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談我的“鄰居”薩特

12月11日和12日(20 h 50)，法國電視二台(France 2)將推出一部關於薩特的電影，講述薩特當年在巴黎聖日耳曼德普萊(SAINT-GERMAIN-DES-PRES)的故事。媒體稱為“存在主義的喜劇(comédie existentialiste) 。片名：“薩特：激情之年”( Sartre, l'âge des passions)，由Claude Goretta 導演，Denis Podalydès 飾薩特。

薩特是我的鄰居。關於薩特住在這一街區時的情況，去年曾寫過一篇閑談我的“鄰居”薩特的文章，登在“南方周末人物”，現轉貼如下。

有關照片，可訪問：實用法國網：www.franceutile.org
作者：讓居易



閑談我的“鄰居”薩特
A propos de mon « voisin » Jean-Paul SARTRE

(本文“節本”曾發表於2005年3月23日《南方人物周刊》第6期[總第21期])

2005年算得上是法國的“薩特年”。6月21日和4月15日分別是薩特誕生100周年和逝世25周年紀念日。3月9日，“薩特生平回顧展”在法國國家圖書館開幕；法國媒體和文化學術出版界精心策劃的各種紀念活動由此紛紛登場，並將隨著兩個紀念日的到來而愈來愈轟轟烈烈。

因為和薩特算是有“鄰居”關係，我一反平時不湊各種展覽開幕式熱鬧的習慣，於薩特回顧展開展的當天便趕去觀看。展覽除匯集了400多件薩特的手稿、圖片、未出版書信、戲劇演出海報、薩特接受電視廣播采訪的片斷外，還陳列了幾位和薩特生平創作有密切關係的藝術家的一些作品，如賈可梅迪(Giacometti)的雕塑、丁多萊(Tintoret)的畫作、卡爾梯埃－布雷鬆(Cartier-Bresson)或布拉塞(Brassaï)的攝影照片等；此外，展室的視頻係統還滾動播放作為薩特同代見證人的7位法國哲學家、學者、作家、記者等名人的訪談錄像，以極為豐富的方式，生動形象地展示了這位法國二十世紀少見的偉人的生平。而這一將持續到今年8月21日的展覽給我最大的驚喜之一，是使我找到了一張能在薩特和我之間建立某種緊密關係的珍貴照片：一張展示1962年1月7日薩特和我先後住過的那幢樓發生恐怖爆炸後情形的黑白新聞照片。

於是便產生了寫篇文章談談我的這位著名“鄰居”的欲望。不過，首先想申明的是，我不是學哲學的，更不是薩特專家。雖然套用新聞轟動效應說法，我也可稱得上是“薩特的唯一中國鄰居“，但卻可能缺少前幾年曾走紅一時的“某某(外國名人)的唯一中國弟子”談某某(外國名人)那樣的“合法性”；因為，雖為相隔四十幾年的先後同樓“鄰居”，但畢竟是“門外漢”，沒有“弟子”的那種學問承傳的“正宗性”或“權威性”；因此，隻敢是“閑談”，而且隻檢些國內眾多的薩特專家們所不屑(或所不知)的薩特“軼事”；在各路專家學者看來，這也許純屬與薩特哲學思想無關的“無稽之談”；不過，本文的企圖也僅想表達世俗之人對薩特這樣的舉世偉人的一種另類認識而已。

波拿巴特街42號

我是在薩特去世20年之後的2001年搬入巴黎六區波拿巴特街42號的。當時聽房主代理人告訴說薩特曾在這棟樓的五樓住過16年的時候，我頓時有一種“喜出望外”的感覺。

我早知道這幢樓所在的聖日耳曼德普萊(Saint-Germain-des Prés)為巴黎最著名的文化聖地，是一個“連咖啡館冒出的氣泡都有很高的哲學含量”的極其富有神話色彩的街區。薩特與“花神(Café de Flore)”和“雙偶(Les deux Magots)”咖啡館的神話在全世界的流傳是如此之廣，以致於如今還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日本女遊客坐在這兩家咖啡館的露天座上，手捧一本薩特的《蒼蠅》或《惡心》在那兒作“存在與虛無”狀的場景(我時常懷疑日本人是否都用命令式在導遊手冊中介紹這些場所)。近來也開始有愈來愈多的中國遊客團隊在稍有學問和文化意識的導遊的帶領下，在“雙偶”或“花神”咖啡館前鬧鬧哄哄地排隊拍照留念。

