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並不如煙(4)君子之交——張伯駒夫婦與我父母交往之疊影

君子之交——張伯駒夫婦與我父母交往之疊影

　

　　自打反右運動一起頭兒，父親（即章伯鈞）就開始琢磨著反右的結局和自己的下場，甚至在毛澤東還沒想好怎麽處理他的時候，他就在家裏把自己處理了一回——讓警衛秘書王鎖柱把家中所有的工作人員召集到東客廳，請他們圍著平時吃飯的圓型大餐桌，一一坐下。



　　父親客氣又鄭重地對他們說：“你們大概已經從報紙上知道了，我現在犯了政治錯誤。所以，請你們不要再叫我章部長了，可稱我先生，也可直呼我的姓名。”



　　坐於一側的王秘書趕緊聲明：“在我們沒有接到正式通知以前，大家都必須繼續稱呼您為章部長。”



　　此後，父親不止一次地對家人說：“我們準備過老百姓的日子吧，回桐城老家更好。”



　　1958年1月底，父母雙雙獲得“又劃又戴、降職降薪”的處理。好像上邊對父親特別寬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報社長等九個職務之後，特意保留了“全國政協常委”的職務。在由行政三級降至七級後，又特別保留了四合院、小轎車、司機、警衛、廚師、勤雜、秘書。國人社會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於權力所給予物質待遇之厚薄上。父親既受政治貶損，又得生活厚待。如此發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預想。



　　鬥轉星移，歲月悠悠。慢慢地，父母開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下沉重的人生。首先便是與中國曆史同樣淵遠流長的世態炎涼。親近的、親切的、親密的，一個接一個地疏遠、疏隔、疏離了。而且，越是親近親切親密的，就越發地疏遠疏隔疏離。諸如，二十年代一起參加北伐戰爭的老友，三十年代共同發起“國民黨臨時革命行動委員會”的第三黨人，四十年代參與籌措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民盟元老。好像他們當初當年當時結識章伯鈞，便是一種錯誤。唯有1957年的政治風雨，才撥正了他們所在黨派以及本人生命之舟的航向。看著他們批判自己的那副痛心的樣子，父親也跟著替他們心痛。



　　一日，戴帽的母親到農工黨北京市委會去參加政治學習。在回家的路上，大老遠便瞅見個老熟人。這也難怪，五十整的年紀，眼神正好。老熟人是民盟中央的副秘書長，叫辛誌超。他不僅和父親、母親熟，而且和我姐、和我也熟。我家的門坎兒，他是跨進跨出的。每每在與父親談正事之前，都要給我姐妹倆講上一段故事。故事多半說的是燕都舊話，再與那滿嘴的京腔京韻相搭配，我倆聽得津津有味。民盟中央的人，從沈鈞儒開始往下數，來家裏開會、談事、作客、聊天的，不下幾十個。要論個生熟鹹淡，眼下這位離母親不遠的人，得算在十名以內。所以，我很能想像母親認出他時的那股衝動、那般欣喜及那份熱情。



　　母親揮動著手，向他飛奔過去。辛副秘書長停住腳步,四下裏張望。當他那雙近視加老花的眼睛透過厚重的鏡片，終於辨清來者為何人的時候，即毫不猶豫地轉身180度，快速消失在人流中。



　　母親傻站在街沿。她對老熟人或許有很多的話要說，或許隻想問聲好。她有如一個在外麵受了委屈的孩子，回到家中眼淚便撲簌簌地滾落出來。在父親的詢問下，母親講述了街頭刹那間的經曆。



　　站立一旁的我，簡值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辛伯伯，怎麽會不理我們的媽媽呢？”我為如此熟識的人能做出如此絕情的事而憤怒。心底還有一種母親受辱自己也跟著受辱的感覺。



　　母親為自己的不識時務、不通人情而悲哀，不禁歎道：“解放前看的《紅樓夢》和解放後讀的馬克思，都算白費了。連熟識的人才專做絕情事的起碼常識，都沒能學到手。”



　　父親則勸母親心放寬些、看得開些，語重心長地說：“大到一個政黨的背信棄義，小至辛誌超的躲避奔逃，自古就是中國官場的傳統。”不過，父親也從中預見到自己的未來，必是孤獨自處的末路。除非欽定的章羅聯盟和反右運動被欽定者推翻，而這個“推翻”又是根本不可能的。



　　憂心忡忡的我問道：“爸，人當了右派，怎麽別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難過了？”



