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蘭西學士院的女廁所談起……

(本文作者：讓居易，轉自：感覺法蘭西係列網：www.france-en-chine.fr)


不知道是為什麽，當2008年11月20日從法國各路媒體上聽說西蒙娜•韋伊(Simone Veil)女士當選院士的消息後，我馬上想到的卻是法蘭西學士院的女廁所(或借用“院士般”委婉的說法就是“洗手間”！)。

如眾所周知(或“眾所不知”)，法蘭西學士院院士的“交椅(fauteuil)”與梁山英雄的座次那樣，是編了號的。例如，藍眼珠的已80多歲的老頑童小說家讓•多爾姆鬆(Jean d’Ormesson)坐的是第12號；許多中國人都很熟悉的皮埃爾–讓•雷米(Pierre-Jean Rémy)院士占居的是第40號；法籍華裔院士程抱一的座位是34；而剛當選的西蒙娜•韋伊女士接替的則是法國戴高樂時代的總理皮埃爾•梅斯麥(Pierre Messmer)在2007年8月去世後留下的第13號“交椅”。

不過，法蘭西學士院的院士專用洗手間的座椅究竟是否也編號？這倒沒有考證，不好肯定。唯一可以斷定的是：隨著這第6位(第5位在世)女院士的入院，法蘭西學士院女院士專用洗手間門上的標誌大概可以不可逆轉地用帶複數的“Dames”，而且那無論是否編號的女廁“座椅”也不會再“形同虛設”了！

之所以產生這番奇怪的聯想，是因為曾聽說過有關法蘭西學士院的這樣一段“趣聞”：

1980年，法國作家瑪格麗特•尤瑟納爾(Margueritte Yourcenar)破天荒地作為第一位女院士進入法蘭西學士院的時候，據說曾在其他39位男院士之間引起了一場極其嚴肅的討論。促發這場討論的主因是：法蘭西學士院自從1635年成立以來，由於所有院士都是清一色的男性，所以院士們專用的洗手間就不存在性別區分問題。尤瑟納爾的到來，把這幾百年來男性的一統天下攪得混亂不堪，女性衝擊波甚至直逼到了院士們的最後一個“隱秘活動”角落：洗手間！

遇到的難題不是如何把男女洗手間分開–這倒是樁無需院士們費神費力的簡單事情–，而是在於該如何為當時還是唯一的女院士尤瑟納爾專用的那一間洗手間命名？要是在其它任何地方，這大約也是一個根本不可能成為問題的問題：隻要在男廁門上寫“男”，女廁門上標“女”也就無事了。可這畢竟是在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法蘭西學士院！以嚴謹得一絲不苟出名的“不朽者(immortel)”們當時遇到了一個極其棘手的語言問題：在供39名男院士用的男廁門上用複數的“男士”–“Messieurs”那是沒有任何爭議可言的。可是，那間專供尤瑟納爾一人使用的“女廁”門上應該標的“女”字，法文究竟該用單數的“Dame”還是複數的“Dames”？

345年以來一直以捍衛法蘭西語言詞匯與語法的純潔性為神聖使命的院士們為此展開了一場劍拔弩張﹑史無前例的爭論。主張單數的一派立足“現實主義”，認為既然學士院隻有尤瑟納爾一名女性，當然用單數就行；而推崇複數的那一派則以“Dames” 的“總括性”和“使用習慣”為論據，並強調應有“發展”眼光，想到未來的女院士……。就在兩派相持不下，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據說，曾為尤瑟納爾當選立下汗馬功勞的讓•多爾姆鬆(Jean d’Ormesson)提出了一個絕妙的“折中”方案：得了，幹脆就在門上寫上“Yourcenar(尤瑟納爾)”，反正這是供她一人專用的“洗手間”！

不過，男院士們後來似乎有點失望。因為據說尤瑟納爾當選後，除了在學士院“圓頂屋(La Coupole)”正廳下發表例行入院答謝演說之外，直到她1987年去世，總共隻參加過一次於每星期四下午舉行的院士活動。這便也意味著經過39位男院士們那麽盡心認真地“正名”的那個女洗手間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形同虛設”！

幸好，尤瑟納爾當選8年之後的1988年，第二位女院士雅克麗娜•沃姆斯德羅密裏(Jacqueline Worms de Romilly)“脫穎而出”。緊接著，現任“永久秘書”艾萊娜•卡萊爾–當戈斯(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也於1990年進入學士院。從此，穿綠袍佩劍的女院士開始逐漸不再稀罕。而那些男院士們對學士院裏用複數“Dames”標寫的女廁所大概也已不再爭議，並且習以為常了……！

所以，西蒙娜•韋伊(Simone Veil)將是“有資格”享用法蘭西學士院標有複數“Dames”字樣的洗手間的五位在世女院士之一。

說到“資格”，其實更是“當之無愧”的意思。因為，法蘭西學士院院士們這一次選中的“良伴(bonne compagnie)”不僅僅是一位本身很傑出的女性，而且還是一個為所有法國女性的自由作出過不可磨滅貢獻的人。

