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曆史玩弄老舍
老舍死亡之迷
南唐.李煜《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看到一個文章，題目是：馮雪峰被批鬥 毛澤東：就是要他痛苦, 馮雪峰是文藝理論家和魯迅研究專家，參加過長征。中共建政之後，馮雪峰出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長和總編輯。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批判《紅樓夢》的風暴中，馮雪峰卻首當其衝，後來又被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死去。馮雪峰1955年被批判時，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周揚向毛澤東反映馮雪峰受了批評很痛苦時，毛澤東說：“我就是要他痛苦！”
這個文章有個回貼：“從整馮雪峰等人的經曆看，許多的老幹部、老作家文革中受到衝擊，他們自身也是難辭其咎。你用什麽手段對付別人，自然也有人用同樣的手段對付你。”。 我部分同意這個觀點，確實一些平反的老幹部在文革時被整治不冤枉，比如陳錫同就成了一個大貪汙犯。但是，也有忠於毛路線的，也自身難免，下麵就仔細說說老舍。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北京滿族正紅旗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巴金稱他為“中國知識分子最好的典型”；曹禺說他“是中國當代的‘人傑’”；政府授過他“人民藝術家”稱號；朱光潛認為他的小說屈指可數……。是的，《駱駝祥子》暢銷美國，《茶館》震動歐洲，老舍在世界文學中自有他的地位。人們期望更多地了解老舍，了解他的經曆、性情、思想、人格……。這就需要傳記：他傳、自傳，不止一種。老舍創作三百多萬字的小說，四十二部戲劇，約三百首舊體詩等。老舍有文學語言大師的稱號。他的作品多為悲劇，作品的語言以北京方言為主，風格幽默。他的代表作是小說《駱駝祥子》和話劇《茶館》。這兩部作品現已列入中國初高中語文必讀書目，和大學中文專業必讀書目。《茶館》也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高中華文文學必修的作品。舒乙等人認為老舍的作品中反映了他對滿族的隱含的、深沉的、難以言語的真摯的感情。
老舍一生寫了約計800萬字以上的文學作品，文革期間亦漏失了一些尚未發表的文章。其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貓城記》、《離婚》、《牛天賜傳》、《文博士》、《駱駝樣子》、《火葬》、《四世同堂》，《鼓書藝人》、《正紅旗下》（未完），中篇小說《月牙兒》，《我這一輩子》，短篇小說集《趕集》、《櫻海集》，《蛤藻集》、《火車集》、《貧血集》，劇本《龍須溝》、《茶館》，另有《老舍劇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詩選》、《老舍文藝評論集》和《老舍文集》等。老舍以長篇小說和劇作著稱於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於市民生活，為中國現代文學開拓了重要的題材領域。他所描寫的自然風光、世態人情、習俗時尚，運用的群眾口語，都呈現出濃鬱的“京味”。優秀長篇小說《駱駝樣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寫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說構思精致，取材較為寬廣，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斷魂槍》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他的作品已被譯成20餘種文字出版，以具有獨特的幽默風格和濃鬱的民族色彩，以及從內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賞而贏得了廣大的讀者。
老舍出生於北京一個貧苦旗人家庭。一歲半喪父，九歲得人資助始入私塾。1913年考入京師第三中學（現北京三中），數月後因經濟困難退學。同年考取公費的北京師範學校。於1918年畢業。
1918年至1924年間先後任京師公立第17高等小學校兼國民學校（現方家胡同小學）校長、北京市北郊勸學員、天津南開中學教員、北京一中教員。在此期間，老舍深受五四運動的影響。他說：“‘五四’給了我一個新的心靈，也給了我一個新的文學語言。……感謝‘五四’，它叫我變成了作家。”1921年起老舍在北京基督教倫敦會缸瓦市堂的英文夜校學習並參加宗教服務。1922年接受洗禮。同年在南開中學的一次講演中他說：“為了民主政治，為了國民的共同福利，我們每個人須負起兩個十字架——耶穌隻負起一個：為破壞、鏟除舊的惡習，積弊，與像大煙癮那樣有毒的文化，我們必須預備犧牲，負起一架十字架。同時，因為創造新的社會與文化，我們也須準備犧牲，再負起一架十字架。”
