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禍大於天災

2005年12月8日晚，廣東省委副書記歐廣源用筷子夾起一塊雞肉放進嘴裏，跟他同樣在東方賓館餐廳津津有味吃雞的，還有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近維、副省長李容根等省市直屬有關單位領導。廣東省的領導班子用最直接的方式鼓勵市民放心吃雞。

　　2005年12月11日，山東濟南市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指揮部聯合相關企業在濟南市
泉城路上擺起“全雞宴 ”，請市民免費品嚐。參加這次活動的企業共同保證食品安全，並向市民發放防控禽流感宣傳材料。

　　隱匿不報——敢於直麵——積極應對。中國公共防疫，在幾年之內走出這樣一條軌跡。

　　非典陰影下的防疫漏洞

　　回憶2003年時的非典，至今讓人心有餘悸。

　　在廣東肆虐數月後，非典才向內地轉移。但在這個時間段，不完備的防疫體係沒有迅速建立。當疫情迅速蔓延時，一些部門本能的反應是“掩蓋”。為此，當時的衛生部部長辭職。

　　非典疫情前所未有，防疫體係難以應付。這讓社會尤其是醫療機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北京西郊一家醫院，2003年4月15日這天收治了一名發低燒的小夥子，他自訴曾護理過死於某醫院傳染病科的奶奶。警覺的醫院把小夥子作為非典疑似患者向區裏做了匯報。但是，因為區裏還沒有開辟非典專門醫院，隻好指示醫院自行解決病人收治難題。沒有人告訴醫院操作規程，醫院領導親自上陣辟出隔離區，醫護人員也隻能在沒經過針對性培訓的情況下對病人進行觀察和治療。

　　4月16日，區裏確定了非典醫院，病人可以轉走了。但是，由於衛生主管部門沒有統一購置防護物資，而醫院也沒有人“先知先覺”，在護送小夥子到專科醫院時，院方才發現，他們手裏根本沒有防護設備，甚至連一件防護服都沒有。送行的情景十分悲壯，醫院領導帶頭，醫護人員爭先恐後，臨上救護車時，不知誰拿來幾個黑色大垃圾袋，於是，送行的四五個人每個人身上罩了一個垃圾袋出發了。

　　醫院尚且如此，普通部門和民眾又該如何。無庸諱言，許多人的生命和健康是被公共防疫知識和處理措施的空白奪去的。

　　非典之後，從恐懼中掙脫出來的人們開始對“不完善的公共防疫措施”進行反思。哈爾濱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孫長顥院長認為，公共衛生體製在此次疫情的預警、預防、統計、發布、研究、控製等方麵工作存在不足。

　　孫長顥說，20世紀七八十年代，無論是專家還是公眾，公共衛生防疫意識都很強。那時，全國大力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動員和組織群眾自己動手改造環境，同疾病做鬥爭的熱潮此起彼伏。近年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改善，專業研究項目的重點也漸漸有所轉移，一些慢性疾病的防治更為人們所關注。

　　孫長顥認為，提倡“預防重於治療”的健康觀念，完善衛生防疫體製、建立合理有效的病症控製機製和公共衛生服務機製已刻不容緩。

　　在今天看來，非典也並非一無是處。它的“功勞”在於，迫使各級各類公共防疫建設快速建立。

　　在2004年的禽流感降臨時，政府、民眾就顯得從容得多。

　　禽流感暴露農村防疫漏洞

　　禽流感出現後，在政府的嚴密關注下，各地也在積極采取措施：撲殺病禽，控製疫區，出台法規積極爭取財政補貼措施，這是我國防疫水平提高的主要表現。

　　然而接受非典教訓，民眾見禽變色。市場家禽滯銷，雞蛋價格一降再降。一些養殖戶遭到沉重打擊：禽類市場封閉，良性運行的市場鏈條中斷，經濟損失巨大。由於許多養殖戶是借錢養雞，雞被捕殺後無力返本還債，產業鏈條斷裂後沒有能力再恢複生產。

　　“還是防疫措施不到位，否則事情不應該到達如此嚴重的地步。”一位專業人士認為。

　　他說，我國部分地區禽流感的蔓延，除了周邊國家和地區疫情嚴重等外因，也與我國養禽業高度分散的經營方式、不科學的飼養方式和動物衛生防疫體係建設滯後有關。在廣大農村，千家萬戶的小規模飼養是幾千年的傳統習俗。麵廣量大的養殖戶，普遍存在因陋就簡、管理粗放的問題。不少養殖戶禽舍就建在家裏，生產環境沒有封閉隔離；很多養禽戶飼養密度過高，而籠舍狹小，衛生標準偏低，又缺乏消毒清潔措施；有的養殖戶還搞家禽混養，成倍地增加了動物疫病快速、大麵積傳播的機會。一些養殖戶為了提高經濟效益，頻繁使用催生激素，使動物對疫病的抵抗力越來越差。

