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並不如煙(5)最後的貴族——康同璧母女之印像

最後的貴族——康同璧母女之印像

　

　　康同璧，女，字文佩，號華鬘，廣東南海人，1886年2月生。康有為次女。早年赴美國留學。先後入哈佛大學及加林甫大學，畢業後回國。曆任萬國婦女會副會長、山東道德會長、中國婦女會會長。曾在傅作義召開的華北七省參議會上被推為代表，與人民解放軍商談和平解放北平事宜。1951年7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館館員，是北京市人民代表，第二、三、四全國政協委員。1969年8月17日病故，終年83歲。



——摘自《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





　　我在校讀書的時候，有位同窗是城市平民出身，那個年代由於階級成分好，很受組織信任。當我畢業發配到邊陲，她被留校當了研究人員。到了“文革”時期，自然又是造反派成員。“改革開放”以後，她突然宣布自己本乃末代皇帝宣統一個妃子的近親。“哇！灰姑娘一夜成公主。”——自信息發布，與之共事數十載的同事，無不愕然。適值單位最後實施福利分房，她給統戰部打了報告，言明皇親國戚的貴族身份，以求統戰。報告轉給了文化部（我所供職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直屬該部）。結果，滿足了“被統戰”的期待，實現了分房的要求。



　　而今隨意翻開一張報紙，“貴族”兩字隨處可見，什麽世襲貴族、東方貴族、白領貴族、單身貴族、金卡貴族、精神貴族。與之相搭配的圖片，不外乎豪宅別墅，靚車華服，美酒佳肴。把這些東西摞起來，簡直就是一本時尚大觀，看了足以讓人頭暈目眩，進而想入非非。可以說，貴族生活、貴族氣派、貴族氣質，已是當今眾多少男的理想，無數少女的美夢。



　　總之，解放後曾與“地富反壞右”一樣被視為棄履的“貴族”二字，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又陡然時興起來，登時身價百倍。而我真正懂得什麽是“貴族”，是在認識了康同璧母女以後。其實，它根本不是什麽用來炫耀、用以兌換到各種利益或實惠的名片，也非香車寶馬、綾羅綢緞、燈紅酒綠的奢華生活。



　　我們一家人認識康同璧，是反右以後的事。



　　1958年初，反右運動結束了。戴上頭號右派帽子的父親（姓章名伯鈞）經過無數次親人檢舉、朋友倒戈、同僚揭發的教訓以後，在待人接物方麵很開竅了，也很收斂了。比如，在公開場合，他一般不主動招呼人，哪怕這個人是從前的下屬。又如，在非公開場合，一般不邀請他人聚會，哪怕這個“他人”是昔日之好友。



　　既然人家都不跟你玩了，那隻好自己跟自己玩吧。於是，不久便形成了一個右派小群體，或叫小圈子。由於父親是右派之首，也由於我們全家好客，加之，上邊給父親保留了大四合院，小轎車及好廚師等等。所以，一群“烏合之眾”的落腳點，大都選在東吉祥胡同10號。這是我家的地址，現在它已一分為二，正院住的是中共高官，先搬進去住的是萬裏，後為段君毅。跨院分給了藝壇領導高占祥。



　　右派圈子的人，聚攏一起也很熱鬧。清茶一杯，有說有笑。聊國際政治的是羅隆基；談佛學和古詩詞的是陳銘樞；既說社會新聞、又講烹調藝術的是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在有來有往中，彼此尊重，相互關心。一人病了，其他幾個會自動傳遞消息，或電話問候，或登門探視。在無所事事的日子裏，這種交往是他們的生活內容。在孤立壓抑的環境中，這個聚會是他們的慶典和節日。一般人是害怕這個右派圈子的，而唯一沒有右派帽子的加入者，便是康同璧及其女兒羅儀鳳。



　　記得是1959年的春季，父母同去全國政協的小吃部喝午茶。傍晚歸來，父親是一臉的喜色。



　　我問母親：“爸爸為啥這麽高興？”



　　母親說：“自我們戴上帽子，今天頭一回遇到有人主動過來做自我介紹，並說希望能認識你爸爸。”



　　“難道這人不知道咱老爸是右派嗎？”



　　“當然知道。但她說以能結識章先生為榮。”



　　“他是誰？”



　　“她就是康有為的二女兒，叫康同璧。”



　　“她有多大？”我問。



　　“大概有七十歲了。”母親遂又補充道：“康老和她的女兒說，後天請我們去她家做客呢！”



　　父親好久沒當過客人了——想到這裏，我替父親高興。



　　第三天，父母去了。康氏母女的盛情款待，令父母感動不已。



　　母親說：“一切都出乎想像。康老住在東四十條何家口的一所大宅院。我們原先以為不過是小坐，喝茶罷了。到了那裏，才知道是要吃晚飯的。而且請我們吃的菜肴，是她女兒羅儀鳳親自下廚操持的。盡管屬於粵菜，那味道與街麵的菜館就是不一樣。單是那又糯又香的廣東羅卜糕，你爸爸就夾了好幾塊。”



　　父親欣賞康同璧的個人修養和藝術才華。說：“果然名不虛傳哇！難怪康有為那麽疼愛這個女兒。她英文好，詩詞好，繪畫好。今天老人家拿出的幾幅自己畫的山水畫，可謂蒼古清雋，情趣天然。依我看，她的畫和那些專業畫家不相上下。”



　　其實，我心裏清楚：讓父母最為讚歎的，是康同璧母女對自己的態度。



　　過了一個禮拜，父親提出來要在家中回請康氏母女。



　　未及母親表態，我高舉雙手，叫道：“我同意！我讚成！”



　　父親也舉手，並向母親叫道：“二比一，通過。”



　　三人複大笑。



　　母親用手指著我的嘴巴，說：“是不是嘴讒了？”



　　“不，”我辯解道：“我想見見她們。”



　　經過緊張的準備，一切就緒。父母視康老為貴客，又是首次登門的緣故，所以決定不讓小孩上席。我聽了，不怎麽慪氣，反正能躲在玻璃隔扇後麵偷看，偷聽。



　　雜花生樹，飛鳥穿林，正是氣候宜人的暮春時節。下午三點，父親讓司機開著老別克小轎車接客人。



　　康同璧母女一走進我家闊大的庭院，便駐足欣賞我家的楹聯、花壇、魚缸及樹木。老人看見正房前廊一字排開的八盆臘梅，不禁發出了驚歎：“這梅太好了，枝幹蒼勁、縱橫有致，可以入畫了。”



　　父親說：“康老，你知道為什麽這八盆臘梅這樣好嗎？”



　　“當然是你養得好哇。”



　　“不，因為送花的人是梅蘭芳。”



　　康同璧聽罷，一直站在那裏不肯走。我則一直站在玻璃窗的後麵打量她。應該說，臉是老人全身最美的部分。那平直的額頭，端正的鼻子，細白的牙齒，彎彎的細眉，明亮的眼睛，可使人忘卻歲月時光。她身著青色暗花軟緞通袖旗袍，那袍邊、領口、袖口都壓鑲著三分寬的滾花錦邊。旗袍之上，另套青紬背心。腳上，是雙黑色軟底繡花鞋。一種清虛疏朗的神韻，使老人呈現出慈祥之美。係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絲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別針，在陽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平添出幾許生動之氣。染得黑玉般的頭發盤在後頸，繞成一個鬆鬆的圓髻。而這稀疏的頭發和舊式發型，則描述出往日滄桑。



　　跟在康同璧身後的，是女兒羅儀鳳，從外表判斷，約有四十歲上下。她全身藍色：藍旗袍，藍手袋，藍紗巾，以及一副大大的灰藍色太陽鏡。港式剪裁的旗袍緊裹著少女般的身材，並使所有的線條均無可指摘。雖然一襲素色，但一切都是上等氣派的典雅氣質。走進客廳，羅儀鳳摘下眼鏡後，我才得以看清她的容貌。老實講，嬌小玲瓏的她即使年輕時，也算不得漂亮。臉上敷著的一層薄粉，似乎遮蓋不住那貧血的蒼白。嘴巴寬大，嘴唇亦無血色。她的眼珠特別地黑，往裏深陷，在一道青色眼圈的映襯下，非常幽深。這高貴神態的後麵，似乎還隱含著女性的一種傷感氣質。



　　大圓茶幾上，擺滿了母親從北京最好的食品店裏買來的各種西點和水果。父母與客人聊天。剛開始，還聽得見康氏母女說話。半小時後，客廳裏就隻有父親的聲音了。我躲在連通客廳的玻璃隔扇後麵，目不轉睛地瞧著。忽然，我發現羅儀鳳把鞋穿錯了：怎麽一隻腳穿的是藍色的皮鞋，而另一隻是白色的呢？於是，父親說的話，我全都聽不見了,隻是專注於那雙腳，琢磨著那雙鞋。而在下定羅儀鳳是於匆忙中穿錯一隻鞋的結論之後，我無論如何也憋不住了，有如父親發現社會有問題，就非得站出來提意見一樣。



　　我大喊：“媽媽！”



　　母親聞聲而至，問：“你躲在這裏做什麽？”



　　我麵帶焦憂之色，說：“請你告訴羅儀鳳阿姨，她把鞋穿錯了。”



　　母親不回答我，邊笑邊往客廳走去，來到羅儀鳳麵前俯耳說了兩句。羅儀鳳遂朝著玻璃隔扇，笑道：“請章小姐出來看看我的鞋，可以嗎？”



　　我有些難為情地跨出玻璃隔扇，走到客廳，來到她的麵前定睛一看：天哪！原來她的鞋，左右兩色，從中縫分開，一半藍、一半白。



　　羅儀鳳微笑著，解釋道：“不怪小姑娘，這是意大利的新樣式，國內還很少見。”



　　父親也笑了。我知道：在他的笑容裏，有替我難為情的成分。



　　康同璧拉著我的手，問：“你叫什麽名字？”



　　“小愚。”



　　“哪個愚字？”老人又問。



　　“愚，笨的意思。”



　　“哦，大智若愚嘛！”



　　再問：“那大名呢？”



　　“章詒和。”



