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07年07月23日14:59 人民網
“2006年，約1/4的中國成年男女曾跟不隻一人發生過性行為。”7月3日，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潘綏銘教授發布了這一新出爐的調查結果。一時間，有人鼓掌叫好，稱這是中國“性革命”的“赫赫戰功”；有人則不以為然，深為社會道德的“淪陷”而擔憂……
7月6日，潘綏銘接受《生命時報》記者采訪時，再次“語出驚人”地宣布：“中國的性革命已基本成功。”而“多伴侶”發生率的上升，從某種程度上意味著人們對性更寬容，也更開放了。
中國“多伴侶”增長明顯
潘綏銘主持的《中國人的性行為與性關係：曆史發展2000—2006》調查，是在6010名18—61歲的人中展開的，內容包括“婚前性行為”、“同性戀”等敏感話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當屬“中國人的多伴侶情況”調查結果。
所謂多伴侶，是指一個人至今為止，與一個以上的異性發生過性關係。2000年，其發生率僅為16.8%；到2006年，發生率已達25.3%，年平均增長率為7%，這比我國醫院門診和住院病人醫療費的增幅還大。而中國首家性文化博物館創立人劉達臨教授的調查則顯示，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國“多伴侶”發生率僅約6%。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對20年來的這一變化感到興奮，有些人對此難以接受，這讓他們聯想到“婚外戀”、“濫交”等字眼。但在潘綏銘看來，“多伴侶”的內涵並不單是這些，還包括再婚、試婚分手等多種可能性。毫無疑問，其發生率迅速上升意味著人們對性關係的看法愈發開放和寬容。
女性開放程度上升較快
記者在調查結果中還發現了兩個引人注目的特征：一、男性、省會與直轄市居民、30—39歲人群、企業家、高收入者、試婚或未婚同居者的“多伴侶”發生率較高，其中以城市的男性企業家最為突出，高達68.4%；二、女性、40—49歲人群、農村人口、低收入者的發生率增長迅速，平均每年增長13%，比男性的4.6%高不少。
潘綏銘認為，第一個特征其實並不令人意外，因為該人群手中握有的“資源”為他們實現“多伴侶”開了綠燈。所不同的是，年輕人的“資本”是青春與體力；“但有的企業家和高收入者擁有的則是大量金錢”。
引發第二個特征的原因較為複雜。“女性‘多伴侶’增長快和女性自我意識增加有關。”潘綏銘說，“城市女性受教育水平越來越高，農村女性進入城市的數量也在增加，這讓她們逐漸意識到，自己已不再是生兒育女的工具和單方麵‘為男人所用’的性對象。這時，她們就找到了自身存在的意義——追求快樂、追求愛情無疑是其中之一，發生性行為的幾率自然也會增加。”潘綏銘這一觀點與2005年“中國城市居民多性行為”主題調查不謀而合。該調查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發生“多伴侶”幾率就越大。
“此外，女性之所以出現這種變化，還有一個條件，即‘獨生子女’政策。它讓性生活和生孩子實現了相對分離。想想看，女性在其一生中不用花那麽多的時間去撫養孩子，自然有更多時間享受生活。而避孕、人工流產的方便化，也讓人們在追求性生活時少了後顧之憂。”
夫妻性行為方式更加多樣
不少人認為，“性伴侶多了就代表開放、前衛”，但潘綏銘表示，事實並非如此。“性革命的內容很廣，‘多伴侶’、‘婚前性行為’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全麵、深刻的性革命，是性行為的革命。它包括性生活方式的種類越來越多、性生活越來越美滿等。“即使你有成千上萬個性伴侶，但性生活依然單調，這種革命又有什麽意義？反過來說，即使你隻和一個人發生性關係，但你們采用了更豐富多彩的性行為方式，那就是性革命。不可能所有人都有‘多伴侶’，但每個人都可以爭取在夫妻生活中獲得最大快樂，這種夫妻間的性革命才最廣泛，也最受到該關注。”
那麽，中國人性行為革命的現狀又如何呢？潘綏銘6月30日發布的另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性生活中普遍采用的親密5種愛撫方式中，57.1%的受調查夫妻表示采用過其中的全部，比2000年多了29.6%。其中，女性性愛撫的增加程度十分明顯。此外，在性愛方式上，人們的選擇也更加多樣化。
