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05年6月，當潘菊拿到博士研究生錄取通知書時，她心頭一陣激動，連忙告訴一個當時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同學。同學給她回複了一封郵件，裏麵這樣寫道：“祝賀你加入一個在中國越來越垃圾的群體！”
同學的自嘲裏隱含著諸多的無奈。如今，一年多的讀博時光過去，潘菊並不承認自己是垃圾，但的確感受到了和當時那位同學一樣的無奈、壓力和困惑。
隻有逢年過節才能和導師聚在一起聊一聊
“在國外，導師為博士生做的事應該比博士生為導師做的事要多，而在國內，剛好顛倒。”武漢某重點大學管理學博士生遠瀟說，有些博士生就是導師的打工仔，而且沒有報酬。
“我們這些留在國內讀博士的人同樣很優秀，但成績與我們差不多的同學出國讀博後，很快就出成果了，而我們在國內要出成果卻很難。”遠瀟認為，博士生階段是一個人學術生命最重要的時期之一，而國內的博士生培養機製沒能給博士生提供良好的學術研究環境。因而，他們往往付出更多的努力也難以獲得像同輩在國外取得的成果。
作為文科博士生，武漢某高校傳播學博士生何軍（化名）和遠瀟的生活比起來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個人自由支配時間很充足等，但學術上的困惑是共同的。
讀博一年多來，何軍很少有機會與導師就學術研究方麵的問題交流。“隻有逢年過節我們才能聚在一起聊一聊，平時很難見到導師”。
除了很少有機會與導師交流外，與同學交流的機會也不多。何軍曾經提議與同專業高一級的博士生搞一個學術交流活動，但沒有多少人響應，至今也沒能如願。
在遠瀟的促成下，他所在的研究所嚐試著每周搞一次博士生學術交流會，但在邀請其他相關專業的博士生參加時，卻得不到回音。“相比之下，跟以前完全沒有交流還是好多了，不同思想的碰撞會產生一些靈感，有些碰撞出的火花對研究是至關重要的。”
國外的研究成果多在形成期間就已經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所以能被廣泛認可。而國內研究人員大部分是各自為戰，其成果在國外被認可的情況也大打折扣，遠瀟說：“有些文章哪怕是第三、第四作者中有一個是外國專家，文章被收錄被認可的情況就會好很多。”
導師帶的博士生過多也是影響博士生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因素。據遠瀟介紹，如果算上不脫產的在職博士生，有些導師帶的博士生達到二十多人，還有何質量可言？
在采訪中，不少博士生表示，在歐美，導師與學生情同父子的情況很多，他們也很希望能擁有那種“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導師，但國內這樣的導師卻不多。
男博士生們大多以看電影、電視劇來消磨時間
“整天除了做飯就是睡懶覺！”武漢某高校一位文科女博士本碩博連讀後，已經很難找到學術研究的動力了。
“讀了3年的博士，做了3年的飯，沒去過食堂，還樂此不彼”，這是何軍身邊一些女博士生的真實寫照。何軍介紹，女博士生更生活化一些，但是無論如何，這些被稱為“第三性”的未婚女博士生都是孤獨苦悶的。她們本想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有所成就，而現實卻讓她們感到無奈無助。
男博士生們則大多以看電影、電視劇來消磨時間。何軍說，有時候兩三個同學一起通宵看電視劇，“隻是跟本科生相比，很少有玩遊戲的而已”。
何軍說，博士生群體是大學裏最苦悶的一族。人文社會學科的博士生大多沒有導師安排的課題做，平時又很難得到導師的指導，大部分時間都感覺很閑。
