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當年的革命小闖將黃帥：過去是一座山，好大，好沉 (1張圖s)
[史海鉤沉] 今日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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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步入中年的黃帥不論多忙，每周都要看望年事已高的父母。有時她還會把要編輯的書稿帶著給父親看，依偎在父親身邊，父女倆邊品味文章，邊享受天倫之
樂。
普通日記引發的事件
黃帥的“故事”發生在1973年年底。
黃帥那年12歲，在北京海澱區中關村第一小學五年級二班上學。班主任是位二十多歲小夥子，語文課講得極好。他讓全班同學都認真寫日記，要寫心裏話。9月7日，黃帥寫了這麽一篇日記：“今天，××沒有遵守課堂紀律，做了些小動作，老師把他叫到前麵，說：‘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頭。’這句話說得不確切吧，教鞭是讓你用來教學，而不是來打同學腦袋的。希望你對同學的錯誤耐心幫助，說話多注意些……”
班主任看後大發雷霆，說“提意見純粹是為了拆老師的台”。接下來兩個多月的時間內，老師幾乎是抓住黃帥不放，找茬兒批評她，還號召同學“對黃帥的錯誤要批判，和她劃清界線”。
在萬般無奈情況下，黃帥提筆給《北京日報》寫了封600字的信。她說：“我是紅小兵，熱愛黨和毛主席，隻不過把自己的心裏話寫在日記上，老師卻抓住不放。最近許多天，我吃不下飯，晚上做夢驚哭，究竟我犯了啥嚴重錯誤？難道還要我們毛澤東時代的青少年再做舊教育製度‘師道尊嚴’奴役下的奴隸嗎？”
黃帥寫信的目的，是希望報社來人調和她和老師的矛盾，讓她能安心上學。
誰知，1974年12月12日《北京日報》刊登了黃帥的來信和日記摘抄，12月28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全文轉載，還加了編者按。當天早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也轉播了這篇報道。幾天之內，黃帥就成了全國家喻戶曉的“敢於反潮流的革命小闖將”。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了。黃帥那年16歲，正上初三。她也同全國人民一樣，參加了學校組織的遊行，慶祝這一曆史性勝利。
哪想，歡慶勝利的氣氛還沒散去，人們就對她投來了異樣的目光，有人叫她“四人幫”的“小爪牙”。很快，大字報鋪天蓋地。黃帥的母親一樣被批，寫了幾十萬字檢查。黃帥的父親也被逮捕，投入監獄，被開除黨籍、公職。
1979年1月，黃帥以優異的成績，從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高中畢業。1979年，她報考北京工業大學計算機科學係。當時擔任中宣部領導的胡耀邦曾說：“黃帥考了320分，不錄取，小孩子犯錯誤，能讓她自己負責嗎？”1979年9月5日，黃帥跨進了北京工業大學的校門。
為平反父親的冤案奔走
黃帥上大學後，雖然開始了新生活，但父親的問題仍像一塊巨石壓在黃帥的心頭。
黃帥的父親1957年畢業於南京大學物理係，被分配到北京中國科學院工作。假如沒有“黃帥事件”，黃帥的父親本可以像其他專家一樣從容搞科研。而今父親的處境是：敵我矛盾，勞動改造。黃帥總覺得對不住雙親，特別是父親。
黃帥經過深思熟慮，決心為平反父親的冤案奔走呼號。1981年1月1日，黃帥大膽地給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寫了封信。沒過多久，耀邦同誌作了批示，請中紀委負責查辦。1981年3月，中紀委副書記章蘊親自找黃帥和她父親談話，並派出調查組對小學生事件的始末作了調查。同年，黃帥父親的冤案得到平反。
1984年9月，黃帥以優異的成績畢業，被分配到北京計算機技術研究所工作。兩年後，她加入了浩浩蕩蕩的留學大軍。
1993年3月，黃帥獲得東京大學“學術碩士”學位，到日本三和綜合研究所工作。1996年冬，她生了一個兒子，做了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婦。
