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為戈爾巴喬夫平反：他是推動民主改革傑出人物
文章摘自《學習時報》2011年12月5日 作者：左鳳榮 原題為《眾說紛紜的戈爾巴喬夫及其改革》
20年前的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黯然辭職，成為蘇聯曆史上第一任也是最後一任總統。蘇聯解體20年來，人們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仍是眾說紛紜。根據全俄輿論中心在2011年戈爾巴喬夫80歲生日前夕的調查顯示，現今俄羅斯人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有了一定的變化，盡管人們對其執政時期仍難以做出肯定的評價，但對他表示憤慨的人已經從2001年的30%下降至20%，表示厭惡的人從9%下降至5%，表示好感和同情的人從16%下降至5%，表示尊敬的人從15%降至10%，對戈爾巴喬夫表示冷淡和漠不關心的人則從25%升至47%。對於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中的作用，俄羅斯人也沒有一致的看法，42%的被調查者認為戈爾巴喬夫起了主要作用，37%的被調查者認為蘇聯解體主要是客觀原因，不是戈爾巴喬夫，別人當政蘇聯也會解體。對戈爾巴喬夫最激烈的批評來自俄共，他們一直把戈爾巴喬夫作為社會主義的背叛者、蘇聯解體的罪魁禍首。
與民眾莫衷一是的評價不同，俄羅斯的當政者梅德韋傑夫和普京對戈爾巴喬夫給予了高度評價，盡管戈爾巴喬夫時常對他們進行批評。2006年3月2日，普京在祝賀戈爾巴喬夫75歲生日時說：“您是影響當代世界曆史進程的國務活動家之一，國際關係領域開始向開放政策過渡是與您的名字聯係在一起的。我指的是那些轉折性變化，使我國在民主改革方麵邁出了決定性的步伐。”2011年3月2日，普京在祝賀戈爾巴喬夫80歲生日的賀電中說：“在我國甚至在國外，您都是以對世界曆史進程產生顯著影響並對加強俄羅斯的威望貢獻良多的當代最傑出的國務活動家之一而聞名的。”同一天，梅德韋傑夫會見了戈爾巴喬夫，告知已簽署了授予他俄羅斯最高榮譽勳章——聖安德魯勳章的命令，梅德韋傑夫說：“我認為這是對您作為國家元首所做大量工作的恰當評價，您在特別複雜、特別艱難的時刻領導了我們國家。我們大家都清楚這一點。”“這也是對您領導的那個國家，我們大家的共同祖國——蘇維埃聯盟表示尊重的標誌。”
有人說如果戈爾巴喬夫不改革，蘇聯至今猶存，他現在仍是蘇聯的領導人。如此說來，戈爾巴喬夫是蘇聯改革的最大輸家。這隻是理論上的，現實的情況並非如此。蘇聯的曆史發展證明蘇聯模式是不成功的，民眾要求改革的意願在赫魯曉夫時期和勃列日涅夫時期都有，但由於民眾沒有表達意見的正常途徑，他們的願望並不能成為蘇共的政策。危機不斷積累，到戈爾巴喬夫上台時，修修補補的改革已經無濟於事了。已經在老人政治下生活了十幾年、在不到3年時間裏接連為3位總書記舉行國葬的蘇聯人，迫切盼望出現一位講話不用講稿、思維正常、行動方便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應運而生。人們對新的、年輕的總書記寄予厚望，希望能盡快改變國家的現狀。戈爾巴喬夫這些在蘇共二十大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領導人，也切身感受到蘇聯體製存在的問題，感受到蘇聯的發展日益離開了世界的潮流，已被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大潮拋到了後邊，再像勃列日涅夫、契爾年科之流那樣回避矛盾和問題、隻為保住自己的權勢而掌權，是極不負責任、也是極不道德的。麵對蘇聯發生的全麵而深刻的危機，戈爾巴喬夫隻能進行根本改革。戈爾巴喬夫開啟了蘇聯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之路，但他隻不過是曆史使命不自覺的執行者，走上這條路並非他事先設計好的。
