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克力城”——非洲人尋夢中國 zt

■“到中國去吧！尼日利亞用石油換外匯，中國人買下它來打造天堂！”
■“我才不在乎你們中國人怎麽看我們。我們來到中國，隻是為了賺錢，然後回家蓋房子！”
■“我女兒問我在中國看到了什麽。我回答，牛仔褲和黑人！”
■“沒想到中國的女人比男人厲害，你們居然可以不做家務、不生孩子或隻生一個孩子！”
■“我喜歡中國，我想在這兒呆下去，能呆多久是多久！”
■“這次，你做完采訪後，我們還會是朋友嗎？”


在廣州，一片以洪橋為中心，半徑約10公裏的地帶，被出租車司機稱為“巧克力城”。
　　每天中午十二點以後，“巧克力城”開始活躍。數萬名黑人像是突然從地底冒出來一般，三三兩兩，拎著幾隻超大黑色塑料袋，或背個雙肩包，挑揀著來自廣州周邊上千家小工廠，被中國人稱為“尾貨”的牛仔褲、雜牌電視機、組裝手機。
　　萬裏之外的非洲，有近50個需求旺盛的國家正張開雙臂，一件不餘地接受、迅速消化掉這些本國生產不出的日用消費品。
　　據中國官方統計，2003年以後，中非貿易的熱潮中，赴廣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遞增。

誘惑　“到中國去吧！”
　　領到姍姍來遲的簽證時，那個一直在罵罵咧咧的夥計，終於安靜下來，在護照上狠狠親了一口。


　　黑人Clem像一條怎麽也抓不著的泥鰍，在飛速穿梭的車馬中靈活穿行。看到南方周末記者猶豫半天，最終從附近的人行天橋走過來後，他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頭，說，“抱歉，我還沒有形成走紅綠燈和人行天橋的習慣。”當被提醒“廣州治安不好，注意背包”時，他驚奇地瞪圓了眼睛，“你在開玩笑麽？這裏的治安太好不過了！”
25歲的Clem來自尼日利亞。此前，拉各斯——尼日利亞最繁華的都市——被他視為天堂。到廣州後，他覺得他才站在了天堂的入口，中國才是真正的天堂。
他不停向記者介紹，拉各斯的公交車很多沒了車門，逢高峰期，一些乘客就掛在車外麵；拉各斯的道路基本沒有紅綠燈，隻有在主幹道上才會站著兩個警察；拉各斯沒有那麽多小汽車，滿大街橫衝直撞的全是從中國進口的摩托車……
如果沒來中國，Clem會繼續經營他的汽車部件批零店，將合作夥伴從中國批回的輪胎、方向盤、座椅，以高於進價幾倍甚至十倍的價格賣出。每次去接貨，他總會碰到許多服裝店、皮革店、首飾店或日雜店老板，一同等待著來自中國的包裹。每當看見夾著公文包、西裝筆挺的中國人路過，有人就會吹起口哨，“瞧，我們從他們國家買的盡是些便宜的玩意，他們卻從尼日利亞運走了值錢的石油！”
大約五年前，中國石油公司與中國商人大規模湧入非洲，這讓不少本土人覺得，中國在搶奪他們的資源與飯碗。而從壓路機到牙膏，無處不在的“Made in China”，又刺激著他們對中國的向往。周圍的朋友幾次勸Clem，“到中國去吧！尼日利亞用石油換外匯，中國人買下它來打造天堂！”
在衛星轉播的CCTV4上，Clem看到中國的城市摩天大廈聳立、街道寬敞、交通秩序井然，最讓他吃驚的是，珠三角的工廠像螞蟻窩般密集！而他的家鄉尼日利亞，除了石油資源，什麽都匱乏。製造業極端落後，80%的生活用品依賴進口——而這正是很多非洲國家的縮影。
2007年9月，Clem在歐洲駐尼日利亞領事館工作的父親幫助Clem拿到了中國的簽證，這讓他的朋友豔羨不已。
越來越多的非洲人在中國駐非領事館前耐心地排起長隊，爭逐每年限額發放的簽證。與Clem同時拿到簽證的一個家夥，九個月前就向中介機構預付了中介費和簽證費。領到姍姍來遲的簽證時，那個一直在罵罵咧咧的夥計，終於安靜下來，在護照上狠狠親了一口。
2007年10月，Clem拖著幾大箱行李走出廣州白雲機場，攔了三四次，終於坐上一輛的士。他遞給司機一張寫著中文地址的便條，沒再言語。
Clem的新窩是廣州東圃一個10平方米的單間，這是一個尼日利亞老鄉為Clem安排的。房間裏麵隻有一張單人床、一個櫃子和一張沙發，洗手間得與其他三名非洲租客共用。他剛推開窗，又關上了。窗戶半米開外，緊挨著另一幢樓，他在胸前劃了個十字架，祈禱早晨能看見陽光。
大多非洲人對廣州的第一印象，從城中村開始。