1998年12月，黃帥結束了在日本的留學、工作，回到祖國。她帶著對母校的深深懷戀來到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工作。現在，與她的先生和正讀小學的天真活潑的兒子過著正常的生活
過去是一座山，好大，好沉
“別人把我當作政治代名詞，但我自己不這樣看，
我究竟是誰，我是卑微的？我是高尚的？我應該是不曾被評判的??我實在也講不清楚多少政治”
沉默30年後，一本《黃帥心語》把她再次帶到公眾麵前，當記者們要求采訪的電話此起彼伏的時候，她依然如前言所寫的，“懼怕記者”“拒絕記者”。
“對於在文革中受到精神創傷的人，你的書也許能安慰他們。”黃帥沉默了片刻，不再拒絕。就這樣，記者在北京工業大學的辦公室裏，見到了一點也不帥的黃帥----粉色小外套，直直的披肩發，圓圓的眼鏡，再加上嘴角淺淺的笑，眼梢淡淡的愁，她有著和年齡不相符的清純，簡直像一個涉世不深的女性----但是，她的經曆提醒我，她不在此列。
“寵辱不驚”，黃帥正在給朋友發郵件，這是郵件的主題，她說，“這是我一生都得修煉的主題，我一步一步在提高，希望讀者能在書裏看到。”
與痛為伴
正如此書的編輯丁山所言，“在黃帥的書裏能看到隱隱的自虐傾向”，她常常詩意地寫著親情、友情，突然就筆鋒一轉，說起痛苦，說起“每隔一段時間，我總要莫名其妙地放下手中的一切，一心想陪伴一下心中的痛苦。”
那個痛苦到底是什麽？對於“文革”，對於政治，書中幾乎隻字未提。麵對記者的追問，她也隻說，“離家破人亡，隻差半步。”從12歲被捧為“小闖將”，到16歲被罵作“小爬蟲”，她的青春期經曆了太多寵辱，有些後遺症，比如恐高，注定不會好了。
高考前夕，是她最絕望的時候，那段時間，雖然患有嚴重的偏頭疼和眼疾，但她希望痛苦幹脆來得更猛吧，甚至盼著自己腦子出問題，糊塗了就不會感覺有痛苦了。
有一天媽媽不在家，隻有妹妹在，她大喊了一句：“靠邊，我要跳樓！”年幼的妹妹“唰”地一下就閃開了。她走到陽台，突然覺得不對勁兒，怎麽姐姐要跳樓妹妹就讓你跳啊？於是，她返回身來就把妹妹痛打了一頓。然後，緊緊地抱著妹妹痛哭，從此，她落下了恐高症。
給父母造成的傷害則是她的“痛中之痛”。
成名的時候，有太多的“叔叔”“阿姨”領著她走上曆史的舞台，但是當黃帥落難後，那些過去推崇她，抬舉她的人，批她的口號喊的最響，全部責任一古腦推到了她從事科學工作的父母身上。“太悲哀了，人性太悲哀了”，這是黃帥對命運的感歎。
黃帥覺得最對不起的人，是父親。當年，他被定性為“敵我矛盾”，開除黨籍，身陷囹圄，勞動改造。剃光頭、挨批鬥，人們以“文革”中的語言和方式發泄著對“文革”的怨恨，這個錯誤直到1981年，黃帥給胡耀邦寫信之後，才得到糾正。
“我是一個被時代劃傷的人。”年輕時代的她，無心打扮，無空玩耍，小小年紀就學會了“自覺沉重”。
愚女移山
“過去是一座山，好大，好沉，我背著這座山長大。”黃帥就這樣一步一步走來。
1979年她剛被北工大計算機係錄取，第二天，輿論就展開了關於黃帥能不能上大學的爭論。
1988年，黃帥隨著“留學潮”自費赴日本留學，在日本，她獲得了東京大學碩士學位，後進入日本三和研究所工作，並在1996年有了自己的兒子，像許多日本女性一樣，她做了兩年安逸的家庭主婦。
1998年，作為長女，黃帥選擇了回家，在主動和國內聯係後，母校北工大熱情地接納了她。剛回來那會兒，人家跟她聊天，總愛往人生、曆史、民族，這些大的話題上扯，而她打心眼裏不感興趣。
2006年她出書了，《黃帥心語》不過是人生感悟的閑適小品，但媒體總要問她對於“文革”的反思。
“別人把我當作為一個符號，當作政治代名詞，但我自己不這樣看，我究竟是誰，我是卑微的？我是高尚的？我應該是不曾被評判的。別人期待我去講曆史，但是我腦子裏的構成偏不是曆史事件，我關心的是親情，友情，這才是真正的我，我實在講不清楚多少政治。”
新書出版後，麵對太多關於往事的追問，黃帥無奈地說，“以後有什麽話，看來隻能寫給自己了。”
別人提起舊事，她被迫回憶，殊不知，因為回憶，她可能一周、一天，或者數小時不能自拔。雖然恢複的時間在縮短，但當“過去”回來找她的時候，她隻能在萬籟俱寂的深夜，躲進“過去”哭泣。
從小學到現在，黃帥一直在寫日記，雖然母親曾經跪著求她不要寫，雖然她也曾撕過燒過，但她不能停筆，因為 “寫著寫著自己就釋懷了，寫著寫著就可以放筆了”，日記是她的心理醫生，她在訴說中，治療了自己。
今天的黃帥，為父母的病焦慮著，為10歲兒子的聰明驕傲著，心甘情願把自己融化在父母、丈夫、兒子、朋友們中，她覺得這才是真實的她世
