市正逐漸形成一個個貧民聚居區。在城鄉結合部，多是農民工的聚居地，清華附近就有一個據說是最大的貧民聚居區。在城區，則存在差別明顯的高檔小區和低檔住宅，一些老城區像北京的大柵欄成了原著城市貧民的聚居地，上海的棚戶區、深圳的農民房等等也聚居著大量城市貧民。
2006年年初，在一個以城市貧困為主題的研討會上，數十名經濟學家提交的在不同區域做的調查報告，幾乎得出同樣的結論：近年來，城市貧困問題並沒有因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而有所減輕，相反明顯加重。城市貧民階層逐漸浮出水麵。
脆弱的平衡
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中國的貧困問題仍然被認為主要發生於農村地區，那時中國存在的城市貧困人口主要是無勞動能力、無經濟來源、無法定的贍養人和撫養人的“三無”人員。在逐漸形成的城市貧民階層中，這些“三無”人員占的比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現在的城市貧民，大部分都不完全是因為自身原因貧困。他們大部分人都有勞動能力並樂於工作，但卻缺乏工作機會，他們成年累月地尋找工作，卻沒有地方願意雇傭他們。
綜合開發研究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丁四保2005年下半年對東北地區5個城市的貧困群體進行了調查，他對城市貧民的描述中有這樣一句話：離開原有在國企或者集體企業的工作後，大部分員工在實現再就業、獲得失業和養老保險、參加就業培訓、享受醫療和教育服務方麵，遭遇了嚴重的排斥。
在東部沿海等經濟發達地區還好一點，但也存在市場飽和的問題。在經濟不景氣的地方，工作機會尤其渺茫。在東北，曾經輝煌的一些重工業城市，大量企業破產或減員，因為整體不景氣，失業者想做點小買賣，東西很難賣出去，想做家政，市場很小，想當護工，很少有人雇得起。
城市貧民的失業、社會保障、分配製度、社會公平等等許多社會轉型中出現的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新三座大山卻還在隨時隨地製造和產生著新的城市貧困。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城市貧民正從暫時貧困走向長期性貧困，甚至波及後代，出現代際貧困傳遞，他們的子女長大後成為新的城市貧民。
城市貧民階層出現會帶來很多問題，極易造成集體暴力化和犯罪蔓延等社會問題，對社會的穩定形成巨大的挑戰。當美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出現城市貧民階層的時候，黑社會勢力逐漸形成了。當城市貧民階層發展到一定規模的時候，社會矛盾會集中爆發。而在此之前的社會穩定，則是小心翼翼維持著的脆弱的平衡。
農民工從事著那些城市人不願從事的或髒或累或有危險性的工作，卻始終沒能融入城市，他們是城市中的絕對弱勢群體，不僅在生活中被歧視，而且還會遭遇拖欠工資，這樣的境遇容易使他們滋生對社會的仇恨。而弱者也有弱者的武器，近幾年，農民工和社會的衝突不斷上演。城市的失業人員也曾到政府門前靜坐。代際貧困則是一顆危險的種子，一些人可以忍受自己的貧窮，卻不能接受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依然貧窮。
某種意義上，城市貧民階層可以說是城市弱勢群體的代名詞，所有的弱勢群體都缺少自己的利益訴求渠道，他們權力過少過小,甚至不存在,而義務則過多，在社會生活中，他們往往會有強烈地被剝奪感。表麵看上去，他們是沉默的，但心底的不滿卻可能在醞釀，誰也不知道臨界點在哪裏。階層之間的差距過大必然影響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均衡，這無疑是危險的。
進入2006年11月份以來，糧油價格上漲。對此，有調查顯示，77.1%的人表示，糧油價格上漲使他們“生活壓力增大”，84.0%的人認為，生活成本比1年前又有增加。不久前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06年11月份CPI(消費者價格指數)和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數據表明：百姓的日常生活成本正在逐漸上升。
糧油漲價已經給一些老百姓的生活帶來壓力，城市貧民階層對和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物品的價格變化格外敏感，任何一點價格的上漲，都可能變成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大量在貧民邊緣遊蕩的準城市貧民，則可能因為價格的一點變化降為貧民，貧民規模的增大同樣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在這次價格上漲中，國務院溫家寶親自看望了部分困難群眾，了解糧油價格上漲對他們生活的影響。
狹窄的上升通道
自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出現城市貧困人口到現在，中國的社會救助體係日益完善，低保覆蓋麵增大了許多，全國每年為貧困人口支出的經費約200多億元。同時發展了多種臨時救助和專項救助，各地政府也陸續推出了針對教育、醫療、住房等的專項救助，北京專門有一個對貧困邊緣人群的救助。在2006年初，農民工也被“正名”，明確提出是產業工人的一部分。業內也在討論關於最低工資保障和反貧困法的立法問題。但是，不管救助體係多麽完善，從長期看，這隻能是城市反貧困行動體係中最後的一道安全網，是一種亡羊補牢，立法則更多是從技術層麵上解決問題，都無法消除造成城市貧民的根源。
