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關於日本國號的由來，有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日本國號為中國唐朝所賜。例如，近來一篇題為《一位日本遣唐使的石頭記——陝西發現的井真成墓誌開啟中日交往史千年之門，日本朝野為之震動》的報道稱，井真成墓誌“除了再次證實了日本國號為中國所賜，還表達了當時的唐朝天子對一名日本遣唐使者的個人情誼。”那麽，“日本”國號真的是由中國唐朝所賜的嗎？這值得我們從中日兩國的文獻典籍中去作一番梳理。
7世紀初，國力的增長使得當時倭國對中國的態度發生改變；7世紀中期，“倭國自惡其名不雅”，“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
我國正史中關於“倭國”、“日本”(包括“倭”、“倭人”、“日本國”)的記載，《舊唐書》之前的史書均以“倭”來指稱日本的；《舊唐書》中“倭國”、“日本”兩項並列；而《新唐書》及其之後的史書，多以“日本”來稱呼現在的日本的。所以，考察日本國名的“由倭到日本”可以先把著眼點放在《舊唐書》和《新唐書》上。
《舊唐書•東夷傳》“倭國條”載，倭國是“古倭奴國”，而其“日本條”則載:日本乃“倭國之別種也”。就是說，倭國是由古代的倭奴國而來，日本國是倭國的“別種”。《舊唐書》雖未提及“倭國改稱日本”之事，但在《舊唐書》“日本條”中，我們可以發現相關的記載:“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對此，《新唐書》有更為詳盡的記載:“鹹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
對比《舊唐書》和《新唐書》上的記載可以發現，倭國改“倭”稱“日本”，是因為倭國認為“倭”這個名稱“不雅”，“惡倭名”；之所以改稱為日本，是因為“其國在日邊”，“國近日所出”。那麽，倭國為什麽覺得“倭”這個名稱“不雅”呢？
關於“倭”字，《詩經•小雅•四牡》中有“四牡騑騑，周道倭遲”的句子。《毛詩正義》將“倭遲”釋作“曆遠之貌”。《說文解字》這樣解釋“倭”字:“順兒，從人，委聲”。“順”在這裏有“順從”的意思。據此，筆者以為，“倭”在古代本有綿延曲折之意，後引申出順從之意。東漢光武帝賜給倭王的“漢委(倭)奴國王”金印，可能就同時表達了東漢朝廷對倭方所寄托的“感其遠道而來”且“冀其臣服”的意思。
從東漢到隋朝以前，中國和倭國總體上講是冊封與被冊封關係。《宋書》上記載，倭王讚死後，珍、濟、興、武四個繼任者都曾經遣使貢奉，並求中國朝廷授予倭國自己提出的封號。7世紀初，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國力的增長也使得當時倭國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了當時隋倭兩國的交往當中。《隋書•東夷傳》“倭國條”記有倭國的國書:“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雲雲”。唐高宗時，倭國還與當時中國朝廷發生戰事。
倭國從決定修改對外使用的國號，到向唐朝通告更號事宜再到最終獲得唐朝的承認，經過了一段曆程
其實，“日本”國名最初是作對外使用的，對內仍用“倭”這一稱謂。而且，倭國從決定修改對外使用的國號到向唐朝通告更號事宜再到最終獲得唐朝的承認，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了一個曆史的發展過程。白江戰役倭國慘敗後，最遲在天智八年(公元669年)，倭國已經決定把對外的國號改為日本。至於改號的原因，往遠說，可能是與隋唐以來倭國爭取對等外交的願望有關；往近的說，也不排除通過改變對外的國號來消除白江戰役後其在東亞國際格局中的消極影響這種可能。所以，在公元668年高句麗被唐所滅之後，日本在公元669年遣使入唐朝賀，這次遣唐使在朝見唐朝官方時，很可能就已經向唐朝提出倭國對外改稱“日本”的事。此事在《古今圖書集成》上有記載:“鹹亨元年，倭人始更號日本，遣使賀平高麗。”但是，倭使的提議可能最初並沒有被唐朝所承認，例證便是《善鄰國寶記》中郭務悰出使倭國時所攜帶的國書中有“大唐皇帝敬問倭王雲雲”。(關於《善鄰國寶記》中所引“天智天皇十年唐客郭務悰等來聘，書曰:大唐皇帝敬問日本國天皇雲雲。”有日本學者認為是日本國內有意篡改了公元671年唐朝國書中“倭王”的稱謂。筆者認同這種觀點，郭務悰出使倭國時所攜帶的唐朝國書很可能就是“大唐皇帝敬問倭王書”。此處既稱“倭王”，可見唐朝並沒有很快就承認倭國更號——作者注)至於唐朝之所以沒有很快就承認倭國更號這一事件，可能與白江戰役後唐朝對倭國所形成的不良印象有關。郭務悰回國後不久，倭國爆發“壬申之亂”。天武天皇上台後，中斷了與唐的外交關係。隻是到了文武天皇大寶元年(公元701年)，日本(對內仍稱“倭”)才決定與唐朝恢複外交關係，派出了以粟田朝臣真人為首的代表團使唐。可能正是從此次往來開始，中國朝廷才正式承認了日本這個國號。由於當時是武則天主政，所以才有唐人張守節《史記正義》上“武後改倭國為日本國”的記載。