隔膜　“麻煩，真麻煩！”
　　“我才不在乎你們中國人怎麽看我們。我到中國來，隻是為了賺錢，然後回家蓋房子！”

許多出租車司機不願做“巧克力”的生意，他們不喜歡這些人身上刺鼻的香水味和斤斤計較的壞毛病，連付車費也要講價。有的司機會以“身體太胖，車坐不下”或“聽不懂外語”為由拒載；也有人無所謂，“搭誰不是做生意？”
中國官方統計，2003年以來，在廣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遞增。據《廣州日報》報道，目前人數可能以十萬計。他們多來自尼日利亞、幾內亞、喀麥隆、利比裏亞和馬裏，其中，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亞居首位。
東圃、登峰街、永平街等地的城中村，及麗江花園、天秀大廈、金麓山莊等小區，漸漸成為非洲人聚居的“巧克力城”。而這些非洲人做生意的目的地，集中於迦南、禦龍、天秀大廈等幾座大型中非貿易城。
貿易城的攤位沒有任何審美層次上的裝潢，頂多在門口擺放一個黑人塑料模特，樣品滿當當地掛在牆上和玻璃展櫃裏。集倉儲與銷售為一體的禦龍大廈，攤主們把牛仔褲像鹹菜一樣堆在過道上，忙亂時，直接從褲堆上踏過。
這樣的賣場卻集中了幾乎所有的世界頂級品牌——D&G的牛仔褲、Adidas的鞋子、Gucci的高跟鞋、LV的挎包、Chanel的錢夾、Armani的內褲。它們廉價得讓人咋舌——一條D&G20元，一套Gucci的高跟鞋加坤包100元……
美聯社前駐非洲記者Arnold在非洲呆了近10年，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由於非洲幾乎沒有工廠，一般人對正版和冒牌沒有什麽概念：“隻要鞋子上印有Adidas就可以了，關鍵是便宜。”
來自利比裏亞的服裝商Cote是這幾座服裝城的熟客。來華淘金的非洲人多數像他這樣從事服裝貿易，消化了中國大量已過時的庫存貨。金龍盤大廈一個中國老板調侃：“他們對款式無所謂，隻要有彈力，能把女人的大腿包得像個粽子就行。”2004年，中非服裝貿易額到達曆史高峰，在迦南、天秀等兩座老牌貿易城附近，一座座貿易城春筍般冒起。迦南外貿服裝城經理江鋼龍稱，迦南2007年的貿易總額在7000萬元以上。
在禦龍挑貨時，Cote自稱這兒有許多中國朋友。為了證明這一點，他走上前，大手拍向店主的腦袋，或是朝對方的小腿肚踢上一腳，大聲地問候，“嘿，朋友，近來還好嗎？”他的“朋友”卻並不領情，有人撥通手機，故意煲起電話粥；有人則不耐煩地擺擺手，中英文一並用上：“不買東西，就Go，快點Go！”
友誼似乎在非洲人之間才真實存在。碰上一些認識的服裝商，Cote與他們相互擊掌，指頭迅速扭轉一圈，打出一記響指，再用家鄉話聊上一陣。像Cote這樣單獨行動的並不多，他們多是兩三人結伴，奔走於幾座貿易城，從中午挑到傍晚，用黑色塑料袋四四方方地包成棉被狀，雇車運走。
在一個攤位上，Cote聽說他看中的褲子要20元錢一條，猛地將褲子砸到攤主頭上，憤憤地責問，“怎麽那麽貴？！”然後拂袖而去。驚呆的攤主回過神來後，衝著Cote粗壯的背影，張了張口，又改用粵語啐了一句：癡線黑佬！（精神病）
挑了40分鍾，Cote終於打算買下500條女裝牛仔褲。他要求店主把每條仔褲的包裝袋、商標掛牌和夾紙統統取出來。“客戶隻在乎價錢便宜。而我，在乎的是運輸費用！”他邊向記者解釋，邊目不轉睛地看著店主處理包裝。每每發現有夾紙還未取出，他一個箭步上前抽出來，嚷嚷，“我買你那麽多東西，熱情點好不好？”店主白了白眼，嘟囔道，“麻煩！”
類似的不快，每天都會在中非貿易城上演，有時甚至會驚動110。迦南貿易城一位姓宋的保安說，真不明白，有的人那麽窮，還那麽囂張！
談及與他們天天打交道的客戶，攤主們常常撇撇嘴，黑人的殺價本領，讓許多中國商人不勝其煩。有的預訂200條褲子，最後隻要10條，還要求對方以談好的價格出售；有的取貨時，還順手在攤麵上拿走一條。許多攤主懶得學英語，他們覺得，用計算器討價還價就能應付黑人了。一位攤主表示，如果能和白人做生意，她一定把英語練好。
Cote號稱在中國呆了八年，可他一句中文都不會說。“這有什麽關係？”他大聲告訴記者，他的簽證期隻有一個月，得像鳥一樣，不斷在中非之間往返，“我才不在乎你們中國人怎麽看我們。我們來到中國，隻是為了賺錢，然後回家蓋房子！”


