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總理公署網站看到李光耀先生逝世的聲明時,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之所以沉重,倒並非因為在他彌留之際便有嗜血的媒體人提前宣布其死亡,亦非擔憂新加坡在亞太地區地緣政治博弈中道阻且長,該國精英治理麵臨民粹主義挑戰與我也無甚幹係,這隻是我個人的一點小感傷——沒有李光耀先生創建的新加坡,我今天過的會是另一種生活,千千萬萬和我一樣負笈南洋的中國學生都會過著另一種生活。
內儒外法
作為新加坡教育部引進外國人才項目的受益者,我第一次踏上這個赤道島國,是在2001年。那年我15歲,還很“中二”地在國內某網絡論壇上發帖批評新加坡糟糕透頂的“洋涇浜”英語口音。
九年後的2010年,當我揮別那個常年暑熱的城市國家、回到祖國的懷抱時,新加坡已經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來自重慶和上海的老板都曾這樣評價我。我想他們的意思大抵是守序、恪慎,比起中國大陸教育係統裏走出來的學生多了一份嚴謹,少了一份闖勁和想象力。
所以怪我咯?我的初中是新加坡著名的華校,校名雖然叫中正中學,卻曾是當地懷揣共產主義理想的學生們搞串聯的地方。或許也正出於這個原因,如今的中正中學每個班級都以中華傳統價值觀裏的一種美德命名,與早些年的台灣省倒是不無相似之處。我的班級是“仁”(Benevolence),按照字母順序,排在後麵的還有勇、勤、憫、恕、雅、和、誠、義、忠、謙、敬等班級。從這樣規規矩矩的環境裏成長出來的學生,大多被修剪得方方正正。
如果細數新加坡人民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除了“怕輸”、“投訴”之外,“規矩”也必須榜上有名。不管到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我的新加坡朋友們想到的頭一件事情就是查看有什麽現成的規矩,而不是隨性地天馬行空,或者設定新標準。往小處說,它表現在某位友人對中國某大城市最深的感觸是“wolau, you Chinese people anyhow drive lah, never follow rules one”(新加坡式英文,意思是:你們中國人開車亂來,不講規矩)!往大處說,普通新加坡人跟隨現有規則帶來的效率和收益,遠遠勝於打破常規、製定新規則的不確定的回報——在多數常規情況下,這當然是正確的。正因如此,許多新加坡人在法製不健全或規矩不成文的社會中生活,需要經曆相當痛苦的適應過程。遠觀新加坡社會,它如同一件高度精密的儀器,在依法治國的法家思想外衣下精確運行,然而實際上這個社會的內核卻浸潤著中華儒家傳統。
雖然祖籍廣東的李光耀先生從小說英語和馬來語,未曾接受過任何中華傳統文化教育;雖然英國前外交大臣喬治·布朗曾評價李先生“哈裏,你是蘇伊士運河以東最XXX棒的英國人(原話為:Harry, you’re the best bloody Englishman east of Suez.)”;雖然李先生及其繼承者們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與中國和中華文化保持著微妙的關係,但這並不影響新加坡的依法治國暗合中國古典價值觀——仁禮為儒,布政教化,德刑並施,一斷於法。
我在新加坡的九年裏,除了吳總理換成了李總理;除了從中國人想象中的花園城市變成了新馬泰旅遊集散地“坡縣”;除了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不再像從前的我們那樣囊中羞澀得不敢出門理發;除了城市中心地帶豎起了一座又一座炫耀著財富的高樓;除了塑膠鈔票越來越普及;除了裕廊島上的工業園區越來越興旺;除了地鐵線路在不斷延伸;除了美輪美奐的樟宜機場不斷擴建之外,整個社會保持著穩定、秩序,人民波瀾不驚地生活,仿佛發生在683平方公裏國土以外的事情都與他們沒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