[史海鉤沉] 今日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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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步入中年的黃帥不論多忙，每周都要看望年事已高的父母。有時她還會把要編輯的書稿帶著給父親看，依偎在父親身邊，父女倆邊品味文章，邊享受天倫之
樂。
普通日記引發的事件
黃帥的“故事”發生在1973年年底。
黃帥那年12歲，在北京海澱區中關村第一小學五年級二班上學。班主任是位二十多歲小夥子，語文課講得極好。他讓全班同學都認真寫日記，要寫心裏話。9月7日，黃帥寫了這麽一篇日記：“今天，××沒有遵守課堂紀律，做了些小動作，老師把他叫到前麵，說：‘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頭。’這句話說得不確切吧，教鞭是讓你用來教學，而不是來打同學腦袋的。希望你對同學的錯誤耐心幫助，說話多注意些……”
班主任看後大發雷霆，說“提意見純粹是為了拆老師的台”。接下來兩個多月的時間內，老師幾乎是抓住黃帥不放，找茬兒批評她，還號召同學“對黃帥的錯誤要批判，和她劃清界線”。
在萬般無奈情況下，黃帥提筆給《北京日報》寫了封600字的信。她說：“我是紅小兵，熱愛黨和毛主席，隻不過把自己的心裏話寫在日記上，老師卻抓住不放。最近許多天，我吃不下飯，晚上做夢驚哭，究竟我犯了啥嚴重錯誤？難道還要我們毛澤東時代的青少年再做舊教育製度‘師道尊嚴’奴役下的奴隸嗎？”
黃帥寫信的目的，是希望報社來人調和她和老師的矛盾，讓她能安心上學。
誰知，1974年12月12日《北京日報》刊登了黃帥的來信和日記摘抄，12月28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全文轉載，還加了編者按。當天早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也轉播了這篇報道。幾天之內，黃帥就成了全國家喻戶曉的“敢於反潮流的革命小闖將”。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了。黃帥那年16歲，正上初三。她也同全國人民一樣，參加了學校組織的遊行，慶祝這一曆史性勝利。
哪想，歡慶勝利的氣氛還沒散去，人們就對她投來了異樣的目光，有人叫她“四人幫”的“小爪牙”。很快，大字報鋪天蓋地。黃帥的母親一樣被批，寫了幾十萬字檢查。黃帥的父親也被逮捕，投入監獄，被開除黨籍、公職。
1979年1月，黃帥以優異的成績，從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高中畢業。1979年，她報考北京工業大學計算機科學係。當時擔任中宣部領導的胡耀邦曾說：“黃帥考了320分，不錄取，小孩子犯錯誤，能讓她自己負責嗎？”1979年9月5日，黃帥跨進了北京工業大學的校門。
為平反父親的冤案奔走
黃帥上大學後，雖然開始了新生活，但父親的問題仍像一塊巨石壓在黃帥的心頭。
黃帥的父親1957年畢業於南京大學物理係，被分配到北京中國科學院工作。假如沒有“黃帥事件”，黃帥的父親本可以像其他專家一樣從容搞科研。而今父親的處境是：敵我矛盾，勞動改造。黃帥總覺得對不住雙親，特別是父親。
黃帥經過深思熟慮，決心為平反父親的冤案奔走呼號。1981年1月1日，黃帥大膽地給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寫了封信。沒過多久，耀邦同誌作了批示，請中紀委負責查辦。1981年3月，中紀委副書記章蘊親自找黃帥和她父親談話，並派出調查組對小學生事件的始末作了調查。同年，黃帥父親的冤案得到平反。
1984年9月，黃帥以優異的成績畢業，被分配到北京計算機技術研究所工作。兩年後，她加入了浩浩蕩蕩的留學大軍。
1993年3月，黃帥獲得東京大學“學術碩士”學位，到日本三和綜合研究所工作。1996年冬，她生了一個兒子，做了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婦。
1998年12月，黃帥結束了在日本的留學、工作，回到祖國。她帶著對母校的深深懷戀來到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工作。現在，與她的先生和正讀小學的天真活潑的兒子過著正常的生活
