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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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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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屬於人類生物學的中心問題，變幻莫測的性滲透了我們生存的每一個方麵，在生命的不同階段表現出不同的形式，從本質上說，性的功能並不主要是生殖，這一事實導致了性這個問題的複雜與含混，進化過程為生物的繁殖創造了比交配和受精遠為簡單有效的方法，細菌幹脆一分為二（常常20分鍾就分裂一次），真菌排出大量孢子，水螅直接從軀幹長出後代，海綿動物的每一塊碎片都能發育成完整的個體，如果增殖是性的唯一目的，哺乳動物祖先的進化就不必需要性的參與，人類成員都可能用無性方式生殖，從中性的子宮表皮細胞產生後代，至少一個受精卵可能分裂成同卵雙胞胎，在這種少見的情況中，我們就遇到了快速的細菌式無性繁殖方式。
性的基本功能也不是給予和獲取快感，大多數動物的性行為都是機械的，也很少有性交前的撫愛。細菌和原生動物沒有神經係統也能完成性的結合，珊蝴、蛤以及其它許多無脊椎動物幹脆把性細胞排入水中，它們沒有大腦，當然不會有相應的意識活動，因此，快感充其量是交配的強化手段。誘使複雜神經係統的生物投入充分的時間和精力，用以求愛、交配和撫育子女。
不僅如此，性活動從各方麵說都得付出很高的代價，充滿了風險，人類生殖器在解剖學上的複雜性，使它們易患致命的宮外孕和性病等，求愛的時間超過了傳達信息的基本需要，這即消耗能量又帶來危險，因為越是衝動，就越容易被對手或敵人傷害。在微觀層次上，決定性狀態的遺傳機製不僅十分精微，也容易受到幹擾。人的一種性染色體過多或過少，或者胎兒發育中激素水平發生了微小變化，都會導致生理和行為的反常。
這就是說，性本身並沒有直接的進化論功利，這還沒有考慮有性生殖必然帶來的遺傳損失，無性生殖的後代都跟親本完全相同，而對於有性生殖，如果性伴侶與自己沒有親緣關係，後代的基因就有一半是外來的，此後，基因投資還將每代損失一半。
無性生殖因此具有充分的優越性：它不需要合作者，是直接、安全、節能和利己的。既然如此，為什麽會有性的進化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性創造多樣性，為了應付環境的不測變化，親代投下了多樣性的賭注，假設現有兩個物種的成員都帶A、a兩種基因，不妨說是褐眼基因（A）和藍眼基因（a），或者右利手基因（A）和左利手基因（a）。所有成員都帶兩種基因，因此都是Aa型，現在假設一個物種采用無性生殖，它的所有後代隻能是Aa型。
另一物種采用有性生殖，生產性細胞，每個性細胞都隻含一種基因A或a，因此，交配時雙方的性細胞相結合，就可能產生三種型狀的後代：AA、Aa和aa型。可見，在無性生殖中，Aa個體隻能產生Aa型後代，而有性生殖的個體卻能產生AA、Aa和aa型三種後代，兩個物種的後代產生了鮮明的對比，現在假設環境發生了變化，比如奇寒的冬天降臨，洪水泛濫或者危敵入侵，使aa型個體成為適者，於是隻消一代，有性生殖的物種就將占有生存優勢，由aa型個體取得統治地位，直到環境又變得對AA或Aa型有利。
多樣化以及隨之而來的適應性，解釋了為什麽那麽多物種都進行有性生殖，數量上遠遠超過了無性生殖的物種。後者雖然直接、簡單，卻缺乏長遠的應變性。
那麽，為什麽通常隻有兩種性別呢？理論上講，既可以產生單性的有性生殖係統，即解剖上一致的個體生產出完全相同的生殖細胞，並將它們不加區分地結合起來，一些低等植物正是如此，也可以產生幾百種不同的性別，如象某些真菌一樣。然而，隻有兩性係統盛行於生物界。看過，這種係統能提供最有效的分工。
雌性的典型職能是造卵，較大體積的卵能抗禦幹燥，在條件不利時利用卵黃維持生命，有利於由親體轉移到安全地帶，受精後立刻就暫時提供分裂需要的營養，而不必從外界攝取。雄性的職能是生產精子－種小小的配子，精子是最小的細胞單位，簡化到隻有一個僅含DNA的頭部，尾部儲有足夠的能量，提供這個DNA容器接近卵子的動力。
受精時兩種配子相結合，使基因即刻混合起來，暫時保存在卵子中，這樣支配產生的受精卵，更有可能至少讓某些後代在環境變化中得以生存，受精卵包含了新的基因成分，這是和無性生殖細胞最根本的差異。
兩性細胞在解剖上可以有極大的懸殊，例如人卵比精子大85000倍。配子這種兩極分比，波及到人類性生物學和性心理學的各個方麵，最重要的直接後果是，女性在性細胞中有更大的投入，女性一生中隻能生產約400個卵子，其中最多20個可望成為正常的孩子，孕育孩子的代價更為高昂，與此相反，男性每次可射出一億個精子。授精後，他的生理任務就完成了，他的基因跟對方平分利益，投入卻少得多，除非對方能使他對撫育後代作出貢獻。如果男性隨心所欲，理論上他一生就能給成千上萬個女性授精。
由此引起的兩性利益衝突不僅是人類的特性之一，也存在於多數動物中。雄性具有攻擊性，在雄性內部特別明顯，交配季節尤為劇烈，對於大多數物種，雄性最有效的策略都是武斷，雄性在雌性懷孕期間還可以給許多雌性授精，雌性卻隻能從一個雄性那裏受孕。如果雄性在交配上不受限製，一些雄性便可能成為天之驕子，一些雄性則可能是老不走運的“倒黴鬼”，同時，正常雌性都會懷孕，雄性的一係列特性因此產生：好攻擊、草率、感情易變、缺乏鑒別力等等。對於雌性來說，理論上有效的策略卻是靦腆持重，直到識別出具有優良基因的雄性。在需要撫育子女的物種中，雌性還必須注意選擇授精後更可能留在自己身邊的雄性。
人忠實地遵從這一生物學原則，的確，在性道德以及性分工的種種細節上，現存的許多社會有著由於文化而產生的千姿百態的差異。社會按環境的要求形成習俗，同時真實地再現動物界至今服從的法則；從嚴格的一夫一妻製到極端的一夫多妻製，從男女同裝傾向到衣著舉止的極端分比等等，人們隨心欲地改變生活態度。社會時尚常在一代之間就改頭換麵。然而，這種可塑性不是沒有限度的，它掩蓋著一些普遍特性，後者與進化論的有關預見密切相符。因此，讓我們暫不考慮非常重要的文化塑性，集中討論那些有生物學意義的普遍特性。
首先，人有一定程度多妻傾向。通常，性對象的改變都是男性造成的。約3／4的社會允許多妻行為，大多數還得到法律和習俗的認可。相反，多夫現象僅見於不到1％的社會中，現存的一夫一妻製社會一般隻有法律上的意義，而通過納妾製或婚外關係維係著實際的多妻製。
女性一般被男性視作有限的資源或重要的財產，因而成為攀附婚姻的受益者，這種婚姻能提高她們的社會地位。多妻製和攀附婚姻本質上是互補的策略，在各種社會中，男性追求和獲取，女性被保護和交易，男兒們放蕩不羈，女兒們則蒙受糟踏的風險。在有性買賣的地方，男性通常就是顧主。妓女當然要被社會歧視，因為她們將寶貴的生育投資輕意拋給了陌生入。麥孟尼底在十二世紀簡潔地表達過這一生物學邏輯：
隻有來自共同祖先的人，彼此才可能產生完美的兄弟情誼和互愛互助。締造部族的祖先哪怕早已年代久遠，後代成員也會互愛互助、互相憐憫；這樣的境界就是律法的最高目的。因此，妓女是犯禁的，她們破壞祖先的血緣。她們生的孩子對人們來說是陌生的，誰也不知道屬於哪個家族，連親人也不知道。這對孩子及其父親是最大的不幸。
性的分工也體現在解剖學上，男性體重平均比女性高出20～30％。按單位體重來說，他們在大多數體育運動中都表現得更有力迅速。四肢比例、骨胳扭力和肌肉密度都特別適於奔跑和投擲－這是遠古狩獵－采集社會男性祖先的專長。世界田徑賽的計錄反映了差異。優勝者中，男性速度總要比女性快5～20％。1974年，100米賽快8％，400米快11％，一英裏長跑快15％，萬米長跑快10％等等，甚至在與體魄大小、力量關係不大的馬拉鬆賽中也要快13％，馬拉鬆賽女選手較有耐力，但男選手跑得更快，用5分鍾一英裏的速度可連續奔跑26英裏，這不能僅僅歸因於刺激不夠和訓練欠佳，著名的東德和蘇聯女選手是從全國範圍挑選、按科學程序訓練的，她們的冠軍可以連續刷新奧林匹克和世界紀錄，但仍然達不到區域性比賽中男運動員的平均水平，當然，將全部男女運動員作一比較，事情也不盡如此，最優秀的女運動員比大多數男運動員出色，女子田徑本身也是激動人心的角逐，但是平均水平和最高水平有著本質的不同，1975年美國女子馬拉鬆冠軍在男子全國名次中隻能排到752位，身材也不是決定因素。體重在125到130磅的小個頭男運動員，可以取得和身材更高大的女選手一樣好的成績。
同樣重要的是，在少數幾種運動中，女性能與男性匹敵甚至略勝一等，如：長距離遊泳、藝術體操、精確射箭（短距離）、小口徑步槍射擊等等，這些運動跟原始性的狩獵和襲擊技巧關係很小，由於競技和體育活動將涉及越來越多的技巧性和靈活性，男女運動員的總成績有可能越來越接近。