　　“詒樂和平。你爸爸給你起的名字太好了！”康同璧弄清了“詒”字後，立即這樣誇道，並一定讓我坐在她的身邊。



　　我就是在一種尷尬的處境中，結識了康有為的後代。父親讓我尊康同璧為康老，稱羅儀鳳為羅姨。



　　後來，康同璧送來她的兩幅畫作。大幅的山水，送給父親。小幅的，送母親。作品的氣勢、用筆及題款，令人無論如何想像不到它出自一個女人之手，出自一個七十歲女性老人的筆下。從此章、康兩家經常往來，而康同璧就成為父親戴上右派帽子以後，結識的新朋友。父親欣賞她的才華，更感佩她的膽識。



　　康有為的後代，人數不少，其中的絕大部分在海外。康同璧就讀於哈佛，丈夫姓羅名昌，曾任民國政府派駐倫敦的總領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老人唯一的兒子定居美國，自己卻帶著唯一的女兒生活在社會主義中國。



　　父親曾經問：“康老，你為什麽要留在大陸？”



　　她答：“我要在這裏做些事，給先父修訂年譜，整理遺書，遺稿。”



　　“除了政協委員的榮譽之外，政府對你還有什麽安排？”



　　“中央文史館館員。”康同璧停頓片刻，又說：“建國之初，我們的領袖還是有愛才之心，也有容人之量。毛主席和我第一次見麵，便翹起大拇指說‘我是支那第一人。①’——我聽了，非常吃驚。沒有想到他看見我，就馬上背誦出我十九歲獨自登上印度大吉嶺時寫的詩。這樣的態度與氣派，當然能夠吸引許多人從海外歸來。”



　　老人所言，決非虛詞。一次在人大三樓小禮堂舉辦文藝晚會，我與父親同去，坐在靠後的位置。為了能看清演出，康同璧坐在了第一排。開演前三分鍾，毛澤東進了會場。當他看見了這個“支那第一人”的時候，便主動走過去，俯身與之握手。當時康同璧帶著花鏡，正專注於節目單。她認清來者，即匆忙起身。微笑的毛澤東，即用手按住了老人的肩膀。許多人見到了這個場麵。



　　我身邊的一個官員模樣的中年人，對他身邊的夫人說：“這老太太不知是哪個將軍或烈士的媽媽，麵子可真大，咱們的毛主席都要過去跟她打招呼。”



　　我忍不住，插了句嘴：“她不是誰的媽媽，她是康有為的女兒。”



　　“誰是康有為？”那中年人的夫人追問。



　　我大笑不止，父親狠狠瞪我一眼。



　　一天下午，父母乘車外出，歸來時路過東四十條，看天色尚早，決定順便去看望康同璧。跨進大門，就看見康同璧和一些容貌蒼老的人悠閑地坐在院子裏。一張大圓桌，上麵擺著茶具，雜食及瓜果。正是殘夏、初秋的轉折時節，整座庭院散發出馥鬱的草木氣息，幾棵枝幹舒展的老樹，綻放出潔白的花朵。這裏，既令人心曠神怡，又呈現出一種令人惆悵的魅力。作為不速之客的父親一下子麵對那麽多的生人，臉上的表情一時也好像找不到適當的歸宿。康老很高興，一再請父母坐下，共賞院中秋色。在所有的客人裏，父親隻認得載濤②。



　　康同璧用手指那開著白色花朵的樹木，對父親說：“這是禦賜太平花，是當年皇上（即光緒皇帝）賞賜給先父的。所以，每年的花開時節，我都要叫儀鳳準備茶點，在這裏賞花。來聚會的，自然也都是老人啦！”接著，羅儀鳳把張之洞、張勳、林則徐的後人，以及愛新覺羅家族的後代，逐一介紹給我的父母。 　　園中一片舊日風景。顯然，這是一個有著固定成員與特殊含義的聚會。在康同璧安排的寬裕悠然的環境裏，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成為對曆史的重溫與懷念。主客談話的內容是詩，連其中一個相貌清秀的中年女性，也是滿口辭章。而這恰恰是父親最不精通的話題，父母很快告辭。



　　回到家裏，父親把這件事講述給我聽。在他的講述裏，流溢出一種歎服。在父親的感受裏，康家的舉動不僅是出於禮貌，而且是一種美德。這種禮貌與美德，給人以精神撫慰和心靈的溫暖。康同璧款待朋友之殷勤敦厚，對前朝舊友的涵容忠忱，是少有的。一切以“忠義”為先——老人恪守這個信條自屬於舊道德，完全是老式做派。而那時，官方正在全社會強力推行“階級、階級鬥爭”學說，貫徹“政治掛帥”的思想路線。



　　有意思的是，康同璧在認識父親以後，又提出很想結識羅隆基。父親當然高興，並很快做了見麵的安排。因為都姓羅，所以康氏母女與羅隆基一見麵，便“自來熟”。



　　“五百年前是一家。”羅隆基高興地對康同璧說：“我正孤單度日，現在我有妹妹啦！以後窮了，病了，有妹妹照顧，我不怕了。”



　　羅儀鳳則說：“我有個哥哥，很疼自己，可惜在國外。現在好了，又來了一個。”



　　總之，康氏母女都很喜歡羅隆基。後來，父親又把章乃器、陳銘德、鄧季惺等人，介紹給康氏母女。這些人經常聚會，聚會多在我家。我家的聚會隻要有羅隆基在場，就會變成個沙龍。而羅隆基身邊由於有了一個未婚女性，人也顯得格外精神。一有縫隙，他便滔滔不絕，誇示自己很有學問。遇此情況，父親每每暗自發笑。羅儀鳳則很少開口，但很注意羅隆基的談話。即使在他和父親談論民盟的往事，康同璧的這個女兒也很專注。那不移動的注視，意味深長。有時，在她的臉上，還浮散著一陣紅暈。



　　後來，羅隆基除了在我家與康氏母女聚會，自己還去東四十條登門拜訪。後來，他又單獨在自己的住所請康同璧母女吃茶點、喝咖啡。



　　三年自然災害來了，連國家元首都發出了“忙時吃幹，閑時吃稀”的號召。一兩油，二兩芝麻醬，三兩瓜子，半斤花生，是市民百姓逢年過節的特別供應。它們似金子般地珍貴。為了多吃一口飯、多爭一塊肉，兄弟打架，姐妹吵嘴，夫妻反目，父子翻臉的事，屢見不鮮。也就在這個時期，康氏母女凡來我家，羅儀鳳必帶些糖果或點心。



　　到了物質極度匱乏的緊張階段，羅儀鳳不再送糖果糕點。一次在我家聚會吃午茶，她趁別人不注意的空隙，朝母親的手裏遞上一個兩寸長、一寸來寬的自製小信封，並用食指封嘴的手勢告訴母親：別吱聲。客人走後，母親拆開一看，全家大驚：是北京市政府根據僑匯多寡發給在京僑眷的專用糕點票，糖票，布票，且數額不少。



　　父親激動地說：“這是康老的兒子從海外孝敬老人的，我們不能收。”



　　母親撥通電話，向羅儀鳳表示：“伯鈞和我們全家，不能接受這樣的重禮。康老年邁，需要營養。再說，我們的生活比一般老百姓強多了。”



　　那邊廂，傳過來康同璧的聲音：“我的生活很好，你們不要客氣了。我的生活原則是——有難同當，有福同享。”



　　在以後的三年時間裏，母親不斷地從羅儀鳳手裏接過裝著僑匯票的小信封。母親懷揣小信封，由我陪著去坐落在王府井大街的僑匯商店買點心，買白糖，買花布。那個商店，永遠是滿滿的人，長長的隊。大家都在安心排隊，耐心等待。



　　我和母親捧著這些最緊俏的食品和物品，一路上誰也不說話，懷著一種複雜的心情回到家中。母親把東西一件件攤開，父親看後，說：“康同璧不說解放全人類，卻從救一個人開始。”



　　誰都明白，父親的這句話是個啥意思。



　　母親拿著這些稀罕之物，曾招待或轉贈別的人。如儲安平，馮亦代。他們的處境比父親更差。



　　到了春節前夕，康氏母女總要送來一小盆長滿花蕾的水仙。羅儀鳳還要在每根花莖的部位套上五分寬的紅紙圈。如果有四個花鍵，那就並列著有四個紅色紙圈。水仙自有春意，而這寸寸紅，則帶出了喜慶氣氛。



　　母親望著它，連連讚歎：“什麽東西到了康家人手裏，就與眾不同了。”



　　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階段，在康氏母女節儉度日的年月，羅儀鳳把鋪曬在窗台的橘皮，統統做成醬，還要把這一瓶瓶橘皮果醬塞進我的書包，讓我帶給父母。母親舍不得吃這些果醬，連連歎道：“看看儀鳳，你就懂得什麽叫俠骨柔腸了。”聽說我家在使用蜂窩煤爐子取暖，羅儀鳳就親手教我做一種取名為“艾森豪威爾湯”的美式湯菜。並介紹說：“這是艾森豪威爾將軍在二戰軍營裏的發明。”



　　老太太還補充說：“這湯又便宜又營養，隻是費火。你一定要給爸爸媽媽多做幾次，叫他倆多喝些湯，對身體有好處。”



　　與康同璧母女幾年的交往，使我認識到貴族紳士和物質金錢的雙重關係。一方麵，他（她）們身居在上層社會，必須手中有錢，以維持高貴的生活；另一方麵，但凡一個真正的貴族紳士，又都看不起錢，並不把物質的東西看得很重。所以，在他（她）們心中，那些商人、老板、經紀人，決非gentleman。儲安平在他的那本有名的《英國采風錄》裏，拿出整整一章的篇幅，去描繪、剖析貴族和貴族社會。他這樣寫道：“英國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使每一個人都成為君子紳士（gentleman）。一個英國父親，當他的兒子還沒有成為一個man時，即已希望他成為一個gentleman。英人以為一個真正的君子是一個真正高貴的人。正直，不偏私（disinteregted），不畏難（capable of exposing himself），甚至能為了他人而犧牲自己。他（她）不僅是一個有榮譽的人，並且是一個有良知的人。”③如果說，康氏母女讓我懂得什麽是貴族的話；那麽儲安平的這段話，便教會我如何判別真假貴族。