1924年秋季，老舍赴英國，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華語學係任華語講師，教導英國人認識中國的官話和中國古典文學。業餘閱讀了大量英文作品，並開始文學創作。1926年，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1929年夏季，離英，途經新加坡並滯留半年，在華僑中學任教，並開始創作小坡的生日。1930年春季，返回到北京。1930年至1937年老舍先後任教於濟南的齊魯大學和青島的山東大學。其間創作了《貓城記》、《離婚》、《老舍幽默詩文集》、《駱駝祥子》、《文學概論講義》等作品。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老舍離別家小奔赴國難。1938年初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於武漢成立，老舍被推為常務理事和總務部主任，同年隨文協遷到重慶。自此主持文協工作直至抗戰勝利。抗戰期間老舍團結和組織廣大文藝工作者，利用各種文藝形式為抗日做貢獻。他自己也以團結抗日為題材，運用各種文學體裁創作了大量作品。其中的代表作為長篇小說《四世同堂》。
抗戰結束後，老舍於1946年3月接受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在美國寫完了《四世同堂》第三部及長篇小說《鼓書藝人》。1949年12月應周恩來委托文藝界之邀回到北京。回國後曾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兼書記處書記、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北京市文聯主席等職。自1950年起老舍寫下了以話劇《龍須溝》為代表的大量文藝作品反映人民的新生活，歌頌共產黨。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人民藝術家”的稱號。同時期創作的話劇《茶館》是體現老舍文學語言藝術的巔峰之作。
1962年開始，許多文藝作品遭到批判，老舍停止了《正紅旗下》的創作。1965年3月－4月，老舍率領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回國後，將旅日見聞寫成長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開信》，但沒有獲準發表，老舍隻得被迫停筆。此後老舍試圖參加文藝工作隊，想通過寫快板、相聲等，來宣傳計劃生育、科學種田，也未獲批準。1966年春季，老舍獨自前往北京郊區順義縣以養豬而聞名的陳各莊，跟那裏的農民生活在一起，準備寫科學養豬的快板。
江青批鬥：“老舍每天早上要吃一個雞蛋，是一個資產階級作家”，自此，老舍由“文藝工作者”轉變為“反革命份子”。1966年8月23日，老舍等29人被紅衛兵捆綁之後，整批帶往國子監孔廟批鬥，在震天的“打倒反革命份子”口號聲中，跪著被輪番毆打3小時，期間老舍因不滿身上所掛的“反革命份子”字樣，而稍有反抗，被斥為“現行反革命”，被繼續毒打至深夜，而後又抓到派出所去交由警方訊問。晚間，遍體鱗傷的老舍，在妻兒的作保之下，終於被接回家，第二天要求繼續到警察單位報到。第二天，老舍沒前往派出所，獨自前往太平湖，在那裏不吃不喝坐了一整天，深夜時刻，投湖自殺。同日，老舍家聚集來了許多紅衛兵，老舍之子舒乙在恐懼當中，偷偷從家中後門逃走，手中拿著父親的血襯衫，找周恩來請求保護。25日清晨，老舍的屍體被發現。26日，舒乙拿著北京市文聯開出的死亡證明：“我父舒舍予自絕於人民，特此證明”，老舍遺體得以火化，按照“上麵”的規定，不準留骨灰。
從鄭實的“浩然訪談錄”看中國某些知識分子不光彩的一麵：
鄭實：1966年8月23日紅衛兵衝擊北京市文聯，批鬥了一大批文人作家，導致老舍自殺。請你談談當時的情況。
浩然： 關於老舍之死，你是第一個找我談的。其他任何人沒和我談過，大家眾說紛紜，不知道到底是怎麽回事。
鄭：有一種說法：當時文聯造反派存在派係鬥爭，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所以叫來了女八吵紅衛兵，是嗎?
浩：不是，是去找的侯文正。找女八中的原因是因為文化局要蕭軍勞動，蕭軍不服，他們便想找人來幫助鎮壓蕭軍。當時我正在辦公室裏寫材料，不是寫大字報那種東西，聽到有人告訴我，侯文正帶著紅衛兵進了院子，大喊大叫讓人們到院子裏集合。
鄭：當時文聯的人有什麽反應?
浩：我看見楊沫因為害怕高血壓複發，癱在屋裏。在門口我遇到了草明，她也是非常害怕。我還記得她當時緊張地抓住我的手，問怎麽辦。我告訴她趕快躲起來，她“嗖”地一下就跑了。
鄭：老舍這時在什麽地方?
浩：在院子裏。在這之前他吐血住了院。他打電話給我，說要來參加群眾運動。鄭：他當時是抱著積極的態度要來文聯參加運動，還是有點被迫不情願來?
浩：很積極。我不希望他來。因為情況很亂。萬一老舍出什麽事，是很嚴重的。但他堅持要來。
鄭：他們是外麵來的，也認識老舍嗎?
浩：不認識。但老舍在孔廟受傷了，頭上包著水袖，身上還有血，看著挺新鮮的。等老舍下了車，他身上掛著牌子，那些人就知道了。
鄭：他們又接著鬥老舍了嗎?
浩：對，讓他站在高台階上。紅衛兵不知道他有什麽問題，隻知道有這麽個人。這時草明出來說：我揭發，老舍把《駱駝祥子》的版稅賣給美國人，不要人民幣要美金。大夥兒一聽就嚷：讓他把牌子舉起來!紅衛兵從他頭上摘牌子，這時老舍打了紅衛兵。
鄭：關於這點有一種說法，老舍自己從脖子上摘牌子，是想扔在地上，結果砸了紅衛兵的腳，是這樣嗎?
浩：不是。印象中大概紅衛兵摘牌子時弄疼了他，所以他摘下牌子向身邊的一個紅衛兵打去。這時天已經黑了。
鄭：老舍打了紅衛兵，肯定會引起更厲害的批鬥?