上任之初，戈爾巴喬夫也想在蘇聯原來的體製下進行改革，完善現存體製。受傳統社會主義觀念的影響，蘇聯的經濟改革不是從解決商品短缺、改善人民的生活入手，而是仍把重心放在發展重工業上，搞了個“加速戰略”，浪費了兩年時間，又加劇了市場供應的緊張。到1987年轉入改革後，經濟體製改革走的基本上是柯西金改革的路子，成效不大，沒有遵循市場經濟原則，對於扭曲的價格體製遲遲不改，仍然否定私有製，直到1990年才開始考慮向市場經濟過渡。由於政治鬥爭的白熱化和反對派開始奪權，經濟改革受到嚴重製約，進展不大，經濟危機卻在加劇。
“加速戰略”的失敗使戈爾巴喬夫開始對體製進行改革，他想建立一種新的、以民主為基礎的社會主義。進行政治體製改革也是蘇共領導人的共識，雷日科夫認為：“黨的領導核心已經逐漸清醒地認識到：這樣下去不行！這句話後來也成為一句時髦的口號。在進行經濟改革的情況下，原先那種畸形的政治體製成了攔路虎，使人生畏，尤其是使我們這些經濟學家和實業家生畏。我們很清楚，黨的高層領導對經濟改革的必要性既沒有徹底理解，也沒有接受。黨（主要指高層領導）一方麵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另一方麵又不對全國發生的大事負任何責任。合法的權力機構——最高蘇維埃以及各級地方蘇維埃則徒有虛名，什麽事也解決不了。選舉製度越來越成為一種擺設。”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也認為，蘇聯的“社會政治體製顯得有點太受條條框框的約束，它的巨大潛力喪失自我發揮、自我調節、自我發展的能力。社會主義，作為本質上最需要發揚民主、同時也需要講法製的社會，卻沒有使這兩方麵和諧地結合和有機地統一起來”。在1988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上討論政治體製改革問題時，蘇共中央便達成了共識，即改革不是改善現有的體製，而是使這個體製有嶄新的結構和成分，賦予它新的內容和活力，也就是進行根本性的變革。
在選擇政治體製改革的路徑時，戈爾巴喬夫認為斯大林歪曲了社會主義，他要恢複列寧的社會主義，於是，以“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為原則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搞了全國規模的人民代表選舉，這也成為蘇聯混亂和災難的開始。問題不在於給民眾選擇的權利，而在於這種“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方案極不科學。一切權力歸黨有弊端，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同樣不行。蘇聯選舉產生了多達2250人的蘇聯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又選舉產生了542名最高蘇維埃成員，雖然最高蘇維埃是常設的，但代表不是常設的，每年都要換一次，代表們輪流進入最高蘇維埃。代表也不是專職的，同時還承擔著自己原來那份工作。事實證明，立法與行政合一的蘇維埃體製行不通，哪怕它建立在普選製的基礎上。到1990年不得不轉向總統製、多黨製和三權分立。在設立蘇聯總統職位的同時，各加盟共和國也選舉產生了自己的總統和最高蘇維埃，既然他們的權力來源於本國公民，他們必然向本民族負責，政治精英與地方分離勢力結合起來了，聯盟的命運則取決於地方領導人的態度。
戈爾巴喬夫的政治體製改革，活躍了社會力量，民眾的激進要求不允許進行漸進式改革，戈爾巴喬夫被曆史的大潮裹挾著前行，最後走上了意識形態多元化、政治民主化和建設市場經濟之路。這條路充滿了艱難險阻，戈爾巴喬夫猶如在驚濤駭浪中駕駛著一條小船的船長，他缺少高超的技術，在沒有到達目的地前就翻船了。
斯大林所建立的、後來一直延續下來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其存在的重要條件是對外實行閉關政策，讓老百姓無法了解外部世界；對內加強控製，讓民眾隻能服從。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同時改變了這兩個重要條件。戈爾巴喬夫放寬了對蘇聯居民出國的限製，同時引進了許多西方的電影，特別是美國的大片，讓老百姓看到了西方富足的生活，對蘇聯的體製提出了質疑，為什麽辛勤工作的蘇聯人卻要忍受日常生活用品的短缺，財富都到哪裏去了，人們的勞動意義何在？政治體製改革，使蘇共放鬆了對社會的控製，給了人們釋放幾十年積怨的機會，蘇聯長期積累的問題一下子都從地下冒了出來，蘇共長期宣傳的價值觀崩潰了。