寂寞　“巧克力還是巧克力，廣州還是你們的廣州”
　　“記得上次你說我住的地方叫巧克力城？實在是太對了！我來了一年，巧克力還是巧克力，廣州還是你們的廣州。”


　　Clem不愛聽關於中國的“壞話”。每當聽朋友們抱怨中國簽證難拿、中國人不講誠信時，Clem總一聲不吭。惟一讓他認同的觀點是，非洲人很難交到中國朋友。
他喜歡到“小王國”外遛達。城中村之外的廣州，才是他在電視上看到的模樣。每次乘坐公共巴士和地鐵，他都讓會說些中文的好友代勞買票，自己則站在旁邊瞅著。看到地鐵票從自動售票機中吐出來，他總小聲嘀咕，“其實也不難嘛。”可好友鼓動他自己試一試時，他看看四周投來的好奇目光，又一溜煙地逃到邊上去了。
“呆的時間長了，會說中文了，我會交到中國朋友的。”Clem總是這樣安慰自己。他覺得問題在於語言不通和自己內向的性格，“我會嚐試改變。”
不過，每次聽到Clem對中國毫無保留的稱讚，Williams常常會打斷他的話，冷冷地說，“時間長了，你就會知道，中國並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樣，隻是語言的問題！”
25歲的Williams是 Clem同齡的老鄉，形影不離的好朋友，一個精力過剩的年輕人。閑時，Williams會打開音響，跟著搖滾樂跳勁舞，邊朝記者打個響指，“我承認，中國很多地方比尼日利亞強，但是音樂，你們隻能模仿我們！”有客人來了，他便麻利地關掉音響，摘下墨鏡，開始工作。“我忙，你不要跟我說話，”他指揮著記者，“但是你可以給我拍照，多換幾個角度！”
Williams一年前來到中國，在宇航大廈開了一家發廊。發廊從壁紙、沙發到高腳椅，清一色的豔紅。他的顧客，清一色的黑人。“中國的發廊，不了解非洲的發型，所以全到我的店裏來了。”他頗為得意地說。盡管他的“設計”常常隻是給客人剃個光頭而已。“非洲人特別信任、依賴老鄉，彼此間以‘兄弟姐妹’相稱。”陶瓷大廈物管公司經理陳良仁告訴記者，每個非洲人開的商店，都會成為據點，吸引大批同鄉，為大廈的其他店鋪增加了客源。他們為此降低了非洲人的門麵租金。
和候鳥般頻繁往來的Cote不同，Williams和許多有經濟基礎的非洲人一樣懷著“中國夢”。他們希望經過四五年的奮鬥，在中國開一間公司或貿易中介辦事處，在日益繁榮的中非貿易中獲取豐厚的中介傭金。廣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一項研究表明，目前常駐廣州（6個月以上）的非洲人達2萬餘人。
不過像Clem一樣，大多數非洲人的生活圈，始終沒超出方圓20公裏的“巧克力城”。幾乎所有受訪的非洲人，說不出一處廣州景點，也沒幾個叫得上名字的中國朋友。他們從不向中國的銀行申請帳戶，也鮮有人會買羊城通，盡管公交車是他們主要的代步工具。廣州的非洲人如果在一夜間蒸發，幾乎不會在“巧克力城”和這座城市留下痕跡。“我女兒問我在中國看到了什麽。”一個正在剃頭的尼日利亞人說，“我回答，牛仔褲和黑人！”