目前中國的城市貧民大多不是絕對貧困，而是相對貧困，貧富差距的日益增大加劇了這種貧困，我國社會貧富差別還在不斷擴大，基尼係數已經超過警戒線。城市中的貧富差距更是大於整個社會平均水平。占城市居民10%的富有者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45%，占城市居民10%的貧窮者則僅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1.4%。貧富差距過大的社會是不穩定的，能增加社會穩定性的是各階層之間的流動。作為城市最底層的階層，城市貧民最需要的是上升的通道，通過自身努力可以成功地向上流動。
城市貧民階層的出現和迅速擴大，以及隨之而來的難以調和的社會矛盾，不僅僅意味著片麵追求經濟效益的發展模式已經到了邊界，逐漸成為社會發展的阻礙，更表明作出犧牲的這部分人群已經接近付出的極限。這個時候，如果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流動通道不夠通暢，社會矛盾的爆發將不可避免。
在傳統計劃經濟體製下，農民可以通過招工、考大學、當兵提幹多種方式進入城市，而不是作為農民工大量湧入。工人也有可能提幹。而在現有的幹部人事製度下，無論是農民還是城市工人，都很少有機會獲得幹部身份，向幹部階層流動。現在，雖然考大學依然是農民進入城市的通道，但是高額的學費為這條通道築起了一道屏障，近幾年，因為沒有錢上不起大學的大有人在，不僅僅是農民，工人家庭也存在這個現象，他們手中的錢可能比農民稍多一點，但供出一個大學生也是傾家蕩產。
而畢業即失業現象的存在，也打擊了這些家庭負債讓孩子上學的勇氣。近年來城市中小學對農民工子女也存在入學歧視，高額的借讀費讓大量農民工家庭望而卻步，打工子弟學校很少，大多還屬於非法，教學質量差，農民工子女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機會更加渺茫。在城市，因為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公，學校之間的教育水平也差距巨大，一些重點中學招收的公費生逐年減少，自費生卻逐年增加，巨額的擇校費把貧困者擋在了門外，富有者則可以用錢買來機會。教育和通過教育所獲取的技能，是主導社會流動的最重要的機製，當教育變得勢利，各階層向上流動的通道必然狹窄。
市場經濟強調“機會均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在努力尋求一種正常的流動秩序，城市貧民階層卻麵臨著日益嚴重的機會的不平等、權利的不平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個調查顯示，目前我國處於社會優勢地位的階層，其子女繼承性明顯增強，幹部子女當幹部的機會比常人高2.1倍。
一道道門檻，堵塞了正常的社會流動渠道，使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流動明顯減少甚至出現凝固化的跡象。“士之子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這樣的社會是讓人絕望的，向上流動的通道，是社會不滿情緒的泄洪渠道，是人們改變命運的希望所在，民眾需要有向上流動的機會，特別對社會最底層來說，夢想比現實更重要。
當你成為中產
本刊記者 趙靈敏
盡管民眾、官方和學者對“中產階級”的界定很不相同，但這個群體的出現看來是公認的。不僅如此，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現狀，讓“中產”不再單純是一個收入的概念，而被賦予了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等多重涵義。一個流行的理論是，中產階級是社會的穩定器。中產階級越龐大，社會就越穩定。因為中產階級渴望保持穩定，不希望激進的變革。
然而，這個被認為擁有強大力量和光明未來的階層，卻正在經受著難以言說的困惑和疼痛。計劃經濟下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滯後，前幾代人的貧困並沒有給這一代人留下多少可繼承的資源。與此同時，由於教育、醫療、住房等剛性支出較快增長，部分中產階層抗禦風險能力變弱，出現不同程度向下流動的苗頭。
在四川，一個年收入近10萬元，並擁有兩套房產的中產家庭，卻因妻子患病而幾乎耗掉全部財產，戲劇性地回到了生活的起點。這類故事的不斷上演，不僅折射出中國中產階層的脆弱，也意味著中國目前尚缺乏中產階層發展壯大的政策土壤。
變化向兩端隆起，中段豐滿不再。大前研一看到的日本經驗，會是其他社會的預言嗎？
理性維權之惑
不可否認，部分中產生活優渥，甚至即將步入極少數富裕階層的行列，但是多數中產的情形並不樂觀，一個很簡單的事實是，光是一處房產就夠他們忙活的了。在這裏，新生的中產階層遇到的障礙一個是市場經濟不完善，一個是公民社會先天不足。
上世紀80年代以前，我國城市居民沒有私人財產，也沒有業主，當然也就不會有什麽業主維權現象。從1998年中國城市宣告結束實物分房時代開始，房地產行業就給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國人對轉型期社會中的信心不足，對貨幣負利率的無奈，對股票、期貨投資市場的寒心，導致購買房屋成為釋放風險和消除內心壓力最為有效的選擇。