　　也就在這個困難時期，右派們的聚會成了聚餐，並實行AA製。每次聚會，父母都會帶上我。這時，我漸漸發現羅儀鳳的衣著，從講究轉變為漂亮。像過去不怎麽穿的翠綠色，也上了身。頭發油亮油亮的，發式也是經過精心梳理，越發地洋氣了。更大的變化是在聚會中，她和羅隆基常開小會，而且說英文。有一次，我們在西單絨線胡同的四川飯店吃晚飯。飯畢，大家步出這座昔日的王府。我們都來到了大門，他倆還拉在後麵老遠。



　　我返身要催他倆，父親一把拽住了我，嗔道：“傻丫頭！”



　　月色下，庭院中遲開的花朵，吐露著芬芳。他倆說的是英語，羅儀鳳語調溫軟，雙眸迷茫又發著光。羅隆基的身心，好像都一齊被那雙黑眼睛吸了過去。



　　羅儀鳳經受不住羅隆基的感情攻勢，也抵擋不了羅隆基的個人魅力。於是，這以兄妹相稱的一對，開始了長達數年的戀愛。除了單獨約會，電話、書信是他們來往的主要方式。



　　見此情景，父親不無擔憂地說：“努生（即羅隆基的字）是舊病複發，一遇女性即獻殷勤。可憐康有為的這個外孫女，真的是在戀愛了。”



　　一次，康氏母女到我家作客。人剛坐定，電話鈴就響了——是羅隆基打來，問：“儀鳳到了沒有？”



　　這個用英語交談的電話，足足打了半個小時。父親很不高興，嘴裏直嘟囔：“這個努生，談情說愛也不分場合。”



　　電話打完，羅儀鳳回到客廳，略帶靦腆地霎著眼睛。我發現，她那張原本不怎麽漂亮的臉，竟因興奮而生動，因生動而美麗起來。



　　不久，羅隆基的好友趙君邁④來我家閑談。父親關切地問：“老趙，到底努生和儀鳳關係怎麽樣了？”



　　趙君邁說：“你們不都看見啦？就是那樣一種關係吧。”



　　父親索性直言：“我想知道努生的態度。他怕是又在逢場作戲吧？”



　　趙君邁沒有立刻做出回答。他起身站到客廳中央，舉臂抬腿，打了兩手太極拳。然後慢條斯理地說：“伯老，你這不是在給我出難題嗎？努生這個人的性情和毛病，你是清楚的。他現在對儀鳳是熱烈的，將來會不會冷淡下來，誰也不敢打這個保票。”



　　羅儀鳳在明知羅隆基是右派的前提下，奉獻出自己近乎神聖的感情——這讓父親非常尊重和心疼她，並擔憂這場戀愛的前景。因為自從羅隆基和妻子王右家分手以後，他熱戀過不少的女人，卻無一人與之攜手到白頭。故父親常說：“沒有辦法！負心的總是努生，可又總是有女人自願上鉤。”



　　極想成全好事的，是母親。她興衝衝地說：“他們要真的成了，那敢情好。老羅的生活有人照料，儀鳳的未來也有了歸宿。再說，他們是般配的。儀鳳的出身、學識、教養，性情哪點比不過老羅？”



　　“李大姐（母親姓李名健生）說得對。”趙君邁附和道：“我見過羅儀鳳寫給努生的信，全是用英文書寫。句式、修辭、包括語調，都是那麽地簡潔明淨、含蓄優美。一般的英國人，也寫不出那麽精美考究的書麵語言。別看努生總誇自己的英文如何如何，依我看無論是說、還是寫，他都不是羅儀鳳的對手。”



　　“老羅為什麽把情書拿給外人看呢？”母親的問話，顯然是對羅隆基的這個舉動有所不滿。



　　“李大姐，你不要誤會。”趙君邁趕忙解釋：“這不是努生有意公開情書，而是震驚於儀鳳的文字表達水平。他挑出一封信讓我欣賞。我一邊讀信，他就一邊感歎：‘我的這個妹妹寫信的口氣，不僅是徹底的西化，而且還是貴族化的。我搞不明白她是從哪裏學來的這個本事？’”



　　而父親的歸結是：“這兩人都是在戀愛。不過，羅隆基用的是情，羅儀鳳用的是心。至於結局嘛，恐怕主要取決於努生了。”



　　在給第一批右派摘帽的時候，為安撫父親和羅隆基，上邊組織他們南下參觀。父親參觀的線路是江浙；羅隆基走的是湘贛。而與羅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母女。



　　在車廂裏，父親悄悄對母親說：“看來，中央統戰部很掌握、也很會利用羅隆基與康氏母女的特殊關係呀。”



　　此行歡愉而愜意。加之感情的注入，無論羅隆基還是羅儀鳳，無不顯現出充沛的力量。他們返京後，在我家聚會了一次。父母發現身材消瘦的羅儀鳳竟豐滿了一些，倆人暗自高興。



　　經過一段時光，羅儀鳳以為到了收獲愛情的季節。她在給羅隆基送去的生日蛋糕上，親手用奶油繪製出兩顆並列的心。心是紅色的，丘比特箭從中穿過。此外，還有花，有信。羅隆基接到生日禮物，大驚失色。這是他萬萬沒有料到的。他不知該如何回應，便向父親求救。



　　父親責怪羅隆基不該大獻殷勤，說：“你半輩子的羅曼蒂克，有一部書厚。但現在的你是個右派，而人家出身名門，至今未婚，如今能袒露心曲，已是極果敢、極嚴肅的舉動。如果講般配的話，羅儀鳳實在是配得過你，就看你有無誠意了。再說，選擇妻子，主要在於心地好，其餘的都無關緊要。”



　　羅隆基說：“我們隻能是互稱兄妹，而不可結為夫妻。”



　　父親問：“你主動接近她，現在又回絕她。努生，你到底搞什麽名堂？”



　　羅隆基支吾半天，說不出一條理由。



　　“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夠漂亮吧？”父親的話，讓羅隆基啞口無言。



　　後來，盡管他們二人的關係再沒有向婚姻之途發展，畢竟羅儀鳳是康有為的後代，對羅隆基仍以禮相待。每逢端午、中秋或重陽，父母都會收到羅儀鳳自製的糕點。有時，母親打電話問羅隆基如何過節。



　　羅隆基答：“幸有妹妹送來點心，方知今夕為何夕。”



　　如果說，戀愛對羅隆基是享受的話，那麽，戀愛對羅儀鳳，就是消耗。消耗了許多的時間，許多的心力，許多的感情。而進入中年的女人，怕的就是消耗。不久，羅儀鳳得知羅隆基在與自己繼續保持往來的同時，陷入了另一場戀愛。那個女人雖說不是燕京畢業，也不精通英語，但是精通打牌，擅長跳舞，活潑漂亮，頗具風韻。她與羅隆基從牌桌搭檔、舞場搭檔關係開始，便一發而不可收拾。為了她，羅隆基還與其兄（時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大鬧一場，甚至鬧到周恩來那裏。這，對羅儀鳳是致命的一擊。我知道，羅儀鳳無論怎樣地傾心羅隆基，也決不會跑到公眾場合去充任什麽牌友或舞伴的。



　　1963年秋，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劇團藝術室工作。羅儀鳳陪伴全國政協委員的母親來成都視察。在錦江賓館，趁著母親睡覺，她一連幾個小時在述說這件事。



　　“小愚，如果他（指羅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決不嫁的。”她用陰沉的聲音說出了這樣一句話。



　　“羅姨，為什麽？”



　　“我嫌他髒，肮髒。”她語調平靜，嘴角卻在顫抖。顯然，在這平靜的語調裏，蘊涵著無比的怨恨。



　　我發現她一下子老了。



　　羅儀鳳是何等的聰穎，當知羅隆基的浪漫天性及過去之種種。但她仍投身其中，往而不返。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要給自己日趨枯涸的人生，編織出一個最後的幻像，一個幸福又奇魅的幻像。羅儀鳳曾經將這次令她心碎的感情經曆用文字寫了出來，以傾吐內心的痛苦與不平。寫完以後，卻始終未示於人。“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元好問的這首《摸魚兒》，替天下為情所苦所累者發出了永恒的追詰。看來，比死亡還神秘的，真的就是愛情了。這場錐心刺骨的戀愛從明亮的粉紅色開始，到黯淡的灰黑色結束。而從開始到結束，羅儀鳳一直瞞著她的母親。在情感生活中能持久地保持這樣一種虔心、凝韌、隱忍的態度，一般女性是辦不到的。儲安平曾說：“賢良、寬恕及自愛之中盡心與克製，是當今世界上最好的妻子的品行。”羅儀鳳的身上就有這種品行，隻是應了父親的那句話：“努生無慧眼，也無福份哇！”



　　兩年後，羅隆基突發心髒病死在了家中。



　　消息傳出，康同璧立即給父親打電話，問：“羅先生猝然而去，我和女兒夜不能寐，悲痛又震驚。我要寫副挽聯，以表達哀思。不知寫好後，該送至何處？”



　　父親說：“老人家，你一個字也不要寫，努生是右派。據我所知，對他的死民盟中央是不舉行任何儀式的。”



　　“怎麽可以這樣做？一個普通人走了，也是要做喪事的。章先生，我們是不是可以問問統戰部。”康同璧的情緒有些激揚。



　　不知如何作答的父親，掛斷了電話。



　　老太太哪裏曉得：給民盟中央拿主意的，正是統戰部。



　　我在四川省川劇團的幾年，備受打擊和歧視。說在藝術室工作，實際上派給我的活兒是白天弄幻燈，晚上打字幕。我不敢把自己工作的真實情況告訴家裏，怕父親傷心母親落淚，卻很自然地想到了康氏母女，貿然地給康家寫信，訴說滿腹的委屈和憤怒。因為在我的直覺中，她倆是最可信賴的。直到“文革”前夕，我們始終保持著書信往來。康家的複信，顯然是由人代筆。但信中表現出的悲憫、溫良與仁愛，則發自康氏母女的內心。1964年底，臨近聖誕節了。羅儀鳳隨信寄給我一個極其精美的金魚書簽，它用工筆繪製而成，形態乖巧，色澤豔麗。信上說：“這條魚靈動又快樂，它就是我們眼中的你。”我捧著它，看著它，愛不釋手，又泫然欲泣。