浩：對，人們都喊起來，往上圍。這時候我就很緊張。但身邊沒有我們的人，都是看熱鬧的，我也不好說什麽。一著急我就說：他打了紅衛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來。
鄭：您在《金光大道》、《豔陽天》中所描寫的農村經濟模式今天已經不存在了，您認為今天的新模式比您所寫的進步了嗎?
浩：(笑)真說不清楚了。現在形勢變化很大。人們總要追求光明，追求幸福，這也是一種方式吧。經過實踐證明以前的做法不對了，要走新的路子，試著來吧。
鄭：現在對您有些非議，主要是認為您應當對過去作品中歌頌現在已經過時了的東西表示悔過。但您認為您當時是真誠的，不願悔過。但無論您的願望多麽真誠，那段曆史畢竟造成了這樣多的慘劇。那麽像老舍之死這樣的悲劇的直接或間接責任者是否應當悔過呢?
浩：(歎氣)比如草明，我認為她的確加劇了這件事，是犯了大錯誤。但是現在要算她個人的賬，怎麽……
鄭：您認為她的動機不是要害老舍，但事實上的確這樣，她是應當有個說法吧?
浩：是應當有個說法。老舍的事情發生之後，我寫了個材料交上去。
鄭：您當時的職務是?
浩：文聯革委會副主任，正主任是個長期病號。
鄭：也就是說您是最主要的負責人。老舍死後有沒有追究這件事?
浩：沒有。
鄭：那您為什麽要打報告呢?
浩：我覺得有必要把事情說清楚。
鄭：您的報告交上去有回音嗎?
浩：沒有。沒有人再問我這件事。
鄭：事情過去這麽多年了，您現在對老舍這件事有什麽感想?
浩：太久了，我已經淡忘了。
鄭：您當時為了保護老舍，叫來了派出所的人。但當時他已經受了很多罪，您為什麽沒早想起這個辦法呢?
浩：當時太亂。也巧了，他正好那天來，如果再晚一天就不會碰到這件事了。我不讓他來，他非要來。
鄭：他為什麽非去?
浩：要積極參加群眾運動。
鄭：現在有人要求您懺悔，您表示拒絕，為什麽?
浩：要求我用現在眼光看那時候，不可能。我隻能慢慢回憶，但回不去了。
《天津日報》刊登了宋安娜等三人對老舍先生之子舒乙的訪談錄——《關於老舍之死》。“文革”初期擔任北京文聯革委會主任的浩然如是說：“老舍夫人聽到老舍自殺的消息後，反應冷淡，說死了就死了唄!” 舒乙說：浩然在說謊!實際上是浩然心裏有鬼!想掩飾他個人的責任。老舍在投湖的前一天受到紅衛兵的摧殘和侮辱，當晚是我母親把他從派出所接回家的，為他脫下了血跡斑斑的上衣。投湖辭世，後事也是母親和我操辦的。老舍失蹤，母親讓我去找周總理。盡管天氣炎熱，我還是把父親的血衣穿在裏麵，連夜趕到國務院，一位接待我的軍官看了血衣。回家後，就接到總理辦公室的電話，說總理已知道了此事，他非常著急，將派人盡力尋找先生。家屬對先生焦急的程度，絕不像浩然所講的那樣。另外，浩然還提到草明說老舍把《駱駝祥子》的版稅賣給了美國人，得了美金。於是導致了紅衛兵對老舍的迫害。當時年輕的中學生，以為拿了差不多就是接受了美帝的肮髒錢；他們哪裏知道，解放前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作家，稿酬不拿美元，難道要拿蔣介石的坑害了幾億中國人的該死的金元券嗎?那時還沒有人民幣呢。
舒乙認為對老舍之死，可以采取兩種態度，一是沉默，二是懺悔。作為革委會主任，浩然的責任，他怎麽一點兒也不談?反說家屬麻木；我們要控訴他，甚至要起訴他!他用造謠的方式，無恥地攻擊95歲的老舍夫人。作為家屬，我們很寬容，我現在原諒草明，她已經老了。但浩然和浩然們(這個複數詞——“們”，舒乙用得好，真切而傳神)，沒有任何自譴的能力，他們對這場民族大劫難，一筆帶過，輕描淡寫，向上一推了事；這已成了一個可悲的通病。
最早寫紀念老舍之死文章的不是中國人，而是1967年由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寫的《蟋蟀葫蘆》(文潔若譯)。中國最早寫懷念老舍文章的是在12年之後的1979年底，巴金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的《隨想錄》。巴金說：“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們更重視老舍的悲劇式的死亡，他們比我們更痛惜這個巨大的損失。為老舍昭雪平反的骨灰安放儀式一直拖到1978年6月才舉行，而且骨灰盒裏也沒有骨灰。甚至在1977年上半年還不見誰出來公開替死者鳴冤叫屈。”巴老還在《老舍之死》的代序中說，老舍的死是值得尊敬的行為!也可以說這是“士可殺不可辱”，是中國知識分子有骨氣的表現! 《蟋蟀葫蘆》中有一段話講得耐人尋味，水上勉說：“中國封建貴族設專人飼養蟋蟀，並且以蟋蟀之間互相殘忍的惡鬥死咬，來解悶取樂。”
中國作家裏，有沒有靠別人的鮮血和生命，或解悶取樂，或博得虛名，或保存自己，從而進行政治賭博的偽幣犯呢?我不敢妄斷。因為曆史檔案，尚未解密。但像康生、姚文元那樣的職業殺手和金棍子，梁效、羅思鼎那樣被江青豢養的禦用文人，中國知識分子是以家破人亡的血和淚來領教其殘忍和獸性的。江青的寵臣和給他寫效忠信和勸進表的人，早已解密，其尊姓大名，白紙黑字，賴是賴不掉的。不過這些人的作品，幾乎都是馬尾穿豆腐——提不起來。為什麽呢?因為他們的那點小聰明，都在誣隱、投機、告密和整人的心束中用得幹幹淨淨，等到動手創作時，江郎才盡了。他們還沒有一邊出傑作，一邊充當劊子手那個本領。