中國已進入穩步“性化”階段
“這麽看來，可以說，2005年時，我國的性革命已基本成功了。”潘綏銘不無興奮地告訴記者，“2005年後，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多地被賦予了‘性’的含義。你看，現在一說起‘婚前同居’，誰還管你？”而此前，記者了解到的一個事例正印證了潘綏銘的觀點——一位24歲的女生和男友在結婚前一年就開始“同居”，其房子還是女方父母出錢租的。老兩口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以後小兩口得過一輩子，女婿怎麽樣，還得讓女兒提前“了解”，省得日後反悔。而20年前，這恐怕是父母們想都不敢想的。
此前，也有性學專家指出，中國當前的“性革命”正處於美國的五六十年代，但潘綏銘並不讚成這樣橫向比較。，他說：“可以說，我們和美國的不可比性要遠遠大於可比性。如我們通過‘獨生子女’政策迅速實現了性生活與生育的相對分離，這甚至走在了美國的前麵；但我國的婚姻革命卻始終難及美國。”此外，“性革命”在美國和反戰、反傳統、女權主義運動、民權運動等融合在一起，更具叛逆色彩。中國不會，也不可能簡單地翻版。
潘綏銘強調，當前，“包二奶”、“傍大款”等現象與性革命同時出現，極大地幹擾了人們對於性革命的認知與評價。許多人把性革命簡單地混同於“性放縱”，卻忘記了這樣一點：現在我們所痛恨的大多數性方麵的“醜惡現象”，其實是一種倒退，如“強迫女性加入性產業”等，這在中國古已有之，“包二奶”其實是古人們納妾的翻版，這並不能說完全是“性革命”的過錯。不過我們的確也看到，在美國，借“性革命”之風燃起的艾滋病之火和離婚高潮，給美國社會帶來了不小的衝擊。
因此，在享受“性革命”帶來的寬容和解放時，我們也應理智地對待它：首先要實現自由選擇，其次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正如潘綏銘所說，當我們真的達到了“和諧社會”，那其中一定包含著“性，不再需要革命，而是融入人們美好的日常生活”這一內容。人民網－《生命時報》
“2006年，約1/4的中國成年男女曾跟不隻一人發生過性行為。”7月3日，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潘綏銘教授發布了這一新出爐的調查結果。一時間，有人鼓掌叫好，稱這是中國“性革命”的“赫赫戰功”；有人則不以為然，深為社會道德的“淪陷”而擔憂……
7月6日，潘綏銘接受《生命時報》記者采訪時，再次“語出驚人”地宣布：“中國的性革命已基本成功。”而“多伴侶”發生率的上升，從某種程度上意味著人們對性更寬容，也更開放了。
中國“多伴侶”增長明顯
潘綏銘主持的《中國人的性行為與性關係：曆史發展2000—2006》調查，是在6010名18—61歲的人中展開的，內容包括“婚前性行為”、“同性戀”等敏感話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當屬“中國人的多伴侶情況”調查結果。
所謂多伴侶，是指一個人至今為止，與一個以上的異性發生過性關係。2000年，其發生率僅為16.8%；到2006年，發生率已達25.3%，年平均增長率為7%，這比我國醫院門診和住院病人醫療費的增幅還大。而中國首家性文化博物館創立人劉達臨教授的調查則顯示，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國“多伴侶”發生率僅約6%。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對20年來的這一變化感到興奮，有些人對此難以接受，這讓他們聯想到“婚外戀”、“濫交”等字眼。但在潘綏銘看來，“多伴侶”的內涵並不單是這些，還包括再婚、試婚分手等多種可能性。毫無疑問，其發生率迅速上升意味著人們對性關係的看法愈發開放和寬容。
女性開放程度上升較快
記者在調查結果中還發現了兩個引人注目的特征：一、男性、省會與直轄市居民、30—39歲人群、企業家、高收入者、試婚或未婚同居者的“多伴侶”發生率較高，其中以城市的男性企業家最為突出，高達68.4%；二、女性、40—49歲人群、農村人口、低收入者的發生率增長迅速，平均每年增長13%，比男性的4.6%高不少。