看房買房的時候，消費者被奉為“上帝”，然而在房地產領域，購房者還沒能嚐到做“上帝”的滋味：廣告欺詐，合同陷阱，認購設套，物業賓主不分……麵對實力雄厚的開發商，購房者孱弱無助、勢單力薄。
而目前我國的房地產市場發育很不成熟。眼下在這個領域裏大行其道的往往不是誠信、不是法律，而是開發商和少數特權者的合謀。在城市，政府壟斷住宅用地供應，政府又隻向房地產開發商供應土地，市民不能獲得土地自己直接建造房屋。於是，在城市，先有開發商，再有房子，然後才有業主。業主是由開發商創造出來的。在開發商交付房屋之前，根本沒有業主。這些成為業主維權的先天劣勢。
隱瞞規劃、挪用物業維修基金、侵占停車場等公共設施的收益、物業收費不合理，這樣一些導致維權出現的常見問題，歸根到底是經濟利益的衝突，但十有八九，它們最終會演變成為社會問題，甚至會導致流血衝突；目前以開發商為對象的維權行動盡管轟轟烈烈，但也多以失敗告終。為什麽？
麵對不斷湧起的社區維權運動，發展商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壓力，他們幾乎還沒有準備好如何麵對由於互聯網的發達而組織起來的年輕業主，就已經被各種自發半自發的維權運動搞得身心疲憊。於是，暴力成了老板們最後的一個撒手鐧，他們以自己的想當然，認為這樣可以起到殺一儆百的威懾作用，從而阻止維權運動的繼續向前發展。
在業主方麵，他們的組織化行動還缺乏法律和公權力的保護。我國保護住房消費者權益的政策法規體係極不健全，目前尚處於草創時期，用於解決開發商與業主糾紛的所謂法律法規，主要還是一些地方政府製定的辦法、規定，而且往往語焉不詳或有偏袒商家的明顯傾向。在廣州，業委會的備案登記仍規定需“經過開發商同意”，這和讓小偷同意成立反扒小組一樣不可思議。因此，輕易指責業主的過激行為或者簡單讚美理性維權的“優雅”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更致命的是，從受害事實的確認到訴求目標的實現，需要行動者有效動員各種社會資源。如受害事實的確認，需要相關專業機構獨立公正的鑒定；事件的發展過程，需要公共知識分子和公共傳媒和各種民意代表的介入，而這些，目前尚缺少必要的法律的、政治的製度保證。
而從根本上看，“單位”對個人的影響雖然減弱，但國家通過掌握的主要經濟資源和項目審批權、對各類新經濟精英、知識分子等的政治地位的決定權等各種手段，某種程度上重建了對社會和個人的控製。不能忽略的是，這個社會最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資源，始終還掌握在國家和政府手中。對這些資源的掌控和運用，對個人的維權行動往往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業主維權時代已經來臨，業主維權意識已經覺醒。但是，業主維權的途徑尚不通暢，業主維權的阻力仍然強大。而這樣的阻力，顯然不是靠一部《物權法》就能解決的，哪怕它聲稱要保護私產。
自治之惑
在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曆史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觀念的大行其道，造就的是原子化的、沒有多少權利意識的臣民。
正是在這古老的土地上，古老的文化基礎上，在西方文明的前所未有的影響衝擊下，突然產生了“私有製”，冒出了一個“業主群”。這個“業主群”一盤散沙，成分複雜，他們都叫“業主”，突然間都成了“私有財產者”，突然間發現自己的財產和利益需要自己保護，不保護就要受人欺負。而我們的曆史中沒有出現過以私有財產為核心、以共同財產為紐帶把大家組合起一個共同體的生活方式。中國人知道怎麽跟領導相處，知道怎麽跟家人和熟人相處，但是一群陌生人在一起怎麽根據合同和契約相處，還在學習。
在這種情況下，有維權領袖打著“為廣大業主利益”的旗號為自己爭取個人利益。一旦自己的利益得到滿足，則退出維權行動，導致維權分化瓦解、虎頭蛇尾；有業主更鍾意於搭便車，希望“有個領袖替大家做主”。而因為業主們和開發商、物業公司之間的矛盾尖銳糾葛，公民意識的欠缺往往被掩蓋。據北京的一些維權人士估計，在一個社區裏能感覺到自己權利受到侵害的人不會超過5%，任何一個社區都一樣，而這5%能喚醒的人不會超過15%，剩下的人就全是一些跟風的。
因此，目前社區自治的精神資源極端匱乏。自治不是光靠每個人維護私人利益的理性計算就能成立的，自利的計算可以形成暫時的利益同盟，就像入住收房時那樣，但卻無力維係一個長遠的自治組織正常運轉。自治需要某種道德基礎，需要自治共同體內部的相互信任和友愛。但在中國，尤其是在城市，恰恰普遍缺乏這種道德與精神資源。在傳統思想體係被破壞而新社會意識形態尚未形成之時，整個社會除了金錢之外沒有其它的主流意誌，中產也不例外。
這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廣為人知的民眾素質論：低素質的民眾缺乏表達利益、參與社會的能力，這一向被解釋為現行製度的合理性所在。這樣一種觀點，在今天依然有著較大的影響力。但各國的社會實踐已經證明了：素質與其說是權利的開始，毋寧說是擁有並能充分合法行使權利的結果。
中間階層的成功或個人社會地位的獲得，憑借的不是門第、裙帶等先賦性因素，也不是投機取巧、貪贓枉法等非法手段，而是個人的勤奮努力、刻苦好學、良好教育、積累的文化資本，以及獨到的眼光和捕捉市場機會的能力等自致性因素，因此他們在更為廣大的人口中具有公正獲得社會地位和個人成功的示範作用。這是在個人的層麵上。在支持社區自治的精神氣質上，很多維權人士展現出了理性而不妥協的精神，進行了分工明確、民主協商、社會動員等的初步民主實踐和訓練，這些都是值得重視和嗬護的良好開端。
誰來保衛保衛者？