老舍和浩然們的作品誰更強？
老舍的良知、幽默、情趣、京味兒、語言和勤奮……特別是那可親可愛的平民骨氣, 例如丁二爺、常四爺、老趙……他筆下的警察，也多是穿官家衣服的善良的平民，令人由衷歎服!他一再叮囑新鳳霞給發配到北大荒的吳祖光寫信，充滿了豪俠氣和人情味。風格即人。像《茶館》那樣的經典，浩然們有幾人能寫得出來? 曆史是無情的最高審判長。時間這個最公正的大法官，最終自會作出判斷：老舍和浩然們的作品，看誰在曆史上站得住?假幣可以趁機猖獗於一時，甚至打敗真幣。但1979年初，在王府井新華書店，我親眼看到浩然的成堆的大部頭著作，是用大卡車運走的。不知是哪個單位集體搶購拿回去活學活用呢，還是運往造紙廠作紙漿?我也不想打聽……
老舍的死亡之迷，自殺？他殺？
台灣作家薑穆先生說，“他一直認為老舍先生之死是他殺所致，理由有三：一、他死後腹中無水；二、腳下無泥；三、鞋襪都在岸上，結論是他並非投水自殺，而是被謀殺之後將屍體運來擺在了太平湖邊。”
從醫學的角度上看，明顯是他殺而非自殺。後兩點可以爭論，但溺水之人怎麽會沒有腹水？到底是誰殺了老舍？已經成了曆史之迷。
個人推測，一是因為老舍當時大有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的可能，後來被日本人拿走了。如果老舍真的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這對文革極左人士的反帝口號無疑是個沉重打擊。諾貝爾獎除了水平外，確實有西方操縱在裏麵，就如聯合國或者奧斯卡影片獎一樣，西方有這個動機，老舍的文學水平有非常出色。二是滿漢民族問題，極左人士首先是民族主義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大漢族主義者，不希望滿族人老舍獲得殊榮，正如當今網上轟轟烈烈的討伐滿清類似。 個人認為第一種可能最大。
曆史玩弄老舍
從老舍的經曆看，他一直緊跟毛的一切政策和號召，積極參與當時的整治運動。60年代初期，老舍先生是北京市的全國人大代表。有一年的人大代表會上，適逢大會中間休息，老舍先生下了主席台到休息室去，過了一會兒，他看到毛主席、周總理、劉少奇同誌等領袖們也走進了休息室，老舍先生以為他們要商量事，起身想躲開，毛主席卻把他叫住了，說：“一起坐一坐，說說你們滿族人。”於是，大家圍坐成一圈，開始談論起來。毛主席一開口便說，滿族是個了不起的民族，對中華民族大家庭做出過偉大貢獻。他還說，清朝開始的幾位皇帝都很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毛主席這一番議論，還有周總理、少奇等同誌的插話，使老舍先生大為驚訝。
毛親自接見老舍， 老舍很激動，回到家中，他便說他完全換了腦子，換了眼睛。要知道，老舍直到50歲從不在正式場合說自己是滿族，滿族在毛時代是封建和落後的代表。聽了毛主席對滿族和康熙皇帝的評價後，他開始著手寫表現滿族人民的作品，如曆史劇《神拳》、長篇小說《正紅旗下》等。
但是文革風暴突然席卷中華大地，做為封建代表的滿族人老舍，被特殊照顧也就在意料之中。到底多少無辜的人死於這場突發的浩劫，沒有統計數字。
文革雖然有千般不好，文革反儒教的功勞還是應該得到肯定的，1966年秋，“文革”破“四舊”，杭州的嶽飛墓遭到破壞，嶽飛是地主階級的代表，秦檜等四跪像不知去向，大概是被扔到西湖了。遺憾的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修複嶽飛墓、廟，曆時一年竣工，現在的鐵跪像為1979年根據河南湯陰嶽飛廟的鐵跪像重鑄。更讓人遺憾的是，儒教再次有成為國教的勢頭。儒教對中國文化的損害，遠遠大於文革。
老舍死亡之迷
南唐.李煜《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看到一個文章，題目是：馮雪峰被批鬥 毛澤東：就是要他痛苦, 馮雪峰是文藝理論家和魯迅研究專家，參加過長征。中共建政之後，馮雪峰出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長和總編輯。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批判《紅樓夢》的風暴中，馮雪峰卻首當其衝，後來又被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死去。馮雪峰1955年被批判時，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周揚向毛澤東反映馮雪峰受了批評很痛苦時，毛澤東說：“我就是要他痛苦！”