　　文化大革命時期，我有很長一段時間住在康家。這使我對康同璧母女，有了較為深入的往來和了解。從1966年的8月開始，我家就經曆著無日夜之分的抄家和洗劫。整座四合院被紅衛兵、造反派占領，全家人被驅趕到緊挨大門的傳達室和警衛室。



　　1967年春季的一個深夜，父母和我已經睡下。突然，暴烈的叫罵聲、撞擊聲把我們驚醒。當父母和我從木板床上剛翻身坐起，一群紅衛兵已用腳踹開了門。打頭的一個，隻有十六、七歲的年紀，如果不鬧革命的話，該在中學讀書。他在問完“誰是章伯鈞？”這樣一句話以後，就命令大家動手抄家。



　　我家經過無數次的抄家，隻剩下板床，木凳，棉被之類。所以，這次洗劫對他們來說，收獲實在太小，太小。這個打頭的，看見我們的手腕上還有表。於是，把表“洗”了。其中包括父親送給母親的“摩凡陀”，父親送給姐姐的“勞力士”以及他自己戴的“歐米茄”。他們走後，母親發現晚飯後放在桌上的一塊冰糖，也被紅衛兵“洗”了。



　　翌日，吃過早飯。神色嚴肅的父親對母親說：“健生，這個家太不安全。讓小愚到外麵去住吧。”



　　母親同意了。我不同意，說：“我要和你們在一起。”



　　父親說：“你白天和我們在一起，隻是不要在家過夜，太危險。”



　　“爸，你讓我住到哪兒去？再說，誰有膽量讓章伯鈞的女兒住在自己家裏呢？”



　　父親想了想，說：“現在，我們隻有找真正的保皇黨了。”



　　母親怪道：“事情到了這個時候，你還在開玩笑。”



　　“哪裏是在開玩笑，我說的保皇黨是指康同璧。聽說，她的住所至今還沒有外人搬進去住。”



　　我真的佩服父親，不管處在什麽樣的險境，都不失清醒。當日下午，父親叫我拿上睡衣和牙刷，跟他去東四十條何家口。



　　我說：“我拿睡衣幹嘛？還不知道人家同不同意呢？”



　　“會同意的，你把東西都帶上。”父親的口氣，不容爭辯。



　　我和父親搭乘13路公共汽車，便從地安門到了東四十條。當看見我和站立在我身後的父親的時候，康同璧母女興奮得將我倆抱住。



　　康同璧緊緊抓住父親的雙手，說：“這真是一場噩夢哇！同住一個城市，卻彼此不明生死。”



　　羅儀鳳則說：“從運動（指‘文革’）一開始，我們就掉進了地獄。”說罷，便去張羅茶葉，拿開水燙茶杯。



　　父親忙說：“不要麻煩啦。今天我帶著小愚來，是有事相求康老。”



　　康同璧說：“章先生，你有什麽事？隻要我能做到，我和女兒盡量去辦。”



　　父親在介紹了家中屢遭抄家和“打砸搶”的情況之後，說：“我老了，紅衛兵再怎麽搞我，無非骨頭一把，老命一條。可讓小愚住在這樣的危險環境裏，我和健生就很不放心了。我想到你這裏或許會安全一些，不知康老能否同意，讓她每晚留宿貴府。”



　　康同璧說：“當然可以，而且我非常歡迎小愚來我家。”



　　父親聽了，萬分地感激。



　　康同璧打量著父親，心疼地說：“章先生瘦了，你千萬要保重哇！我現在出門不方便，不能去看健生，替我問候她吧。請轉告她，小愚在我這裏是最安全的。叫她放心好了。”



　　父親隨即告辭。我挎著父親的臂膀，送至車站。父親叮囑道：“這樣的家庭是有規矩的，你要守人家的規矩。稍有疏忽，便成失禮。我敢說，現在除了康同璧，再沒有第二個敢收留我們家的人了。”



　　路上，父親情緒不錯，話也多了。他說：“康同璧的樂於助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家庭的影響。因為康有為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接著，父親告訴我，現在的人隻曉得徐悲鴻的畫好，卻不清楚他是如何成材的。當年的悲鴻在宜興老家，不過是個教書的。到了上海，窮得連飯都吃不上，還談什麽繪畫。這時遇見了哈同花園的總管，是他把悲鴻的一切生活費用包下來。後來，悲鴻想去法國進修深造，為此拜見了康有為。康有為稱讚悲鴻有誌向，並說要給他弄個留學的官費名額，以便將來悲鴻在國外和蔣碧薇的生活也能寬裕些，得以專心習畫。很快，康有為給朋友寫信，通過教育總長傅增湘，促成了這件事。所以悲鴻成名後，不論什麽時候、什麽場合提起康有為都是滿懷崇敬與感激。後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見到一幅徐悲鴻為康有為一家人畫的“全家福”。畫作是一個富有的溫州人從法國購得。有人質疑其真偽，我卻一口咬定：它是真的！因為它的美豔、工整與仔細，都應和了徐悲鴻對康有為的虔誠之心和景仰之情。



　　——父親剛走，羅儀鳳便忙著為我張羅起來。第一件事，即指點我盥洗間在何處，以及手紙、肥皂、牙刷、毛巾的擺放位置。第二件事，即帶我去我的臥室，讓我看看自己的床鋪、床單、棉被、枕頭，拖鞋以及床頭燈的開關，鬧鍾的使用。第三件事，即騰出一個空抽屜，讓我存放自己的內衣或小物品。第四件事，向我介紹家中的兩個男傭老郭和二陳。第五件事是告訴作息時間，如三餐的開飯鍾點。



　　我說：“父親有交代，隻住不吃。”



　　坐在一旁的康同璧睜大眼睛，說：“小愚怎麽能隻住不吃？到了我家，你就要聽我的。”



　　最後達成妥協：我隻吃早餐。



　　由於在這裏落腳，我才有了充裕的時間和條件去熟悉這所大宅院。康同璧告訴我：房子的設計師就是自己的丈夫羅先生，風格是外中內西。所謂外中，就是指中式磚木建築，粉牆黛瓦，四合院格局。進大門，即有一道用原木、樹幹及枝條搭造的柴扉，粗糙笨拙，顯得很原始，很不經意。但仔細打量卻發現不經意中，其實十分經意。院落裏栽植著不加任何人工修飾的草與樹。過柴扉，入正門，當中經過的是一條“之”字形的石板路。石板色澤如硯，腳踏上去涼涼的，滑滑的。這一切讓人有置身鄉村的感覺，卻分明又都是經文化熏染過的、一派文人士大夫式的精致風雅。而所謂的內西，則指房間的使用和陳設。一進門便是一間小小的待客室：高靠背布藝沙發，有刺繡的墊子，菱形花磚鋪裝成的地麵，玲瓏活潑。客廳很大，鋪著紅地板。它按使用功能分做了三個空間，一邊是用來吃飯，一邊是用來會客，另有一角擺放著書櫃和寫字台，供讀書、作畫、寫字之用。



　　客廳裏最惹眼的東西，是漂亮的英式壁爐以及與之相配的火具，還有銅製的台燈，煙缸和燭台等擺設。除了掛在壁爐上方的毛澤東水墨畫像以外，一切都是康同璧舊日風華的反光。與客廳相通的，是康氏母女寢室：白牆壁，白家具，白窗簾，一塵不染。要不是母女的臥具分別是淡藍與淺粉的顏色，真聖潔得令人有些發寒。後來，羅儀鳳又帶我到與盥洗室相連的一間屋子，裏麵堆滿了許許多多的書籍和數不清的家具。那屋子大得似乎一眼望不到頭。極講究的是一道上空下實八屏雕花落地隔扇，木料上乘，雕工一流，它給這間大廳營造出華美氣派。



　　“這麽大的房子，原來是幹嘛用的？”我問羅儀鳳。



　　“跳舞，開雞尾酒會。你瞧，那道玻璃隔扇是活的，能移動。移動的位置，是依據來客的多少而定。”



　　她又說：“你現在看到的是前院，後院的房子更大，也更好。”



　　“那你和康老怎麽不住在後麵？”我不解地問。



　　“讓給外交部的一個頭兒住了。”



　　“……”



　　當晚，我打開羅儀鳳為我準備的全套白色臥具，躺在小床上。和自己家裏日夜的驚擾、惶悚相比，這裏則是裝滿了寧靜與蒼涼。它們隨著縷縷清朗的風月星輝，直入心底，令我難以入睡。



　　第二天清晨，當我梳洗完畢走進客廳，即看見黑褐色菲律賓木質圓形餐桌上已擺好了小碗、小碟等餐具。約過了半小時，康老走了進來。還沒等我張口，她便問我昨夜睡得如何？我們坐定後，羅儀鳳開始上早餐：每人一碗稀飯，桌子當中上的是一碟炸小銀魚，一碟豆腐乳，一盤烤得兩麵黃的饅頭片。兩塊油糕，單放在一個小瓷盤裏。



　　康老對我說：“和從前不一樣了，現在我家吃得很簡單。不過，銀魚下稀飯，腐乳抹饅頭也還是好吃的。”她邊說邊挑了一片烤饅頭遞給我。在吃過薄薄的饅頭片後，老人又吃了一塊油糕。



　　羅儀鳳指著另一塊油糕，說：“這是給你的。”



　　我有禮貌地謝絕了。盡管銀魚下稀飯、腐乳抹饅頭的味道，真的很好，我卻不知該對這頓早餐說些什麽。因為我的父母雖然做了牛鬼蛇神，每天早晨還是喝牛奶，吃雞蛋。私下裏，我問也寄居在康家的一位上海小姐：“康老為什麽吃得這樣簡單？”