“我們也想一心搞研究，做出成果，但是卻沒有這樣的大環境。”何軍認為，導師指導不夠，學術交流太少，激勵機製又不健全，使得博士生們的科研積極性普遍不高。
作為偏理科的管理學博士生，遠瀟的大量時間用在為導師打工，常感歎沒有時間搞研究。“博士生本來應當是國家科技創新的後備隊甚至是生力軍，對未來國家科研能力和水平有重要影響。博士生資源的浪費是社會的損失和國家的悲哀”。
博士生的共同特征：穿著樸素、身體孱弱、30歲左右
武漢某大學一個研究所的12名博士生中，隻有1人已婚，3人有男女朋友，其餘8人則均為單身。博士生的社會交往圈子本身很狹窄，再加上部分人放不下博士生的架子，不肯主動與人交往，造成許多人封閉甚至自卑。遠瀟介紹：“多數博士生都在二十七八歲左右，來自家庭、社會的壓力，讓我們喘不氣來。”
遠瀟介紹說，博士生一般被分為三類：一是不用交學費，並且每月能得到300元~400元生活費的；二是名義上要交學費，但實際由導師支付，沒有生活費的；三是自行承擔3萬元左右的學費，生活費由導師“看著給”的。
遠瀟說，無論哪一類，生活都是很清苦的。他曾遇到一位博士生到修鞋匠那裏修一雙破了一條四五厘米長口子的皮鞋。“‘穿著樸素、身體孱弱、30歲左右’已經成了博士生的共同特征，大學校園裏符合這個條件的，一問就是個博士生。”
“白天愁論文，晚上愁嫁人”的說法在一些女博士生中流傳。“論文發了嗎？”成為博士生們見麵的問候語。
越優秀的博士生越有可能被導師扣下做課題，推遲畢業
經過兩年多的煎熬，華中科技大學04級博士生邱文（化名）的心態比以前更加平和了。當年辭掉在武漢科技大學的工作去讀博時，他有一絲無奈，也有一絲堅決。邱文說，在高校從事科研工作，沒有博士學曆是很難有發展前途的。“當時在學校已看不到什麽希望，我就出來了”。
邱文所在的專業要求論文“兩篇權威1篇核心”，而據他所知，02級的師兄師姐中，到今年能成功畢業的大約隻有50％。
“這裏麵有一個潛規則，就是隻要導師需要的博士生，即使達到了畢業要求，也不可能按期畢業，直到導師覺得不再需要你時才會讓你畢業。”邱文說，越是優秀的博士生越有可能被導師留下來參與某項課題的研究，從而推遲了畢業的時間。
邱文除周末有時間回武漢科技大學的家中外，平日都住在華中科技大學的博士生宿舍，而他妻子前不久剛生了小孩，邱文在兩校間來回奔波更忙碌了。邱文說，自己隻希望能按期畢業，早日回到工作崗位，有更多時間照顧妻子和孩子。
堅守著的博士生將麵對日益嚴峻的就業環境
多數博士生在堅持在奮鬥，也有博士生最終選擇了放棄。
與邱文相比，他的一位碩博連讀的同學就沒有他的毅力了，這位同學今年申請參加碩士論文答辯，拿了碩士文憑就離開學校。
邱文介紹，不脫產的博士生選擇放棄的更不乏其人。“有些導師沒有課題，尤其理工科博士生如果沒有導師的課題依托就很難做出論文，有些堅持一兩年看不到希望，就隻好放棄”。
一方麵是博士生清苦的物質生活、沉悶的研究環境和難以預期的畢業時間，另一方麵卻是日益嚴峻的就業環境。遠瀟說，一些人對博士生存在誤解，以為這些高學曆的知識分子生活會很舒適，而實際上，博士生麵臨的現實遠不如局外人想象的那般美好。
遠瀟前年畢業的一位師兄去華中師範大學時，學校給予其安家費10萬元，而如果現在去已經沒有安家費了，評副教授也更困難了。“就業境況急轉直下，哪怕隻相差幾個月，待遇就可能相差很大。”遠瀟說，“現在，‘焦慮’這個詞已不足以形容我們現在的心情。我們希望能早日‘刑滿釋放’，但實際上我們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能按時畢業”。
武漢大學一位本碩博連讀的女博士生說，現在自己最大的願望就是能跟男友早點結婚，並且早日逃出“蹲監獄一樣”的生活。
遠瀟說：“大多數博士生都是對學術有所追求的人，已經做好了過清貧生活的準備。我們的要求並不高，每月1000元的生活費，導師能有多一些的指導，有更寬鬆的學術研究環境、更多與同行交流的機會。而這些本應該並不難實現。”本報武漢12月14日電