這個文章有個回貼：“從整馮雪峰等人的經曆看，許多的老幹部、老作家文革中受到衝擊，他們自身也是難辭其咎。你用什麽手段對付別人，自然也有人用同樣的手段對付你。”。 我部分同意這個觀點，確實一些平反的老幹部在文革時被整治不冤枉，比如陳錫同就成了一個大貪汙犯。但是，也有忠於毛路線的，也自身難免，下麵就仔細說說老舍。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北京滿族正紅旗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巴金稱他為“中國知識分子最好的典型”；曹禺說他“是中國當代的‘人傑’”；政府授過他“人民藝術家”稱號；朱光潛認為他的小說屈指可數……。是的，《駱駝祥子》暢銷美國，《茶館》震動歐洲，老舍在世界文學中自有他的地位。人們期望更多地了解老舍，了解他的經曆、性情、思想、人格……。這就需要傳記：他傳、自傳，不止一種。老舍創作三百多萬字的小說，四十二部戲劇，約三百首舊體詩等。老舍有文學語言大師的稱號。他的作品多為悲劇，作品的語言以北京方言為主，風格幽默。他的代表作是小說《駱駝祥子》和話劇《茶館》。這兩部作品現已列入中國初高中語文必讀書目，和大學中文專業必讀書目。《茶館》也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高中華文文學必修的作品。舒乙等人認為老舍的作品中反映了他對滿族的隱含的、深沉的、難以言語的真摯的感情。
老舍一生寫了約計800萬字以上的文學作品，文革期間亦漏失了一些尚未發表的文章。其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貓城記》、《離婚》、《牛天賜傳》、《文博士》、《駱駝樣子》、《火葬》、《四世同堂》，《鼓書藝人》、《正紅旗下》（未完），中篇小說《月牙兒》，《我這一輩子》，短篇小說集《趕集》、《櫻海集》，《蛤藻集》、《火車集》、《貧血集》，劇本《龍須溝》、《茶館》，另有《老舍劇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詩選》、《老舍文藝評論集》和《老舍文集》等。老舍以長篇小說和劇作著稱於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於市民生活，為中國現代文學開拓了重要的題材領域。他所描寫的自然風光、世態人情、習俗時尚，運用的群眾口語，都呈現出濃鬱的“京味”。優秀長篇小說《駱駝樣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寫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說構思精致，取材較為寬廣，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斷魂槍》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他的作品已被譯成20餘種文字出版，以具有獨特的幽默風格和濃鬱的民族色彩，以及從內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賞而贏得了廣大的讀者。
老舍出生於北京一個貧苦旗人家庭。一歲半喪父，九歲得人資助始入私塾。1913年考入京師第三中學（現北京三中），數月後因經濟困難退學。同年考取公費的北京師範學校。於1918年畢業。
1918年至1924年間先後任京師公立第17高等小學校兼國民學校（現方家胡同小學）校長、北京市北郊勸學員、天津南開中學教員、北京一中教員。在此期間，老舍深受五四運動的影響。他說：“‘五四’給了我一個新的心靈，也給了我一個新的文學語言。……感謝‘五四’，它叫我變成了作家。”1921年起老舍在北京基督教倫敦會缸瓦市堂的英文夜校學習並參加宗教服務。1922年接受洗禮。同年在南開中學的一次講演中他說：“為了民主政治，為了國民的共同福利，我們每個人須負起兩個十字架——耶穌隻負起一個：為破壞、鏟除舊的惡習，積弊，與像大煙癮那樣有毒的文化，我們必須預備犧牲，負起一架十字架。同時，因為創造新的社會與文化，我們也須準備犧牲，再負起一架十字架。”
1924年秋季，老舍赴英國，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華語學係任華語講師，教導英國人認識中國的官話和中國古典文學。業餘閱讀了大量英文作品，並開始文學創作。1926年，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1929年夏季，離英，途經新加坡並滯留半年，在華僑中學任教，並開始創作小坡的生日。1930年春季，返回到北京。1930年至1937年老舍先後任教於濟南的齊魯大學和青島的山東大學。其間創作了《貓城記》、《離婚》、《老舍幽默詩文集》、《駱駝祥子》、《文學概論講義》等作品。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老舍離別家小奔赴國難。1938年初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於武漢成立，老舍被推為常務理事和總務部主任，同年隨文協遷到重慶。自此主持文協工作直至抗戰勝利。抗戰期間老舍團結和組織廣大文藝工作者，利用各種文藝形式為抗日做貢獻。他自己也以團結抗日為題材，運用各種文學體裁創作了大量作品。其中的代表作為長篇小說《四世同堂》。