人類兩性的平均性情差異，與哺乳動物的生物特性一樣，也是普遍一致的，女性總的來說不那麽武斷，攻擊較性小。性別差異的程度取決於文化——從僅僅在統計水平表現出性別差異的平均主義社會，到女性實際上處於奴隸地位的極端多妻製社會。但幾乎比這更重要的事實是，盡管如此，女性仍然在質上一致表現出與男性的差異，即使在不同的社會中，平均性格特征隻有程度上的不同。
兩性的生理和性情差異，被文化放大為普遍的男性特權。曆史上未曾有過女性掌握男子政治和經濟生活的社會。即使在女王或皇後統治的時期，她們手下的人物仍基本是男性。在寫本書的今天沒有一個國家的領袖是女性擔任的，盡管不久前，以色列的戈達·梅厄和印度的英迪拉·甘地曾是她們國家有決斷、有個性的領導人，人類學家研究的社會中，75％流行妻入夫家的習俗，相反的社會隻有10％，計算父係家譜要比相反的情況高出5倍，曆史上的部落首領、巫師、法官、武士等都是男性，現代的男性專家們則管理著工業國家，領導著公司和教會。
差異是確實存在的，但是，它門對於未來的意義何在呢？要改變它們又是否容易？
很明顯，遺傳和環境共同決定著性角色差異，對兩方麵的貢獻分別作出公正的、不帶價值觀念的評價，具有極為重大的社會意義，我認為現有的證據指出：兩性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遺傳差異，決定行為的基因與具體環境的各種因素相互作用，在早期心理發展中造成明顯的分化；在此後的心理發展中，由於文化的製約和訓練，這種分化幾乎總是得到擴張和強化。或許，社會可以通過縝密的計劃和訓練完全消除遺傳差異，但這種同化需要在充分而精確的知識基礎上作出自覺的決定，而這樣的知識我們目前暫時還不具備。
關於行為的基因差異有許多具體的證據，一般說來，女孩子生性喜歡社會交往，而不偏好冒險。例如，她們生來就比男孩子愛笑。這一特點可能有著待別的意義，因為我已經指出過，嬰兒的微笑是最有先天性的遺傳行為，它具有確定不變的功能和形式。一些獨立的研究指出，新生女嬰雙眼閉合時的反射性微笑反應，比新生男嬰更為頻繁。不久，這一反應被有意識的、交際性的微笑取代，一直持續到兩歲。此後在整個青春期和成熟期，經常微笑就成為更有持續性的女性特點之一。六個月時，女嬰對交際信號的注意勝於對機械刺激的注意，同齡的男嬰卻沒有這一特點。個體發生過程到一歲時，女嬰更容易被假麵具驚嚇和抑製，在陌生環境中更不願離開母親，再大一點，女孩子比男孩子表現出更多的交往傾向和較少的冒險行為。
帕特麗夏·德雷珀在對昆桑人的研究中發現，盡管人對男孩和女孩一視同仁，都給予嚴格而有分寸的看管，也不讓他們幹什麽活兒，男孩子仍要活躍一些，也不那麽遵守限製。再大一點，男孩子似乎比較樂於參加成年狩獵者的行列，而女孩子不那麽積極參加成年婦女的采集活動。N·G·瓊斯和M·J·康納在更細致的研究中發現，男孩子喜歡粗野危險的活動和公開的侵犯，與成人的交往不如女孩子。昆桑人顯著的性分工特征，就是從這些細微差異逐漸發展而成的。
在西方文化中，一般來說，男孩子比女孩子更富於冒險，更傾向於身體攻擊。E·麥柯比和C·傑克林在他們的《性差異心理學》中總經說，上述男性特征的深刻根源，可能就存在於遺傳之中。從2歲到2歲半，是開始社會性活動的最初幾個月，男孩子從語言到行動都更有攻擊性，如：頻繁發動模仿性戰鬥、公開恐嚇以及生理攻擊等等，這些行為特別針對其他的男孩子，目的是取得主宰地位．由D·P·羅納總結的另一些研究指出，這種差異見於各種文化。
對上述觀點持懷疑態度的唯環境論會提出：早期角色扮演中的分化並不含生物學因素，而隻是對嬰兒期不平衡訓練的反應。如果真是這樣，那麽實際發生的這種訓練必然是相當微妙的，運用時至少某種程度上是無意識的。而且由全世界的父母普遍實施的，然而，這不太可能，最近關於兩性人的生物學研究，進一步提出了不利於唯環境論者的證據。兩性人在胎兒發育初期就程度不同地具有男性解剖結構，但遺傳上卻是女性，這方麵的研究指出了畸性產生的兩種不同的情況。
第一種為不常見的遺傳病，稱為腎上腺生殖綜合症，是由一種基因變化引起的。如具一個人有兩個這種變異基因，他的體細胞中就不會有正常基因，致使腎上腺不能正常生產激素和皮質醇，這時腎上腺會分泌一種先兆物質，其功能相當於男性激素，如果個體遺傳上是男性，激素的增高並不會對性發育產生顯著影響。如果胎兒是女性，反常的男性激素就會使外生殖器男性化。陰蒂有時擴大成為小型的陰莖，大陰唇閉合，極端情況下還會長出完整的陰莖和中空的陰囊。
第二種情況是人造激素引起的，為了預防流產，50年代的婦女常常服用人造孕激素，後來發現，這種藥物有時會使胎兒男性化而變成兩性人，後果跟女性腎上腺生殖綜合症一樣。
純粹偶然地，因激素引起兩性人疾病的有關情況，與一個適當控製的科學實驗結果相契合。實驗目的是估計遺傳對性別差異的影響；雖不完善，但也達到了一般水平，兩性人在遺傳上是女性。內生殖器也完全是女性的，美國國內處理這種病例，大多數是在嬰兒期用手術把外生殖器完全女性化，此後就作為女孩子哺養，她們在胎兒發育階段被男性激素或其他物質男性化，但後來一直到成年都作為普通女孩子來加以“訓練”，在這樣的情況中，根據更深層的、有時直接由已知基因變異引起的生物性變化，可以對學習效果作出細致的分析。行為的男性化幾乎必然隻能歸因於激素對大腦發展的作用。
在上述情況中，女孩子們是否表現了與激素和解剖上的男性化相聯係的行為變化呢？約翰·莫尼和安克·埃拉特發現，行為變化相當明顯，而且與生理變化密切相關，與社會環境相似的正常女孩子相比較，因激素引起變化的女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容易表現出“假小子”的特點，對體育興趣較大，更願意和男孩子一道活動，喜歡隨便穿著而不是精心打扮，要玩具槍不要洋娃娃。腎上腺生殖綜合症的女孩子更傾向於表露出對女性角色的不滿，不過這一組成員為消除遺傳缺陷服用了腎上腺皮質素，對評價質量有所影響，有可能單是服用激素就能引起不同程度的行為男性化，這種結果盡管不如先天性男性化深刻，本質上仍然是生物性的，當然，在被孕激素改變了的女孩子身上就不會產生這樣的效果。
因此，有些人在出生時就好象是被扭曲的嫩芽，意味著什麽呢？這一事實指出，普遍存在的性分工並不僅僅是文化進化中的偶然事件。然而指出這一點並沒有否定通常的觀點：各種社會中形形色色的性分工的程度必須歸因於文化進化，證明期中存在著一點生物學因素，不過是給未來社會揭示了一些選擇的可能。在這裏，人類無性的第二個困境顯露出來，如果充分考慮到目前遍及世界女權運動，每一個社會就必須在下麵三者中選擇其一：
訓練社會成員以擴大性行為差異，這幾乎是一切社會所遵循的模式，它常常導致男性對女性更多的優勢，把女性排斥在許多職業活動之外，不過。結果並非一定如此，至少在理論上，一個性分工嚴格但是精心設計的社會，與相反的情況相比較，精神方麵可能更富有，更多樣化，甚至更有創造性，擴大性分工的同時，人權卻可能受到保障，當然一定的社會不平等將不可避免，而且容易發展到災難性的地步。
訓練社會成員以消除性行為差異，通過控製和性偏倚的教育，一個社會的男性和女性可能在一切職業、文化活動，甚至極而言之在體育競賽中，都屬於平等地位，決定性別特征的早期傾向必須加以鈍化，有關的生物學差異不至於大到不可克服的程度。這樣的控製極有利於整體（和個人）水平上的性偏見，它可能產生更為和諧和富有創造性的社會，然而由此需要的各種法規當然會危及個人自由，至少一小部分個體不可能充分發展他們的潛能。
僅僅提供平等的機會和門徑，對於任何文化來說，當然還可以不作任何選擇而聽其自然，自由放任似乎最有利於個人自由和發展。然而，事情並非必然如此，即使有男女平等的教育和就業機會，男性也更傾向於選擇政治、企業、科學等職業，而且多半不能正常參與同樣重要的兒童撫育工作，其結果自然會限製個體複雜的情感發展，以色列的集體農莊是現代平權主義運動中最有影響的實驗之一，其中就發生了這樣的分化和限製。
在40和50年代集體農莊運動的高潮中，它的領導人提出了一項完全的性平等政策，鼓勵女性進入過去屬於男性的角色，這項政策在最初幾年差不多得到了實現，第一代女性由於意識形態的訓練，紛紛改行從事政治、管理及體力勞動，她們的女兒一生下來就受到新文化的熏陶，然而後來，母親和女兒都不同程度地退到傳統的角色上去，女兒比母親退得更遠，她們現在要求每天有更多的時間花在子女身上，這樣的時間被特意稱為“愛的時刻”，最有天賦的女性拒絕進入高層次的商業和政治領導集團，因而同時代人中，這些領域的女性角色人數遠遠低於男性，有人認為這不過是反映了以色列社會成員強烈的宗族傳統，這種觀點尚未令人信服，盡管今天集體農莊內部的角色分工比外界更高。以色列的實驗表明。要預測遺傳或意識形態基礎上的行為變化結果和評價它們的意義，是一件多麽困難的事情。