在中國，中產或中間階層被賦予了維持社會穩定，保衛民主自由等宏大功能和期許，但問題是，這些作用和功能的發揮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數和比例之上的。當中產階層已經發展成為足夠強大，它是任何暴力和暴政的天然敵人，會成為社會穩定器。否則中產階層就是無足輕重的，談不上維護政治穩定。亞裏士多德也承認，如果要保持城邦穩定，“中產階層最強大時可以強到超過其餘兩個階層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話，至少也應超過任一其餘的階層”。
而在中國，人們對中產的定義還莫衷一是，很多被認為是中產階層當然一員的人，並沒有表現出對這一稱謂的歸屬和認同。在他們眼裏，中國的確存在著一個中產階級，但這個階級的人數極少，少到幾乎無法構成一個階級，至少他們自己不在其內。
即使被劃入中產範疇，他們也很少有對社會的認同感：很多所謂的中產都生活在一種緊張和不安的狀態中，政策的變化、工作的變動、身體的疾病困擾、住房以及子女上學就業等壓力都集中在他們身上；一旦有了天災人禍，往往迅速從中產跌落到赤貧。很多人對社會的穩定充滿了不信任感，有了錢也千方百計轉移到國外，根本沒有發揮中產階級的穩定作用。
嚴峻的現實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社會中下層和下層占有很少的社會資源份額，占人口少數的上層和中上層壟斷了絕大多數的社會資源。這種兩極化趨勢嚴重限製了中產階層發育和成長：一方麵強勢精英群體壟斷的資源過多，攫取了本應當由中產階層等其他階層占有的資源份額，另一方麵弱勢階層由於自身素質的限製和現有政策體製的束縛，不能順利實現向中間階層的社會流動。三農問題的困局影響著農村人口的社會流動與地位升遷；大學生以及更高學曆的知識群體不斷嚴峻的就業困境，也使得他們的“白領之路”多少有些不切實際。而在社會階層出現固化態勢，社會向上流動機會減少的同時，更多的中產階級由於消費或者失業等因素隨時可能被拖下來，很可能出現中產階層的逆轉或負增長。
而當下，人們過多地關注中產在政治上的“穩定器”“緩衝帶”作用，而往往忽視了其他的變數與可能性。東南亞國家的民主實踐已經證明了，當中產階級在威權政治統治下獲得了事業發展所需要的和平、秩序，獲得了經濟上的自由，他們會放棄民主、偏向穩定，如新加坡；而一旦製度不給中產階級提供事業發展所需要的適當的自由和秩序，中產階級就會成為革命的力量，菲律賓就是一個例子。
世界各國的民主實踐表明，中產階級的形成必須依賴於兩方麵的穩定，其一是社會保障體係的基本完備，包括社會職業製度、社會救助體係、醫療住房養老體係的基本完善；其二是對私有財產的尊重和法律保護，這種尊重和保護不應該僅僅是一紙條文，而應該落實到社會行為的各個方麵。
這樣下來，我們會發現，我國中產階層的產生和發展是一個非常脆弱的過程，並且當下妨礙個體成長為中產階層的因素越來越多。而身處社會分層的中間位置，中產者的尷尬還在於，處在社會頂層的富人，往往聲音比較大，能夠影響某些法案和政策的製定。而處在社會底層的窮人雖然基本上沒有表達渠道，但現在政府在製定政策時有時會有意識地向這部分人傾斜，而中產者自己則處於兩不靠的地位。
種種跡象表明，目前在中國被炒得很熱的“中間階層”、“中產階級”等概念和說法，隻是在某方麵與西方中產階層的特征有些類似，僅僅是種 “雛形”，距離成為主流社會價值觀的主體力量，還有相當艱難的發展路程。
社會的邊界，就是國家的邊界
本刊記者 熊培雲
不可否認，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雖然中國一直在搞社會主義建設，但是，“社會”卻處於一種沒收與沒落的狀態。中國原有的社群組織與社會規則，在狂風驟雨式的改造中變得淹沒無聞，而無所不在的國家體製，以及源自意識形態的狂熱與敵意，更使資本變成了一個壞東西。
改革開放以後，人們漸漸意識到，資本並沒有那樣糟糕。時至今日，在西方一些政治家或學者眼裏，中國正在滑向“野蠻資本主義”，而中國有些本土學者透過“權力私有化”帶來的種種社會不公，同樣將這種新趨勢稱為“官家資本主義”。然而，凡此種種批評並非是為反對資本，而是反對資本的變異。
與此同時，近30年來，在中國漸次走向開放，終於放棄“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時，國際學術界對“資本”理論的詮釋也有了新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現代化，同樣暗合了“資本”概念的現代化，而這一概念的現代化，對於處於轉型期的中國來說，關鍵在於如何增進政府與社會對“社會資本”的理解。
關係是一種資本
20世紀60年代“人力資本”的出現，使物化的資本部分回歸於人。若幹年後，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首次將資本區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因此漸成國際學術界關注的焦點。盡管對於社會資本目前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權威的定義，但是，一個共識是，社會資本是繼物質資本、技術資本與人力資本之後的一種新的資本形式，是一種可資利用的社會資源。其意義在於，通過強化或重塑社會關係(社會契約)，社會能夠從中獲利。進一步說，承認社會資本的存在，將為社會資源的配置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出路。對於國家與社會來說，投資社會關係的改造與培育，不僅可以使個體、團體獲利，同樣可以使國家獲利。
