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如今，我國的一些高校麵臨財務窘境。2005年我國高校向銀行貸款總量約在1500億至2000億元之間，一些業內人士聲稱：按照嚴格的財務核算製度，一些高校其實已經破產。
近年來高校大規模的擴建之風甚烈：大興土木，圈地造樓，極盡奢華，各式的高樓大廈、賓館、會議中心、假山、人工湖等，都成了各高校攀比的籌碼。資料顯示：哈佛大學占地麵積為2300畝，普林斯頓大學占地1820畝，而我們很多大學在擴建中，占地麵積超過了5000畝。
毫無疑問，這要花費高校不知多少資金。
高校的高額負債，不僅讓高校自身陷入泥潭，同時也把銀行帶入巨大的投資風險中，而這種風險最終將轉嫁到政府身上。這種情況在我國早有先例，國企改革之初，國家停止了對國企的撥款，國企為充實自身發展資金開始向銀行貸款，銀行又認為“國企是國家的，出了問題也是國家承擔”，對國企貸款“非常慷慨”，於是大批銀行信貸資金源源不斷湧入國企，最終因國企無力償付貸款本息，造成大量銀行貸款呆滯在國企。如今的高校貸款擴建熱，與當初的國企貸款熱非常相似：銀行貸款成了高校擴張建設“提款機”，而銀行也樂觀地認為“公辦高校不會破產”，因而在貸款審批過程中隨意性較大，造成貸款風險高度集中。
當初為了減輕國企負擔，同時也為了防範金融危機，國家財政不惜血本為國企債務托底，又是核減，又是豁免，一次又一次“剝離”。但這即使在今天以完全的市場標準看來也不為過，畢竟國企的前身是吃全民的奶長大又為全民使過力、作了很多貢獻的。而今天的高校負債事實上是教育產業化產下的一個怪蛋，為賺取全民受教育需求的銀兩而舉債而擴張，離譜的高額收費已經讓無數的受教育者為其埋下巨額大單，而要納稅人今後為其盲目擴張、過於貪大釀成的苦果再埋單，恐怕不少公眾難以如此大度。這麽說來，就必須避免高校重走國企舊路，而當務之急的是，再也不能無視高校的這種“胡鬧”。
05我國高校貸款總量約在1500億至2000億元
“一些高校其實已經破產”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我國高校由“精英教育模式”向“大眾教育模式”轉變，2005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504萬人，是1998年的4.7倍，高校在校人數達2300萬人，規模已躍居世界第一。而伴隨這股擴招高峰的，則是高校大規模的擴建之風。為了吸引和容納更多的學生，不少高校紛紛大興土木，圈地造樓，甚至為了爭相“向世界一流大學邁進”，極盡奢華，各式的高樓大廈、賓館、會議中心、假山、人工湖等，都成了各高校攀比的籌碼。
擴建自然需要資金。我國高校的資金來源主要有財政撥款和學費收入，由於這兩項收入都相對有限，於是銀行信貸成了高校建設資金的主要來源。《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藍皮書稱，2005年我國高校向銀行貸款總量約在1500億至2000億元之間。不少地方高校目前都已是負債累累。重慶市各高校貸款總額為30多億元，相當於高校年收入的1.5倍；山東省教育廳所屬23所高校截至2005年5月，貸款餘額75.4億元，這些貸款僅利息就需要4.3億元，而省政府對高校投入的增量每年隻有1億元。陷入財務窘境的不僅僅是各地方高校，一些中央直屬“名校”也同樣是債務纏身。今年3月29日，審計署公布的18所教育部直屬高校2003年度財務收支審計結果，18所高校債務總額72.75億元，比2002年末增長45%，其中基本建設形成的債務占82%。擴建帶來的巨額貸款已成為困擾整個高校發展的一個嚴峻考驗。一些業內人士聲稱：按照嚴格的財務核算製度，一些高校其實已經破產。
“高校貸款的普遍心理是，學校是國家的，銀行也是國家的，隻要把銀行借來的錢花在校園建設上，至於將來能否還上、誰來還似乎毋需考慮，反正都是國家的。”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教育與人力資源研究部的李誌仁研究員憂心忡忡地說，擴張建設成了高校非理性貸款的“東風”，而銀行也樂觀地認為“公辦高校不會破產”，並有擴招收費的“生財之道”，因而在貸款審批過程中未按商業貸款條件嚴格審查，也不設立擔保或財產抵押，基本隻是憑借學校信譽實行信譽貸款，最終造成貸款的隨意性，推動了這場高校財務危機。
“說高校盲目擴招其實並不準確，一下子鬧出這麽大的財務窟窿，它不多招生、高收費，拿什麽填？”有人曾用“高校的收費隻占其支出的四分之一，做高收費的托辭，可學生憑什麽為學校的‘胡造’埋單？”一位不願具名的學者以諷刺的口吻說道，“如今我們的高校學費已經高到了讓很多人上不起學的地步，大學生就業難也成了一大社會問題，這財務危機自然迅速顯象化。”
把“包袱”丟給政府？