關於性角色的這種困惑使人堅信，生物學因素並不能獨立地描繪出理想的行為過程，然而，了解這些因素卻有助於我們的選擇，並對各種選擇的代價作出估量，教育和強化所需要的額外能量投資，以及個人自由和潛能的衝突，提供了測量代價的標準。我們應該正視下麵實質性的問題：由於選擇必須付出代價，具體的倫理原則又很難得到普遍的承認，因而選擇是困難的，這時我們應該仔細掂量漢斯·摩根索的明智建議：“政治眼光、道德勇氣和道德判斷的結合，可以使人達到政治本性和道德命運的和諧，這種和諧不過就是這樣一種生活方式：不舒適，不安全，甚至荒謬難言。這樣的生活方式會使一些人感到失望，他們寧願用表麵一致的虛假邏輯，來掩蓋和歪曲人類命運悲劇性的矛盾。”我認為，我們早期遺傳史的遺留成分包含了這些矛盾的根源。在這些成分中，最麻煩最難認識又不容回避的，就是性角色差異的適度傾向。
家庭是社會生物學理論應該衡量和考慮的另一成分。核心家庭的基礎是長期而穩固的性結合、地理上的流動性，以及女性管理家務。這種家庭目前在美國處於肅條時期。1967－1977年離婚率成倍增加，以至由婦女當家長的家庭增長了1／3。
1977年，超過1／3學齡兒童隻有父親或母親，或由親屬代管；1／2以上學齡兒童的母親離家工作。在許多父母都外出上班的家庭中，父母的位置被幼兒日托中心取代。年齡更大些的孩子們，在放學後到父母下班這段時間裏，完全無人看管，以至形成一個龐大的“掛鑰匙”的兒童群體，美國每個家庭的出生率從1957年的3．80急劇下降到1977年的2．04。如此的社會變化發生在高技術的國家裏，又與女性解放及其對勞動部門的湧入相關聯，當然會引起深遠的後果。但是，這是否就意味著家庭是一種文化產物，正麵臨著消亡的命運呢？
我認為並非如此。家庭被廣泛定義為成人之間（包括其子女）的親密結合體，它至今仍然是最普遍的人類社會組織。那些提倡家庭分裂的團體，如印度的“那亞”（Nayar）和以色列的集體農莊，它們並不是真正自治的社會群體，而是較大型社團中特殊的亞群體，曆史上許多社會中，無論是核心家庭還是擴張家庭，都經曆了無數考驗。美國曆史上的奴隸家庭常常被販奴破壞，來自非洲的習慣遭到忽視和打擊，婚姻和父母權利都沒有法律保護。然而，親緣關係卻世世代代頑強延續下去，個人都被歸入親族網絡，兒童都承繼家族姓氏，亂倫禁忌得到忠實的遵守，非洲人的對家族深刻的感情依附仍然保存下來，在這方麵有許多語言和書麵資料提供證據，下麵這封信寫於1857年，來自佐治農場工人卡什和他的家庭，那時生活把他們和最親近的親族們拆散：
克萊莎，你的父母非常地想念你，深深地愛著你和你的丈夫，以及我的孫兒菲比、馬格和克洛、約翰朱迪、蘇，我們想念姨媽奧菲·辛妮拉，以及明頓、小普拉絲卡、查爾斯·妮格和菲利斯以及他們的孩子們：卡什、普賴姆、拉斐特。請向卡什斯兄弟波特和他的妻子帕庭絲轉達我們的愛。請代維多利婭向她的侄子貝克和米利轉達她的愛。
根據曆史學家赫伯特·G·古特曼的意見，這種親族網絡當時遍及南方各州，常常不為奴隸主所知，這樣的網絡今天依然存在於大多數城市貧民區中，幾乎沒有衰減的趨勢，卡羅爾·斯塔克在她的名著《我們的親族》中指出，對親族的詳細了解和不容置疑的相互忠誠，是美國底層黑人的生存基礎。
六、七十年代美國一些群居組織中，主要由中產階級白人提出了一種企圖，希望組成男女平權的社會，孩子交給育兒所撫養。然而，J·科恩和他的同事們發現，傳統的核心家庭頑強地維護自己的存在，結果在這些群居組織中，母親們照看子女的願望反而超過了一般家庭主婦，1／3的人把子女領回身邊，在比較傳統的社會階層中，越來越多的男女選擇同居，推遲生孩子的時間。然而，他們的生活方式仍屬於傳統的婚姻，許多人實際上照常生兒育女。
人類這種家庭傾向，甚至在反常環境中也頑強表現出來，在西弗吉尼亞奧得森的聯邦女犯教養所，羅絲·吉奧拉巴多發現，女犯們以夫妻似的結合為基礎，自發組成家庭式的單元，一些女犯被指定為兄弟姐妹；父母、姨媽、舅舅，甚至祖母，均由年長的女性充當，角色分配跟監外正常情況一樣，監獄中這種準家庭為它的成員提供穩定性和保護，從它那裏可以得到忠告，在懲罰性禁閉期間還可得到食品和藥物，極為有趣的是，男監獄中的成員則有較為鬆散的領導集團和等級社會，在其中最注意的就是等級支配，性關係是相當普遍的，弱者充當女性，而且經常受到輕侮。
性結合最突出的特性，是它超越了性行為，這對於人類社會組織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作為性的基本功能，遺傳多樣化比生育目的更為重要，性行為的生理快感是為這種多樣化服務的，同時也為性結合服務；性結合反過來承擔著其他功能，這些功能與生育隻有遙遠的聯係，性意識為什麽深廣地滲透了人類的存在，上述多樣化功能和複雜的因果關係正是更為深刻的原因。
人本性中的多妻傾向和性情方麵的差異，可以從進化論的一般理論直接推導出來，但要直接推論出性結合和家庭的功能交換卻是不可能的。這裏有必要特別考慮某些物種的曆史，幫助得出有關實際進化過程的特殊結論。人類與這些物種有著密切的關係，特別是少數幾種類人猿以及南美絨猴和長臂猿都有看起來與人類相似的家庭集團。個體成熟後即進行成對交配，並共同把後代撫養成熟。動物學家們認為，這些物種居住的特殊森林環境提供了有利的進化條件，使性結合家庭保持穩定。他們推測人類家庭也起源於對特殊環境的適應。然而，這種流行一時的假說卻幾乎得不到事實的支持。
我們特別知道，最早的真人或兩三百萬年前的能人，有兩個方麵與其他靈長類不同：（1）他們的分布超出了僅限於叢林中的祖先棲居地；（2）他們從事狩獵，羚羊、大象以及其他大型哺乳動物都是他們的獵物。對於其他猿類卻並非如此。這些身材矮小－相當於大約12歲的現代人的人類祖先，沒有鋒利的爪牙，也不如四腳動物跑得快，隻有依靠工具和熟練的互助合作，他們才能適應新的生活方式。
新的合作形式是什麽樣的呢？它應該給包括男女和兒童的一切成員帶來團結和平等，也可以以適當的性分工為基礎。或者女性狩獵，男性守營，或者相反；或者按一定的身材，而不是按性別挑選狩獵者，實際情況到底怎樣，處於剛剛起步的社會生物學尚不能作出判斷，兩百萬年前的古生物證據也不能給出確切的證明，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必須依靠來自現存狩獵－采集社會的資料，這些社會的經濟和人口結構與古代人類的情況最為接近，從中能夠得出有意義的但還不是決定性的證據。
人們已研究了上百個這樣的社會，它們的情況完全一致，大部或全部狩獵由男性負責，女性負責大部或全部采集，男性組成有秩序而靈活的群體，到遠離營地的地方去尋找大型獵物；女性參與捕捉較小的動物，采集大部分植物性糧食。男性帶回較高級的蛋白質；女性卻提供大部分熱量，她們還經常但不固定地負責編織衣物和修建住所。
和大型猿類一樣，人的生育過程是漫長的。母親懷胎九月，分娩後又陷身於子女的撫育，包括按時喂奶，在狩獵－采集社會中，女性的利益與男性的忠誠直接有關，在撫育勞動中，男性可以提供福利與安全，反過來也得到相互性的利益，那就是對配偶的性特權，並且壟斷她們的實際生產力，如果對上述證據的理解是正確的話，那麽正是這種交換產生了普遍的一對一的性結合，也導致了以夫妻關係為核心的擴張家庭的優勢，有理由推測，性愛和家庭生活的情感滿足是以有效的大腦生理機製為基礎的，而這些機製的程序又是性愛和家庭生活情感滿足兩方麵的和諧在遺傳上的結晶，因為男性育種周期比女性的要短得多，一對一的性結合中多少滲進了一般的多重行為。
人類性行為的強度和多樣性在靈長類中都是突出的。其他高等哺乳動物隻有獅子在性活動的複雜性上超過了人類，人類男女的外生殖器都特別大，並且由陰毛標示出來，女性的乳房超過了容納乳腺的需要，乳頭能堅直而且敏感，環繞著惹人注目的色暈，兩性的耳垂也都多肉並對接觸敏感。
人類女性破例地沒有發情期，大多數雌猿在排卵期都有性躁動，並達到攻擊性的程度，外生殖器甚至膨脹變色，氣味的變化也是常見的，例如雌性羅猴會分泌大量脂肪酸，誘使雄性產生興奮。人類女性沒有上述這些特征。她們的排卵期十分隱蔽，即使仔細選擇性交時間，也難於識別是否懷孕，哺乳動物都有發情期的性接受高峰。與此相反，除了月經期間微不足道的性反應變異，人類女性隨時具有性接受能力，由於進化過程中長期的擴散，她們的發情期漸慚消失了。
為什麽會產生持續的性反應呢？最有力的解釋是它對性結合有利。對這種性反應的生理適應，使原始人類家庭成員能更緊密地結合起來，這就提供了進化論意義上的優勢，頻繁的性活動成為加強性結合的重要手段，同時還能減少男性之間的攻擊行為，狒狒群體和其他猿類社會中，雄性之間的敵對行為一到雌性發情期就會加劇。古代人類發性期的消失，減少了這一類爭鬥，捍衛了男性獵手之間的聯盟。
人類是性快樂的行家裏手，人們沉溺於獵豔追奇，通過幻想、詩、音樂以及種種妙不可言的準備活動最終達到性交，這跟生育幾乎完全沒有關係，但與性結合卻關係重大，如果交配是生物唯一的性功能，則可以遠為經濟地實現，確實，最沒有社會性的哺乳動物最不講究交配儀式，總的說來，物種一旦形成了穩固的性結合方式，其交配儀式必然也是精心安排的，與此一致的是，人類的性快樂為性結合提供了基本的強化手段，愛和性的確是不可分離的。