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帕特南指出，“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相比，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如信任、規範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和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社會資本提高了投資於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收益。”
早在幾十年前，談到為什麽反對階級鬥爭時，梁漱溟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的社會組織結構，認為在不同類型的文化中，社會構造各不相同。由於“西洋”人重集團生活，中國人重家庭生活，於是中國由家庭生活推演出倫理本位，同時走向職業分途，形成了由家族倫理關係構成的社會。而“西洋”卻從集團生活演化為階級對立，因此“西洋”可被稱為階級對立的社會，而中國便是職業分途的社會。近代中國雖不能稱為平等無階級的社會，但尚未構成階級，這是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梁漱溟認為，中國的自救之路，在於建設一個新的社會組織構造。它是中國固有精神與“西洋文化”的長處二者的溝通調和，也就是要學習“西洋”的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以此來培養發展中國的固有精神即倫理情誼、人生向上的精神。“要改造中國的政治，必須從基礎做起，國家憲政要以地方自治為基礎。從基礎做起，就要從最基層開始做，搞鄉村的自治。一鄉一村的自治搞好了，憲政的基礎也就有了……全國就會有一個堅強穩固的基礎，就可以建立一個進步的新中國。”(梁漱溟：《回憶我從事的鄉村建設運動》)
無疑，由家族倫理構築的中國社會實現了對國家政治失靈時的重要救濟。近些年來，人們經常會被問到下麵這些問題：比如，為什麽中國社會有“超穩定結構”？為什麽王朝崩潰家國仍在？為什麽中國人曆經“民不聊生”最後總能起死回生？轉型期的中國，當社會不公正幾近極限，在政府救濟不力時，為什麽中國社會仍然沒有出現世界預言的“崩潰”？在筆者看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於家族作為一種“組織”部分化解了政府失靈或者市場失靈時所帶來的種種弊病與危機。
比如說，對於一個農村貧困家庭來說，子女通過考學或者外出打工改善了生活，會不斷地接濟家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個“小政府”的作用。除了不負責征稅，他們在家族中幾乎要擔當包括弟妹教育、父母醫療到養老所需的一切。而那些正在咬緊牙關支持孩子讀書的父母，同樣將希望寄托在後代身上。從這方麵說，盡管在中國現代意義的社會組織培育很不發達，但是家族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這種不足。由於多數人都是從農村走向城市，中國所謂“中產階級”的出現，首先是對家庭救濟能力的一種增量，是一支新的社會救濟力量的出現。
在專製或者封閉時代，經營一個家族，是唯一合法的自治。然而，在極端的年代，甚至家族自治也被“充公”。顯而易見的是，這種中國式的家族自救並非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自救，21世紀的今天，中國的社會自救理應走向並擁有一個寬闊的前景。
從孤立到合群
帕特南注意到，民主進程取決於許多因素，但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會中的群眾性基層活動影響民主製度的績效，社會資本的數量和質量是民主進步的決定性因素，民主的改革者必須從基層開始，切實鼓勵普通公民之間的民間約定，鼓勵民間組織和民間網絡的發展，即促進社會資本的累積，既維持原有社會資本的存量，又實現增量。
就像婚姻締造了家庭，自由結社同樣是產生社會資本的重要源泉。早在19世紀，托克維爾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對美國公民精神大加讚揚。托克維爾認為，自由結社與熱情參與是美國公民社會的顯著特征，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在《獨自打保齡——美國下降的社會資本》一書中，帕特南還注意到另一個現象，自20世紀60年代起，隨著美國社會的變化，這種公民精神正在走向衰弱。以投票為例，在1960年有62.8%的人參加了對肯尼迪與尼克鬆的選擇，而30年後隻有48.9%的人參加了對克林頓、多爾與佩羅的投票。同樣，公民的公共表達，諸如遞交請願書，給議員寫信等也呈現下降趨勢。今天的美國人是如此獨立(個人主義)，以至於在閑暇時間寧可獨立自己去打保齡，或者一個人呆在家裏看電視，也不願與鄰居聊天，或者參加社會區集體活動。
當然，中國人並不會“獨自打保齡”，但是，即便人們經常聚在一起打麻將也並不代表他們參與公共事務。中美仿佛處於兩個季節，如果說美國的社會資本在部分凋謝，那麽中國的社會資本更需要培育，需要生根發芽。今天，“投資社會資本”和“治理”、“公民社會”一樣，漸漸為政府與民眾所熟悉。應該看到的是，對於政府來說，所謂“投資社會資本”既不需要什麽投資環境，也談不上等待什麽成熟的時機，如果政府放手社會資本的自發性的成長，政府不但不用花費一個銅板，反而可以坐收社會救濟政府的巨大利益。兩者的權利的邊界是，政府的歸政府，社會的歸社會。顯然，劃分公民社會的邊界，不在於階層意義上的權利邊界，而在於確定社會私權利與政府公權力之間的邊界。