同學的自嘲裏隱含著諸多的無奈。如今，一年多的讀博時光過去，潘菊並不承認自己是垃圾，但的確感受到了和當時那位同學一樣的無奈、壓力和困惑。
隻有逢年過節才能和導師聚在一起聊一聊
“在國外，導師為博士生做的事應該比博士生為導師做的事要多，而在國內，剛好顛倒。”武漢某重點大學管理學博士生遠瀟說，有些博士生就是導師的打工仔，而且沒有報酬。
“我們這些留在國內讀博士的人同樣很優秀，但成績與我們差不多的同學出國讀博後，很快就出成果了，而我們在國內要出成果卻很難。”遠瀟認為，博士生階段是一個人學術生命最重要的時期之一，而國內的博士生培養機製沒能給博士生提供良好的學術研究環境。因而，他們往往付出更多的努力也難以獲得像同輩在國外取得的成果。
作為文科博士生，武漢某高校傳播學博士生何軍（化名）和遠瀟的生活比起來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個人自由支配時間很充足等，但學術上的困惑是共同的。
讀博一年多來，何軍很少有機會與導師就學術研究方麵的問題交流。“隻有逢年過節我們才能聚在一起聊一聊，平時很難見到導師”。
除了很少有機會與導師交流外，與同學交流的機會也不多。何軍曾經提議與同專業高一級的博士生搞一個學術交流活動，但沒有多少人響應，至今也沒能如願。
在遠瀟的促成下，他所在的研究所嚐試著每周搞一次博士生學術交流會，但在邀請其他相關專業的博士生參加時，卻得不到回音。“相比之下，跟以前完全沒有交流還是好多了，不同思想的碰撞會產生一些靈感，有些碰撞出的火花對研究是至關重要的。”
國外的研究成果多在形成期間就已經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所以能被廣泛認可。而國內研究人員大部分是各自為戰，其成果在國外被認可的情況也大打折扣，遠瀟說：“有些文章哪怕是第三、第四作者中有一個是外國專家，文章被收錄被認可的情況就會好很多。”
導師帶的博士生過多也是影響博士生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因素。據遠瀟介紹，如果算上不脫產的在職博士生，有些導師帶的博士生達到二十多人，還有何質量可言？
在采訪中，不少博士生表示，在歐美，導師與學生情同父子的情況很多，他們也很希望能擁有那種“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導師，但國內這樣的導師卻不多。
男博士生們大多以看電影、電視劇來消磨時間
“整天除了做飯就是睡懶覺！”武漢某高校一位文科女博士本碩博連讀後，已經很難找到學術研究的動力了。
“讀了3年的博士，做了3年的飯，沒去過食堂，還樂此不彼”，這是何軍身邊一些女博士生的真實寫照。何軍介紹，女博士生更生活化一些，但是無論如何，這些被稱為“第三性”的未婚女博士生都是孤獨苦悶的。她們本想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有所成就，而現實卻讓她們感到無奈無助。
男博士生們則大多以看電影、電視劇來消磨時間。何軍說，有時候兩三個同學一起通宵看電視劇，“隻是跟本科生相比，很少有玩遊戲的而已”。
何軍說，博士生群體是大學裏最苦悶的一族。人文社會學科的博士生大多沒有導師安排的課題做，平時又很難得到導師的指導，大部分時間都感覺很閑。
“我們也想一心搞研究，做出成果，但是卻沒有這樣的大環境。”何軍認為，導師指導不夠，學術交流太少，激勵機製又不健全，使得博士生們的科研積極性普遍不高。
作為偏理科的管理學博士生，遠瀟的大量時間用在為導師打工，常感歎沒有時間搞研究。“博士生本來應當是國家科技創新的後備隊甚至是生力軍，對未來國家科研能力和水平有重要影響。博士生資源的浪費是社會的損失和國家的悲哀”。