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理論家對性的生物學功能作了錯誤的解釋，羅馬天主教會至今堅持這樣的觀點：丈夫使妻子受孕是性行為的基本任務，教皇保羅六世在1968年的通諭《論人生》（Humanae Vitae）中，禁止使用除排卵期隔離以外的任何方法控製生育，譴責一切婚外“性行為”，認為手淫是一種不正常的性興奮手段，最“內在的嚴重反常行為”。這一通諭在1976年教義信仰集會的訓令中又得到強調，教會從自然法理論中尋找它的權威，這種理論的思想基礎是：至高無上的上帝命令存在於人的本性中，這是一個錯誤的理論，它所說的上帝命令，實際上就是自然選擇製定的生物學法則，對生物學極其無知的神學家錯誤地解釋這些法則，而它們並不需要宗教或世俗權威的任何強調。從人類遺傳史中可能推測到的一切，都支持著更為自由的性道德，這種性道德首先把性活動看作強化性結合的方式，然後才是生殖的手段。
年輕的社會生物學在同性戀問題上也與一般的見解產生了最尖銳的衝突。教會禁止同性戀行為，認為它是“本質上反常的”。也有別的文化持這種看法。在薩克森豪森、布辛沃德和其他的納粹集中營，同性戀者被標上粉紅色三角形印記，以區別於猶太人（黃星）和政治犯（紅三角形），後來由於需要勞動力，人們又想通過閹割來改變同性戀者的習慣。在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同性戀遭到禁止，美國部分地區仍然禁止同性戀自由。多數精神病醫生繼續把同性戀視為一種難以控製的病症，表現出職業性的憂慮。
西方文化的衛道士們對同性戀的譴責是可以理解的，猶太基督教道德的基礎是《舊約》，該書是由一個侵略性遊牧民族的先知們撰寫的，這一民族的成功，依賴於因接連不斷的領土征服帶來的迅速而有序的人口增長，《利未記》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它的訓誡的。它說：“你不能象跟女人一樣跟男人睡覺，那是惡行。”這種《聖經》式的邏輯看來與人口劇增時期最樸素的自然法觀點是一致的，在這種時期，性行為最重要的目的看來就是生兒育女，美國人今天仍然遵循這一古老的傳統，盡管他們的人口狀況已完全不同於古代以色列社會，他們的邏輯是，同性戀不能生兒育女，因而根本上是一種反常行為。
按照這一定義，罹罪的人就太多了。A·金西在上一代美國人中發現，2％的女性和4％的男性是完全的同性戀者，13％的男性一生中至少有3年時間基本上是同性戀者。目前，完全的同性戀者按保守的估計也有500萬；但同性戀者自己認為，加上不公開的情況，同性戀者的總數可達2000萬。這些同性戀者形成了一種美國亞文化，使用著有近千詞匯和詞組的隱語。實際上，其他文化也存在不同形式的同性戀行為，在一些高級文明中也得到允許或認可，例如，古代雅典、波斯以及伊斯蘭社會，後來的羅馬共和國後期和羅馬帝國初期，中東的阿拉伯和古希臘城市文化，奧托曼帝國以及封建時期和近代時期的日本。
我希望指出的是：完全可能，同性戀在生物學上是正常的，是作為古代人類社會組織的要素進化而來的；同性戀者可能是人的某些珍貴的利他主義衝動的遺傳載體。
社會生物學從嶄新的角度加以考慮的一些事實，支持著這一激進的假說，從昆蟲到哺乳類，同性戀都是常見的，在羅猴、獼猴、狒狒和黑猩猩等大多數高智力靈長類中，同性戀作為異性戀的對等物得到了充分的表現，這些動物的同性戀行為證明大腦中潛存著性的二元化機製，雄性完全可用雌性姿勢接受雄性交配行為，雌性常常也能接受雌性交配行為。
人和這此動物有一個重要差別。人類大腦中潛在的性的二元化有時能在某些人身上充分表現出來，這些人在兩性之間不斷變換其性對象，然而在完全的同性戀中，正如在完全的異性戀中一樣，動物身上能夠體現出來的選擇性和對稱性都沒有了，隻有同性選擇：大多數完全的同性戀男性隻選擇男性伴侶，女性隻選擇女性伴侶。一般來說，男性的女性化與他們如何選擇性伴侶幾乎沒有任何關係。在現代而不是原始社會中，同性戀者極少有異裝癖，大多數同性戀男性的服飾和習慣跟異性戀男性並沒有顯著的不同。同性戀女性也相應如此。
同性戀的這一特殊性質，可能正好暗示了人類同性戀的生物學意義。同性戀首先是一種結合方式，它和絕大部分異性戀一樣，都是鞏固聯係手段。同性戀傾向可能有自己的遺傳基礎，同性戀基因可能在古代的狩獵－采集社會就已擴散開來，因為它們給擁有它們的人帶來了好處。這樣的認識使我們麵臨了最根本的困難，因為大多數人都不願意相信，同性戀完全是“自然的”。
既然同性戀者沒有後代，他們的基因是怎樣擴散到社會中去的呢？一種答案是：由於同性戀者的存在，他們的近親就可能繁殖更多的後代。在原始社會，無論是在狩獵、采集或是家常勞動中，同性戀者都能向同性成員提供幫助。由於不承擔養育子女的特殊任務，他們就能向近親提供特別有價值的幫助，他們還可以充當先知、巫師、藝術家和掌管部落知識的書記等角色。如果親戚們——兄弟姐妹和侄輩等——由此獲得了優越的生活條件和較高的生育率，家族的基因就會相對增加，其中一部分就是同性戀基因，結果，總會有一小部分人具有潛在的同性戀傾向。即使同性戀者自己沒有後代，他們的基因也可能通過旁係支脈繁衍下去。關於同性戀起源的這種設想，可以叫做“親緣選擇假說”。
如果證明同性戀傾向具有某種程度的遺傳性，親緣選擇假說就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證據是存在的。單個受精卵發育而成具有遺傳同一性的同卵雙生子，比不同受精卵發言而成的異卵雙生子有更為一致的異性戀或同性戀傾向。L·L·赫斯頓和J·希爾茲評價和分析了有關的情況，其中存在的問題也是常見的：大多數雙生子分析都沒有得到確認。然而今後的研究卻已有了充分的基礎。根據赫斯頓和希爾茲的說法，一些同卵雙生子“不僅具有相同的同性戀傾向，而且由他們參與組成的各列同性戀，其性行為方式都驚人地相似；而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孿生兄弟的同性戀行為，甚至彼此根本沒有見麵的機會”。象許多被認為更有遺傳的人類特性一樣，同性戀的遺傳傾向並非一定要完全表現出來，其程度取決於家庭環境和童年的早期性經驗。實際上，遺傳下來的隻是一種可能性：在適當的條件下容易向同性戀方向發展。
如果親緣選擇假說果然正確的話，同性戀行為就可能仍與狩獵－采集社會和簡單農業社會中的角色專門化以及親族相利的特性相聯係，這兩種當代文化與有關的古代文化是極為接近的，人類社會行為曾在那些古代文化中通過遺傳獲得了進化。聯係看來是存在的，在一些長期延續因而人類學家有機會加以研究的原始文化中，同性戀男性穿戴女性衣著，模仿女性姿態，甚至嫁給其他男性，他們常常成為巫師——能夠影響群體的重大決策的有力人物，或從事專門勞動，如從事一些婦女勞動，以及充當媒人、調解人；或成為部落首領的謀士。同性戀女性也時有所聞，但較少見於記載，更多的事實來自西方工業社會，在智力測驗中，同性戀者表現出引人注目的靈活性，得分超過常人，他們以很大的比例進入白領階層，即使最初受到社會經濟地位的限製，也容易進入直接與人打交道的專門領域，在所選擇的職業中，一般來說也更容易取得成就。顯然反常的、不受社會讚許的性選擇帶來種種麻煩，他們看起來仍善於適應各種社會關係。
所有這些資料都隻提供了一些線索，從通常的科學標準來看並沒有決定性的意義，然而它們已足以使人相信，在同性戀問題上，傳統的猶太基督教觀點是不適當的，甚至是錯誤的，來自宗教的斷言理所當然地統治了若幹世紀，現在暴露在客觀標準前經受檢驗，我堅信，現有的證據支持著親緣選擇假說。
在關於同性戀的討論中，生物學和倫理學的交叉是一個敏感而細致的問題，不管曆史上和現實中的同性戀角色可能具有怎樣的優點，都不應該把同性戀者視為獨立的遺傳層次，要讓過去時代的遺傳適應性成為今天必須接受的標準，那就更不恰當乃至是不幸的，但是，錯誤地斷言同性戀者在生物學上違反自然，並因此站在宗教教條的立場上去繼續歧視同性戀者，那將是一種悲劇。
本章的基本論點是，依靠進化論新進展的幫助，人的性行為可以得到比過去遠為精確的定義，忽視這一點，就會認識不到人類曆史的一些重要部分，認識不到我們行為的基本內含，以及我們所麵臨的選擇的意義。
通過教育和法律的作用，每一個社會必然在性差異、性行為標準以及家庭強化等問題上形成一係列的選擇，由於政權機構和技術日益複雜和相互依賴，要作出選擇就需要相應的精確性和豐富的經驗，通過這種或那種方式，憑借直覺或依靠科學的幫助，我們的研究將要深入進化史內部，因為人的天性是頑強的，要改變它必須首先付出代價。
從法律保證的兩性機會平等出發，一個社會可以向職業選擇的統計上的平等發展，也可向人為的性歧視退卻；不管怎樣，未知的代價在等待著它，一個社會可以去組織功能穩定的核心家庭，也可以消滅家庭而代之集體農莊；不管怎樣，未知的代價也在等待著它，那些用異性戀標準強求一致的社會也必須付出自己的代價——已經有人以個人的痛苦付出了第三種這樣的代價，我們相信，文化可以理性地加以設計，我們可以教導，可以獎勵，也可以強製，但是在這樣做的時候，必須考慮每種文化的代價，這種代價以訓練與實施所需要的時間和精力來衡量，同時也以為繞過我們的先天傾向而必須犧牲的幸福來衡量，當然。後者是一種不那麽容易看得見、摸得著的代價。
（林和生譯）