潘綏銘認為，第一個特征其實並不令人意外，因為該人群手中握有的“資源”為他們實現“多伴侶”開了綠燈。所不同的是，年輕人的“資本”是青春與體力；“但有的企業家和高收入者擁有的則是大量金錢”。
引發第二個特征的原因較為複雜。“女性‘多伴侶’增長快和女性自我意識增加有關。”潘綏銘說，“城市女性受教育水平越來越高，農村女性進入城市的數量也在增加，這讓她們逐漸意識到，自己已不再是生兒育女的工具和單方麵‘為男人所用’的性對象。這時，她們就找到了自身存在的意義——追求快樂、追求愛情無疑是其中之一，發生性行為的幾率自然也會增加。”潘綏銘這一觀點與2005年“中國城市居民多性行為”主題調查不謀而合。該調查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發生“多伴侶”幾率就越大。
“此外，女性之所以出現這種變化，還有一個條件，即‘獨生子女’政策。它讓性生活和生孩子實現了相對分離。想想看，女性在其一生中不用花那麽多的時間去撫養孩子，自然有更多時間享受生活。而避孕、人工流產的方便化，也讓人們在追求性生活時少了後顧之憂。”
夫妻性行為方式更加多樣
不少人認為，“性伴侶多了就代表開放、前衛”，但潘綏銘表示，事實並非如此。“性革命的內容很廣，‘多伴侶’、‘婚前性行為’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全麵、深刻的性革命，是性行為的革命。它包括性生活方式的種類越來越多、性生活越來越美滿等。“即使你有成千上萬個性伴侶，但性生活依然單調，這種革命又有什麽意義？反過來說，即使你隻和一個人發生性關係，但你們采用了更豐富多彩的性行為方式，那就是性革命。不可能所有人都有‘多伴侶’，但每個人都可以爭取在夫妻生活中獲得最大快樂，這種夫妻間的性革命才最廣泛，也最受到該關注。”
那麽，中國人性行為革命的現狀又如何呢？潘綏銘6月30日發布的另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性生活中普遍采用的親密5種愛撫方式中，57.1%的受調查夫妻表示采用過其中的全部，比2000年多了29.6%。其中，女性性愛撫的增加程度十分明顯。此外，在性愛方式上，人們的選擇也更加多樣化。
中國已進入穩步“性化”階段
“這麽看來，可以說，2005年時，我國的性革命已基本成功了。”潘綏銘不無興奮地告訴記者，“2005年後，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多地被賦予了‘性’的含義。你看，現在一說起‘婚前同居’，誰還管你？”而此前，記者了解到的一個事例正印證了潘綏銘的觀點——一位24歲的女生和男友在結婚前一年就開始“同居”，其房子還是女方父母出錢租的。老兩口這樣做的理由很簡單：以後小兩口得過一輩子，女婿怎麽樣，還得讓女兒提前“了解”，省得日後反悔。而20年前，這恐怕是父母們想都不敢想的。
此前，也有性學專家指出，中國當前的“性革命”正處於美國的五六十年代，但潘綏銘並不讚成這樣橫向比較。，他說：“可以說，我們和美國的不可比性要遠遠大於可比性。如我們通過‘獨生子女’政策迅速實現了性生活與生育的相對分離，這甚至走在了美國的前麵；但我國的婚姻革命卻始終難及美國。”此外，“性革命”在美國和反戰、反傳統、女權主義運動、民權運動等融合在一起，更具叛逆色彩。中國不會，也不可能簡單地翻版。
潘綏銘強調，當前，“包二奶”、“傍大款”等現象與性革命同時出現，極大地幹擾了人們對於性革命的認知與評價。許多人把性革命簡單地混同於“性放縱”，卻忘記了這樣一點：現在我們所痛恨的大多數性方麵的“醜惡現象”，其實是一種倒退，如“強迫女性加入性產業”等，這在中國古已有之，“包二奶”其實是古人們納妾的翻版，這並不能說完全是“性革命”的過錯。不過我們的確也看到，在美國，借“性革命”之風燃起的艾滋病之火和離婚高潮，給美國社會帶來了不小的衝擊。
因此，在享受“性革命”帶來的寬容和解放時，我們也應理智地對待它：首先要實現自由選擇，其次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正如潘綏銘所說，當我們真的達到了“和諧社會”，那其中一定包含著“性，不再需要革命，而是融入人們美好的日常生活”這一內容。人民網－《生命時報》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