　　我的問話，使父親激憤起來，滔滔不絕：“隻有在中國當右派，才是這個樣子。小愚（我的乳名），你哪裏曉得——在西方，右派也是很體麵的。議會裏，還有他們的席位呢！與左派僅僅是表明政見之不同罷了。議論國家大事的時候，左派、右派、中間派各自發表看法，陳述主張，申明立場。因為各派所持立場、主張、看法不同，它們之間勢必要有激烈的辯論、爭執以及相互攻擊。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現像，並受法律保障。西方國家的官方政策，往往也都要經過這些辯論、爭執和攻擊的考驗或矯正。現在，老毛把右派定性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還劃了個資產階級成分。那麽，左派與右派便不屬於思想差異，而視為革命與反動的政治對立了。在我們這個國度，誰一旦成了統治者的政治對頭或被看做思想異端，日子就很難過了。國家、權力、輿論、黨派、社會、朋友、甚至家庭，都會糾合成為一股力量，不斷地打擊、迫害、除滅這個對頭和異端。在這個問題上，我原以為新社會要比國民黨做得好一點。現在看起來，和過去沒有太大的不同。”我自幼就愛聽父親說話。因為他說的，和報紙上登的、收音機放的、課堂裏講的，都不一樣。他不從屬於別人，他隻屬於自己。



　　或許因為情緒激動，父親說話的聲調越來越高。母親不讓父親繼續往下講，打斷他的話頭：“當著孩子的麵，不要說這些，而且一句一個共產黨，一句一個老毛。從前你可以這樣說話，現在你是右派，再不可以這樣講了。你在家裏講，萬一傳到外麵，人家真要說章伯鈞反動到家了。雖然我們看不慣黃炎培，兒子劃成右派，自己跟共產黨反倒更加親近。但是你也沒有必要和過去一樣傻，把所有的想法都說出來。”



　　我知道母親“訓”父親，是因為母親疼父親。特別是在眼下，知他疼他的人沒剩下幾個。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整天整天的批判大會，父親就像吞大魚大肉一樣，全部咽下。而母親這番雨絲風片般的“訓”，對父親來說，充其量隻能算做一碟清炒苦瓜。父親聽完“訓”，一不反駁，二不申辯，三不堅持。自己一個人回到書房。我也緊跟著進去。當父親坐在寫字台前的皮轉椅上，他的臉色分明陰沉了許多。俗話說：樹怕剝皮，人怕傷心。我在想，社會上已經失去“麵子”的父親，是不是覺得在家庭裏開始失去“裏子”了。父親失去的再多，哪怕父親在外麵的存在等於零，那他也是我的爸。我一聲不吭，站立在父親的身後。父親也一聲不吭，雙手交叉於胸。他的外表是平靜的，然而心裏必定很難受。六十多個年頭的人生，在心窩子裏一次次跌宕翻騰。



　　父親麵對政治壓力和應付社會環境的唯一選擇，是獨處，也隻能獨處。假如他是個埋頭做學問的，麵壁數十載，獨處一輩子，也算不得什麽難事。偏偏父親從中國私塾讀到柏林大學，也沒能塌心做學問，而是起勁兒地搞政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靜，得參與，得活動，得鬧騰。開會，講演，結社，遊行，擬指示，呼口號，寫文章，直至發動戰爭（可惜父親的本質是書生，他搞的政治始終未能上升到拿槍杆子的高級階段）。父親以此為生活，以此為追求，以此為樂趣。如今這種生活、追求和樂趣，給撅折掐斷，戛然而止了。這番光景，好似一個有名氣的演員，戲唱得正帶勁兒的時侯，被轟下了台。令其振作、陶醉和亢奮的鑼鼓，絲竹，燈光，油彩，底班，龍套，跟包，觀眾，也隨之消失得無影無蹤。現在一大早起床，父親不必忙著漱洗用餐，既沒有機關讓他去上班，也沒有單位請他去講話。上午到下午，父親不必忙著東奔西跑，既沒有事情等候他處理，也沒有會議需要他參加。從早到晚，父親不必忙著前庭後院的穿梭，既沒有人按動大門的電鈴，客廳裏也沒有響動的電話，書房裏更沒有擺放好的文件、報告、公函、書信，亟待拆閱。父親全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從洪秘書手裏接過當天的報紙——《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厚厚一疊，他的眼睛像架掃描儀，用不了多大功夫，就都“掃”完了。唯有每日分三版的16開大小的《參考消息》，讀得仔細，看的時間也最長。