可是Williams喜歡和中國人打交道，利用一切機會學習中文，一次與一名中國小女孩交談並合了影，他還把相片洗出來，夾在錢包裏。他還參加了一支非洲業餘球隊，不定期到天河體育館，與中國業餘球隊打比賽。
“跟中國人交往，真是很複雜。”Williams說。這個觀點，在他的朋友圈裏得到高度認同。
一次，在公車上，他和一個大學生聊了半個小時，臨別前，彼此交換了手機號碼，還約定下周一起去看球，可晚上照號碼打過去，卻是空號。
另一次，他與一位老太太在教堂前聊天，得知老太有一個孫女，他問，“您孫女肯定很美麗，她多少歲了？”沒想老太突然氣憤地轉身離去，邊說，“你問這麽多幹什麽？……”
“我沒別的意思，隻是想多練習幾句中文。”Williams聳聳肩，“這次，你做完采訪後，我們還會是朋友嗎？”他問記者，沒等回答，嗬嗬幹笑了幾聲，“無所謂。”
Williams學中文的另一途徑是看電視劇和電影，越看越覺得這個他所生活的國家陌生，“沒想到中國的女人比男人厲害，你們居然可以不做家務、不生孩子或隻生一個孩子！”他向Clem嚷嚷，“你愛中國，可你了解它多少？你知道這些嗎？你能接受嗎？”
他似乎忘記了此前曾否認自己追過中國女孩，衝記者做出一副誇張的表情，“幸好，我沒有泡到中國女孩！”
“他們當然追不到中國女孩。”23歲的小李提起這話題，又氣又好笑，她覺得“和他們做普通朋友還行，談戀愛太不靠譜，還會被朋友笑話。”在她看來，許多非洲青年將搭訕女孩作為打發時光與排遣寂寞的娛樂，被拒絕後，轉身即向其他女子示愛。
在迦南貿易城陪Cote進貨時，記者被他不斷提問，“你有幾個男朋友？”“隻有一個？為什麽不多交幾個？”臨別前，他很紳士地發出邀請，“今天能和你共進晚餐嗎？去我住的地方吧，我可以為你做好吃的非洲菜。”遭拒後，他無奈地攤開雙手，“為什麽中國女孩總是那麽難約？”
經過中國電視劇的“熏陶”，Williams有些明白了求愛失敗的原因，“中國女孩也許是害羞，喜歡愛情慢慢到來。”但他的猜測顯得有些一廂情願，同在天秀做業務員的女孩王佳（化名）曾經忍無可忍地衝一名鍥而不舍的求愛者喊叫：“離我遠點，你等一百年我都不會做你女朋友！”
2007年平安夜，單身漢Williams約Clem去泡吧，被拒絕了。這個喜歡安靜的內向男孩，拿出新買的電話卡，給遠在尼日利亞首都阿布賈的父母打電話，“我喜歡中國，我想在這兒呆下去，能呆多久是多久！我的新年願望，是在廣州開一家服裝公司！”
而Williams拿起外套，甩門而出。淩晨一點，他一個人來到環市東路的大篷車酒吧。那裏放著節奏感強烈的搖滾樂，黑人兄弟戴著聖誕帽，紮堆喝酒、跳舞、大聲地說笑。
聖誕節下午，剛從酒精中蘇醒過來的Williams給記者打電話，“記得上次你說我住的地方叫巧克力城？實在是太對了！我來了一年，巧克力還是巧克力，廣州還是你們的廣州。”