第六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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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屬於人類生物學的中心問題，變幻莫測的性滲透了我們生存的每一個方麵，在生命的不同階段表現出不同的形式，從本質上說，性的功能並不主要是生殖，這一事實導致了性這個問題的複雜與含混，進化過程為生物的繁殖創造了比交配和受精遠為簡單有效的方法，細菌幹脆一分為二（常常20分鍾就分裂一次），真菌排出大量孢子，水螅直接從軀幹長出後代，海綿動物的每一塊碎片都能發育成完整的個體，如果增殖是性的唯一目的，哺乳動物祖先的進化就不必需要性的參與，人類成員都可能用無性方式生殖，從中性的子宮表皮細胞產生後代，至少一個受精卵可能分裂成同卵雙胞胎，在這種少見的情況中，我們就遇到了快速的細菌式無性繁殖方式。
性的基本功能也不是給予和獲取快感，大多數動物的性行為都是機械的，也很少有性交前的撫愛。細菌和原生動物沒有神經係統也能完成性的結合，珊蝴、蛤以及其它許多無脊椎動物幹脆把性細胞排入水中，它們沒有大腦，當然不會有相應的意識活動，因此，快感充其量是交配的強化手段。誘使複雜神經係統的生物投入充分的時間和精力，用以求愛、交配和撫育子女。
不僅如此，性活動從各方麵說都得付出很高的代價，充滿了風險，人類生殖器在解剖學上的複雜性，使它們易患致命的宮外孕和性病等，求愛的時間超過了傳達信息的基本需要，這即消耗能量又帶來危險，因為越是衝動，就越容易被對手或敵人傷害。在微觀層次上，決定性狀態的遺傳機製不僅十分精微，也容易受到幹擾。人的一種性染色體過多或過少，或者胎兒發育中激素水平發生了微小變化，都會導致生理和行為的反常。
這就是說，性本身並沒有直接的進化論功利，這還沒有考慮有性生殖必然帶來的遺傳損失，無性生殖的後代都跟親本完全相同，而對於有性生殖，如果性伴侶與自己沒有親緣關係，後代的基因就有一半是外來的，此後，基因投資還將每代損失一半。
無性生殖因此具有充分的優越性：它不需要合作者，是直接、安全、節能和利己的。既然如此，為什麽會有性的進化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性創造多樣性，為了應付環境的不測變化，親代投下了多樣性的賭注，假設現有兩個物種的成員都帶A、a兩種基因，不妨說是褐眼基因（A）和藍眼基因（a），或者右利手基因（A）和左利手基因（a）。所有成員都帶兩種基因，因此都是Aa型，現在假設一個物種采用無性生殖，它的所有後代隻能是Aa型。
另一物種采用有性生殖，生產性細胞，每個性細胞都隻含一種基因A或a，因此，交配時雙方的性細胞相結合，就可能產生三種型狀的後代：AA、Aa和aa型。可見，在無性生殖中，Aa個體隻能產生Aa型後代，而有性生殖的個體卻能產生AA、Aa和aa型三種後代，兩個物種的後代產生了鮮明的對比，現在假設環境發生了變化，比如奇寒的冬天降臨，洪水泛濫或者危敵入侵，使aa型個體成為適者，於是隻消一代，有性生殖的物種就將占有生存優勢，由aa型個體取得統治地位，直到環境又變得對AA或Aa型有利。
多樣化以及隨之而來的適應性，解釋了為什麽那麽多物種都進行有性生殖，數量上遠遠超過了無性生殖的物種。後者雖然直接、簡單，卻缺乏長遠的應變性。
那麽，為什麽通常隻有兩種性別呢？理論上講，既可以產生單性的有性生殖係統，即解剖上一致的個體生產出完全相同的生殖細胞，並將它們不加區分地結合起來，一些低等植物正是如此，也可以產生幾百種不同的性別，如象某些真菌一樣。然而，隻有兩性係統盛行於生物界。看過，這種係統能提供最有效的分工。
雌性的典型職能是造卵，較大體積的卵能抗禦幹燥，在條件不利時利用卵黃維持生命，有利於由親體轉移到安全地帶，受精後立刻就暫時提供分裂需要的營養，而不必從外界攝取。雄性的職能是生產精子－種小小的配子，精子是最小的細胞單位，簡化到隻有一個僅含DNA的頭部，尾部儲有足夠的能量，提供這個DNA容器接近卵子的動力。
受精時兩種配子相結合，使基因即刻混合起來，暫時保存在卵子中，這樣支配產生的受精卵，更有可能至少讓某些後代在環境變化中得以生存，受精卵包含了新的基因成分，這是和無性生殖細胞最根本的差異。
兩性細胞在解剖上可以有極大的懸殊，例如人卵比精子大85000倍。配子這種兩極分比，波及到人類性生物學和性心理學的各個方麵，最重要的直接後果是，女性在性細胞中有更大的投入，女性一生中隻能生產約400個卵子，其中最多20個可望成為正常的孩子，孕育孩子的代價更為高昂，與此相反，男性每次可射出一億個精子。授精後，他的生理任務就完成了，他的基因跟對方平分利益，投入卻少得多，除非對方能使他對撫育後代作出貢獻。如果男性隨心所欲，理論上他一生就能給成千上萬個女性授精。
由此引起的兩性利益衝突不僅是人類的特性之一，也存在於多數動物中。雄性具有攻擊性，在雄性內部特別明顯，交配季節尤為劇烈，對於大多數物種，雄性最有效的策略都是武斷，雄性在雌性懷孕期間還可以給許多雌性授精，雌性卻隻能從一個雄性那裏受孕。如果雄性在交配上不受限製，一些雄性便可能成為天之驕子，一些雄性則可能是老不走運的“倒黴鬼”，同時，正常雌性都會懷孕，雄性的一係列特性因此產生：好攻擊、草率、感情易變、缺乏鑒別力等等。對於雌性來說，理論上有效的策略卻是靦腆持重，直到識別出具有優良基因的雄性。在需要撫育子女的物種中，雌性還必須注意選擇授精後更可能留在自己身邊的雄性。
人忠實地遵從這一生物學原則，的確，在性道德以及性分工的種種細節上，現存的許多社會有著由於文化而產生的千姿百態的差異。社會按環境的要求形成習俗，同時真實地再現動物界至今服從的法則；從嚴格的一夫一妻製到極端的一夫多妻製，從男女同裝傾向到衣著舉止的極端分比等等，人們隨心欲地改變生活態度。社會時尚常在一代之間就改頭換麵。然而，這種可塑性不是沒有限度的，它掩蓋著一些普遍特性，後者與進化論的有關預見密切相符。因此，讓我們暫不考慮非常重要的文化塑性，集中討論那些有生物學意義的普遍特性。
首先，人有一定程度多妻傾向。通常，性對象的改變都是男性造成的。約3／4的社會允許多妻行為，大多數還得到法律和習俗的認可。相反，多夫現象僅見於不到1％的社會中，現存的一夫一妻製社會一般隻有法律上的意義，而通過納妾製或婚外關係維係著實際的多妻製。
女性一般被男性視作有限的資源或重要的財產，因而成為攀附婚姻的受益者，這種婚姻能提高她們的社會地位。多妻製和攀附婚姻本質上是互補的策略，在各種社會中，男性追求和獲取，女性被保護和交易，男兒們放蕩不羈，女兒們則蒙受糟踏的風險。在有性買賣的地方，男性通常就是顧主。妓女當然要被社會歧視，因為她們將寶貴的生育投資輕意拋給了陌生入。麥孟尼底在十二世紀簡潔地表達過這一生物學邏輯：
隻有來自共同祖先的人，彼此才可能產生完美的兄弟情誼和互愛互助。締造部族的祖先哪怕早已年代久遠，後代成員也會互愛互助、互相憐憫；這樣的境界就是律法的最高目的。因此，妓女是犯禁的，她們破壞祖先的血緣。她們生的孩子對人們來說是陌生的，誰也不知道屬於哪個家族，連親人也不知道。這對孩子及其父親是最大的不幸。
性的分工也體現在解剖學上，男性體重平均比女性高出20～30％。按單位體重來說，他們在大多數體育運動中都表現得更有力迅速。四肢比例、骨胳扭力和肌肉密度都特別適於奔跑和投擲－這是遠古狩獵－采集社會男性祖先的專長。世界田徑賽的計錄反映了差異。優勝者中，男性速度總要比女性快5～20％。1974年，100米賽快8％，400米快11％，一英裏長跑快15％，萬米長跑快10％等等，甚至在與體魄大小、力量關係不大的馬拉鬆賽中也要快13％，馬拉鬆賽女選手較有耐力，但男選手跑得更快，用5分鍾一英裏的速度可連續奔跑26英裏，這不能僅僅歸因於刺激不夠和訓練欠佳，著名的東德和蘇聯女選手是從全國範圍挑選、按科學程序訓練的，她們的冠軍可以連續刷新奧林匹克和世界紀錄，但仍然達不到區域性比賽中男運動員的平均水平，當然，將全部男女運動員作一比較，事情也不盡如此，最優秀的女運動員比大多數男運動員出色，女子田徑本身也是激動人心的角逐，但是平均水平和最高水平有著本質的不同，1975年美國女子馬拉鬆冠軍在男子全國名次中隻能排到752位，身材也不是決定因素。體重在125到130磅的小個頭男運動員，可以取得和身材更高大的女選手一樣好的成績。
同樣重要的是，在少數幾種運動中，女性能與男性匹敵甚至略勝一等，如：長距離遊泳、藝術體操、精確射箭（短距離）、小口徑步槍射擊等等，這些運動跟原始性的狩獵和襲擊技巧關係很小，由於競技和體育活動將涉及越來越多的技巧性和靈活性，男女運動員的總成績有可能越來越接近。
人類兩性的平均性情差異，與哺乳動物的生物特性一樣，也是普遍一致的，女性總的來說不那麽武斷，攻擊較性小。性別差異的程度取決於文化——從僅僅在統計水平表現出性別差異的平均主義社會，到女性實際上處於奴隸地位的極端多妻製社會。但幾乎比這更重要的事實是，盡管如此，女性仍然在質上一致表現出與男性的差異，即使在不同的社會中，平均性格特征隻有程度上的不同。