　　河北省畜牧獸醫站對散養農戶進行監測的結果顯示，散養戶的家禽抗體普遍不達標，成為當前防控禽流感的難點。

　　然而目前，廣大農村衛生基礎設施薄弱，技術力量不足，農民缺乏必要的防疫知識和意識，農村動物防疫體係普遍出現“斷層”。

　　2005年10月13日，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賽罕區巴彥鎮騰家營村農民秦誌軍和妻子照常去雞舍喂雞。他們突然發現，前一天還好好的雞，卻成排成排地死了。匆匆掩埋了死雞後，秦誌軍和妻子先把大門從外麵鎖起來，防止對人的感染，隨後他們馬上報告了政府。當天防疫人員就取走了病樣。第二天，化驗診斷結果為疑似高致病性禽流感。傍晚，家裏來了 20多名防疫人員，通知村子即將被封鎖，按照流行性疾病的防控要求3公裏範圍內的禽類都要被撲殺，他家是重點疫點，不僅要撲殺禽類，連設備都要焚燒掩埋。

　　“70多萬的財產一夜之間就沒了。”秦誌軍說。但更難受的是周圍村民對他的誤解。

　　2005年12月6日晚，衛生部通報廣西資源縣10歲女童唐麗花被確診感染禽流感。在記者采訪時，唐的爺爺說，他家從沒聽說過禽流感。家中電視年久失修，早已看不到電視節目。所以家裏的雞鴨病死後，唐麗花及父母都吃了。

　　農村動物防疫體係的薄弱，由此可見一斑。

　　曆年來，財政對地方防疫的投入嚴重不足，致使其辦公條件普遍簡陋，設備老化。投入不足，致使家禽防疫根本無法落實、疫情通報係統等有漏洞。投入不足，對農民的防疫知識的宣傳力度就不到位，農民不能充分了解防治知識、認識不到散養對疫情擴散的潛在隱患。

　　在一些縣級防疫部門設備陳舊，有些疫病根本檢測不出，有的地方政府防疫流於形式，工作人員把檢疫工作視作赤裸裸的收費。

　　可以看出，公共防疫的薄弱在經過非典、禽流感之後正一步步被克服，然而，人為的漠視依然是公共防疫的致命死穴。

　　新疆某高校一動物醫學教授說，到目前為止，沿海地區有幾個家禽養殖的大省都沒有報告禽流感。據他獲知，那些地方養禽業密度很高，交通便利，其實更容易發生禽流感。不像新疆，地廣人稀，家禽散養較多。他認為，如果向上級報了疫情，養雞戶的禽、蛋就賣不出去，當地養殖業會遭受重創，旅遊業也可能受到損失；而且一旦報告疫情，捕殺補償對地方政府也是巨大的財政負擔。

　　艾滋病疫情拷問“人禍”

　　一直關注艾滋病疫情的佑安醫院醫生張可在2000年時，就跟河南一領導商量，能否將艾滋病的事公開，因為公開後會獲得很多援助。可這位領導急了，說：“萬萬不可以公開，一旦公開，就沒人到我這裏投資了。”

　　因為賣血感染導致的艾滋病在河南的創傷尤其嚴重。官方公布的數字是2.5萬感染者，民間統計遠遠大於這個數字。

　　張可痛心地說：“這本來是一起非常嚴重的公共衛生事件。如果早期行動，可以將損失和影響控製在最低範圍，可是，因為某些機關、某些人不願麵對現實的態度，一再錯失良機。”

　　1993年瘧疾流行和1994年發現HIV感染的問題後，河南采取過一些措施，比如停辦血站。可是措施並不得力，大量血站根本不理睬通知，大多數血站直到1996年才停止有償獻血。

　　1999年，由於艾滋病正常發病高峰期的來臨，人員開始不明原因死亡。許多有一定文化的農民開始到大城市尋求醫療幫助。張可說：“這個時期采取措施，完全有可能把災難控製在有限的範圍之內。”然而，有關部門沒有任何動作。張可急了，去見一些政府官員，可有人卻說：“沒關係，過兩年死完就沒事了。”還有的官員說：“這病沒法治，隻能等死。”

　　非典後，艾滋病成為最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總理親自過問。但一些地方粉飾太平的做法耽誤了實際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不僅最大限度地隱瞞疫情，而且拒絕任何形式的援助。

　　2005年歲末，本刊記者奔赴零下20度的長春，因為這裏的德惠市被發現了一批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的無辜者。他們的病因是因為用了一名叫宋國軍的艾滋病患者的血液。宋在患病後的一年多時間裏向血站獻血17次，血站一次都沒檢查出來；醫院又把這些血輸給25人，也竟然一次都沒發現。

　　如今，收治這些患者的當地小醫院，醫護人員根本沒有治療經驗，不懂得如何處理、護理艾滋病人。記者看到，端藥進病房的護士戴著大大的口罩，用最快的速度把藥放下後趕快逃離。

　　記者詢問有關部門是否關注過這些患者時，得到肯定的答案，對方甚至發誓說已經深入調查多次，問題正在解決。然而記者發現這些“調查者”竟然從沒見過任何一名患者。

　　無數事實說明，人禍大於天災。把人民的生命健康置於最高位置，是公共衛生防疫的根本，這遠比親口吃雞更有說服力。

　　(摘自《法律與生活》半月刊2006年1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