許多法國書在描述戰後巴黎聖日耳曼德普萊群星燦爛的景象時，都喜歡列舉當時各色名人在這個街區的固定現身場所和特定的“迷群”，指出在哪個時辰和在哪條街的哪個地段或哪個咖啡館，會遇到哪個著名詩人作家或畫家藝術家；而在提到薩特時，通常都隻說：“在聖日耳曼德普萊的任何一個街角，隨時都有可能撞上薩特！”那意思是薩特“無處不在”，無需再一一列舉。不過，很少有人知曉薩特就住在波拿巴特街臨聖日耳曼德普萊廣場和教堂的一座並不起眼的樓房裏。

我也不曾想到這輩子居然還會在這棟樓裏和這位名人發生雖時隔40年、但卻又這麽“近距離”的“聯係”，攀上“薩特鄰居”這一“頭銜”。所以，起初時，無論自己單獨一人，還是和朋友一起在本區的小街深巷轉悠，仿佛總有一種不知身在何處的“虛無”感，或某種興許會突然“撞上薩特”的幻覺；尤其是有時和朋友多喝幾杯後深夜回家的時候，進大門後老禁不住要想象一番當年喝得同樣爛醉的薩特應該是如何在波伏瓦或在某位臨時得寵的女友的摟擁或攙扶下從我一樓的門前經過，喘息、停頓，然後又步履艱難地朝五樓爬去的(那時還沒有安裝現在的小電梯)......。不知為什麽，每每想到我家門前曾有可能發生過哲學大師這般充滿人味的“慘”相，一種莫名的快感油然而生。

薩特於1946年10月搬入波拿巴特街42號五樓，住到他母親的一個套房裏。波拿巴特街42號雖是一棟其貌不揚的樓房，但卻因為那段輝煌的曆史，不僅被全世界人視為戰後法國思想文化的重要象征符號之一，而且也創下了近年來巴黎房產價格最昂貴的記錄－最近我家對麵一個60多平方米的套房準備出售，女房主的要價是86萬歐元！我問她為何敢開如此“天價”，她回答說，她賣的不光是房子，而且還有窗外的那一片由聖日耳曼德普萊教堂、小廣場和“雙偶”咖啡館組成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景觀以及人們對這個充滿神話魅力的巴黎文化街區的景仰！而這後者才更有價值，也是並非隻要有錢就能買到的。

在薩特搬到這兒的時候，街對麵還是一家巴黎很著名的“迪梵(Divan)”書店(現已成為一家迪奧[Dior]高級時裝店)，曾是當年巴黎存在主義“朝聖”路上的一個必經之點。那時，正值薩特主持的《現代》(Temps Modernes)雜誌創刊不久；雖然雜誌編輯部設在與這兒相隔幾條街的咖利瑪(Gallimard)出版社，可薩特每個星期天都要在家裏召集編輯會議，約見一幫“介入作家(écrivains engagés)”，在五樓他的那間煙霧永遠不散的小辦公室兼書房裏叱吒法國思想界的風雲。 一時間，波拿巴特街42號成了法國戰後思想文化界心髒的心髒和存在主義的大本營。