　　她說：“羅儀鳳沒有收入，一家人全靠康同璧在中央文史館的一百五十元的工資，以及靠後麵院子收來的一點點房租。從前老太太的兒子常寄些外匯來。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錢越寄越少，越寄越稀，後來就不寄了。原來她母女吃的早餐也是很齊備的，有蛋有奶，有麵包黃油，有水果肉鬆。如今，家裏的開銷一再緊縮，卻把老郭和二陳的工錢加了又加。”



　　“幹嘛要加錢？”我不理解地問。



　　上海小姐說：“還不是怕他們到居委會去胡說亂講瞎揭發唄！或到社會上勾結紅衛兵，引來造反派。現在的保姆雇工，可是惹不起的呀。”



　　我把康老的早餐向父母描述了一番，惹得他們十分不安。過一段時間，我覺得康老家的早餐也很不錯。尤其是豆腐乳，第一天的味道，似乎與第二天的不同，第二天的又與第三日相異。我把這個味覺感受告訴給羅儀鳳，她竟興奮起來。



　　一天早上，天氣特別好。雖說是初冬，城市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樹葉也完全落光，可這是一個晴天，金色的陽光如美酒，人的心情也舒展了許多。早餐後，羅儀鳳問：“小愚，你今天能跑一趟路，幫我買點東西嗎？”



　　“當然可以啦！你說，買什麽？”



　　“豆腐乳。”



　　“行，這很方便的。一會兒，我回家的時候順便到地安門副食店就買了。”



　　羅儀鳳拍著我的肩膀說：“章家二小姐，你不是說我家的豆腐乳好吃嗎？這好吃的東西可不是隨便就能買到的。”



　　“羅姨，我該去哪兒買？”



　　“前門路東，一家專門賣豆腐乳的商店。現在叫向陽腐乳商店了。”



　　“行，我這就去。”我轉身即走。



　　羅儀鳳拽住我，說：“別忙。”



　　我說：“你不用給我錢。”



　　“不是錢，是給你拿盛豆腐乳的盒子。”



　　“什麽盒子？”



　　“你呆會兒就明白了。”說罷，她進了裏屋。不大功夫，雙手舉著很漂亮的六個外國巧克力鐵盒，走了出來。見我吃驚的樣子，羅儀鳳笑了。放下鐵盒，她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便簽遞給我。我接過來看，又是一驚。原來那上麵排列著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豆腐乳名稱。什麽王致和豆腐乳，廣東腐乳，紹興腐乳，玫瑰腐乳，蝦子腐乳……羅儀鳳像交代要事那樣告訴我：每種豆腐乳買二十塊，一種豆腐乳放進一個鐵盒，千萬別搞混了。買的時候一定向售貨員多要些腐乳汁。



　　她解釋道：“用豆腐乳的湯汁抹饅頭，最好。這也就是我非要用巧克力盒子裝它們的道理。”



　　羅儀鳳拿出十塊錢，非要我收下。我不肯，見她真有些急了，我才把錢放進口袋。



　　她說：“小愚，我要告訴你，豆腐乳買好後回家的一趟路，才是最累的。因為六個鐵盒子一定要平端著走，否則，所有湯汁都要流出來。為了減輕累的感覺，你一路上可以想點快樂的事情。端鐵盒走路一定要挺胸，如果躬腰駝背地走路，你會越走越累。”說罷，她捧起裝著鐵盒的布袋，昂首挺胸地沿著餐桌走了一圈。那神態、那姿勢，那表情，活像是手托銀盤穿梭於巴黎酒店菜館的女侍，神采飛揚。



　　“羅姨！”我叫了她一聲，笑著撲到她的懷裏。



　　我按照羅儀鳳繪製的前門街道示意圖和豆腐乳細目表，順利地買到了五種豆腐乳（有一種缺貨），並讓和氣可親的老售貨員在裏麵澆上許多湯汁。在歸途，我不但想著快樂的事情，且始終精神抖擻，器宇軒昂。冬天的太陽，也同樣的溫暖。這時的我，一下子全懂了——雖“坐銷歲月於幽憂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盡其可能地保留審美的人生態度和精致的生活藝術。難怪康家的簡單早餐，那麽好吃！



　　一日下午，冬雨霏霏，晚上我沒有回到康家。飯後，一家人圍爐聊天。



　　父母對我提起了章乃器。母親告訴我，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紅衛兵拉到王府井，參加“集體打人”大會，由於他拒不認罪，態度惡劣，被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渾身上下見不到一塊好肉。紅衛兵把他的家抄個精光，還當著他的麵，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個蹬三輪的車夫，見他還有一口氣，便把他拖上車，拉回了家。誰見了，誰都說他活不過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條硬漢，靠著氣功和意誌，居然活了下來。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的那些幹部，沒有一個理他，同情他。倒是原來糧食部的一個司機，隔幾日便悄悄在他家門口，放上一屜熱饅頭。他就是這樣挺了過來。



　　父親半晌不語，約莫過了十幾分鍾，才用一種遲緩的語調對我和母親說：“乃器現在的情況怎麽樣了？我們一點消息也沒有。他一個人如何生活？我很想見見他，也不知道我還能不能再見到他。”母親和我聽了，無以為答。



　　數日後，我把父親想見章乃器的心事，告訴羅儀鳳。



　　羅儀鳳眉頭微皺，說：“這個會晤當然好啦，但事實上很難辦到。”



　　康同璧嫌我倆說話的聲音太小，便起身坐到我跟前，說：“你們剛才說些什麽？能不能再講上一遍，給我聽呢？”



　　羅儀鳳用粵語把我的話，重複了一遍。康同璧聽清楚後，問道：“小愚，是不是你的爸爸很想見見章乃器？”



　　我點點頭。坐於一側的羅儀鳳，用手指了指窗外說：“外麵到處是紅衛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會的人）都成了革命政權的耳目和爪牙，我們這樣的人一舉一動都被監視。聽說俞平伯想吃點兒嫩豌豆，又怕鄰居發現。老倆口想了個辦法，晚上蒙著被單剝豌豆，夜裏把豌豆殼用手搓成碎末兒，摻和在爐灰裏，第二天倒了出去。結果，還是被檢查垃圾的人發現，又挨了批鬥，罵這個反動學術權威還繼續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你想，一捧豌豆殼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更何況是這麽兩個大活人、大右派的聚會。一但被別人發現，真的要大禍臨頭了。”



　　這時康同璧把臉扭向女兒，用一種近乎拷問的口氣，問道：“你怕嗎？”



　　“我怕。我是驚弓之鳥。當然怕啦！”羅儀鳳說罷，雙臂交叉扶著肩膀做出一副害怕的樣子。



　　康同璧正色道：“你怕，我不怕。我就要是請兩位章先生來我家見麵。”



　　羅儀鳳怔住了，我一時也不知該如何表態。



　　“你怕什麽？”老人繼續追問女兒。



　　“怕咱們擔不起搞反革命串聯的罪名。”



　　“小愚，你也害怕嗎？”老人轉而問我。



　　我遲疑片刻，遂答：“我怕連累你們母女。”



　　康同璧突然起身，麵向我們站立，像宣布一項重大決議那樣，高聲地說：“下個禮拜，我以個人的名義請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先生來這裏做客。”這令羅儀鳳手足無措，表情顯得十分尷尬。



　　康同璧則為自己陡然間做出的大膽決定而興奮，她拍著胸脯，說：“我不怕承擔反革命串聯的罪名，一人做事一人當！”接著，手指地板，說：“會麵的地點，就在我家，就在這裏！”



　　“就之如日，望之如雲。”看著老人因情緒激動而泛紅的臉頰，我無法表達內心激動、尊崇、驚喜以及歉疚的複雜感受。隻是覺得自己惹了事，讓康氏母女二人，一個擔著風險，一個感到為難。盡管老人慷慨激昂地說“一人做事一人當”，但我知道真正要擔待的，是她的女兒。羅儀鳳不僅要擔待，還要去操辦，她肯嗎？



　　“羅姨，你看怎麽辦？”我用充滿疑慮的眼光看著她。



　　“怎麽辦？還不得按她的主意辦。要不聽她的，她能跟我拚命。”她苦笑著回答。



　　我無論如何想像不出來，老太太和女兒“拚命”是個什麽樣情景。我隻知羅儀鳳是出了名的孝女，有口皆碑。康同璧讓女兒立即著手準備。比如：確定會麵的日期；確定如何通知章乃器的方法；決定會麵時喝什麽樣的茶；買什麽樣的佐茶點心。



　　康同璧叮囑女兒：“點心要好的。”



　　羅儀鳳背轉身，向我做個鬼臉，偷偷地說：“她嘴饞。買來好點心，請客人吃，自己也能吃。”



　　“你們兩個又在說什麽？”康同璧問。



　　“康老，我們沒說什麽。”我走到她跟前，用手梳整她那稀薄的頭發。



　　“我知道，她又在說我。而且，還不是說我的好話。”



　　我笑了，覺得老人可愛得像個孩子。



　　羅儀鳳也笑了，說：“她說自己耳聾，其實是假的！”



　　“你們一笑，就說明我的話是對的。怎麽樣？”老人一副得意的神情。



　　第二天，吃早餐。康同璧發現屬於她專用的一份油糕，沒了。她東瞅西瞧一番後，問：“儀鳳，我的油糕呢？是不是老郭給忘了。”



　　“老郭沒忘。媽，咱們家不是要請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吃茶嗎？你還特地吩咐要請他們吃好點心。我現在就要籌劃，你的油糕剛好吃完，暫時不忙買，你說呢？”



　　老人“哦”了一下，不再吱聲。過了會兒，她對我說：“小愚，為了這次會麵，我很願意不吃油糕。”



　　我一把握住她的手。我知道：自“文革”開始，老人的零食已經從西點、粵點降為北京油糕。現在，北京油糕也取消了。關於取消油糕的事，我沒有告訴父母，怕自己說得心寒，怕他們聽得心酸。



　　大約過了近十天的樣子，一切由羅儀鳳鋪排停當，由我和章立凡（章乃器之少公子）聯絡，父親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廳得以見麵。這是他們“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見麵，也是他們相交一生的最後會晤。