　　父親說：“隻有‘參考’上，還有一點消息。”有時侯《參考消息》送進門，正巧父親要去方便。他能拿著它，在衛生間裏呆上幾十分鍾。要不是母親催我也叫喚的話，不知他坐在馬桶上還得看多久。老實講，能得到這一點消息，也來之不易。因為父親在必須接受右派帽子時，向中共中央統戰部提出的唯一請求，就是希望今後自己能夠繼續看到一份《參考消息》。



　　把看“參考”的事做畢，父親也就終日無事可做了。在以往雜亂忙碌辛苦勞累疲憊困乏的時侯，他多麽向往安寧清靜恬淡閑適的日子。現在，他向往的日子來了，卻沒能給自己帶來安寧清靜恬淡閑適。1957年以前，那時事情再多工作再忙，父親每隔一、兩個月要抽出一天的工夫，把全家帶到郊外去散心。香山、頤和園、十三陵是常去之地。現在，每天都可以搞郊遊，父親卻呆在家裏，不愛動彈。說來也是，父親乃職業政治活動家，現在打發他去過既無政治、又無活動的生活，他渾身上下能得勁兒嗎？父親常一個人獨坐書房。黃昏時分，書房內一片幽暗，他也不開燈，淒敗之色在臉上盡情地鋪展，猶如把自己自覺地放逐在大漠之上，而四顧茫然……



　　年輕的我很難體會出父親內心的複雜感受，但我發現自己的日子過得也不痛快了。填好的入團申請書，被告知作廢。政治課老師拿我的思想小結或學習心得作為批判材料，在全班散發抖落。班幹部和積極分子都不怎麽搭理我；幹部子女身份的同學把我從圈內踢到圈外；出身不好的同學又不敢把我從圈外劃入圈內。一個先是團支部書記後當上學生會主席的同學，時刻用批判的目光打量我，並抓緊一切可以抓緊的機會，隨時向我發動攻擊。站在學生官兒的位子上，她的每次行動又總能糾集到同夥。一旦我陷入挨批的處境，就覺得自己也當上了爸。這時我心裏也著實納悶兒：本是眉清目秀的少女，隻要懷上一顆革命的心，怎就窮凶極惡起來？下午自習課後的自由活動，是我最難挨的時光。看著同學三三兩兩的閑聊天，拉幫結夥的搞活動，就好像一支行進中的浩蕩隊伍單把我拋撇在外頭。我孤零零地佇立於操場東頭的老楊樹下，看著漸褪的夕陽，即使什麽都不想，隻要鼻子一酸，那眼淚就流成了行。為了排遣空虛，我能借個藍球，一口氣玩它幾個小時。



　　我的同學、已是北京青少年業餘體校籃球隊員的洪鈐，瞧我投籃的興致如此之高，便對我說：“你那麽愛好體育，找個機會我推薦你去業餘體校學打藍球吧？”



　　我回家把這事兒跟父親說了。父親這下可找到一個分析事理的機會。他口若懸河地講起來，認為洪鈐的通脫，更多地是接受了其父洪深的影響。然後，告訴我戲劇家洪深出身官宦門第，且畢業於哈佛。再後，又向我講述了其父洪述祖因宋教仁一案，而如何改變了兒子的人生道路。最後，父親建議我去看看曾樸的《孽海花》，說那裏麵影射了許多中國近代史上的名人，很有意思。由此，我發現講些自己的事，居然能引起父親的話頭。他，真的寂寞。



　　時間一長，我打球的熱情開始消衰，決定不再去體校。下午放學回家，把功課做完，就和父親一樣地無事可做。東翻翻，西看看，從北客廳遛到南書房，又從東客廳逛到西臥室；再不，打開收音機，從孫敬修娓娓道來的童話故事，一直聽到鬥嘴架勢的歌曲《社會主義就是好》。



　　無事可做的父親看不慣無事可做的女兒。他問：“你的心上是不是長了草？能不能安安靜靜地做成一件事？”



　　人可真是個複雜的東西，像父親僅在1957年一個夏季，就能給官方提那麽多條的批評意見；而我跟他生活了幾十年，除了以疑問句方式批評我“心上長草”之外，至今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父親是否還教訓過我什麽。



　　為了能安安靜靜地做成一件事，我向父親鄭重提出要學書畫。理由是：“如果我不學的話，將來你死了，你買的那麽多的字畫由誰來欣賞呢？”聽後，父親大驚大笑亦大喜。精神之振奮，情緒之昂揚，活像當天我要給他做大壽。