川流不息地前來波拿巴特街42號叩門拜訪薩特的哲學朝聖者們的紛亂腳步聲至少擾亂了樓內一個居民的安寧。此人名叫菲利浦·杜曼納(Philippe Dumaine)，是位詩人，住在六樓，在薩特寓所之上。這位詩人的其它詩作，如今恐怕已沒人能記清，但唯有一首和他的上下層鄰居薩特相關的四行打油詩，卻一直流傳至今，甚至令人捧腹。據記載，當年來拜訪薩特的客人常常搞錯樓層，跑到六樓敲杜曼納的門。詩人不堪忍受一而再、再而三的無端騷擾，便於某一天在六層樓道裏貼了這麽幾句詩：“這兒住的是一位頭頂青天的詩人 / 按照等級，肚皮的地位該更低下 /訪客啊，返身下樓吧 / 那位存在或虛無大師住在下麵！”本樓詩人杜曼納用詩歌“揭竿而起”，抵抗薩特的盛名，一時被傳為波拿巴特街42號的佳話；而他這首不無幽默的“歪詩”，雖未被收入《法國詩歌經典》，卻也常被許多見證薩特或介紹巴黎文化聖地的文章所引用。杜曼納可算是本樓第一個因薩特而“一詩成名”的鄰居了。

50年代末、60年代初，薩特積極投入去殖民化運動，支持當時法屬阿爾及利亞的獨立。薩特的立場不僅給當時的法國政府造成壓力，而且招徠了堅持殖民主義的法國極右團體的憎恨。一個名為“秘密武裝組織(OAS)”的團體先後兩次對薩特在波拿巴特街42號的住所進行恐怖爆炸，第一次是在1961年7月，第二次發生在1962年1月7日；兩次爆炸雖都未傷及薩特人身，但第二次爆炸對薩特的套房造成了重大破壞。薩特從此離開波拿巴特街42號，搬至也屬六區的拉斯巴耶大道(Bd Raspail)222號，在那兒一直住到1973年。薩特從1973年10月直至1980年4月15日去世前的最後寓所位於麵對蒙巴納斯大樓(Tour Montparnasse)的埃德加－基內大道(Bd Edgar-Quinet)29號。

薩特在波拿巴特街42號從41歲一直住到57歲，曆時達16年之久，也是他一生中連續居住時間最長的一個寓所。薩特的許多重要名著都在波拿巴特街的住所裏寫成或在這一時期出版，其中包括：自傳體小說《語詞》(Les mots)、劇本《魔鬼與仁慈上帝》(Le diable et le bon Dieu)、《肮髒的手》(Les mains sales)、《阿爾托納的幽禁者》(Séquestrés d'Altona)，哲學著作《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等等。在此期間還發生過的重要事件有：1951年6月7日，薩特與鮑裏斯·維昂(Boris Vian)的第一任妻子密榭爾·維昂(Michelle Vian)初次幽會；1955年9月至10月間，薩特和波伏瓦同赴中國，受到款待；1956年3月，薩特初次結識阿爾萊特·艾爾凱姆(Arlette Elkaim)，先作為情婦，後又於1965年將其收為養女，等等。

薩特在波拿巴特街的16年生活造成了著名的“聖日耳曼德普萊神話”，給這一街區打上了深深的存在主義文化烙印。直至今天，我幾乎每天都可透過窗戶看到有人(顯然都是外國遊客)在街對麵“迪奧”的櫥窗前打開地圖，然後朝我這邊42號樓上投來目光，似乎在搜尋著什麽。我想他們一定是在企圖捕捉薩特留下的哪怕是一丁點的蛛絲馬跡，或者嗅一嗅上個世紀存在主義的殘存氣息吧。可是，他們往往失望而歸。因為，不象其他名人的巴黎故居大多都有紀念牌那樣，波拿巴特街42號門外除了一塊4樓的牙醫招牌之外，沒有任何一點標識表明薩特曾在本樓生活居住16年。