抗戰結束後，老舍於1946年3月接受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在美國寫完了《四世同堂》第三部及長篇小說《鼓書藝人》。1949年12月應周恩來委托文藝界之邀回到北京。回國後曾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兼書記處書記、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北京市文聯主席等職。自1950年起老舍寫下了以話劇《龍須溝》為代表的大量文藝作品反映人民的新生活，歌頌共產黨。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人民藝術家”的稱號。同時期創作的話劇《茶館》是體現老舍文學語言藝術的巔峰之作。
1962年開始，許多文藝作品遭到批判，老舍停止了《正紅旗下》的創作。1965年3月－4月，老舍率領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回國後，將旅日見聞寫成長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開信》，但沒有獲準發表，老舍隻得被迫停筆。此後老舍試圖參加文藝工作隊，想通過寫快板、相聲等，來宣傳計劃生育、科學種田，也未獲批準。1966年春季，老舍獨自前往北京郊區順義縣以養豬而聞名的陳各莊，跟那裏的農民生活在一起，準備寫科學養豬的快板。
江青批鬥：“老舍每天早上要吃一個雞蛋，是一個資產階級作家”，自此，老舍由“文藝工作者”轉變為“反革命份子”。1966年8月23日，老舍等29人被紅衛兵捆綁之後，整批帶往國子監孔廟批鬥，在震天的“打倒反革命份子”口號聲中，跪著被輪番毆打3小時，期間老舍因不滿身上所掛的“反革命份子”字樣，而稍有反抗，被斥為“現行反革命”，被繼續毒打至深夜，而後又抓到派出所去交由警方訊問。晚間，遍體鱗傷的老舍，在妻兒的作保之下，終於被接回家，第二天要求繼續到警察單位報到。第二天，老舍沒前往派出所，獨自前往太平湖，在那裏不吃不喝坐了一整天，深夜時刻，投湖自殺。同日，老舍家聚集來了許多紅衛兵，老舍之子舒乙在恐懼當中，偷偷從家中後門逃走，手中拿著父親的血襯衫，找周恩來請求保護。25日清晨，老舍的屍體被發現。26日，舒乙拿著北京市文聯開出的死亡證明：“我父舒舍予自絕於人民，特此證明”，老舍遺體得以火化，按照“上麵”的規定，不準留骨灰。
從鄭實的“浩然訪談錄”看中國某些知識分子不光彩的一麵：
鄭實：1966年8月23日紅衛兵衝擊北京市文聯，批鬥了一大批文人作家，導致老舍自殺。請你談談當時的情況。
浩然： 關於老舍之死，你是第一個找我談的。其他任何人沒和我談過，大家眾說紛紜，不知道到底是怎麽回事。
鄭：有一種說法：當時文聯造反派存在派係鬥爭，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所以叫來了女八吵紅衛兵，是嗎?
浩：不是，是去找的侯文正。找女八中的原因是因為文化局要蕭軍勞動，蕭軍不服，他們便想找人來幫助鎮壓蕭軍。當時我正在辦公室裏寫材料，不是寫大字報那種東西，聽到有人告訴我，侯文正帶著紅衛兵進了院子，大喊大叫讓人們到院子裏集合。
鄭：當時文聯的人有什麽反應?
浩：我看見楊沫因為害怕高血壓複發，癱在屋裏。在門口我遇到了草明，她也是非常害怕。我還記得她當時緊張地抓住我的手，問怎麽辦。我告訴她趕快躲起來，她“嗖”地一下就跑了。
鄭：老舍這時在什麽地方?
浩：在院子裏。在這之前他吐血住了院。他打電話給我，說要來參加群眾運動。鄭：他當時是抱著積極的態度要來文聯參加運動，還是有點被迫不情願來?
浩：很積極。我不希望他來。因為情況很亂。萬一老舍出什麽事，是很嚴重的。但他堅持要來。
鄭：他們是外麵來的，也認識老舍嗎?
浩：不認識。但老舍在孔廟受傷了，頭上包著水袖，身上還有血，看著挺新鮮的。等老舍下了車，他身上掛著牌子，那些人就知道了。
鄭：他們又接著鬥老舍了嗎?
浩：對，讓他站在高台階上。紅衛兵不知道他有什麽問題，隻知道有這麽個人。這時草明出來說：我揭發，老舍把《駱駝祥子》的版稅賣給美國人，不要人民幣要美金。大夥兒一聽就嚷：讓他把牌子舉起來!紅衛兵從他頭上摘牌子，這時老舍打了紅衛兵。
鄭：關於這點有一種說法，老舍自己從脖子上摘牌子，是想扔在地上，結果砸了紅衛兵的腳，是這樣嗎?
浩：不是。印象中大概紅衛兵摘牌子時弄疼了他，所以他摘下牌子向身邊的一個紅衛兵打去。這時天已經黑了。
鄭：老舍打了紅衛兵，肯定會引起更厲害的批鬥?