應該說，走向極端的國家主義與個人主義都是一種孤立主義，前者使社會處於一種被吞噬的狀態，而後者則使社會變成一盤散沙，這都意味著社會力量或社會資本的土崩瓦解。正因為此，筆者認為，衡量人類進步的兩個重要價值是獨立與合作。一個社會，由封閉走向開放，本質上說，就是社會組織複蘇或再生的過程，是社會資本生長與重新配置的過程。正是因為看到社會的創造之力與緩衝之力，吉登斯之發現社會，就是在個體與國家之間發現“第三條道路”。
被壟斷或異化的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的本質是“關係”。人們傾向於將其理解為公民之間互信互惠，合作成長的良性的社會網絡。對於民主運行與一個社會走出集體行動的困境來說，它同樣至關重要。如學者燕繼榮指出，“一個人、一個組織或團體，其收益的多少，取決於其社會資本的存量，而社會資本的存量來自於他(它)的社會網絡關係。”(《投資社會資本——政治發展的一種新維度》)
社會資本雖然以自治的形式出現，同時應該具備某種開放性，否則便有可能因為封閉而轉向異化。關於這一點，深諳官商勾結“關係”之苦的中國人並不難理解。某些社會資本的“消極的外部性”為人們所重視——封閉的社會資本同樣可能起到綁架或隔離公眾的目的。
在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波特看來，如果一個群體的目標是反社會的，那麽，這個群體內部的社會資本必然會產生危害社會的作用，正是因為社會資本的“外部負效應”的存在，使社會資本的投資與培育才更應有所作為。然而問題在於，究竟該怎樣培育社會資本，是政府通過幹預投資，還是公民通過自己的行動與觀念投資，並因此獲得社會的回報？
如亞當斯密所說，“同行人很少聚會，但是他們會談不是策劃出一個對付公眾的陰謀就是炮製出一個掩人耳目提高物價的計劃。”一些利益團體通過對社會資本的操作同樣可能形成一種對公眾的合謀。舉例說，近年來調而不控的高房價，無疑與開發商之間、開發商與政府之間的默契合謀不無關係。當政府三心二意地開始調控房價，地產大佬同樣會召開閉門會議，甚至有的地產商以“不蓋房”為由相要挾。對利益的追逐既是經濟資本的屬性，同樣也是社會資本的屬性。資本會因為繁殖而增值，而強化，但是，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社會資本的外部負效應並不是社會資本的致命之處。真正的短板在於，在一個社會中，有些人可以建立自己的社會資本，而另一些人卻處於被禁止的狀態。有些人可以建立自己遍及全國的關係網絡，而另一些人卻隻能在鄰居家串門。在此意義上，如果說任誌強的“不蓋房倡議”是挑了一次驚豔的花槍，那麽，民間“不買房運動”的曇花一現，留給人們的則是一種“蚍蜉撼樹”的悲涼，是局部見證中國社會手無縛雞之力的一曲挽歌。
開放社會的社會資本
設若重建社會資本的本質是重建社會關係，那麽首先要知道我們需要怎樣一種社會關係，以適合民眾創造力的發揮，適合一個開放社會的成長。顯然，在集權主義社會裏，在隻有一個中央連接點的星狀體結構中，並無社會可言。因為在這裏一切紐帶都需要通過位居中央的權力而不是權利來進行連接。其危險在於，當權力失靈，整個結構立即土崩瓦解。
社會學家傾向於將社會資本的組織形式分為垂直式與平麵式。前者為柱狀，後者為網狀；前者是等級製的，而後者是貫穿著一種平等精神。
如帕特南指出，任何社會，現代的或傳統的，專製的或民主的，封建主義的或資本主義的，都是由一係列人際溝通和交換網絡構成的，這些網絡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其中一些以“橫向”為主，把具有相同地位和訴求的行為者聯係在一起。還有一些則以“垂直”為主，將不平等的行為者結合到不對稱的等級與依附關係之中。
顯然，這種柱狀的等級式的結構所代表的仍是一種封閉的、斷裂的社會結構。在帕特南看來，密集但是彼此分離的垂直網絡可以勉強維持每一個集團內部的合作，但是不會使全社會進入一種信任與合作的狀態。
社會的邊界，就是國家的邊界。從本質上說，中國轉型就是中國社會的轉型。由於過去社會一直處於被壓抑或者沒收的狀態，社會必須尋到並贖回自己應有的邊界。而開放社會的好處就在於，國家有義務承認公民個體的價值優先於國家的價值，而公民能夠遵照自己的權利而不是政治或權力設定的紐帶來締結自己的關係，或者說開拓自己的社會資本，並在此基礎上使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達到最大值。
最需要尋找的是權力邊界
——專訪趙曉
本刊記者 鄭作時
“對，中國現在就是需要一個邊界，而且是非常需要。”國家經貿委經濟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趙曉這樣說。“到了目前這個時代，人們希望有更多的公平和規範。一直以來，我們的改革注意經濟發展而缺乏政治體製變革，而經濟發展中又以工業為主，所以造成了現在工業腿長、農業腿短，經濟發展快，社會發展慢，這樣一係列的不平衡使人們在發展的過程中渴望公平，尤其是目前。”
曾任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的趙曉，一直活躍於經濟研究領域，被人們譽於最活躍、最有影響的年青經濟學家之一。
現在是一個製訂遊戲規則的最好時機
《南風窗》(以下簡《南》)：為什麽現在是一個進一步製訂發展中的遊戲規則的最好時機？