過去是一座山，好大，好沉
“別人把我當作政治代名詞，但我自己不這樣看，
我究竟是誰，我是卑微的？我是高尚的？我應該是不曾被評判的??我實在也講不清楚多少政治”
沉默30年後，一本《黃帥心語》把她再次帶到公眾麵前，當記者們要求采訪的電話此起彼伏的時候，她依然如前言所寫的，“懼怕記者”“拒絕記者”。
“對於在文革中受到精神創傷的人，你的書也許能安慰他們。”黃帥沉默了片刻，不再拒絕。就這樣，記者在北京工業大學的辦公室裏，見到了一點也不帥的黃帥----粉色小外套，直直的披肩發，圓圓的眼鏡，再加上嘴角淺淺的笑，眼梢淡淡的愁，她有著和年齡不相符的清純，簡直像一個涉世不深的女性----但是，她的經曆提醒我，她不在此列。
“寵辱不驚”，黃帥正在給朋友發郵件，這是郵件的主題，她說，“這是我一生都得修煉的主題，我一步一步在提高，希望讀者能在書裏看到。”
與痛為伴
正如此書的編輯丁山所言，“在黃帥的書裏能看到隱隱的自虐傾向”，她常常詩意地寫著親情、友情，突然就筆鋒一轉，說起痛苦，說起“每隔一段時間，我總要莫名其妙地放下手中的一切，一心想陪伴一下心中的痛苦。”
那個痛苦到底是什麽？對於“文革”，對於政治，書中幾乎隻字未提。麵對記者的追問，她也隻說，“離家破人亡，隻差半步。”從12歲被捧為“小闖將”，到16歲被罵作“小爬蟲”，她的青春期經曆了太多寵辱，有些後遺症，比如恐高，注定不會好了。
高考前夕，是她最絕望的時候，那段時間，雖然患有嚴重的偏頭疼和眼疾，但她希望痛苦幹脆來得更猛吧，甚至盼著自己腦子出問題，糊塗了就不會感覺有痛苦了。
有一天媽媽不在家，隻有妹妹在，她大喊了一句：“靠邊，我要跳樓！”年幼的妹妹“唰”地一下就閃開了。她走到陽台，突然覺得不對勁兒，怎麽姐姐要跳樓妹妹就讓你跳啊？於是，她返回身來就把妹妹痛打了一頓。然後，緊緊地抱著妹妹痛哭，從此，她落下了恐高症。
給父母造成的傷害則是她的“痛中之痛”。
成名的時候，有太多的“叔叔”“阿姨”領著她走上曆史的舞台，但是當黃帥落難後，那些過去推崇她，抬舉她的人，批她的口號喊的最響，全部責任一古腦推到了她從事科學工作的父母身上。“太悲哀了，人性太悲哀了”，這是黃帥對命運的感歎。
黃帥覺得最對不起的人，是父親。當年，他被定性為“敵我矛盾”，開除黨籍，身陷囹圄，勞動改造。剃光頭、挨批鬥，人們以“文革”中的語言和方式發泄著對“文革”的怨恨，這個錯誤直到1981年，黃帥給胡耀邦寫信之後，才得到糾正。
“我是一個被時代劃傷的人。”年輕時代的她，無心打扮，無空玩耍，小小年紀就學會了“自覺沉重”。
愚女移山
“過去是一座山，好大，好沉，我背著這座山長大。”黃帥就這樣一步一步走來。
1979年她剛被北工大計算機係錄取，第二天，輿論就展開了關於黃帥能不能上大學的爭論。
1988年，黃帥隨著“留學潮”自費赴日本留學，在日本，她獲得了東京大學碩士學位，後進入日本三和研究所工作，並在1996年有了自己的兒子，像許多日本女性一樣，她做了兩年安逸的家庭主婦。
1998年，作為長女，黃帥選擇了回家，在主動和國內聯係後，母校北工大熱情地接納了她。剛回來那會兒，人家跟她聊天，總愛往人生、曆史、民族，這些大的話題上扯，而她打心眼裏不感興趣。
2006年她出書了，《黃帥心語》不過是人生感悟的閑適小品，但媒體總要問她對於“文革”的反思。
“別人把我當作為一個符號，當作政治代名詞，但我自己不這樣看，我究竟是誰，我是卑微的？我是高尚的？我應該是不曾被評判的。別人期待我去講曆史，但是我腦子裏的構成偏不是曆史事件，我關心的是親情，友情，這才是真正的我，我實在講不清楚多少政治。”
新書出版後，麵對太多關於往事的追問，黃帥無奈地說，“以後有什麽話，看來隻能寫給自己了。”
別人提起舊事，她被迫回憶，殊不知，因為回憶，她可能一周、一天，或者數小時不能自拔。雖然恢複的時間在縮短，但當“過去”回來找她的時候，她隻能在萬籟俱寂的深夜，躲進“過去”哭泣。
從小學到現在，黃帥一直在寫日記，雖然母親曾經跪著求她不要寫，雖然她也曾撕過燒過，但她不能停筆，因為 “寫著寫著自己就釋懷了，寫著寫著就可以放筆了”，日記是她的心理醫生，她在訴說中，治療了自己。
今天的黃帥，為父母的病焦慮著，為10歲兒子的聰明驕傲著，心甘情願把自己融化在父母、丈夫、兒子、朋友們中，她覺得這才是真實的她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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