浩：對，人們都喊起來，往上圍。這時候我就很緊張。但身邊沒有我們的人，都是看熱鬧的，我也不好說什麽。一著急我就說：他打了紅衛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來。
鄭：您在《金光大道》、《豔陽天》中所描寫的農村經濟模式今天已經不存在了，您認為今天的新模式比您所寫的進步了嗎?
浩：(笑)真說不清楚了。現在形勢變化很大。人們總要追求光明，追求幸福，這也是一種方式吧。經過實踐證明以前的做法不對了，要走新的路子，試著來吧。
鄭：現在對您有些非議，主要是認為您應當對過去作品中歌頌現在已經過時了的東西表示悔過。但您認為您當時是真誠的，不願悔過。但無論您的願望多麽真誠，那段曆史畢竟造成了這樣多的慘劇。那麽像老舍之死這樣的悲劇的直接或間接責任者是否應當悔過呢?
浩：(歎氣)比如草明，我認為她的確加劇了這件事，是犯了大錯誤。但是現在要算她個人的賬，怎麽……
鄭：您認為她的動機不是要害老舍，但事實上的確這樣，她是應當有個說法吧?
浩：是應當有個說法。老舍的事情發生之後，我寫了個材料交上去。
鄭：您當時的職務是?
浩：文聯革委會副主任，正主任是個長期病號。
鄭：也就是說您是最主要的負責人。老舍死後有沒有追究這件事?
浩：沒有。
鄭：那您為什麽要打報告呢?
浩：我覺得有必要把事情說清楚。
鄭：您的報告交上去有回音嗎?
浩：沒有。沒有人再問我這件事。
鄭：事情過去這麽多年了，您現在對老舍這件事有什麽感想?
浩：太久了，我已經淡忘了。
鄭：您當時為了保護老舍，叫來了派出所的人。但當時他已經受了很多罪，您為什麽沒早想起這個辦法呢?
浩：當時太亂。也巧了，他正好那天來，如果再晚一天就不會碰到這件事了。我不讓他來，他非要來。
鄭：他為什麽非去?
浩：要積極參加群眾運動。
鄭：現在有人要求您懺悔，您表示拒絕，為什麽?
浩：要求我用現在眼光看那時候，不可能。我隻能慢慢回憶，但回不去了。
《天津日報》刊登了宋安娜等三人對老舍先生之子舒乙的訪談錄——《關於老舍之死》。“文革”初期擔任北京文聯革委會主任的浩然如是說：“老舍夫人聽到老舍自殺的消息後，反應冷淡，說死了就死了唄!” 舒乙說：浩然在說謊!實際上是浩然心裏有鬼!想掩飾他個人的責任。老舍在投湖的前一天受到紅衛兵的摧殘和侮辱，當晚是我母親把他從派出所接回家的，為他脫下了血跡斑斑的上衣。投湖辭世，後事也是母親和我操辦的。老舍失蹤，母親讓我去找周總理。盡管天氣炎熱，我還是把父親的血衣穿在裏麵，連夜趕到國務院，一位接待我的軍官看了血衣。回家後，就接到總理辦公室的電話，說總理已知道了此事，他非常著急，將派人盡力尋找先生。家屬對先生焦急的程度，絕不像浩然所講的那樣。另外，浩然還提到草明說老舍把《駱駝祥子》的版稅賣給了美國人，得了美金。於是導致了紅衛兵對老舍的迫害。當時年輕的中學生，以為拿了差不多就是接受了美帝的肮髒錢；他們哪裏知道，解放前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作家，稿酬不拿美元，難道要拿蔣介石的坑害了幾億中國人的該死的金元券嗎?那時還沒有人民幣呢。
舒乙認為對老舍之死，可以采取兩種態度，一是沉默，二是懺悔。作為革委會主任，浩然的責任，他怎麽一點兒也不談?反說家屬麻木；我們要控訴他，甚至要起訴他!他用造謠的方式，無恥地攻擊95歲的老舍夫人。作為家屬，我們很寬容，我現在原諒草明，她已經老了。但浩然和浩然們(這個複數詞——“們”，舒乙用得好，真切而傳神)，沒有任何自譴的能力，他們對這場民族大劫難，一筆帶過，輕描淡寫，向上一推了事；這已成了一個可悲的通病。
最早寫紀念老舍之死文章的不是中國人，而是1967年由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寫的《蟋蟀葫蘆》(文潔若譯)。中國最早寫懷念老舍文章的是在12年之後的1979年底，巴金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的《隨想錄》。巴金說：“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們更重視老舍的悲劇式的死亡，他們比我們更痛惜這個巨大的損失。為老舍昭雪平反的骨灰安放儀式一直拖到1978年6月才舉行，而且骨灰盒裏也沒有骨灰。甚至在1977年上半年還不見誰出來公開替死者鳴冤叫屈。”巴老還在《老舍之死》的代序中說，老舍的死是值得尊敬的行為!也可以說這是“士可殺不可辱”，是中國知識分子有骨氣的表現! 《蟋蟀葫蘆》中有一段話講得耐人尋味，水上勉說：“中國封建貴族設專人飼養蟋蟀，並且以蟋蟀之間互相殘忍的惡鬥死咬，來解悶取樂。”