愛情　“我已經很中國了！”
　　這個來自大男子主義盛行的非洲的男人，還幸福地患上了中國特色的“妻管嚴”。


　　與那些住在城中村的非洲人相比，如今已經租住小區公寓的年輕的歐瑪是被中國人喜歡的少數。他的生活也早已超越了孤獨求索的時期，一切盡在掌握。
盡管生意繁忙，歐瑪每周都會提前來到石室教堂。每周日下午3點30分至4點50分是英文彌撒時間，海珠廣場附近，可容納兩千多人的一德路石室教堂，仍然裝不下虔誠的教徒，一些遲到的非洲人，安靜地跪在走道上。唱詩班輕柔的合唱，和著濃烈的香水味，在信徒的頭頂上空徜徉。
宗教與貿易，是非洲人與廣州所發生的最緊密的聯係。天主教和伊斯蘭教是他們信奉的兩大宗教。每周五是穆斯林最鄭重的禮拜，非洲穆斯林也停止了工作，聚集到越秀公園對麵的蘭圃公園清真寺，仔細地清洗頭、手和腳，跪朝清真寺方向，向真主安拉祈禱。
做完禱告，歐瑪又移步到旁邊的慕道堂，參加非洲天主教徒特有的儀式。幾百名非洲人隨著隻有他們才能理解的宗教音樂，邊跳邊拍出統一的節奏。舞畢，一人站出來，引導大家向上張開雙手，閉著眼睛，嘴裏喃喃的，漸漸的，語速越來越快，他們的臉上出現了狂熱的神情。
身著紫紅襯衣、黑西服的歐瑪認真地履行完儀式，走出慕道堂，迅速恢複了平日彬彬有禮的狀態。他拿出手機，用流利的中文告訴妻子，晚上兄弟聚餐，不回家吃飯了。
在來廣州的非洲人當中，歐瑪是為數不多受過高等教育，且在大學中選修過中文的人。三年前從家鄉尼日利亞來到中國，本以為憑借語言優勢，能夠很快適應全新的生活，可沒想到了北京，不行；轉到上海，不行；繼赴浙江，還是不行。當時，歐瑪一位在美國做生意的同鄉勸他去美國，那兒生活著各種膚色的人，沒人會被人一眼認出是個外國人。
最終，他還是到了廣州，在“巧克力城”紮根下來。廣州是在華非洲商人最密集的城市。周邊的增城、新塘、花都、中山等地區及城市，聚集了上千家外貿工廠，每日受理著來自“巧克力城”數以萬計的非洲訂單。
對於歐瑪而言，兄弟和工廠同樣重要。“到了廣州，我終於知道，自己為什麽在其他地方留不下來，”他說，“在‘巧克力城’，起碼沒有人過來教訓你，‘嘿，這兒可是中國！’”
這正是廣州的吸引力。在廣州的永平街，甚至隱匿著許多非法入境與逾期滯留的黑人，他們合住在每月一兩百元的房子裏，晝伏夜出，或賣苦力扛貨包，或從事販毒等非法活動。白雲區警方透露，2007年11月開始，他們在陳田村查出一批非法滯留黑人，運往雲南，再遣送出境。那是一座難以監管的“王國”。
歐瑪的生活順風順水。來廣州一年後，他在迦南中非貿易城開了一家服裝店。很快小有名氣，大家都知道，歐老板不但能講一口地道的普通話，做人、做生意也很踏實。歐瑪的商店幾乎每天都是整座商城最晚關門的，包括平安夜。晚上7點店鋪打烊後，他匆匆回家，和妻子共度節日。他的家鄉尼日利亞，每到平安夜，隻有聖誕樹上的霓虹燈在工作。而中國的平安夜，人們和閃耀的聖誕樹一樣繁忙。
高挑的妻子來自山東，一年多前因生意結識了歐瑪，2007年婚後，歐瑪的父母專程來到中國，對兒子的婚姻與黃皮膚的兒媳讚不絕口，甚至還同意了兒媳暫時不想要孩子的想法。
在迦南大廈，有四五個開店的非洲老板，憑他們的才幹、誠懇，當然還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也獲得了中國女子的愛情，有的還生了孩子，黃色的皮膚，卷曲的頭發，像極了芭比娃娃。按照迦南貿易城經理江鋼龍的理解，在中國紮根、開店的非洲人，一般要奮鬥四年左右。他們成功的首要原因，是“講誠信，按中國的規矩辦事”。
婚姻給歐瑪帶來的改變，不僅僅是習慣了過聖誕節的新方式，他漸漸走出“巧克力城”，被妻子的家人和朋友所接受和歡迎。迦南的攤主們在抱怨黑人素質低時，總會補充一句，“可瞧人家歐瑪，一點都不非洲！”
“我已經很中國了！”歐瑪邊說邊嗬嗬直笑。如今，這個來自大男子主義盛行的非洲的男人，幸福地患上了中國特色的“妻管嚴”。朋友常拿他開玩笑，歐瑪每賺到一分錢，第一件事就是上交老婆。他聽了也不以為意，隻嘿嘿地樂。