博士生的共同特征：穿著樸素、身體孱弱、30歲左右
武漢某大學一個研究所的12名博士生中，隻有1人已婚，3人有男女朋友，其餘8人則均為單身。博士生的社會交往圈子本身很狹窄，再加上部分人放不下博士生的架子，不肯主動與人交往，造成許多人封閉甚至自卑。遠瀟介紹：“多數博士生都在二十七八歲左右，來自家庭、社會的壓力，讓我們喘不氣來。”
遠瀟介紹說，博士生一般被分為三類：一是不用交學費，並且每月能得到300元~400元生活費的；二是名義上要交學費，但實際由導師支付，沒有生活費的；三是自行承擔3萬元左右的學費，生活費由導師“看著給”的。
遠瀟說，無論哪一類，生活都是很清苦的。他曾遇到一位博士生到修鞋匠那裏修一雙破了一條四五厘米長口子的皮鞋。“‘穿著樸素、身體孱弱、30歲左右’已經成了博士生的共同特征，大學校園裏符合這個條件的，一問就是個博士生。”
“白天愁論文，晚上愁嫁人”的說法在一些女博士生中流傳。“論文發了嗎？”成為博士生們見麵的問候語。
越優秀的博士生越有可能被導師扣下做課題，推遲畢業
經過兩年多的煎熬，華中科技大學04級博士生邱文（化名）的心態比以前更加平和了。當年辭掉在武漢科技大學的工作去讀博時，他有一絲無奈，也有一絲堅決。邱文說，在高校從事科研工作，沒有博士學曆是很難有發展前途的。“當時在學校已看不到什麽希望，我就出來了”。
邱文所在的專業要求論文“兩篇權威1篇核心”，而據他所知，02級的師兄師姐中，到今年能成功畢業的大約隻有50％。
“這裏麵有一個潛規則，就是隻要導師需要的博士生，即使達到了畢業要求，也不可能按期畢業，直到導師覺得不再需要你時才會讓你畢業。”邱文說，越是優秀的博士生越有可能被導師留下來參與某項課題的研究，從而推遲了畢業的時間。
邱文除周末有時間回武漢科技大學的家中外，平日都住在華中科技大學的博士生宿舍，而他妻子前不久剛生了小孩，邱文在兩校間來回奔波更忙碌了。邱文說，自己隻希望能按期畢業，早日回到工作崗位，有更多時間照顧妻子和孩子。
堅守著的博士生將麵對日益嚴峻的就業環境
多數博士生在堅持在奮鬥，也有博士生最終選擇了放棄。
與邱文相比，他的一位碩博連讀的同學就沒有他的毅力了，這位同學今年申請參加碩士論文答辯，拿了碩士文憑就離開學校。
邱文介紹，不脫產的博士生選擇放棄的更不乏其人。“有些導師沒有課題，尤其理工科博士生如果沒有導師的課題依托就很難做出論文，有些堅持一兩年看不到希望，就隻好放棄”。
一方麵是博士生清苦的物質生活、沉悶的研究環境和難以預期的畢業時間，另一方麵卻是日益嚴峻的就業環境。遠瀟說，一些人對博士生存在誤解，以為這些高學曆的知識分子生活會很舒適，而實際上，博士生麵臨的現實遠不如局外人想象的那般美好。
遠瀟前年畢業的一位師兄去華中師範大學時，學校給予其安家費10萬元，而如果現在去已經沒有安家費了，評副教授也更困難了。“就業境況急轉直下，哪怕隻相差幾個月，待遇就可能相差很大。”遠瀟說，“現在，‘焦慮’這個詞已不足以形容我們現在的心情。我們希望能早日‘刑滿釋放’，但實際上我們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能按時畢業”。
武漢大學一位本碩博連讀的女博士生說，現在自己最大的願望就是能跟男友早點結婚，並且早日逃出“蹲監獄一樣”的生活。
遠瀟說：“大多數博士生都是對學術有所追求的人，已經做好了過清貧生活的準備。我們的要求並不高，每月1000元的生活費，導師能有多一些的指導，有更寬鬆的學術研究環境、更多與同行交流的機會。而這些本應該並不難實現。”本報武漢12月14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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