兩性的生理和性情差異，被文化放大為普遍的男性特權。曆史上未曾有過女性掌握男子政治和經濟生活的社會。即使在女王或皇後統治的時期，她們手下的人物仍基本是男性。在寫本書的今天沒有一個國家的領袖是女性擔任的，盡管不久前，以色列的戈達·梅厄和印度的英迪拉·甘地曾是她們國家有決斷、有個性的領導人，人類學家研究的社會中，75％流行妻入夫家的習俗，相反的社會隻有10％，計算父係家譜要比相反的情況高出5倍，曆史上的部落首領、巫師、法官、武士等都是男性，現代的男性專家們則管理著工業國家，領導著公司和教會。
差異是確實存在的，但是，它門對於未來的意義何在呢？要改變它們又是否容易？
很明顯，遺傳和環境共同決定著性角色差異，對兩方麵的貢獻分別作出公正的、不帶價值觀念的評價，具有極為重大的社會意義，我認為現有的證據指出：兩性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遺傳差異，決定行為的基因與具體環境的各種因素相互作用，在早期心理發展中造成明顯的分化；在此後的心理發展中，由於文化的製約和訓練，這種分化幾乎總是得到擴張和強化。或許，社會可以通過縝密的計劃和訓練完全消除遺傳差異，但這種同化需要在充分而精確的知識基礎上作出自覺的決定，而這樣的知識我們目前暫時還不具備。
關於行為的基因差異有許多具體的證據，一般說來，女孩子生性喜歡社會交往，而不偏好冒險。例如，她們生來就比男孩子愛笑。這一特點可能有著待別的意義，因為我已經指出過，嬰兒的微笑是最有先天性的遺傳行為，它具有確定不變的功能和形式。一些獨立的研究指出，新生女嬰雙眼閉合時的反射性微笑反應，比新生男嬰更為頻繁。不久，這一反應被有意識的、交際性的微笑取代，一直持續到兩歲。此後在整個青春期和成熟期，經常微笑就成為更有持續性的女性特點之一。六個月時，女嬰對交際信號的注意勝於對機械刺激的注意，同齡的男嬰卻沒有這一特點。個體發生過程到一歲時，女嬰更容易被假麵具驚嚇和抑製，在陌生環境中更不願離開母親，再大一點，女孩子比男孩子表現出更多的交往傾向和較少的冒險行為。
帕特麗夏·德雷珀在對昆桑人的研究中發現，盡管人對男孩和女孩一視同仁，都給予嚴格而有分寸的看管，也不讓他們幹什麽活兒，男孩子仍要活躍一些，也不那麽遵守限製。再大一點，男孩子似乎比較樂於參加成年狩獵者的行列，而女孩子不那麽積極參加成年婦女的采集活動。N·G·瓊斯和M·J·康納在更細致的研究中發現，男孩子喜歡粗野危險的活動和公開的侵犯，與成人的交往不如女孩子。昆桑人顯著的性分工特征，就是從這些細微差異逐漸發展而成的。
在西方文化中，一般來說，男孩子比女孩子更富於冒險，更傾向於身體攻擊。E·麥柯比和C·傑克林在他們的《性差異心理學》中總經說，上述男性特征的深刻根源，可能就存在於遺傳之中。從2歲到2歲半，是開始社會性活動的最初幾個月，男孩子從語言到行動都更有攻擊性，如：頻繁發動模仿性戰鬥、公開恐嚇以及生理攻擊等等，這些行為特別針對其他的男孩子，目的是取得主宰地位．由D·P·羅納總結的另一些研究指出，這種差異見於各種文化。
對上述觀點持懷疑態度的唯環境論會提出：早期角色扮演中的分化並不含生物學因素，而隻是對嬰兒期不平衡訓練的反應。如果真是這樣，那麽實際發生的這種訓練必然是相當微妙的，運用時至少某種程度上是無意識的。而且由全世界的父母普遍實施的，然而，這不太可能，最近關於兩性人的生物學研究，進一步提出了不利於唯環境論者的證據。兩性人在胎兒發育初期就程度不同地具有男性解剖結構，但遺傳上卻是女性，這方麵的研究指出了畸性產生的兩種不同的情況。
第一種為不常見的遺傳病，稱為腎上腺生殖綜合症，是由一種基因變化引起的。如具一個人有兩個這種變異基因，他的體細胞中就不會有正常基因，致使腎上腺不能正常生產激素和皮質醇，這時腎上腺會分泌一種先兆物質，其功能相當於男性激素，如果個體遺傳上是男性，激素的增高並不會對性發育產生顯著影響。如果胎兒是女性，反常的男性激素就會使外生殖器男性化。陰蒂有時擴大成為小型的陰莖，大陰唇閉合，極端情況下還會長出完整的陰莖和中空的陰囊。
第二種情況是人造激素引起的，為了預防流產，50年代的婦女常常服用人造孕激素，後來發現，這種藥物有時會使胎兒男性化而變成兩性人，後果跟女性腎上腺生殖綜合症一樣。
純粹偶然地，因激素引起兩性人疾病的有關情況，與一個適當控製的科學實驗結果相契合。實驗目的是估計遺傳對性別差異的影響；雖不完善，但也達到了一般水平，兩性人在遺傳上是女性。內生殖器也完全是女性的，美國國內處理這種病例，大多數是在嬰兒期用手術把外生殖器完全女性化，此後就作為女孩子哺養，她們在胎兒發育階段被男性激素或其他物質男性化，但後來一直到成年都作為普通女孩子來加以“訓練”，在這樣的情況中，根據更深層的、有時直接由已知基因變異引起的生物性變化，可以對學習效果作出細致的分析。行為的男性化幾乎必然隻能歸因於激素對大腦發展的作用。
在上述情況中，女孩子們是否表現了與激素和解剖上的男性化相聯係的行為變化呢？約翰·莫尼和安克·埃拉特發現，行為變化相當明顯，而且與生理變化密切相關，與社會環境相似的正常女孩子相比較，因激素引起變化的女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容易表現出“假小子”的特點，對體育興趣較大，更願意和男孩子一道活動，喜歡隨便穿著而不是精心打扮，要玩具槍不要洋娃娃。腎上腺生殖綜合症的女孩子更傾向於表露出對女性角色的不滿，不過這一組成員為消除遺傳缺陷服用了腎上腺皮質素，對評價質量有所影響，有可能單是服用激素就能引起不同程度的行為男性化，這種結果盡管不如先天性男性化深刻，本質上仍然是生物性的，當然，在被孕激素改變了的女孩子身上就不會產生這樣的效果。
因此，有些人在出生時就好象是被扭曲的嫩芽，意味著什麽呢？這一事實指出，普遍存在的性分工並不僅僅是文化進化中的偶然事件。然而指出這一點並沒有否定通常的觀點：各種社會中形形色色的性分工的程度必須歸因於文化進化，證明期中存在著一點生物學因素，不過是給未來社會揭示了一些選擇的可能。在這裏，人類無性的第二個困境顯露出來，如果充分考慮到目前遍及世界女權運動，每一個社會就必須在下麵三者中選擇其一：
訓練社會成員以擴大性行為差異，這幾乎是一切社會所遵循的模式，它常常導致男性對女性更多的優勢，把女性排斥在許多職業活動之外，不過。結果並非一定如此，至少在理論上，一個性分工嚴格但是精心設計的社會，與相反的情況相比較，精神方麵可能更富有，更多樣化，甚至更有創造性，擴大性分工的同時，人權卻可能受到保障，當然一定的社會不平等將不可避免，而且容易發展到災難性的地步。
訓練社會成員以消除性行為差異，通過控製和性偏倚的教育，一個社會的男性和女性可能在一切職業、文化活動，甚至極而言之在體育競賽中，都屬於平等地位，決定性別特征的早期傾向必須加以鈍化，有關的生物學差異不至於大到不可克服的程度。這樣的控製極有利於整體（和個人）水平上的性偏見，它可能產生更為和諧和富有創造性的社會，然而由此需要的各種法規當然會危及個人自由，至少一小部分個體不可能充分發展他們的潛能。
僅僅提供平等的機會和門徑，對於任何文化來說，當然還可以不作任何選擇而聽其自然，自由放任似乎最有利於個人自由和發展。然而，事情並非必然如此，即使有男女平等的教育和就業機會，男性也更傾向於選擇政治、企業、科學等職業，而且多半不能正常參與同樣重要的兒童撫育工作，其結果自然會限製個體複雜的情感發展，以色列的集體農莊是現代平權主義運動中最有影響的實驗之一，其中就發生了這樣的分化和限製。
在40和50年代集體農莊運動的高潮中，它的領導人提出了一項完全的性平等政策，鼓勵女性進入過去屬於男性的角色，這項政策在最初幾年差不多得到了實現，第一代女性由於意識形態的訓練，紛紛改行從事政治、管理及體力勞動，她們的女兒一生下來就受到新文化的熏陶，然而後來，母親和女兒都不同程度地退到傳統的角色上去，女兒比母親退得更遠，她們現在要求每天有更多的時間花在子女身上，這樣的時間被特意稱為“愛的時刻”，最有天賦的女性拒絕進入高層次的商業和政治領導集團，因而同時代人中，這些領域的女性角色人數遠遠低於男性，有人認為這不過是反映了以色列社會成員強烈的宗族傳統，這種觀點尚未令人信服，盡管今天集體農莊內部的角色分工比外界更高。以色列的實驗表明。要預測遺傳或意識形態基礎上的行為變化結果和評價它們的意義，是一件多麽困難的事情。
關於性角色的這種困惑使人堅信，生物學因素並不能獨立地描繪出理想的行為過程，然而，了解這些因素卻有助於我們的選擇，並對各種選擇的代價作出估量，教育和強化所需要的額外能量投資，以及個人自由和潛能的衝突，提供了測量代價的標準。我們應該正視下麵實質性的問題：由於選擇必須付出代價，具體的倫理原則又很難得到普遍的承認，因而選擇是困難的，這時我們應該仔細掂量漢斯·摩根索的明智建議：“政治眼光、道德勇氣和道德判斷的結合，可以使人達到政治本性和道德命運的和諧，這種和諧不過就是這樣一種生活方式：不舒適，不安全，甚至荒謬難言。這樣的生活方式會使一些人感到失望，他們寧願用表麵一致的虛假邏輯，來掩蓋和歪曲人類命運悲劇性的矛盾。”我認為，我們早期遺傳史的遺留成分包含了這些矛盾的根源。在這些成分中，最麻煩最難認識又不容回避的，就是性角色差異的適度傾向。