　　父親一身老舊的中式絲綿衣褲。母親說：“去見康老和乃器，還不換件衣服。”



　　父親答：“越舊越好，走在街頭好讓別人認不出我來。”



　　章乃器穿的是潔白的西式襯衫、灰色毛衣和西裝褲，外罩藏藍呢子大衣。我說：“章伯伯，你怎麽還是一副首長的樣子？”



　　章乃器邊說邊站起來，舉著煙鬥說：“小愚呀，這不是首長的樣子，這是人的樣子。”



　　會晤中，作為陪客的康同璧，穿得最講究。黑緞暗團花的旗袍，領口和袖口鑲有極為漂亮的兩道絛子。絛子上，繡的是花鳥蜂蝶圖案。那精細繡工所描繪的蝶舞花叢，把生命的旺盛與春天的活潑都從袖口、領邊流瀉出來。腳上的一雙繡花鞋，也是五色煥爛。我上下打量老人這身近乎是藝術品的服裝，自己忽然奇怪起來：中國人為什麽以美麗的繡紋所表現的動人題材，偏偏都要裝飾在容易破損和撕裂的地方？這簡直就和中國文人的命一模一樣。康同璧還讓女兒給自己的臉上化了淡裝，抹了香水。



　　她的盛裝出場，簡直“震”了。我上前擁抱著老人，親熱地說：“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眾裏挑一的大美人。”



　　“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為今天是貴客臨門啦！”



　　我故意說：“他們哪裏是貴客，分明是右派，而且還是大右派。”



　　老人搖頭，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再說，我不管什麽左派、右派，隻要來到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都要招待。而且，你的爸爸和章乃器不是一般的客人，是貴客。”講到這裏，便開始抱怨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她用手指了指領袖畫像，說：“人活八十，我見的世麵多了，但是從沒有見過像他這樣治國的。中國自古是禮儀之邦，現在卻連同城而居的好朋友都不能見麵，還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一點文化也沒有。”說著說著，老人二目圓睜，還真生氣了。



　　羅儀鳳為這次會晤，可算得傾囊而出。單是飲料就有咖啡，印度紅茶，福建大紅袍，杭州龍井。另備幹菊花、方糖、煉乳。一套金邊乳白色細瓷杯碟，是專門用來喝咖啡的；幾隻玻璃杯為喝龍井而備；吃紅茶或品大紅袍，自是一套宜興茶具。還有兩個青花蓋碗擺在一邊。佐茶的餅幹、蛋糕、南糖，是特地從東單一家有名的食品店買的。羅儀鳳還不知從哪裏弄來兩根進口雪茄，擱在一隻小木匣裏。



　　父親舉起一根雪茄嗅了嗅，放回原處，不禁歎道：“坐在這裏，又聞雪茄，簡直能叫人忘記現在的文化大革命，也忘記自己是牛鬼蛇神。”



　　康同璧在勸茶的時候，說：“兩位章先生，吃一點東西吧。這些是我女兒派人昨天從法國麵包房買的，味道不知如何，東西還算新鮮。”



　　羅儀鳳糾正她的話，說：“媽，東單的那家食品店，不叫法國麵包房，改叫‘井岡山’啦！”



　　“怎麽回事？井岡山是共產黨鬧革命的地方，這和麵包房有什麽關係？”康同璧的吃驚與質問，讓我們都笑了。



　　一陣寒暄之後，康同璧母女做陪，父親和章乃器開始了談話。父親問章乃器現在民建和工商聯的情況。



　　章乃器說：“我是被他們開除的，具體情況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國的資本家裏，毛澤東隻保了一個榮毅仁，其他人都受了衝擊。”



　　羅儀鳳在一旁糾正道：“榮毅仁其實也沒能躲過。他在上海的公館是有名的，極漂亮。北京高幹出身的紅衛兵說整座樓都屬於四舊，於是放了火，火苗從一樓竄到頂層。他們又把榮太太用皮帶套著脖子，從頂樓倒拖至一樓，現在還有腦震蕩的後遺症呢。不過，毛澤東檢閱紅衛兵時，讓榮毅仁上了天安門，還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們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沒變。”



　　章乃器說：“我講定息二十年，結果共產黨把定息全取消了。中國原來隻有政策而無法律，現在連政策也沒有了。”



　　羅儀鳳朝章乃器一擺手，說：“快別提你的定息二十年吧！三五反、公私合營，就已經把資本家弄慘了，而這次運動，他們算是徹底完了。工人造反派把每個資本家的底細摸得透透的，非要他們交出多少多少錢來，不夠這個數字，就往死裏打。結果也真厲害，資本家交出的私人錢財數目和他們算的數字，基本一樣。咱們的銀行也積極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單一律公開，把保險櫃一律打開或撬開。金銀首飾，美元英鎊，統統沒收。抄家的時候，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顯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錘子砸碎，能從藤芯裏抽出美鈔。家裏燒鍋爐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篩上一遍，居然能從裏麵篩出用黑漆布緊裹的存折來。當然，這樣藏匿私產的資本家，都會被打死或打得半死。”



　　康同璧還把同仁堂老板樂鬆生慘死的情況，講給章乃器聽。



　　章乃器向父親詢問起民盟一些老人的情況。他也和父親一樣，慶幸羅隆基死得早，並說：“努生的個性是矛盾的。他脾氣倔強，可質地脆弱，算不上硬漢。單是紅衛兵的暴打和抄家，他就受不了，一定不會像我這樣硬挺過來。”



　　父親慨然道：“即使是條硬漢，也難過此關。黃紹竑不就是個例子嗎？”



　　話說到這裏，客廳的氣氛便沉悶起來。羅儀鳳忙提著滾燙的銅壺，給他倆續水。康同璧用微顫的手端起玻璃大盤，請他倆吃水果。



　　此後的話題，自然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章乃器說：“從表麵看來這個運動像是突然發生的。但曆史和自然界一樣，從來沒有東西是突如其來的。其中不為人知的原因，恐怕已醞釀多年。毛澤東除了沒有做法律上的準備，事前的一切準備都很充分了。”



　　父親講：“依我看，老毛動的這個念頭（指發動“文革”），內因是源於他的帝王思想，就怕人家搶了金交椅。外因是有感於蘇聯的現實，看到斯大林死後出了個赫魯曉夫，他就憂慮得睡不好覺了，還給人家起了名字，叫修正主義。於是，在反修的旗號下，趁著自己還活著，就先要把中國的赫魯曉夫挖出來。至於他和劉少奇的矛盾，決不像共產黨報紙上寫的那樣吧。”



　　談到“文革”的政治後果，章乃器皺著那雙淡淡的眉毛，說：“一場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形成了兩個極端。一個是極端個人崇拜；一個是極端專製主義。這兩件東西，自古有之。毛澤東是把它發揮到頂峰了。而他手下那些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不是迎合，便是依附。”



　　父親說：“‘拈草樹為刀兵，指骨肉為仇敵。’搞這個運動都是什麽人？就像德國盧森堡當年形容的革命專政——少數幾個首領，一些隨機應變的政治騙子，還有一群被同化的弱者尾隨其後，而他們根本不知道在這場革命中自己需要什麽！這場標榜文化的革命對靈魂來說，是件極壞的事情，把人統統變成懦夫，這無異於政治奴役。運動過後，病勢深重的是人心與人性。”



　　羅儀鳳則十分不理解毛澤東的搞法，憤憤地說：“要搞劉少奇，就搞劉少奇一個人好了。他為什麽要把全國的人都發動起來。又是抄家，又是武鬥，又是毀文物。《聖經》上說：‘有時候，我們的英雄似乎隻比土匪頭子稍稍強一點。’我看兩千年前猶太人說的這句話，在兩千年後的中國應驗了。”



　　康老在這裏插了話：“今天哪裏是兩個大右派的聚會，我看是三個右派的沙龍。”她的話，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些興奮的章乃器，探過身對老人說：“康老，我念一幅最近寫的對聯給你聽，好嗎？”



　　“好！”老人高興了，用白手帕撣撣耳郭，說：“我洗耳恭聽。”



　　“你是詩人，我是個俗人。不過，偶爾也謅兩句。”章乃器立於客廳中央，麵向毛澤東像，一字一頓地說：“腸肥必腦滿。”接著，把煙鬥掉轉過來對著自己的胸口，說：“理得而心安。”



　　一言既出，頓時寂寞無聲。



　　康同璧輕輕拍手，道：“寫得好。”



　　羅儀鳳吐吐舌頭，對母親說：“媽，這副對聯你隻能聽，可不能對別人說呀！一旦傳出去，咱們可都要掉腦袋！”



　　康同璧趁著女兒進臥室的空隙，也向我們吐了吐舌頭，笑著說：“她怕，我不怕。當時紅衛兵抄家的時候，打了我，我也不怕。現在的中國人，隻剩一條命。何況，我也八十歲了。”



　　父親立即勸解老人：“儀鳳的話是對的。你們母女相依為命，儀鳳的生活全靠你，你更應小心才是。”



　　談話進行了近兩個小時。章乃器望望漸暗的天空，對康氏母女說：“今天過得太愉快了，這得謝謝康老和儀鳳。天色不早，我和伯鈞要分頭離開這裏才好。他有小愚陪同，住得又不遠，所以我要先走一步了。”



　　父親和他緊緊握手，互道珍重。羅儀鳳為他挑起客廳的棉門簾。



　　分手的一刻，臉上鋪滿微笑的章乃器對父親說：“伯鈞，我們還會見麵的。”



　　大家目送他的離去。夕陽給這座僻靜的院子，塗上一片淒涼的金色。章乃器敞開的大衣，在寒風中微微擺動。剛才還在說笑的人們，又都回到了現實。“可恨相逢能幾日，不知重會是何年。”



　　父親也起身告辭。臨別之際，對康老說：“在人們要不斷降低自己做人的標準以便能夠勉強過活的時期，老人家依舊君子之風，丈夫氣概。這次會麵實在難得，但不可再搞。太危險了！尤其對你和儀鳳的這個家，風險太大。”



