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曙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係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秘書長，北京大學金融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金融部部長。
四、中國鄉村治理的現代嬗變與困境
近代以來，尤其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鄉村治理發生了非常劇烈的、深刻的變化。清末，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幾乎崩潰，西方列強侵入之後，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化。1905年，廢科舉，建立現代學校，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現代大學教育開始普及。同時，商品經濟的發展、城鄉的隔離、外國資本的侵入，導致農村凋敝，農村沒有人去治理，因而處於渙散的狀態，很多知識分子為此憂心如焚，大聲疾呼。民國時期，內生性的鄉村治理崩潰了，國民政府在此情形下怎麽辦呢，就又啟動了保甲製，後來發現保甲製還是起不到振興農村的作用。
就在這個時代，梁漱溟先生、晏陽初先生等人，開始了鄉村建設的實踐。這幫人搞鄉村建設就是為了挽救凋敝的鄉村，其中梁漱溟先生提倡村治，要村民自治，晏陽初先生主要從教化入手，搞平民教育，但是仍然不能挽救民國時期鄉村逐漸凋敝的現實。民國鄉村治理的現代轉型應該說是基本失敗的，國家政權試圖把自己的力量放到鄉村去，將正規製度向村裏滲透，也不成功。
新中國建立之後，由於共產黨的高度政治動員能力，對農民實施了空前絕後的動員，導致1949年一直到1978年，中國實現了兩千年以來沒有實現的東西，就是動員了中國最基層的農民，使他們的國家意識空前覺醒，集體意識空前覺醒。從來沒有一個時代的農民像毛澤東時代的農民一樣有那麽強的、空前的國家意識，農民幹勁空前高漲，合作意識增強，他們參與了國家建設，開始了合作化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盡管在50年代後期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忽略了農民的自主性和獨立性，過於急速地要推動中國的農村公社化。但是國家動員能力的增強，反過來也瓦解了中國兩千多年以來固有的鄉土社會的治理機製，這個瓦解實際上導致了在1978年之後，當國家政治動員能力弱了，國家製度滲透程度低了之後，我們發現農村又出現了大量的鄉村治理的真空地帶。
我在《合作經濟學概論》這門課上也在研究這個問題。合作化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之中，大概從1958年到1978年這20年當中，那個時候鄉村的公共品由誰來提供呢？都是由人民公社、由村集體提供。無論是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各方麵，與民國時期相比都有非常大的變化。人們認為毛澤東治理的時期是中國鄉村醫療衛生體係最有效的時期，在全世界同樣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當中，中國顯然是全世界鄉村醫療的樣板，那時候嬰兒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中國人均壽命從1949年的30多歲到毛澤東去世的時候已經上升到將近70歲。當時的赤腳醫生製度、農村合作醫療製度遍布整個中國農村，改善了中國農民的健康狀況，其實也為1978年之後中國的改革開放積累了非常健康強大的人力資本，這裏麵還有農村教育的巨大作用。我們小時候的教育是不花錢的，但是1980年代之後發生變化了，義務教育搞不起來，為什麽呢？因為鄉村集體的教育體製在改革開放之後崩潰了，農村教育問題變得非常突出，失學率開始猛增。還有當時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都是非常成功的，我們現在的農村農田水利設施基本上還是用毛澤東時代搞的那些基礎設施，改革開放後由於鄉村集體經濟崩潰，這些農田水利基礎設施長期得不到更新改善。1978年之後人民公社逐步解體，毛澤東建立的這套鄉村治理體係就崩潰了。崩潰之後鄉村治理麵臨一個雙重的消解，就是一方麵內生性的、鄉土社會的治理體係也沒有了，另一方麵嵌入式的、依靠國家能力的鄉村治理也沒有了，所以變成“雙重消解”，鄉村治理才出現大量的真空。
當前我國鄉村治理方麵麵臨著極大的困境，公共品的供給者不是人民公社了，其供給模式必須要發生深刻的變化。比如說鄉村道路由誰修？醫療、健康、衛生、防疫、教育、垃圾處理等，由誰來承擔？這些年以來農村出現的局部衰敗的現象（不排除有些地方新農村建設很成功），根源在於公共品供給的缺失，農村健康、教育、文化、農業基礎設施等方麵公共品的供給，長期處於不足狀態。同時可以看到，村民自治組織也在不斷渙散，村民選舉有些地方非常不規範，形同虛設，鄉土文化正在大麵積的消失，以前鄉土社會的倫理道德體係、文化體係，包括它的宗族、祠堂、宗教、節慶體係，都在迅速的消亡過程中。同時，由於大規模的農村人口流動和劇烈的城市化進程，鄉村精英不斷流失，有知識的人都跑了，到農村找一個初中以上文化的壯年人，都找不到了，為什麽呢？因為全村人都是“619938部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鄉村治理麵臨的困難十分之大，大到了可能關係到中國未來的長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