許多人對此都覺得奇怪。我也是後來在向薩特故居現在的主人詢問之後才明白為什麽的。原來，1962年1月的那起爆炸案後，一位名叫弗萊德·朗薩克(Fred Lansac)的專給法國舊貴族做衣服的裁縫買下了產權屬於薩特母親的那套房子，並對房間布局作了大幅整修改動。現還健在的朗薩克先生告訴我，他那房子的牆內還殘留著一片炸彈彈片。當年他剛買下時，房間裏麵還有不少薩特的物品，包括個人信函、記事本，甚至還有幾件手稿。他把所有東西都給一位朋友看了，那朋友告訴他說這都不值錢。我問他為什麽樓外不設一塊紀念牌，標明薩特曾在這棟樓內住過。朗薩克先生很直率地說：因為我不喜歡薩特！他不無調侃地說，這世界也真有意思，我是替法國貴族做衣服的，可就偏偏住在一個對貴族恨之入骨的激進作家的老屋裏！

根據法國法律，在樓房建築物等私產表麵刻字置匾，純屬業主私人權利範疇。隻要業主和建築物的業主聯合會不予提議並同意，即便是最有名的曆史文化名人故居，政府或任何其它團體組織均無權強製幹預要求。看來，波拿巴特街42號有可能在很長時期內還將隻是一處薩特的匿名故居......。

薩特與女人......或存在主義為何那麽流行？

薩特不喜歡與男人交往。這差不多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曾擔任過薩特私人秘書、並在每天早上十點鍾準時快步登上波拿巴特街42號五層樓梯到薩特家上班的讓·戈(Jean Cau)在薩特過世後所寫的一篇回憶文章中透露過不少有意思的情節。比如，有一天，讓·戈為薩特安排了一次和一位男士的午餐。薩特知道後說不願和他一起吃飯。讓·戈急了，趕忙向薩特解釋該人是如何聰敏、如何有思想，而且又是如何緊纏了多少天以求得和薩特見一麵，等等。薩特聽了大光其火，對讓·戈嚷道：“算了吧，他的思想與我何幹？莫非他能教會我什麽不成？”讓·戈呐呐地說：“您不喜歡男人，真奇怪......”；薩特接過話頭，肯定道：“是的，我不喜歡男人！男人們的想法我都知道！您知道跟男人討論能帶給我什麽嗎？一無所獲！簡直是浪費我的時間！”“那女人呢？”讓·戈緊追不放；薩特接著回答說：“女人至少讓我開心；她們讓我學到一些東西！......”。

薩特和女人的關係，也許是解讀薩特的一把重要鑰匙。在薩特那個時代，除了存在主義哲學之外，還曾出現過各種其它哲學思潮，例如，結構主義、新哲學，等等；但是，無論哪種思想或哲學，其影響或“有名”之程度，卻從未能和存在主義哲學同日而語。而其中奧秘，許多薩特論者都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過：薩特周圍有一幫女人！這兒值得強調的是，在幫助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揚名方麵，貢獻最大的，恰恰倒不是波伏瓦，而是戰後在巴黎聖日耳曼德普萊街區的地窖裏唱歌、跳爵士舞的兩位漂亮女郎，即：安娜－瑪麗·卡薩利絲(Anne-Marie Cazalis)和於莉埃特·格萊戈(Juliette Gréco)。