　　康同璧握著父親的手，連聲說：“不怕，不怕，我們大家都不要怕。”



　　羅儀鳳執意要將父親送出大門。走在石板路上，她一再感謝父親，並說：“要不是章先生最後說了不可再聚的話，我媽過不了多久，又要請你們來了。”



　　父親用解釋的口吻，說：“人老了，怕寂寞哇。”



　　“不單是這個理由。”羅儀鳳反駁道：“更主要的是，她特別敬重你們。”



　　父親內心十分感動，因為他已經很久沒有聽見這樣的話了。



　　寄住在康家的這段時間，我還認識了三個教授。



　　一個叫張長江，是康有為弟子張伯楨之孫，北京史專家張次溪之子，在對外經貿學院（即現在的對外經貿大學）任教。說得一口好英語、又有一手好書法的他，十天、半月來羅宅一次，負責處理康同璧的文字類事務。他曾偷偷告訴我：“你在川劇團，康氏母女給你的回信，大多由我代筆。所以，我們早就認識，隻不過無緣得見。”



　　張先生進門後，從不急於走到寫字桌忙著提筆幹活。他要和老人說上許多閑話，趣話，以及街頭新聞。和我聊天，則講菊苑舊事，文壇掌故。一旦和羅儀鳳談及需要處理的事情，有我在場的話，就全講英語了。我也理解，畢竟屬於人家的私事。他在康家從不吃飯，哪怕是抄抄寫寫到天黑。知書達禮，隨和風趣，以及對人情世故的諳通，使他成為一個備受歡迎的人。可以說，張長江一來，康氏母女總是眉開眼笑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大陸刮起留美狂潮。我在北海後門附近，遇到那位上海小姐。簡短的閑聊中，她對我說：“你要去美國嗎？要去，就找張長江。他不教書了，在美國大使館工作，可紅啦！他對你印像很深，常念叨你呢。”我家離美國大使館很近，隻隔一條馬路。但我始終沒有去找已是紅人張長江。據說，參加康同璧母女葬禮的，有他一個。



　　另一個教授的名字，怎麽也記不起了。他並不怎麽老，卻已是滿頭白發。在山東大學教書，自心理學科被官方取消後，改教中文了。他來北京料理私事，請假三日，食宿在康家。當他聽說我父親是章某人的時候，即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他說：“我對令尊大人非常敬佩。今天我們給馬寅初和章羅聯盟下政治結論，為時尚早。因為勝負輸贏不到最後一刻，是難辨分曉的。現在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質，究竟革命還是反動？更要留給曆史評說。”



　　三天裏，他天天議論江青。他說：“江青就是藍蘋嘛。沈從文就認識她，也跟我談過她。一個三流電影明星，品質也差，非要稱什麽文化旗手，還成了叱吒風雲的英雄。她一登政壇，便用盡低劣之極的招數。我們英明領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讓我不明白的是，幾百萬的共產黨員，竟都能服從、容忍，甚至擁戴。”說話時，那無比憤怒的態度和膽量，使人覺得他根本不是什麽教授、書生而是俠客，壯士。



　　臨別時，他希望我能在羅宅多住些日子，說：“這個家太冷清，人太寂寞。從前可不是這樣的。”



　　再一個教授，便是黃萬裏了。



　　那天下午，我回到康家，見一個學者風度的人坐在餐桌旁邊。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約五十來歲，衣著得體，腳下那雙生膠底軟牛皮皮鞋，很顯洋氣。



　　羅儀鳳說：“你們該認識吧？”我們各自搖頭。



　　康同璧驚奇地說：“怎麽會不認識呢？一個是黃炎培的公子，一個是章伯鈞的千金。”



　　康氏母女哪裏曉得民盟的複雜結構與人事。父親與黃炎培的往來純屬公務性質，談不上有多少私交。反右以後，索性斷了聯係。



　　黃萬裏聽了老太太的介紹，立即起身，向我伸出右手，說：“我叫黃萬裏，在清華教書。雖說我是父親的兒子，可現在是你父親的兵呀！”



　　站在一邊的羅儀鳳解釋道：“萬裏和你爸爸一樣，戴了右派帽子。”遂又翹起大拇指，說：“他的學問特別好，在美國讀了三個大學，得了七個博士。萬裏，萬裏，他本該鵬程萬裏。”



　　有了這個前提，似乎也就有了話題。我問黃萬裏是因為什麽劃了右派。他告訴我：“是因為黃河，具體說就是反對三門峽工程。”原來，黃萬裏認為黃河的特點在於泥沙。治黃關鍵在治沙，可那時蘇聯專家的方案是根本不考慮排泥沙的事。後來三門峽用於挖沙的錢好像比發電得的錢還多。大壩一次次改建，弄得千瘡百孔；庫區百姓上下來回搬遷，搞得苦不堪言。實踐證明，他是對的，可帽子戴了二十三年。



　　康同璧用稱讚的口氣，補充道：“小愚，萬裏的詩是做得很好的！”



　　黃萬裏笑了，說：“快不要提什麽詩了。1957年劃成右派，跟我寫的《花叢小語》（隨筆小說）還有很大關係呢。”



　　大約閑談了一個多小時，黃萬裏起身告辭。說：“回清華的路太遠，要早一點走。”



　　康同璧非常舍不得他走，拉著他的手，一再叮囑：“你隻要進城，就一定要來呀！”



　　黃萬裏一再保證：“隻要進城，就一定來。”



　　有了這句話，老太太才鬆了手。



　　這三個教授與康氏母女都是老朋老友了。他們之間的往來，不涉“關係”，也無利益原則，完全是傳統社會的人情信托。他們之間的相處親切，信賴，安閑，是極俗常的人生享受，又是極難得心靈和諧。他們之間的談話，因文化積累的豐富而有一種特別的情調，因有了情調而韻味悠長，像白雲，細雨，和風。



　　我每天是在晚飯後去東四十條羅宅。有時因為天氣不好，父親就叫我早一點離開家。康氏母女見我回來得早，總是特別高興，見麵的第一件事，便要我說說當日新聞或小道消息。聽完以後，康同璧常說的一句話是：“現在外麵太亂，人變得太壞，好多事情也搞不懂了。我經曆了四個朝代，總結出的經驗是‘以不變應萬變’。”



　　憶舊，則是我們的另一個話題。一提到過去，康同璧的話就多了，而且講得生動有趣。一次，大家坐在客廳搞精神會餐，羅儀鳳講發鮑魚和燉燕窩的方法；上海小姐介紹如何自製沙拉醬，我也聊起父親和我愛吃西餐的事情。



　　老太太接過話頭說：“先父也愛吃西餐。在倫敦生活的時候，有一次上街看見一家地下餐廳，他想餐廳開在地下，價格肯定要便宜，於是就走了進去。翻開菜單，那上麵竟有龍蝦。先父大喜，叫來服務生說，我要龍蝦。飯飽酒足後，呈上賬單。他一看，嚇壞了，就是把口袋裏所有的錢掏光，全身的衣服當盡也不夠。他隻好狼狽的坐在那裏，等外麵的朋友送錢付賬。原來倫敦的地下餐廳是最貴的地方。”



　　老人講的故事，不但引來笑聲，而且引出口水。我叫嚷著：“羅姨，我想吃西餐！”



　　老人見我叫，便也跟著叫：“我也要吃。”



　　上海小姐說：“如果吃西餐，沙拉醬歸我做。”



　　羅儀鳳嗔道：“都鬧著要吃，可誰來洗那二百個盤子？”



　　“怎麽要洗二百個？”這個數字讓我吃驚不小。



　　羅儀鳳答應了我們，並說：“你們不許催我，什麽時候準備好了，什麽時候吃。”



　　康同璧高興得直拍手。我回家卻挨了父親的罵，說我嘴饞的毛病走到那裏也改不了，也不看看現在是什麽局勢和環境。



　　第二天，我對康同璧說：“不想吃西餐了。”



　　“是不是爸爸批評你了？”坐在一邊的羅儀鳳馬上就猜出了原因。



　　我點點頭。



　　羅儀鳳說：“我一定讓你吃到西餐，不過，就別回家再說了。”



　　過了許久，我早把鬧著要吃西餐的話，忘在了腦後。突然，羅儀鳳告訴我，這天晚上吃西餐。她簡直就是一個能施魔法的仙女，在社會生活都已全部革命化的情況下，居然擺出了規範而正宗的西餐。長長的白蠟插在燭台，高腳玻璃杯斟滿了紅酒，鍍銀的刀叉，雪白的四方餐巾。我不禁驚歎道：“咱們好像到了一個神話世界。”



　　什麽都擺弄好了，羅儀鳳竟沒有在場。我問：“羅姨是不是還在廚房？”



　　康同璧和上海小姐都默不做聲。等了一會兒，羅儀鳳從臥室裏走出，那一瞬間，她漂亮得好似回到了少女時代。燙染過的頭發起伏閃亮，並整齊地覆蓋著額頭。粉紅的唇膏襯托出一口整齊的牙齒。秀麗的眼睛上麵，眉毛仿佛出自畫家之手。苗條的身材裹著白底藍色小碎花圖案的布質旗袍，跟盛開的花叢似的。散發著香水芬芳的她，溫雅又柔美。接著，又驚異地發現她的睫毛比平素長了，胸部也高了……這是怎麽弄的？我那時還真的搞不懂。



　　每上一道菜，必換一次盤，包括襯盤、襯碟在內。在刀叉的配合、唇齒的體味與輕鬆的交談中，我漸漸找到了西餐的感覺和舊日的情調。在橙黃色的燭光裏，真有種類似夢境的意味。



　　我把吃西餐的始末與美妙，講給父母聽。父親說：“你太粗心大意了。一個女性能如此操辦、打扮，肯定是在給自己過生日了。”



　　“那羅姨為什麽事先不說或在舉杯時講呢？”



　　“儀鳳是在回避自己的年齡。”



　　我又問父親：“羅姨的生活環境那麽優越，怎麽她什麽都會？做粵菜，做點心，做西餐，燒鍋爐，種玫瑰。”