要之，是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才改稱日本，作對外使用的國號，且這一更號是逐漸才獲得唐朝的承認的。故而，不能說日本國號是中國唐朝所賜。
7世紀初，國力的增長使得當時倭國對中國的態度發生改變；7世紀中期，“倭國自惡其名不雅”，“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
我國正史中關於“倭國”、“日本”(包括“倭”、“倭人”、“日本國”)的記載，《舊唐書》之前的史書均以“倭”來指稱日本的；《舊唐書》中“倭國”、“日本”兩項並列；而《新唐書》及其之後的史書，多以“日本”來稱呼現在的日本的。所以，考察日本國名的“由倭到日本”可以先把著眼點放在《舊唐書》和《新唐書》上。
《舊唐書•東夷傳》“倭國條”載，倭國是“古倭奴國”，而其“日本條”則載:日本乃“倭國之別種也”。就是說，倭國是由古代的倭奴國而來，日本國是倭國的“別種”。《舊唐書》雖未提及“倭國改稱日本”之事，但在《舊唐書》“日本條”中，我們可以發現相關的記載:“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對此，《新唐書》有更為詳盡的記載:“鹹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
對比《舊唐書》和《新唐書》上的記載可以發現，倭國改“倭”稱“日本”，是因為倭國認為“倭”這個名稱“不雅”，“惡倭名”；之所以改稱為日本，是因為“其國在日邊”，“國近日所出”。那麽，倭國為什麽覺得“倭”這個名稱“不雅”呢？
關於“倭”字，《詩經•小雅•四牡》中有“四牡騑騑，周道倭遲”的句子。《毛詩正義》將“倭遲”釋作“曆遠之貌”。《說文解字》這樣解釋“倭”字:“順兒，從人，委聲”。“順”在這裏有“順從”的意思。據此，筆者以為，“倭”在古代本有綿延曲折之意，後引申出順從之意。東漢光武帝賜給倭王的“漢委(倭)奴國王”金印，可能就同時表達了東漢朝廷對倭方所寄托的“感其遠道而來”且“冀其臣服”的意思。
從東漢到隋朝以前，中國和倭國總體上講是冊封與被冊封關係。《宋書》上記載，倭王讚死後，珍、濟、興、武四個繼任者都曾經遣使貢奉，並求中國朝廷授予倭國自己提出的封號。7世紀初，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國力的增長也使得當時倭國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了當時隋倭兩國的交往當中。《隋書•東夷傳》“倭國條”記有倭國的國書:“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雲雲”。唐高宗時，倭國還與當時中國朝廷發生戰事。
倭國從決定修改對外使用的國號，到向唐朝通告更號事宜再到最終獲得唐朝的承認，經過了一段曆程
其實，“日本”國名最初是作對外使用的，對內仍用“倭”這一稱謂。而且，倭國從決定修改對外使用的國號到向唐朝通告更號事宜再到最終獲得唐朝的承認，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了一個曆史的發展過程。白江戰役倭國慘敗後，最遲在天智八年(公元669年)，倭國已經決定把對外的國號改為日本。至於改號的原因，往遠說，可能是與隋唐以來倭國爭取對等外交的願望有關；往近的說，也不排除通過改變對外的國號來消除白江戰役後其在東亞國際格局中的消極影響這種可能。所以，在公元668年高句麗被唐所滅之後，日本在公元669年遣使入唐朝賀，這次遣唐使在朝見唐朝官方時，很可能就已經向唐朝提出倭國對外改稱“日本”的事。此事在《古今圖書集成》上有記載:“鹹亨元年，倭人始更號日本，遣使賀平高麗。”但是，倭使的提議可能最初並沒有被唐朝所承認，例證便是《善鄰國寶記》中郭務悰出使倭國時所攜帶的國書中有“大唐皇帝敬問倭王雲雲”。(關於《善鄰國寶記》中所引“天智天皇十年唐客郭務悰等來聘，書曰:大唐皇帝敬問日本國天皇雲雲。”有日本學者認為是日本國內有意篡改了公元671年唐朝國書中“倭王”的稱謂。筆者認同這種觀點，郭務悰出使倭國時所攜帶的唐朝國書很可能就是“大唐皇帝敬問倭王書”。此處既稱“倭王”，可見唐朝並沒有很快就承認倭國更號——作者注)至於唐朝之所以沒有很快就承認倭國更號這一事件，可能與白江戰役後唐朝對倭國所形成的不良印象有關。郭務悰回國後不久，倭國爆發“壬申之亂”。天武天皇上台後，中斷了與唐的外交關係。隻是到了文武天皇大寶元年(公元701年)，日本(對內仍稱“倭”)才決定與唐朝恢複外交關係，派出了以粟田朝臣真人為首的代表團使唐。可能正是從此次往來開始，中國朝廷才正式承認了日本這個國號。由於當時是武則天主政，所以才有唐人張守節《史記正義》上“武後改倭國為日本國”的記載。
要之，是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才改稱日本，作對外使用的國號，且這一更號是逐漸才獲得唐朝的承認的。故而，不能說日本國號是中國唐朝所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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