未來　“我希望她有一個中國頭腦”
　　Cisse向來訪的記者舉起他未滿一歲的黑色寶寶，興奮地說，“瞧，她可是中國女孩！”

　　在美聯社前駐非記者Arnold看來，中國人與非洲人之間的磕磕碰碰，是中非交往初期必然的磨合過程。中國對黑人並不存在種族意義上的歧視，“和美國人相比，中國人和黑人打交道的時間太短，短得彼此還來不及了解。所謂的歧視，不過是類似於城裏人對沒錢又不懂規矩的鄉下人的嫌棄罷了。”
Arnold覺得，非洲人尋“中國夢”與中國人尋“美國夢”的基本差異在於，前者大多並不迫切地希望融入中國的主流社會，成為中國公民。中國移民政策的苛刻、文化的天壤之別與宗教的普遍缺失，對許多非洲人並無吸引力。就像他們喜歡喝牛奶，但顯然不願意一輩子呆在奶牛場裏，而是把牛奶擠光，然後帶回家。
天秀大廈B座E層09號店鋪的老板Cisse，他的“中國夢”是為他的CBB（China-bornbaby，出生在中國的孩子）規劃的，他向來訪的記者舉起他未滿一歲的黑色寶寶，興奮地說，“瞧，她可是中國女孩！”
至於Cisse和他的黑人妻子,二人並不打算獲得中國綠卡。Cisse還有一個妻子和四個孩子在尼日利亞生活。Cisse是名穆斯林，三年前，攜著他的其中一位妻子從馬裏來到廣州，在廣東省婦幼醫院生下了這個寶貝女兒。
兩個月前，他們請了一個中國保姆，教寶寶說中文、學習中國禮節。“以後我們的寶寶要在中國上幼兒園、中學，一直到大學！”他強調，“中國在非洲的分量越來越重要，中國人的頭腦非常厲害，我希望她有一個中國頭腦。”
Cisse打算等中國的事業安頓下來後，在廣州和尼日利亞各住三個月。平日，他會隔兩天給家鄉的妻子打電話，當著眼前的妻子的麵，傾訴她的思念與愧疚。
這個溫和的穆斯林看到記者的驚愕，主動解釋，“古蘭經說，你可以娶你們愛悅的女人，兩妻、三妻、四妻，但如果你不能公平地對待她們，那麽你們隻能各娶一妻。”他微笑著說。“我認為我是個好丈夫。”
對於中國的一夫一妻製和計劃生育，Cisse從男女比例和國家人口的角度表示理解，“這樣的政策有利於中國，就是好政策。”
Cisse的家族兄弟對兄長的善解人意不以為然。提起中國，他和許多初到中國的非洲人一樣充滿怨氣——中國人拿非洲簽證，比非洲人拿中國簽證容易得多，不公平；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太可怕……
每當彼時，Cisse總是笑而不答，等他嘮叨完了，才說，“總有一天，你會明白的。”
12月22日，穆斯林最盛大的節日古爾邦節過後，緊接著是聖誕節。每年此時，Cisse的商店及整個中非貿易城進入了淡季，“巧克力城”幾乎成了座空城。
而這段時間，在廣州白雲機場國際候機廳，工作人員進入高度緊張狀態。上萬名非洲乘客身後，都跟著一長串小山一般，超大超重的行李。
來自利比裏亞的“候鳥”Cote幾乎被他的行李所淹沒。換取登機牌時，Cote被告知需要到“超重行李托運處”辦理托運，他開始討好般地稱呼工作人員為“sister”（姐姐），並請求“sister”放他一馬。要求自然遭到拒絕，Cote焦躁地把行李重新放回推車，邊走邊說，“中國，麻煩！真麻煩！”
最終，他還是交了超重費用，過安檢口時，Cote似乎已經忘記了剛才的不快，回過身來向記者揮揮手，“明年3月份，我還會回來的！”

來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