那是一個瘋狂爵士舞(Be-Bop)風靡巴黎的年頭。剛從戰爭廢墟中站起來的法國年輕人，無憂無慮，天天晚上都往巴黎聖日耳曼德普萊街區酒吧的地窖裏鑽，在那兒跳節奏瘋狂的爵士舞，盡情享受歡樂。各種地窖酒吧、舞廳、俱樂部如雨後春筍，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叫“禁忌”(Tabou)， 卡薩利絲和格萊戈就是那兒的台柱；“禁忌”俱樂部不僅是時髦年輕人的必到場所，而且還吸引大批追逐名人蹤跡的記者。50年代初的一天晚上，當時《周六晚報》的一名專欄記者，攔住剛要進“禁忌”地窖的卡薩利絲和格萊戈問：“你們都是些什麽人？”兩位和薩特交往甚密並在薩特那兒見到過他寫的一些書名的摩登女郎笑著回答記者說：“我們是存在主義者！”記者聽後如獲至寶；第二天一大早，“存在主義者”這個醒目的通欄大標題一下子傳遍整個巴黎、整個法國，並且又以極快的速度傳遍了全世界！那幫在巴黎聖日耳曼德普萊尋歡作樂、享受生活而從未讀過一行薩特的《存在與虛無》的年輕人們一夜之間都成了“存在主義者”！麵對這一事實，薩特哭笑不得。從此，“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e)”或“存在主義哲學”與“存在主義者(existentialiste)”成了兩個再也無法糾纏清楚的概念。當然，無可非議的是：對存在與虛無一竅不通的存在主義者們使得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大師薩特的名聲得到成千、成萬乃至成千百萬倍的弘揚。而這完全是薩特的女友卡薩利絲和格萊戈的功勞。後來有人戲稱她們兩位是薩特最為得力的“新聞專員”(attachée de presse)。

說到薩特與女人，當然不能不涉及薩特私生活中的女人。關於和女人交往與道德的關係，薩特和他的私人秘書讓·戈曾有過一段極精彩的對話。讓·戈在波拿巴特街42號薩特家中經常遇到一種令他尷尬的場麵：薩特經常先給一位女友打電話，講述某一事件；然後又馬上打電話給另一女友，而講的一切正好與先前的通話完全相反。讓·戈當然對薩特的這種“兩麵三刀”的伎倆隻能故作鎮靜，裝著沒聽見。薩特則完全清楚讓·戈的心事。於是，擱下電話便對著讓·戈歎氣：“唉，有時真的不好辦呐！”“是呀，我正思忖著您怎麽脫身呢！處境艱難呀。”“是呀，親愛的讓·戈，您用的詞準確極了；有時的確會出現那種我稱之為‘爛透’了的處境；要想在外表不受損害的情況下擺脫那處境，根本不能......。”“是的，是的，我理解.....”，讓·戈接著問薩特道：“那麽，您是怎樣從內心解脫呢？”薩特精辟地說道：“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就不得不有一種臨時道德。”

好一個“臨時道德”(它不應等同於“不道德”、“假道德”)！真是一個完整而充滿人味的薩特的活生生的寫照！在這兒，無論他的關於“處境”、“自由”、“他人”、“責任”的存在主義關鍵概念，還是其有關“道德”的學說，無不顯現得淋漓盡致......。

於是，就在薩特和波伏瓦的“現代愛情樣本”神話之外，又產生了許許多多關於薩特和他數不清的女人之間的絕不能簡單稱之為“不道德”的故事。

在薩特與眾多女性的關係之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另一名著名作家鮑裏斯·維昂(Boris Vian)的前妻密榭爾·維昂(Michelle Vian)的交往。鮑裏斯·維昂也是戰後在聖日耳曼德普萊極其活躍並且多才多藝的作家。他畢業於法國最著名的精英工程師學院之一的巴黎中央理工學院(centralien)，不僅創作小說，劇本，而且還寫音樂評論、吹小號、作曲唱歌，屬於那種“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的怪才，但卻英年早逝，於1958年39歲時便離世。鮑裏斯·維昂到目前為止，還依然是法國年輕人最喜歡的20世紀作家之一。薩特很早就賞識鮑裏斯·維昂的才華，曾一度請他和《現代》雜誌合作。鮑裏斯·維昂開始則也很欣賞薩特，在他於1947年發表的小說名作《歲月的泡沫》(l'Ecume des jours)中，還專門刻劃了一個名叫“Jean-Sol Partre”(即通過把薩特法文名字－Jean-Paul Sartre－三詞中的頭一個字母互相置換造出的名字)的存在主義哲學家人物形象，以他特有的幽默手段，對薩特和他的哲學的影響作了漫畫式的描繪。而與他同年的妻子密榭爾·維昂則也是聖日耳曼德普萊少有的幾個女性偶像之一，不僅年輕漂亮，而且聰敏而富有鮮明個性，曾擔任過影評專欄主筆，從英文翻譯過許多美國作品。密榭爾·維昂從40年代末即開始與薩特交往，在和鮑裏斯·維昂分手後，即成為薩特的情婦，一直到薩特去世，曆時近30年；在薩特的所有情婦中，密榭爾·維昂擁有最特殊的地位，並對薩特起過重要作用；她曾經常陪同薩特旅行；1968年後，薩特把自己的許多手稿都交托給密榭爾·維昂。1985年，密榭爾·維昂把她所擁有的大量薩特手稿都捐贈給了法國國家圖書館......。