趙曉(以下簡稱趙)：從經濟上看，中國經濟還有發展的空間。在經濟發展的時候製訂遊戲規則比較好。如果經濟處於緊縮期，那麽新的發展規則就很難推動。未來數年中，中國有奧運會和世博會，而現在公平和規範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所以這是一個時機。
同時，我們要對製訂中國發展中的遊戲規則有緊迫感，周邊國家和地區發展向憲政文明邁進或完善的步伐在加大。從現在看，中國快速發展的經濟對資本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如果沒有公平和規範，那麽我們必須防止掌握資本的人有一天選擇用腳投票，放棄在中國的發展機會。
《南》：您認為需要製訂遊戲規則的領域主要有哪些？
趙：在於企業如何取得社會資源、政府權力與個人權力之間如何界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權力分配、經濟發展和政治體製改革如何匹配和市場經濟需要怎樣的規則等方麵。目前出現的公眾對改革的冷漠和不關心，主要在於社會出現了相當程度的不公平。而追究其中最關鍵的原因，是政府權力過大，限製政府權力，向憲政文明靠攏，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崛起的保證。現在，這個保證沒有一個清晰的路徑。我們缺少一個民族的共同價值觀。現在興起的國學熱，是民族偏好的一種。但我的看法是，還是要通過競爭的原則來設立民族偏好也就是社會價值觀。形成一個普適的民族價值觀，這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民企原罪的邊界和MBO的誤區
《南》：2006年的一個特點是中國社會貧富差距加大的程度相當明顯，而在這種背景下，對民企原罪的議論再一次加大，你對此有什麽看法？
趙：我是第一次提出民企原罪問題的學者。但是這個概念被提出來以後，卻被誤用了。當時我提出這個概念的原意，是警戒民企在發展過程中不要越界，不要把錢權交易和打擦邊球當作常態，要重視遊戲規則，但這個概念現在被拿來當作仇富的理論工具。在我看來，對於民企，應該有一個為今後的規範而建立的大赦，以達到讓社會更為和諧的目的。但目前的法律體係看來未必合理，而在貧富差距拉大、仇富心理已經存在的情況下，民企應該更為主動地尋求個體的解決方式，比如慈善，比如主動賠償。透明比隱藏好，尋求解決是一個放下包袱的最好方式。對民企來說，這是一個規範的邊界。民企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是有貢獻的，所謂原罪問題，是一個曆史問題。如果現在要設立一個邊界的話，其目的是在於不糾纏，但要讓企業主警戒和反省。
《南》：除了對民企原罪的議論之外，國企的MBO更為引人注目，目前政府已經叫停了這個改造國企的方向。但股權激勵計劃實際上並沒有停止。現在國企改革是否也達到邊界了呢？
趙：國企要分為提供公共產品和競爭性產品兩類。前者在全球而言都是國家所有的。而對於後者，改造是必須的。但中國的問題在於權力對這些企業改革的介入。產權改革是一個大方向。私有企業的效率確實要高於國有。但中國MBO方式中有過多的權力幹預，這就造成了對原有資產分配的不公，引起反彈是必然的。沒有製約的權力在國企改造中導致了內部人主導，使MBO無法進行下去。但是如果權力沒有找到它的邊界，那麽其他方式來對國企這筆資產進行改造同樣也會出現內部人主導的可能。一方的問題在於試圖以MBO中出現的現象來否定國企改造，而主流經濟學家則忽略了國企改造中內部人導向背後的權力介入問題。
房地產：無製約權力剝奪公民權益的最大表現
《南》：2006年中國發展中爭議最大的是房地產產業，整個中國城市人口被房地產撕成了兩半，有房者和無房者成為兩個階層。新加入城市的白領階層的工作和居住成為兩個巨大的問題。房地產行業出了什麽問題？
趙：事實上，土地是中國最大的資產。名義上屬於國家的土地資產在2002年的核算價值是25萬億，相對於國企2003年7萬億、2005年10萬億的資產而言，土地才是最大的資產。如果再考慮這幾年的增殖，現在的土地資產恐怕已經達到40萬億的規模。這個領域的權力無製約造成了現在部分失控的狀態，而這種狀態影響到全中國最多的人群，這也是目前它的影響範圍最大的原因。
房價的高漲，使得居民收入進行了再分配，權力通過住房這個高級產品的價格對社會利益進行了巨大的調整，而政府責任在其中的缺失則加劇了這種恐慌。作為一種公共產品，政府是有義務幫助中低收入家庭以其付得起的價錢來獲得住房的。有人說中國人多地少是住房價格偏高的原因，但是同樣是人多地少的香港，住房就沒有引起太多的抱怨，那是因為政府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一個住房保障體係。現在中國住房體係的問題在於產權不清，住房產權不清，土地產權更不清楚。產權不清的現實造成權力介入的空間，也造成了房地產業的現狀。
從房地產行業的發展來看，它同時還製造著問題的另一麵：無製約的權力製造著更為貧苦的失地農民。客觀上，土地被應用於現階段價格水平下的城市房地產和被應用於農業，存在著巨大的價格剪刀差。而在征地過程中，權力介入使農民沒有獲得足夠的補償。存在著知識差異的失地農民無法融入城市生活，成為城市貧民中的又一部分。
其實房地產商在房價高漲過程中隻是鏈條的一環，政府才是最大的地產商。無論是何種方式，地產商取得土地都要通過政府。而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事權和財權上的分配不公，使地方政府有著極大的收益衝動，所以土地成了他們最好的收益工具。
《南》：就現實情況，較好的解決方式是什麽？