家庭是社會生物學理論應該衡量和考慮的另一成分。核心家庭的基礎是長期而穩固的性結合、地理上的流動性，以及女性管理家務。這種家庭目前在美國處於肅條時期。1967－1977年離婚率成倍增加，以至由婦女當家長的家庭增長了1／3。
1977年，超過1／3學齡兒童隻有父親或母親，或由親屬代管；1／2以上學齡兒童的母親離家工作。在許多父母都外出上班的家庭中，父母的位置被幼兒日托中心取代。年齡更大些的孩子們，在放學後到父母下班這段時間裏，完全無人看管，以至形成一個龐大的“掛鑰匙”的兒童群體，美國每個家庭的出生率從1957年的3．80急劇下降到1977年的2．04。如此的社會變化發生在高技術的國家裏，又與女性解放及其對勞動部門的湧入相關聯，當然會引起深遠的後果。但是，這是否就意味著家庭是一種文化產物，正麵臨著消亡的命運呢？
我認為並非如此。家庭被廣泛定義為成人之間（包括其子女）的親密結合體，它至今仍然是最普遍的人類社會組織。那些提倡家庭分裂的團體，如印度的“那亞”（Nayar）和以色列的集體農莊，它們並不是真正自治的社會群體，而是較大型社團中特殊的亞群體，曆史上許多社會中，無論是核心家庭還是擴張家庭，都經曆了無數考驗。美國曆史上的奴隸家庭常常被販奴破壞，來自非洲的習慣遭到忽視和打擊，婚姻和父母權利都沒有法律保護。然而，親緣關係卻世世代代頑強延續下去，個人都被歸入親族網絡，兒童都承繼家族姓氏，亂倫禁忌得到忠實的遵守，非洲人的對家族深刻的感情依附仍然保存下來，在這方麵有許多語言和書麵資料提供證據，下麵這封信寫於1857年，來自佐治農場工人卡什和他的家庭，那時生活把他們和最親近的親族們拆散：
克萊莎，你的父母非常地想念你，深深地愛著你和你的丈夫，以及我的孫兒菲比、馬格和克洛、約翰朱迪、蘇，我們想念姨媽奧菲·辛妮拉，以及明頓、小普拉絲卡、查爾斯·妮格和菲利斯以及他們的孩子們：卡什、普賴姆、拉斐特。請向卡什斯兄弟波特和他的妻子帕庭絲轉達我們的愛。請代維多利婭向她的侄子貝克和米利轉達她的愛。
根據曆史學家赫伯特·G·古特曼的意見，這種親族網絡當時遍及南方各州，常常不為奴隸主所知，這樣的網絡今天依然存在於大多數城市貧民區中，幾乎沒有衰減的趨勢，卡羅爾·斯塔克在她的名著《我們的親族》中指出，對親族的詳細了解和不容置疑的相互忠誠，是美國底層黑人的生存基礎。
六、七十年代美國一些群居組織中，主要由中產階級白人提出了一種企圖，希望組成男女平權的社會，孩子交給育兒所撫養。然而，J·科恩和他的同事們發現，傳統的核心家庭頑強地維護自己的存在，結果在這些群居組織中，母親們照看子女的願望反而超過了一般家庭主婦，1／3的人把子女領回身邊，在比較傳統的社會階層中，越來越多的男女選擇同居，推遲生孩子的時間。然而，他們的生活方式仍屬於傳統的婚姻，許多人實際上照常生兒育女。
人類這種家庭傾向，甚至在反常環境中也頑強表現出來，在西弗吉尼亞奧得森的聯邦女犯教養所，羅絲·吉奧拉巴多發現，女犯們以夫妻似的結合為基礎，自發組成家庭式的單元，一些女犯被指定為兄弟姐妹；父母、姨媽、舅舅，甚至祖母，均由年長的女性充當，角色分配跟監外正常情況一樣，監獄中這種準家庭為它的成員提供穩定性和保護，從它那裏可以得到忠告，在懲罰性禁閉期間還可得到食品和藥物，極為有趣的是，男監獄中的成員則有較為鬆散的領導集團和等級社會，在其中最注意的就是等級支配，性關係是相當普遍的，弱者充當女性，而且經常受到輕侮。
性結合最突出的特性，是它超越了性行為，這對於人類社會組織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作為性的基本功能，遺傳多樣化比生育目的更為重要，性行為的生理快感是為這種多樣化服務的，同時也為性結合服務；性結合反過來承擔著其他功能，這些功能與生育隻有遙遠的聯係，性意識為什麽深廣地滲透了人類的存在，上述多樣化功能和複雜的因果關係正是更為深刻的原因。
人本性中的多妻傾向和性情方麵的差異，可以從進化論的一般理論直接推導出來，但要直接推論出性結合和家庭的功能交換卻是不可能的。這裏有必要特別考慮某些物種的曆史，幫助得出有關實際進化過程的特殊結論。人類與這些物種有著密切的關係，特別是少數幾種類人猿以及南美絨猴和長臂猿都有看起來與人類相似的家庭集團。個體成熟後即進行成對交配，並共同把後代撫養成熟。動物學家們認為，這些物種居住的特殊森林環境提供了有利的進化條件，使性結合家庭保持穩定。他們推測人類家庭也起源於對特殊環境的適應。然而，這種流行一時的假說卻幾乎得不到事實的支持。
我們特別知道，最早的真人或兩三百萬年前的能人，有兩個方麵與其他靈長類不同：（1）他們的分布超出了僅限於叢林中的祖先棲居地；（2）他們從事狩獵，羚羊、大象以及其他大型哺乳動物都是他們的獵物。對於其他猿類卻並非如此。這些身材矮小－相當於大約12歲的現代人的人類祖先，沒有鋒利的爪牙，也不如四腳動物跑得快，隻有依靠工具和熟練的互助合作，他們才能適應新的生活方式。
新的合作形式是什麽樣的呢？它應該給包括男女和兒童的一切成員帶來團結和平等，也可以以適當的性分工為基礎。或者女性狩獵，男性守營，或者相反；或者按一定的身材，而不是按性別挑選狩獵者，實際情況到底怎樣，處於剛剛起步的社會生物學尚不能作出判斷，兩百萬年前的古生物證據也不能給出確切的證明，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必須依靠來自現存狩獵－采集社會的資料，這些社會的經濟和人口結構與古代人類的情況最為接近，從中能夠得出有意義的但還不是決定性的證據。
人們已研究了上百個這樣的社會，它們的情況完全一致，大部或全部狩獵由男性負責，女性負責大部或全部采集，男性組成有秩序而靈活的群體，到遠離營地的地方去尋找大型獵物；女性參與捕捉較小的動物，采集大部分植物性糧食。男性帶回較高級的蛋白質；女性卻提供大部分熱量，她們還經常但不固定地負責編織衣物和修建住所。
和大型猿類一樣，人的生育過程是漫長的。母親懷胎九月，分娩後又陷身於子女的撫育，包括按時喂奶，在狩獵－采集社會中，女性的利益與男性的忠誠直接有關，在撫育勞動中，男性可以提供福利與安全，反過來也得到相互性的利益，那就是對配偶的性特權，並且壟斷她們的實際生產力，如果對上述證據的理解是正確的話，那麽正是這種交換產生了普遍的一對一的性結合，也導致了以夫妻關係為核心的擴張家庭的優勢，有理由推測，性愛和家庭生活的情感滿足是以有效的大腦生理機製為基礎的，而這些機製的程序又是性愛和家庭生活情感滿足兩方麵的和諧在遺傳上的結晶，因為男性育種周期比女性的要短得多，一對一的性結合中多少滲進了一般的多重行為。
人類性行為的強度和多樣性在靈長類中都是突出的。其他高等哺乳動物隻有獅子在性活動的複雜性上超過了人類，人類男女的外生殖器都特別大，並且由陰毛標示出來，女性的乳房超過了容納乳腺的需要，乳頭能堅直而且敏感，環繞著惹人注目的色暈，兩性的耳垂也都多肉並對接觸敏感。
人類女性破例地沒有發情期，大多數雌猿在排卵期都有性躁動，並達到攻擊性的程度，外生殖器甚至膨脹變色，氣味的變化也是常見的，例如雌性羅猴會分泌大量脂肪酸，誘使雄性產生興奮。人類女性沒有上述這些特征。她們的排卵期十分隱蔽，即使仔細選擇性交時間，也難於識別是否懷孕，哺乳動物都有發情期的性接受高峰。與此相反，除了月經期間微不足道的性反應變異，人類女性隨時具有性接受能力，由於進化過程中長期的擴散，她們的發情期漸慚消失了。
為什麽會產生持續的性反應呢？最有力的解釋是它對性結合有利。對這種性反應的生理適應，使原始人類家庭成員能更緊密地結合起來，這就提供了進化論意義上的優勢，頻繁的性活動成為加強性結合的重要手段，同時還能減少男性之間的攻擊行為，狒狒群體和其他猿類社會中，雄性之間的敵對行為一到雌性發情期就會加劇。古代人類發性期的消失，減少了這一類爭鬥，捍衛了男性獵手之間的聯盟。
人類是性快樂的行家裏手，人們沉溺於獵豔追奇，通過幻想、詩、音樂以及種種妙不可言的準備活動最終達到性交，這跟生育幾乎完全沒有關係，但與性結合卻關係重大，如果交配是生物唯一的性功能，則可以遠為經濟地實現，確實，最沒有社會性的哺乳動物最不講究交配儀式，總的說來，物種一旦形成了穩固的性結合方式，其交配儀式必然也是精心安排的，與此一致的是，人類的性快樂為性結合提供了基本的強化手段，愛和性的確是不可分離的。