高校的高額負債，不僅讓高校自身陷入泥潭，運轉艱難，同時也把銀行帶入巨大的投資風險中，並最終將風險轉嫁至政府。由銀行信貸危機造成國家財政負擔加重在我國早有先例。20世紀80年代，國家停止了對國企的撥款，為充實自身發展資金，國企開始向銀行貸款，而銀行認為“國企是國家的，出了問題也是國家承擔”，因此對國企貸款“非常慷慨”，於是大批銀行信貸資金源源不斷湧入國企，最終因國企無力償付貸款本息，造成大量銀行貸款呆滯在國企，成為國家財政的巨大包袱。如今的高校貸款擴建熱，與當初的國企貸款熱非常相似：銀行貸款風險高度集中，高校把銀行貸款當成其擴大規模，渡過難關的“提款機”。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勢必使高校走上盲目貸款→財務危機→不良貸款→財政負擔的國企老路，甚至引發金融風險。
一位教育界人士告訴記者，高教事業的公益性和高校的非盈利性，決定了政府是其最終的責任承擔者。教育學專家、武漢大學教授肖昊也曾指出，如果不能警惕並及時遏製高校負債運行的趨勢，會造成大量的社會後果：或者擾亂金融秩序，使公共財政不堪重負；或者使高校學費進一步提高或變相提高，加重公眾負擔。正是由於高校的所有權歸屬國家，而高等教育服務又屬於一種公共產品，這使得高校的破產無法成為可能，政府無法將已經入學的大學生以“學校破產”為由遣送回家，所以隻能對貸款高校進行救助，這就將高校的貸款風險直接轉嫁給了政府。因此，作為最終責任人的政府，加強對高校貸款的監控，合理控製高校貸款的規模，保證銀行貸款的有效合理利用，防止和降低銀行貸款的風險，避免高校重走國企舊路已是當務之急。
2004年，教育部、財政部接連發了《關於進一步完善高等學校經濟責任製，加強銀行貸款管理，切實防範財務風險的意見》，《關於進一步加強直屬高校資金安全管理的若幹意見》，並從2005年1月1日起，建立直屬高校銀行貸款審批製度。其評審內容包括：貸款必要性；貸款預期用途的合理性和效果；分年度貸款計劃和償還計劃的合理性；償債能力；貸款風險程度等。
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相關法規，對所屬高校貸款進行約束監督。不過業內人士也表示，由於高校屬於社會公益事業及高校發展建設貸款周期較長的特點，目前對高校貸款還沒有形成係統完整的評估認證體係，因而在評估高校貸款是否具有償還能力時，依然還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進一步完善。
高校該走多元化籌資道路
近幾年來，我國的教育財政支出增漲迅猛，從1996年到2004年，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由1211.9億元增長到4027.8億元，年均遞增16.2%；財政性教育經費由1654.2億元增加到4465.9億元，年均遞增13.2%，均超過了同期GDP年均增長9.1%的水平。然而相對於擴招的速度，財政撥款的增加還是相對滯後，於是多數高校就將籌資的渠道放在銀行身上，這在當今高校發展史上，尚屬“中國特色的高校發展之路”。
在國際上，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一方麵，高校主要辦學經費來自政府資助、社會和個人捐贈以及學生的學費。無論是公立大學還是私立大學，大都有一個較為完善的校董事會和董事會領導下的基金會，通過董事會的籌資和基金會的運作，能為高校提供較為充足的辦學經費，而高校使用這些經費，基本上沒有成本，當然也就談不上財務風險。另一方麵，國外大多數高校發展與擴張相當理性。其辦學規模往往與社會需求和自身經濟實力相適應。發達國家高校教職工的薪金水平、招生規模、基建規模增長有限，變化不多。因此，高校對資金的需求相對穩定，很少需要直接向銀行貸款。
那麽如何來解決我國高校發展帶來的資金瓶頸問題？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生陳漢生認為，目前國內的高校資金來源太過於依賴財政撥款和銀行貸款，其實高校資金籌措還有其他多種渠道，比如產業渠道、基金渠道、稅收減免、收費渠道、科研渠道、社會投資和捐助等。學校應該充分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走多元化籌資道路。同時，加快校辦產業的改革，轉換校辦產業的經營機製，加快校辦產業成果轉化，使產學研實現良性結合；積極培養高校科研的領軍人物，加大科研的團隊建設，努力提高高校的科研能力和獲取科研經費的能力；促進校企、校地聯合辦學，既能實現人才的定向培養又能籌集建設資金，並采用BOT模式搞學生公寓等基本建設，合同期內由投資者進行經營和管理，合同期滿移交學校。
對於目前身陷債務泥潭的高校來說，走多元化籌資道路，合理籌集自身發展所需資金，不失為一條出頭之路。另外，國家也應積極支持多元化辦學，拓寬高校資金來源渠道，通過引進民資、外資等多種途徑解決高等教育經費不足的矛盾，以緩解高校貸款的壓力。（何建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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