不知是命中注定要和薩特發生某種間接關係，還是由於什麽別的原因，我曾在搬來波拿巴特街42號之前，就因一次偶然的機會結識了雖已頭發花白但卻風韻猶存的密榭爾·維昂。那次會麵的契機還真屬於象昆德拉在一部小說中所說的那樣－“偶然得不能再偶然”！我有一個兩年前已英年早逝的朋友，在巴黎六區的另一個文化聖地－蒙巴納(Montparnasse)街區開有一家名叫“紅寶石”的中餐館。這家在蒙巴納斯享有盛名的中餐館不僅離薩特在世時的最後一個寓所很近，而且就在密榭爾·維昂住所的隔壁！因此，七十年代時，對中餐或至少對中國有某種特殊情感的老年薩特經常光顧“紅寶石”，曾是那兒的常客；而密榭爾·維昂則更象隔壁鄰居串門那樣，去得更勤，並且都成了餐館老板魯先生夫婦的好朋友；她見魯老板夫婦終日忙於經營餐館，無暇也無能力顧及當年還年少的兒子的學業，便主動提出幫助輔導他們孩子的法文。那時，魯先生還不知道密榭爾·維昂為何人，更不了解她和薩特的關係。魯先生是巴黎少見的一位崇仰文化並喜歡結交文人朋友的中餐館老板。所以，有一天在“紅寶石”與他閑聊中，跟他說起薩特、鮑裏斯·維昂以及這幫人當年的各種故事。我提到的“維昂”兩字引起了魯先生的關注；他說他的餐館有一位鄰居常客，叫密榭爾·維昂。我說那很可能就是鮑裏斯·維昂前妻和薩特的情人；我還說，如果真是她，還真願意和她聊一聊，因為鮑裏斯·維昂是我最喜歡的法國作家之一，在南京大學做畢業論文時，選題就是他的小說《歲月的泡沫》！熱心的魯先生當天下午就跟密榭爾·維昂打電話，並於第二天在“紅寶石”的“包廂”裏安排了我和密榭爾·維昂的第一次會麵。當時已年近80歲的密榭爾·維昂依然記憶清楚、思路機智敏捷；從她白皙的臉上還讀得出當年令鮑裏斯·維昂、令薩特和令整個聖日耳曼德普萊傾倒的美貌。她跟我談了當年聖日耳曼德普萊轟轟烈烈的生活，使我印證了各類書中讀到過的許多細節。在開始時，我還猶豫究竟該把她當作鮑裏斯·維昂的妻子還是看成薩特的情人；漸漸地，我發現了她自己的情感偏向。在最後分手前，我直截了當地問她：她自己一生經曆中最能引以為自豪的，到底是曾是鮑裏斯·維昂的妻子還是薩特的情人？她不加思索地回答說，是薩特的情婦，而且還特別強調說是薩特“三十年如一”的情婦！我當時聽了隻是覺得有點感動。而現在想來，這難道不也是對薩特“臨時道德”論的另一種注腳麽？