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理論家對性的生物學功能作了錯誤的解釋，羅馬天主教會至今堅持這樣的觀點：丈夫使妻子受孕是性行為的基本任務，教皇保羅六世在1968年的通諭《論人生》（Humanae Vitae）中，禁止使用除排卵期隔離以外的任何方法控製生育，譴責一切婚外“性行為”，認為手淫是一種不正常的性興奮手段，最“內在的嚴重反常行為”。這一通諭在1976年教義信仰集會的訓令中又得到強調，教會從自然法理論中尋找它的權威，這種理論的思想基礎是：至高無上的上帝命令存在於人的本性中，這是一個錯誤的理論，它所說的上帝命令，實際上就是自然選擇製定的生物學法則，對生物學極其無知的神學家錯誤地解釋這些法則，而它們並不需要宗教或世俗權威的任何強調。從人類遺傳史中可能推測到的一切，都支持著更為自由的性道德，這種性道德首先把性活動看作強化性結合的方式，然後才是生殖的手段。
年輕的社會生物學在同性戀問題上也與一般的見解產生了最尖銳的衝突。教會禁止同性戀行為，認為它是“本質上反常的”。也有別的文化持這種看法。在薩克森豪森、布辛沃德和其他的納粹集中營，同性戀者被標上粉紅色三角形印記，以區別於猶太人（黃星）和政治犯（紅三角形），後來由於需要勞動力，人們又想通過閹割來改變同性戀者的習慣。在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同性戀遭到禁止，美國部分地區仍然禁止同性戀自由。多數精神病醫生繼續把同性戀視為一種難以控製的病症，表現出職業性的憂慮。
西方文化的衛道士們對同性戀的譴責是可以理解的，猶太基督教道德的基礎是《舊約》，該書是由一個侵略性遊牧民族的先知們撰寫的，這一民族的成功，依賴於因接連不斷的領土征服帶來的迅速而有序的人口增長，《利未記》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它的訓誡的。它說：“你不能象跟女人一樣跟男人睡覺，那是惡行。”這種《聖經》式的邏輯看來與人口劇增時期最樸素的自然法觀點是一致的，在這種時期，性行為最重要的目的看來就是生兒育女，美國人今天仍然遵循這一古老的傳統，盡管他們的人口狀況已完全不同於古代以色列社會，他們的邏輯是，同性戀不能生兒育女，因而根本上是一種反常行為。
按照這一定義，罹罪的人就太多了。A·金西在上一代美國人中發現，2％的女性和4％的男性是完全的同性戀者，13％的男性一生中至少有3年時間基本上是同性戀者。目前，完全的同性戀者按保守的估計也有500萬；但同性戀者自己認為，加上不公開的情況，同性戀者的總數可達2000萬。這些同性戀者形成了一種美國亞文化，使用著有近千詞匯和詞組的隱語。實際上，其他文化也存在不同形式的同性戀行為，在一些高級文明中也得到允許或認可，例如，古代雅典、波斯以及伊斯蘭社會，後來的羅馬共和國後期和羅馬帝國初期，中東的阿拉伯和古希臘城市文化，奧托曼帝國以及封建時期和近代時期的日本。
我希望指出的是：完全可能，同性戀在生物學上是正常的，是作為古代人類社會組織的要素進化而來的；同性戀者可能是人的某些珍貴的利他主義衝動的遺傳載體。
社會生物學從嶄新的角度加以考慮的一些事實，支持著這一激進的假說，從昆蟲到哺乳類，同性戀都是常見的，在羅猴、獼猴、狒狒和黑猩猩等大多數高智力靈長類中，同性戀作為異性戀的對等物得到了充分的表現，這些動物的同性戀行為證明大腦中潛存著性的二元化機製，雄性完全可用雌性姿勢接受雄性交配行為，雌性常常也能接受雌性交配行為。
人和這此動物有一個重要差別。人類大腦中潛在的性的二元化有時能在某些人身上充分表現出來，這些人在兩性之間不斷變換其性對象，然而在完全的同性戀中，正如在完全的異性戀中一樣，動物身上能夠體現出來的選擇性和對稱性都沒有了，隻有同性選擇：大多數完全的同性戀男性隻選擇男性伴侶，女性隻選擇女性伴侶。一般來說，男性的女性化與他們如何選擇性伴侶幾乎沒有任何關係。在現代而不是原始社會中，同性戀者極少有異裝癖，大多數同性戀男性的服飾和習慣跟異性戀男性並沒有顯著的不同。同性戀女性也相應如此。
同性戀的這一特殊性質，可能正好暗示了人類同性戀的生物學意義。同性戀首先是一種結合方式，它和絕大部分異性戀一樣，都是鞏固聯係手段。同性戀傾向可能有自己的遺傳基礎，同性戀基因可能在古代的狩獵－采集社會就已擴散開來，因為它們給擁有它們的人帶來了好處。這樣的認識使我們麵臨了最根本的困難，因為大多數人都不願意相信，同性戀完全是“自然的”。
既然同性戀者沒有後代，他們的基因是怎樣擴散到社會中去的呢？一種答案是：由於同性戀者的存在，他們的近親就可能繁殖更多的後代。在原始社會，無論是在狩獵、采集或是家常勞動中，同性戀者都能向同性成員提供幫助。由於不承擔養育子女的特殊任務，他們就能向近親提供特別有價值的幫助，他們還可以充當先知、巫師、藝術家和掌管部落知識的書記等角色。如果親戚們——兄弟姐妹和侄輩等——由此獲得了優越的生活條件和較高的生育率，家族的基因就會相對增加，其中一部分就是同性戀基因，結果，總會有一小部分人具有潛在的同性戀傾向。即使同性戀者自己沒有後代，他們的基因也可能通過旁係支脈繁衍下去。關於同性戀起源的這種設想，可以叫做“親緣選擇假說”。
如果證明同性戀傾向具有某種程度的遺傳性，親緣選擇假說就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證據是存在的。單個受精卵發育而成具有遺傳同一性的同卵雙生子，比不同受精卵發言而成的異卵雙生子有更為一致的異性戀或同性戀傾向。L·L·赫斯頓和J·希爾茲評價和分析了有關的情況，其中存在的問題也是常見的：大多數雙生子分析都沒有得到確認。然而今後的研究卻已有了充分的基礎。根據赫斯頓和希爾茲的說法，一些同卵雙生子“不僅具有相同的同性戀傾向，而且由他們參與組成的各列同性戀，其性行為方式都驚人地相似；而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孿生兄弟的同性戀行為，甚至彼此根本沒有見麵的機會”。象許多被認為更有遺傳的人類特性一樣，同性戀的遺傳傾向並非一定要完全表現出來，其程度取決於家庭環境和童年的早期性經驗。實際上，遺傳下來的隻是一種可能性：在適當的條件下容易向同性戀方向發展。
如果親緣選擇假說果然正確的話，同性戀行為就可能仍與狩獵－采集社會和簡單農業社會中的角色專門化以及親族相利的特性相聯係，這兩種當代文化與有關的古代文化是極為接近的，人類社會行為曾在那些古代文化中通過遺傳獲得了進化。聯係看來是存在的，在一些長期延續因而人類學家有機會加以研究的原始文化中，同性戀男性穿戴女性衣著，模仿女性姿態，甚至嫁給其他男性，他們常常成為巫師——能夠影響群體的重大決策的有力人物，或從事專門勞動，如從事一些婦女勞動，以及充當媒人、調解人；或成為部落首領的謀士。同性戀女性也時有所聞，但較少見於記載，更多的事實來自西方工業社會，在智力測驗中，同性戀者表現出引人注目的靈活性，得分超過常人，他們以很大的比例進入白領階層，即使最初受到社會經濟地位的限製，也容易進入直接與人打交道的專門領域，在所選擇的職業中，一般來說也更容易取得成就。顯然反常的、不受社會讚許的性選擇帶來種種麻煩，他們看起來仍善於適應各種社會關係。
所有這些資料都隻提供了一些線索，從通常的科學標準來看並沒有決定性的意義，然而它們已足以使人相信，在同性戀問題上，傳統的猶太基督教觀點是不適當的，甚至是錯誤的，來自宗教的斷言理所當然地統治了若幹世紀，現在暴露在客觀標準前經受檢驗，我堅信，現有的證據支持著親緣選擇假說。
在關於同性戀的討論中，生物學和倫理學的交叉是一個敏感而細致的問題，不管曆史上和現實中的同性戀角色可能具有怎樣的優點，都不應該把同性戀者視為獨立的遺傳層次，要讓過去時代的遺傳適應性成為今天必須接受的標準，那就更不恰當乃至是不幸的，但是，錯誤地斷言同性戀者在生物學上違反自然，並因此站在宗教教條的立場上去繼續歧視同性戀者，那將是一種悲劇。
本章的基本論點是，依靠進化論新進展的幫助，人的性行為可以得到比過去遠為精確的定義，忽視這一點，就會認識不到人類曆史的一些重要部分，認識不到我們行為的基本內含，以及我們所麵臨的選擇的意義。
通過教育和法律的作用，每一個社會必然在性差異、性行為標準以及家庭強化等問題上形成一係列的選擇，由於政權機構和技術日益複雜和相互依賴，要作出選擇就需要相應的精確性和豐富的經驗，通過這種或那種方式，憑借直覺或依靠科學的幫助，我們的研究將要深入進化史內部，因為人的天性是頑強的，要改變它必須首先付出代價。
從法律保證的兩性機會平等出發，一個社會可以向職業選擇的統計上的平等發展，也可向人為的性歧視退卻；不管怎樣，未知的代價在等待著它，一個社會可以去組織功能穩定的核心家庭，也可以消滅家庭而代之集體農莊；不管怎樣，未知的代價也在等待著它，那些用異性戀標準強求一致的社會也必須付出自己的代價——已經有人以個人的痛苦付出了第三種這樣的代價，我們相信，文化可以理性地加以設計，我們可以教導，可以獎勵，也可以強製，但是在這樣做的時候，必須考慮每種文化的代價，這種代價以訓練與實施所需要的時間和精力來衡量，同時也以為繞過我們的先天傾向而必須犧牲的幸福來衡量，當然。後者是一種不那麽容易看得見、摸得著的代價。
（林和生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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