今年已81歲高齡的西蒙娜•韋伊是一位因生存經曆獨特﹑思想獨立和行動自由而受到法國各界人士尊敬的女性和傑出的政治家。在漫長生涯中，她曾為保存納粹種族大屠殺(shoah)的曆史記憶﹑婦女事業和歐洲建設三大事業而積極奮鬥，並作出了重大貢獻。她在法國所享有的道德威望和影響力遠遠超過她所屬的政黨分野，長久以來一直被評為法國人最喜歡的政治人物。

西蒙娜•韋伊出生於一個崇尚共和的猶太家庭。童年時期生活在法國南方尼斯。1944年3月底，年僅17歲並剛剛獲得高中會考文憑(Bac)的韋伊與母親和其中一個姐姐一起被遣送到了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韋伊在集中營度過了13個月，並眼見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母親因患斑疹傷寒而死去。從集中營生還之後，韋伊致力於揭露納粹種族大屠殺，認為這不僅是“尊重死者的義務”，而且也是“對生者的一種警醒責任”。

1946年西蒙娜•韋伊與安圖瓦納•韋伊(Antoine Veil)結婚，並重新開始因入集中營而中斷的學業。在獲得法學學士和巴黎政治學院(IEP)文憑之後，西蒙娜•韋伊選擇成為法官。

西蒙娜•韋伊三十歲時入法國司法部工作，開始公職生涯。最初在司法部負責監獄管理期間，試圖改善囚犯的監禁條件；後來成了司法部長勒內•普萊文(René Pleven)的幕僚班子成員。

1974年，時任法國總統的瓦雷裏•吉斯卡爾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為了提高政府閣員女性化程度，專門任命西蒙娜•韋伊擔任政府衛生部長。1975年，經過激烈鬥爭，並在左派議員們的支持下，西蒙娜•韋伊竭力主張倡導的一部關於人工流產(IVG)合法化的曆史性法律獲得法國議會通過。在關於這部法律的激烈辯論中，西蒙娜•韋伊曾遇到許多來自自己政治陣營的議員們的強烈反對，這些議員們曾把人工流產比作“合法的種族滅絕(génocide légal)”。

人工流產合法化法律是西蒙娜•韋伊政治生涯中取得的最偉大的成就之一；這部法律徹底地改變了法國女性的生活和命運，對法國社會的現代化所產生的影響不可估量。但也成為以天主教教會勢力為主的反對人工流產人士的主要攻擊目標。盡管四十多年來，“西蒙娜•韋伊法律”早已深入人心，人工流產早已被大部分女性和社會所接受(據統計，法國每年大約有20萬次人流手術，約40%法國女性曾作過人流)，但反對人士還依然存在：就在11月20日下午，西蒙娜•韋伊當選院士的當天，便有幾十名反“人流”團體成員聚集在法蘭西學士院門前示威，抗議西蒙娜•韋伊當選！

1979年，西蒙娜•韋伊離開政府，投身於她一生中的第三大事業：歐洲建設。她作為當時法國民主同盟(UDF)歐洲議會選舉的選單領頭人在歐洲議會第一次全民直選中獲勝，並當選為首任民主選舉產生的歐洲議會的議長，直至1982年。在此期間，西蒙娜•韋伊竭力捍衛歐洲聯邦主義思想，使歐洲議會的權力獲得加強。

1981年，社會黨人密特朗當選法國總統後，西蒙娜•韋伊對其采取溫和反對派的立場。1984年和1989年，西蒙娜•韋伊還曾率領當時的保衛共和聯盟(RPR)和法國民主同盟(UDF)的統一參選名單，連續兩次當選為歐洲議會議員。

1993年，當時的法國總理愛德華•巴拉杜(Edouard Balladur)召請西蒙娜•韋伊重返法國國內政壇，任命其擔任社會事務﹑衛生與城市部長，使西蒙娜•韋伊成為法國曆史上第一位女國務部長(Ministre d’Etat)。

1997年至1998年，西蒙娜•韋伊曾任法國移民融入高級委員會(Haut Conseil à l’Intégration)主席。1998年又被任命為憲法委員會(Conseil constitutionnel)的九名成員之一。在任期結束後於2007年支持薩爾科奇參選總統。西蒙娜•韋伊雖然支持薩爾科奇，但在移民政策和曆史記憶等問題上曾多次公開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

西蒙娜•韋伊在2007年夏天發表過一本題為《一生》(Une Vie)的自傳，以感人而不妥協的筆觸記述了她一生經曆的各種“戰鬥”；該書在法國銷量已達55萬冊，並被譯成15種語言。

在法國，“不朽”不僅是一種至高的榮譽，而且也是一個新的冒險。西蒙娜•韋伊表示，自己截止目前的生涯經曆都是以社會﹑衛生﹑監獄﹑經濟等各領域的現實行動為特征，進入法蘭西學士院這一可使“思想得到呼吸”的場所後，必將能更好地專注於思想……。

2008年11月23日於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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