在密榭爾·維昂離開巴黎去法國南方與她和鮑裏斯所生的兒子一起生活以前，我們還在魯先生的“紅寶石”餐館見過多次......。與密榭爾·維昂的認識和接觸使我對我的“鄰居”薩特的認識變得更為具體；人們有時常常帶著某種“假道德”味或某種偏見或歧見所提到的“薩特的情婦”在我的腦子裏馬上轉化為密榭爾·維昂老太太這一親近而富有感染力的形象。其實，密榭爾·維昂開始與薩特密切交往的年代，恰恰就是薩特搬到波拿巴特街42號之後；這麽說來，波拿巴特街42號也一定是一個能激起密榭爾·維昂無限回憶的地方.....。啊，又回到了波拿巴特街42號！正如法語所說的：“La boucle est bouclée(轉了一圈又回到原點)”。

薩特－波伏瓦廣場：一個關於薩特遺產的隱喻？

薩特是一個在他所“介入”的各個領域中都能使崇拜者崇拜得五體投地、令憎恨者也憎恨得咬牙切齒的人。這種或愛，或恨，或譽，或毀的情形在他生前即已如此。這並沒有妨礙他成為其同代及隨後數代人的一個參照坐標。

然而，在他去世後25年的今天，薩特是否已經“過時”，是否已讓人無動於衷？他留給當今世界的遺產及其影響究竟如何？法國的媒體和學術界就是抱著這些疑問，開始今年“薩特年”的聲勢浩大的紀念活動的。不過，對這些問題的作出答案，應是專家們的事；而作為“鄰居”，隻談一個“鄰近”的事實觀察，也許更為妥當。

而“薩特－波伏瓦廣場”就是一個離我家－也即薩特在波拿巴特街42號的老家－最近的事實。是的，巴黎聖日耳曼德普萊有了一個以薩特和波伏瓦兩人名字聯合命名的廣場。那是2000年4月10日－也即薩特逝世20周年前夕，在巴黎市前任右派市長和六區區長的共同主持下，揭幕剪彩的。

這大概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小的一個廣場了－它其實隻是聖日耳曼大道(Boulevard Saint -Germain)和雷恩街(rue de Rennes)交叉口中間的一個安全島，也就是我每次去“莫諾普裏”超市(Monoprix)購物或去盧森堡公園散步都必須穿越、停留的那塊三角形的“小飛地”！它的麵積不足50平方米，兩杆掛著禁止逆行標誌的交通燈柱恐已占去了十分之一的位置，剩下的最多估計還容納不了30個人！比起全法國家喻戶曉的、隻要象薩特那樣的偉人振臂一呼就能聚集幾萬乃至幾十萬人的巴黎“共和廣場”、“巴斯底獄廣場”或者“協和廣場”來，“薩特－波伏瓦廣場”簡直就是一個“反廣場”！

然而，它卻是一個確確實實、堂堂正正的“Place(廣場)”，而既非有點歧視性的“Placette(小廣場)”，也不是帶英國味的“square(街心廣場)”。法國人在用名人名字“命名”地域方麵，曆來是注意公道和“名正言順”的：該給環形大道的，決不給單行道；應予以林蔭道的，絕不隻給沿江馬路；該稱街的，決不叫巷；該得小道的，絕不要死胡同！一切都按“該歸凱撒的都給凱撒”的古訓，分配安排得秩序井然，公平得體。

薩特和波伏瓦是該得廣場的。所以，他們擁有的就是一個“廣場”－盡管別有用心者可以因它的狹小而將它貶低為“土墩”、“土塊”，甚或幹脆對它視而不見。

應當承認的是，“薩特－波伏瓦廣場”麵積雖小，但卻處在一個巴黎文化要衝地帶，無論逛東溜西，還是走南闖北，它都象是一個矗立在那兒的方向坐標。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緊挨著如今早已成為他們的象征符號的“花神”和“雙偶”咖啡館。

顯然，“薩特－波伏瓦廣場”已成了巴黎聖日耳曼德普萊永恒的定位標誌......

巴黎，2005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