中國作家裏，有沒有靠別人的鮮血和生命，或解悶取樂，或博得虛名，或保存自己，從而進行政治賭博的偽幣犯呢?我不敢妄斷。因為曆史檔案，尚未解密。但像康生、姚文元那樣的職業殺手和金棍子，梁效、羅思鼎那樣被江青豢養的禦用文人，中國知識分子是以家破人亡的血和淚來領教其殘忍和獸性的。江青的寵臣和給他寫效忠信和勸進表的人，早已解密，其尊姓大名，白紙黑字，賴是賴不掉的。不過這些人的作品，幾乎都是馬尾穿豆腐——提不起來。為什麽呢?因為他們的那點小聰明，都在誣隱、投機、告密和整人的心束中用得幹幹淨淨，等到動手創作時，江郎才盡了。他們還沒有一邊出傑作，一邊充當劊子手那個本領。
老舍和浩然們的作品誰更強？
老舍的良知、幽默、情趣、京味兒、語言和勤奮……特別是那可親可愛的平民骨氣, 例如丁二爺、常四爺、老趙……他筆下的警察，也多是穿官家衣服的善良的平民，令人由衷歎服!他一再叮囑新鳳霞給發配到北大荒的吳祖光寫信，充滿了豪俠氣和人情味。風格即人。像《茶館》那樣的經典，浩然們有幾人能寫得出來? 曆史是無情的最高審判長。時間這個最公正的大法官，最終自會作出判斷：老舍和浩然們的作品，看誰在曆史上站得住?假幣可以趁機猖獗於一時，甚至打敗真幣。但1979年初，在王府井新華書店，我親眼看到浩然的成堆的大部頭著作，是用大卡車運走的。不知是哪個單位集體搶購拿回去活學活用呢，還是運往造紙廠作紙漿?我也不想打聽……
老舍的死亡之迷，自殺？他殺？
台灣作家薑穆先生說，“他一直認為老舍先生之死是他殺所致，理由有三：一、他死後腹中無水；二、腳下無泥；三、鞋襪都在岸上，結論是他並非投水自殺，而是被謀殺之後將屍體運來擺在了太平湖邊。”
從醫學的角度上看，明顯是他殺而非自殺。後兩點可以爭論，但溺水之人怎麽會沒有腹水？到底是誰殺了老舍？已經成了曆史之迷。
個人推測，一是因為老舍當時大有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的可能，後來被日本人拿走了。如果老舍真的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這對文革極左人士的反帝口號無疑是個沉重打擊。諾貝爾獎除了水平外，確實有西方操縱在裏麵，就如聯合國或者奧斯卡影片獎一樣，西方有這個動機，老舍的文學水平有非常出色。二是滿漢民族問題，極左人士首先是民族主義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大漢族主義者，不希望滿族人老舍獲得殊榮，正如當今網上轟轟烈烈的討伐滿清類似。 個人認為第一種可能最大。
曆史玩弄老舍
從老舍的經曆看，他一直緊跟毛的一切政策和號召，積極參與當時的整治運動。60年代初期，老舍先生是北京市的全國人大代表。有一年的人大代表會上，適逢大會中間休息，老舍先生下了主席台到休息室去，過了一會兒，他看到毛主席、周總理、劉少奇同誌等領袖們也走進了休息室，老舍先生以為他們要商量事，起身想躲開，毛主席卻把他叫住了，說：“一起坐一坐，說說你們滿族人。”於是，大家圍坐成一圈，開始談論起來。毛主席一開口便說，滿族是個了不起的民族，對中華民族大家庭做出過偉大貢獻。他還說，清朝開始的幾位皇帝都很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毛主席這一番議論，還有周總理、少奇等同誌的插話，使老舍先生大為驚訝。
毛親自接見老舍， 老舍很激動，回到家中，他便說他完全換了腦子，換了眼睛。要知道，老舍直到50歲從不在正式場合說自己是滿族，滿族在毛時代是封建和落後的代表。聽了毛主席對滿族和康熙皇帝的評價後，他開始著手寫表現滿族人民的作品，如曆史劇《神拳》、長篇小說《正紅旗下》等。
但是文革風暴突然席卷中華大地，做為封建代表的滿族人老舍，被特殊照顧也就在意料之中。到底多少無辜的人死於這場突發的浩劫，沒有統計數字。
文革雖然有千般不好，文革反儒教的功勞還是應該得到肯定的，1966年秋，“文革”破“四舊”，杭州的嶽飛墓遭到破壞，嶽飛是地主階級的代表，秦檜等四跪像不知去向，大概是被扔到西湖了。遺憾的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修複嶽飛墓、廟，曆時一年竣工，現在的鐵跪像為1979年根據河南湯陰嶽飛廟的鐵跪像重鑄。更讓人遺憾的是，儒教再次有成為國教的勢頭。儒教對中國文化的損害，遠遠大於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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