　　父親立即張羅起來。首先讓母親把她的西書房騰給我，然後給我送來文房四寶、鎮尺印泥、碑帖、畫譜。他自己充當搬運工，不叫洪秘書插手。什麽康熙時期造的墨，給乾隆爺進貢的紙，紫檀的筆架，端溪的硯台，還有祝允明、文徵明、吳昌碩、金農、鄭板橋、吳大澂、康有為等人，以及我當時就認不得、現在也記不起的許多名家寫的立軸、手卷、冊頁。父親每搬來一樣寶貝，都要數落給我聽，抖落給我看。



　　見他兩手灰塵一臉汗，我心疼得叫：“爸，別搬了。”他卻樂此不疲，止都止不住。



　　母親被父女倆昂揚的熱情所感染，也陪著我們高興。可一旦發現父親有時亮出的寶貝是她壓根兒沒見過的，便有些憤憤然，對父親說：“你這個老頭子！居然藏了這麽多好墨好紙。我給你抄了多少稿子，替你寫了多少書信，你都不把好紙好墨給我，現在小女兒隻說了一聲要學書畫，八字還沒見一撇，你就把好東西都擺出來了。”



　　母親說這話，最初隻是嗔怪，後來她還真的嘔了點子氣。父親趕緊陪笑。



　　繼而，是關於請誰來當我的老師問題。



　　父親說：“教你寫字的人不用請，你媽就是最好的老師。”



　　母親的書法特棒，這是黨派圈內眾人皆知的事。抗戰時期“民盟”給中共中央的一些信函文件，就是母親用正楷謄寫的。她正經八百一手顏體楷書，連周恩來都知道。五十年代初國家決定在天安門前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母親接到被聘為紀念碑建築委員會的委員通知。她大惑不解：自己不是建築家，又非美術家，怎地成了委員？後來遇見周恩來，周說是他提名的，說：李健生懂書法，對碑文的設計可以出些力。



　　母親從如何握筆提腕運氣開始教我練字，讓我從篆隸練起。挑了一本鄧石如的《石鼓文》冊頁，叫我天天臨摹、反複書寫。說什麽時候練熟了，寫得像個樣子，才能歇手。我愛練字，更愛父親給我布置的書房和他給我的每一支筆、每一張紙、每一塊墨。每天做學校老師布置的作業之前，先練字。母親不怎麽看我寫，寫完後她用朱筆批閱。整個字都寫得好，在這個字上勾個大圈圈；字的某個局部寫得不錯，就在這個局部畫上小圈圈。一張大字經母親的批閱，變得像人工繪製的地圖。



　　父親則是個持久的看客，我隻要展紙提筆，他便在我身後走走停停、停停看看。管我寫得好歹，父親是一概欣賞。他在不停地誇獎我的同時，還不斷地自責，說從小沒有把字練好，現在眼瞅著女兒超過了自己。其實他的自責，仍舊是對我的欣賞與疼愛。在我寫字、母批字、父看字的工夫，我們忘記了各自的不幸和共同的寂寞，一起感受著快樂。尤其對於父親來說，無論是給我布置畫室，還是看我練字，都是他枯寂生活中的甘泉豐草，潤澤著他的心田。



　　誰來教我畫畫兒呢？父親決定給我找最好的國畫老師：“你看，陳半丁怎麽樣？”



　　我說：“當然好啦，隻怕太高，我夠不著。”



　　父親笑了，說我傻。因為投師皆投於高門之下。



　　父親把洪秘書叫來，讓他與陳半丁聯係，問問：這個星期天陳半老是否住在西四？上午可有空暇？章某人想帶著他的女兒登門拜訪。不一會兒，就有了回話兒，說半丁老人非常歡迎章先生和女公子。



　　聽到這“非常歡迎”四個字，父親實在舒心。



　　我問：“咱們去之前，幹嘛要打聽清楚陳半老住不住在西四？”



　　父親答：“他有兩個家。”



　　我後來才弄懂父親說的“兩個家”，是個啥意思。



　　陳宅，是一所很普通的四合院。陳半丁，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老頭，麵部所有的線條都流暢圓潤，眼睛炯炯有神。“麵如銀盆，目如朗星”，是評書裏形容男性的慣用詞語。我覺得把這個慣用詞語套在他身上，“銀盆”略有些過分，而“朗星”卻很是得當的。



　　沙發前麵的茶幾上，擺著用玻璃杯沏好的兩杯熱茶，這顯然是給我們的。望著杯子裏尖細的茶葉載沉載浮和澄清的茶水染綠染濃，我怎麽也沒有想到杯水之間，能呈現如此的清幽和美麗。它的誘惑，簡值有如餓漢麵對著一道美食。實在忍不住，自己先就喝開了，一口、兩口、三口，直至喝幹，然後興奮得對父親叫嚷道：“爸，我喝的這是什麽茶呀！會這麽香？”