趙：短期而言，物業稅是一個現實的方式。城市房地產的症結在於有人多占住房、占大房型。那麽政府應該通過收稅的方式來進行調節。把房產的收入從一次性支出變成多年支出，使多占房子的人必須長期支付稅收。這會使占有城市房產的欲望大大下降。國家要迅速建立住房保障體係，把住房的公共品特性重新還給社會，其特點就是免費給地和開發免稅。
在權力介入市場化而造成損害的各個方麵中，尤數土地和房產領域的影響最大，到了非解決不可的程度。舉例而言，內蒙古的呼和浩特市政府邀請北京的一家谘詢公司策劃，一年之內把該市的房價炒高了50%，這樣的上漲幅度，怎麽會不引起反響？
權力之度
《南》：既然國內政府權力介入市場化帶來的都是負麵效應，你自認為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那為什麽你還在呼喚政府介入呢？
趙：在我看來，在市場化的國度裏，政府的介入還是必須的。就以房地產而言，政府應該起到的是一個監管和保障的作用，監管開發商，防止他們製造信息不對稱和克扣行為，同時保障這個市場部分的公共品特性。其實不止在房地產行業，從1998年開始，很多公共品，比如教育、醫療等帶有公共品特征的領域市場化進程都存在著公共品供應不足的情況，變成了權力和資本在某種意義上的合謀。政府權力在這些領域的進入應該在一個好的製度下進行，比如房地產行業的發展，好的製度應該是物業稅。沒有製度的保障，權力之手就變成了掠奪之手。
在教育、醫療、國企改革、住房等領域，失衡的根本無一不是在權力與市場的邊界沒有劃分清楚，但是沒有一個監管者的市場化經濟體現的是叢林原則。像教育產業，是市場化的程度出現了一些問題。教育產業的市場化部分需求是存在的，供應應該加強，但低收費的公立教育和補充性的私人教育應該同時存在。在這個產業裏的邊界不清就導致了尋租現象的存在，權力成為收錢的工具。所以關鍵還是在於找準政府介入市場的那個邊界在哪裏。
《南》：你認為權力邊界不清，是中國目前事實上出現邊緣人群的原因嗎？
趙：總體來說，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我們取得了一些進步。比較而言，原來中國在人的權利方麵是，9個農民才有1個人可能獲得人大代表的資格，而每個市民都有這種資格，現在變成了4個農民有1人可以獲得人大代表的選舉。從政治權力上說，這是一種進步。而農民進城之後，其選舉權就和市民一樣，這就是進步，是中國曆史上二元結構轉變的重要因素。
現在的問題是社會貧富差距開始顯性化，收入外在化了。住什麽小區、開什麽車，可以明確地標定你的身份。而不像以前那樣，消費的單一性使人們無法界定身份，你總不能拿著自己的存折去炫耀說你有多少錢吧，這種外在化的收入差距使得社會心理失衡。另外一些邊緣人群到了生活無著的程度，因此社會矛盾開始加劇。但我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要強調還是對市場化的捍衛和政府監管作用的同時存在，也就是說，既要防止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缺失，也要防止政府的過度幹預。
市場經濟的倫理約束
《南》：中國改革的成績，應該歸功於市場化。但您也談到，關鍵在於界定權力與市場的邊界。這種界定是由什麽決定的？你在不久之前開始公開提倡有倫理的市場經濟，這是一種解決方式嗎？
趙：有倫理的市場經濟提倡互助，較之純粹市場經濟的叢林法則要好得多。中國人一直相信頭頂三尺有青天，就算是中國封建專製時代的皇帝也會有所敬畏。北京的天壇原來就是用來祭天的，到了祭天的日子，皇帝是要齋戒沐浴、虔心而行的。
所謂倫理，就是在法律邊界之外人們的某種偏好，換句話說，它就是一個社會的價值觀。有所敬畏的人們才有可能創造出秩序，而市場經濟是需要一個秩序的。法律是一種秩序，但它是一種維持底線的秩序，人們需要在法律之外受到公共道德的約束。比如說一個社會把一夫多妻當作它的社會偏好，那麽道德和法律就會有相應的調整。而德國之所以在上個世紀能作為一個大國崛起，是因為它在統一以前就有一個民族偏好，那就是教育。在德國統一之前，12年製的中學教育就得到了普及。社會偏好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未來，這種被稱為倫理的東西是市場經濟的基礎。
《南》：如何建立中國市場經濟的倫理約束？
趙：首先我們必須說清楚，哪種倫理可以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基礎作為支撐。作為個人，我無法直接說清哪種倫理適合這個民族。但我認為，倫理作為一種思想產品，同樣應該通過競爭來決出它的好壞。
現在，中國的市場經濟已經到了必須要一種倫理來維持其基本秩序的時候了。社會上出現的“國學熱”，就是市場經濟對倫理的呼喚。思想無邊界，任何一個人都無法強製其他人的想法。在社會已經多元化的今天，恐怕勢力怎樣強大都無法把自己的思想塞到人民的腦子裏去。
一個可以提供的案例是，在韓國複興的今天，沒有幾個人注意到，韓國人中有35%是信仰基督教的，而在中國商業最為發達的溫州，同樣有相當高比例的人信仰基督教。溫州人聚集的地方很多都有他們自己的教堂。原來他們的牧師用溫州話布道，現在他們都改用普通話布道了。這種教化的力量體現在溫州人身上，就是相互之間的信任，而溫州的商業文化在整個中國都是有名的。從中我們也許能體會到一些倫理的力量。所以不要小看倫理這個法律以外的約束，對於中國這個大國在經濟上已經被人視為崛起，而整個文明卻彌漫著一種失落感的現在，無疑將是一個可以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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