對於蘇聯解體，戈爾巴喬夫有責任，他沒有及時革新聯盟，化解地方的不滿，但更主要的責任還要由俄羅斯聯邦的領導人來承擔。如果俄羅斯聯邦不獨立，革新後的聯盟還是可以保留的，這個聯盟可能沒有波羅的海三國，沒有格魯吉亞、烏克蘭，但是不能沒有俄羅斯。正如俄國著名學者齊普科所說：“許多普通人也把罪責推到戈爾巴喬夫身上，原因是他們對自己迷戀葉利欽感到羞愧、對他們作為最後的傻瓜沒有經得住民主派的規勸和許諾感到羞愧。蘇聯解體實際上不是戈爾巴喬夫的過錯，而首先是俄羅斯聯邦人民的過錯，首先是積極支持俄羅斯聯邦享有主權的思想、俄羅斯聯邦從蘇聯分離出去的思想的俄羅斯人的過錯。要知道葉利欽在1991年6月參加總統選舉時打的就是獨立的、享有主權的俄羅斯聯邦的旗號。”
戈爾巴喬夫時代成了過去，但並非白白度過的。俄國的絕大多數公民，其中包括最近20年在物質上遭受損害的公民，都不願回到過去。盡管俄國民眾對戈爾巴喬夫時期評價不高，但對改革時期的主要思想和價值觀，如“公開性”、“民主化”、“新思維”、“全人類價值”、“市場經濟”、“加速發展”、“差額選舉”，等等，多數人是予以肯定的。俄國學者索格林認為，“經濟改革失敗了，但是政治民主化不僅紮下根來，而且具有自身的不以戈爾巴喬夫意誌為轉移的慣性。在政治改革的浪潮中形成了政治多元化、多黨製，開始出現公民社會和分權。蘇維埃社會的政治民主化，吸收了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模式，可以看成是20世紀主要的曆史現象之一”。菲利波夫所主編的《俄國現代史？教師參考書》寫道：“戈爾巴喬夫的主要事業是使國家實現深刻的民主化，正是他廢除了新聞檢查製度、引入了競爭性的選舉製，使從前隻停留在紙上的公民權利和自由成為現實。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戈爾巴喬夫給了蘇聯人民自由，但付出的代價確實太大了。”
確實，戈爾巴喬夫改革的代價太大了。他留下的許多遺產值得研究，在此，不能簡單地用“社會主義的叛徒”或是西方的代理人為其定性，這是不客觀的，戈爾巴喬夫也是社會主義的探索者。不能以中國的標準來衡量蘇聯的改革，中蘇麵臨的條件完全不同，蘇聯已經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發展到了極致，經過7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幾乎沒有人懂得什麽是市場經濟，知識分子、改革的領導人都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雷日科夫、利加喬夫等人對戈爾巴喬夫指責頗多，但是，當了5年總理的雷日科夫對蘇聯的經濟危機不能沒有責任，正是他的固執使蘇聯遲遲沒有進行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迷信行政手段的利加喬夫領導的反酗酒鬥爭，大大加重了蘇聯的經濟危機，他與葉利欽、雷日科夫、雅科夫列夫都搞不好關係，把葉利欽這個有無限能量的人推到反對派的陣營，他功不可沒。正是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的鬥爭成為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當然，掌握大權的戈爾巴喬夫要為蘇聯解體承擔主要責任。他不是英明的領袖，沒有建立起一個領導改革的團隊，他也攬權和自私，不能任人唯賢，他堅持任命的亞納耶夫、西拉耶夫、亞佐夫等人都威信不高，最後正是他們發動的“8·19”事變加速了蘇聯的滅亡。但是，戈爾巴喬夫又是蘇聯體製的產物，是蘇共別無其他的選擇，這又能怪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