　　父親告訴我：“英德兩國的傳統貴族，自幼均接受嚴格的教育及訓練，都有治家的性格與能力。哪裏像你的那些幹部子弟同學，生活上的事共產黨一律包幹，兩隻手除了會化錢，就什麽都不會幹了。”



　　縱不能惹起某個男人的熱烈情感，但足以引起普遍的喜愛，羅儀鳳就是這一流的女子。輕盈的體態，純良的品質，對日常事物處理的穩妥周全的才智，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大家風範，兼備於一身。難怪父親，章乃器，陳銘德、鄧季惺夫婦等人，都無一例外地喜歡她。我也喜歡羅儀鳳，但在我與她已經混得很熟的時候，仍覺自己並不完全了解她。她和自己的母親擁有一個很大的活動天地，交遊縉紳，往來鴻儒。但是當她一個人獨處時，又好像全世界皆與之無關。她與康老一樣地善解人意，卻很少將自己的事隨便告人。我至今不知她從燕京畢業後的幾十年，有著怎樣的經曆？她怎樣生活？工作過麽？被人愛過麽？——為了能解答這些疑問，我對她說想看看她的影集。羅儀鳳爽快地答應後，一頭紮進後麵的書房。



　　我接過落滿塵土的老像冊，不禁叫起來：“羅姨，怎麽隻有一本？”



　　“我自來就不愛照相。”她笑著回答。



　　本想從舊影中對她的過去尋些蛛絲馬跡，不料竟一無所獲。像冊裏麵，絕大部分是康同璧的照片，屬於羅儀鳳的，很少很少。偶爾發現一兩張，那也是她與女友的合影。即使這樣的照片，她的相貌也是模糊不清，因為總有一副碩大的太陽鏡遮住半拉臉。在所有的照片裏，生活十分西化的她，身邊居然沒有一個男性。曾聽上海小姐說：“康老不願意女兒和男人往來，想把女兒永遠留在身邊，好照顧自己。一次，同仁堂的樂家大姑專門來給羅儀鳳說媒。沒幾分鍾，康老就把樂大姑攆出了大門。老太太惟有對羅隆基是個例外，始終視為貴客。”



　　我看完影集後，問：“羅姨，你為什麽不愛照相呢？”



　　她撫摩著影集的黑皮封麵，歎道：“這些相片對留影人，當然是寶貴的。可你想過沒有，多少年後一旦落在陌生人手裏，那將是個什麽情景？恐怕不是當廢紙扔進紙簍，就是作為廢物賣掉。想到這樣的歸宿，即使麵前是多美的景致，身邊有多好的朋友，我都不願意麵對鏡頭了。”



　　“羅姨，一張好照片，可隨時欣賞。你現在何必擔憂幾十年後的事。”我想，羅儀鳳不留影的根本原因，恐怕是覺得自己並不漂亮。



　　她搖頭，說：“像我生活在這樣的家庭，又是一個人，是必須學會預算生活的。”



　　羅宅有一套看著大氣、坐著舒坦的英國沙發，而且被保養得很好。當那位上海小姐要搬離康家的時候，羅儀鳳毫不猶疑地把沙發送給了她。我問：“這麽好的東西，你也可以用，幹嘛要送給別人？”



　　羅儀鳳說：“我的小愚，你還年輕啊！許多事要提前做安排，不能等老了以後再說。特別是那些視為珍貴之物的東西，一定要由自己親手處理，不要等到以後由別人來收拾。我說的‘別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兒孫和親戚。”



　　“淡生涯一味誰參透？”在我懂得她所持的這個觀點後，才漸漸懂得她的行事及做派。羅儀鳳給自己立的做事規則，猶如提前執行遺囑一樣，很有些殘酷。別說我接受不了，就是一向欣賞西方人生活原則的父親和羅隆基，恐怕也辦不到。然而，當我曆盡坎坷、不再年輕、並也做了孤家寡人的時候，對她的觀點和行為，不但深深地理解了，也徹底地接受了。



　　羅儀鳳愛香水。



　　她對我說過：“香水好，就連裝它的瓶子，也是美的。”由於都知道她的這個喜好，所以從她讀燕京開始，人們在送她禮品的時候，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上等香水。她把最好的香水作為藏品，裝入一個木箱。“文革”爆發，這個木箱再沒有打開過，就是說，她把香水“戒”了：不搽，不聞，不看。



　　後來，她把箱子送到我家，對母親說：“這裏麵都是最好的香水，有的比黃金還貴。你有兩個女兒，她們可以用。”



　　母親執意不收。



　　羅儀鳳想了想，說：“算我寄放在這裏，總可以吧？”



　　母親答應了。那麽喜歡香水的她，自己竟一瓶不留。從此，她不提木箱的事，直到死。



　　羅儀鳳喜歡鞋。



　　我一直以為在她的服飾穿戴裏，最講究的部分就是腳下的一雙鞋。她穿鞋要配衣服，配季節，配場合，配情緒。一句話，把鞋穿到了審美的境界。所以，她的鞋既是用品，也是藏品。紅衛兵抄家、破“四舊”的時候，她不知該如何處置，又舍不得把它們丟掉。



　　情急之下，她把我的姐夫找來，急切切地說：“紅衛兵在‘勒令’中，隻規定不許穿高跟鞋。你看，咱們是不是可以用鋸把所有的鞋跟兒都鋸掉？”姐夫聽後，同意了。



　　夜深人靜，羅儀鳳把鞋子統統翻出來，幾乎堆成一座小山。她又找出了鋸子。先是姐夫一個人鋸，後來是兩人一起對拉。十幾分鍾，卻連一隻鞋的後跟兒也沒鋸掉。羅儀鳳累得滿頭大汗，急得滿臉通紅。北大物理係畢業的姐夫觀察發現：羅儀鳳的鞋均為進口貨，別看後跟兒纖巧如一彎細月，可內裏都有優質鋼條做支撐。他擦著汗說：“國產鋸怎麽對付得了進口鋼？羅姨，我們這樣幹個通宵，也鋸不了幾雙鞋。”



　　羅儀鳳坐在地板上，瞧著那些八方買來、四季穿著、一心收藏的鞋，什麽話也說不出來。最後，她屈從了現實，放棄了審美，把鞋扔了。一雙未留。



　　羅儀鳳愛花。



　　她家的庭院裏，栽有一片法國品種的玫瑰，還有十餘株品質極高的榆葉梅，排列於大門兩側。五十年代的春日，一位副總理級的高官驅車路過東四十條。那繁密似火、濃豔似錦的榆葉梅，綻露牆外。花樹之盛，引得他駐足而賞。後來，他的手下工作人員，含蓄地表達了首長意思。待花謝盡，羅儀鳳讓人把所有的榆葉梅連根挖出，送了過去。一株未留。



　　一個冬日的夜裏，我住在康家。惡夢把我驚醒，開了床頭燈看表，已是半夜三點多了。一片寂靜中，仿佛覺得有仙樂從天上飄來。細聽，那仙樂是一首小提琴獨奏曲。再細聽，那聲音是從羅儀鳳的臥室傳出。頓時，我睡意全消。月亮穿過窗幃，投下寒冷的光波。我躺在狹小的床上，忘記了外麵的瘋狂世界。“此曲隻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盡管自己知道此時此刻，是絕對不該叨擾她的。但我難以克製湧動的心潮，不由得推開了通向她臥室的小門——



　　羅儀鳳見我光腳散發，立在她的床頭，驚恐不已。原本就沒有血色的臉，刹時變的灰白，灰白。她的雙手下意識地抱住一個有整塊青磚大小的東西。那東西在月光映射下，閃動著金屬的光澤。我想，美妙的音樂該是從這裏流淌、蔓延開來。恰恰在這個時侯，小提琴旋律戛然而止，從“磚頭”裏傳出的是英語。



　　我問：“羅姨，這是什麽東西？”



　　“這是現在世界上最好的一種收音機。”



　　然後，我不知道該對她說些什麽；她也不知道該向我解釋些什麽，二人相對無語。沉默中，羅儀鳳突然爆發出無比的激憤，她下顎骨發顫，眼睛像火一樣的紅了起來。她把“磚頭”護在懷裏，用一種類似詛咒的口氣，說：“小愚，我是一個軟弱的人，也是個無能的人。我無夫無子，這輩子隻剩下一點兒愛好。我喜歡鞋，現在鞋都扔掉了。我愛花兒，可那些美麗的玫瑰是我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的夜裏，流著眼淚親手用開水澆死的。現在，花兒沒有了。我愛香水，香水沒有了。我愛音樂，音樂沒有了。我愛英文詩，詩也沒有了。我從來沒有、也不想防礙共產黨，可共產黨為什麽要如此侵害我？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我家來說，是釜底抽薪；對我個人而言，是經脈盡斷哪！”羅儀鳳仰望夜空，力圖抑製住心底的悲與痛。但我還是見到了她的淚水。燈下，她的淚水像玻璃一樣剔透。



　　待情緒稍有平複，羅儀鳳反倒起身送我回屋，並問我：“要不要吃點安眠藥？”



　　後半夜，我一直在琢磨康氏人家，索性不睡了。父親說過，她們母女是真正的貴族。我想，這些昔日貴族活在今天，日子太難，心也太苦。康同璧常說自己的處世原則是“以不變應萬變”，然而，現實卻在逼迫她們做出“順適”。出於教養，也出於經驗，她們的“順適”往往表現為一種不自覺其努力的努力。這種努力和共產黨員努力“改造世界”，當然其內涵各異。後者的努力是向外、向外、再向外，具體說就是去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前者的努力，是向內、向內、再向內，具體說就是努力於自省，自律和克己。努力的核心內容便是：忍。在雲詭波譎世事不勝其變幻的年頭，誰都得忍。強權下的老百姓，以其渺小而忍。那麽，康氏母女所代表的老派家庭的忍，又體現出什麽呢？是閱曆太多、見事太明的無可奈何？還是抹殺自己、無損於人的智慧生存？——年輕的我無法判斷，但羅儀鳳的哭訴，卻讓我深深懂得：這種“忍”，原來是最可痛心的，其內裏，有著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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