　　陳半丁說：“這茶叫洞庭碧螺春，是我特意給你們預備好的。”



　　父親見我如此牛飲，便道：“陳半老，請莫見笑哇！我不懂茶，更不知品茶為何事，一家人每日下午喝一道紅茶罷了。”



　　父親細細啜飲，對茶味的醇和與茶香的綿長，讚不絕口：“這裏的茶，讓我想起‘佳茗似佳人’的詩句和因吃茶把家產吃空的故事了。”



　　從這話裏，我能感受到父親因獲得碧螺春規格的禮遇而產生的快慰。父親曾說過：如到別家作客，從外國人給你預備的杯盤刀叉和從中國人為你衝泡的茶水裏，大半能判別出這家主人對你歡迎和尊重的程度。



　　父親問陳半老最近在做些什麽，陳答：“我在大躍進。”



　　父親困惑不解：“畫家怎麽大躍進？”



　　“畫家的大躍進，就是把畫越畫越大。”陳半老從沙發上站起來，指著自己的畫桌說：“這張桌子夠大了吧？不行，不夠大，要畫更大張的，我就挪到地上畫。後來，這樣畫也不行了，要求畫更大更大張的，我就搬到院子裏畫。”



　　講到此，他把我們父女帶至客廳門口，讓我們目測這所四合院的庭院橫有多寬，豎有多長。父親聽得直搖頭。



　　陳半老說：“因為大躍進的緣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這個院子的尺寸。躍進到最後，院子有多大，我的畫就有多大了。”



　　爸又困惑不解了：“這樣大的畫，該如何畫呢？”



　　陳答：“脫了鞋，站在紙上、蹲在紙上或趴在紙上畫。西南角畫它一棵鬆，東北角塗它一架藤，鬆枝旁邊添石頭，藤蔓底下開菊花……。至於這幅畫的全貌，我也難知。因為畫完以後，我家無法張掛。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麽地方可以懸掛這樣的畫。”



　　一陣閑談後，父親將女兒想學畫的事說了。



　　陳半老一口答應收我為徒。父親向陳半老請教，畫壇收徒有何規矩及禮儀。陳半老說：“你家是下午喝紅茶的洋派，那些規矩就免了。”



　　我問陳半老，今後是怎樣個教法？答曰：“畫好一張或數張，拿來我看。”



　　在歸途，興致不減的父親還帶我到西單商場的舊書店逛了一圈。回家見到母親，我還沒來得及說個子醜寅卯，他老人家便搶先一步“報導”。我很知道父親足足高興了一天的原因是什麽——陳半丁沒把他當右派。



　　父親自己也看出來，要陳半老一枝一葉、一山一石地教我這個一竅不通的學生，幾乎是不可能的。他決定重新物色個更加適合於我的老師。這時，父親想到女畫家潘素。



　　我問：“誰是潘素？”



　　“張伯駒①夫人。”



　　“誰是張伯駒？”



　　父親說：“此人大有名氣。他的父親張鎮芳，曾當過直隸總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過軍界，搞過金融，最後成名在詩詞文物。你看的舊小說裏，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詩詞歌賦，無所不曉，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嗎？張伯駒正是這樣的人。他與張學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稱為‘民國四公子’②。家中的收藏，多為罕見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條、首飾乃至房產換來的。別看爸爸有字畫五千多件，即使都賣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真的嗎？”我不是不相信父親，而在是我的腦袋裏，想像不出有什麽東西能這樣地值錢。



　　“你從小背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這是李白的詩。”



　　“張伯駒就藏有李白的真跡，叫《上陽台帖》。他把這個帖送給了毛澤東。”



　　“你的羅伯伯（指羅隆基）不是常愛嘮叨‘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麽？這詩句是誰寫的？”



　　“杜牧。”



　　“對，張伯駒就收有杜牧的字。”



　　“你知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吧？”



　　“它是範仲淹《嶽陽樓記》裏的，我們中學的課本裏有。”



　　“張伯駒藏有範仲淹的手卷。”……



　　父親一路說下去，我聽著，聽著，仿佛覺得他不是在陳述某個事實，而是在編造一個神話。這個神話王國，該是什麽樣子的？想必張伯駒是風流倜儻，器宇軒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滿堂。



　　可父親又說：“我們去他家，這些東西都看不到了。”



　　“為什麽？”



　　“因為張伯駒把這些最好的藏品，捐給了國家。我們隻能見到文化部長沈雁冰發給他的一張獎狀。”



　　父親認為：張伯駒此舉雖行於一時，其事卻足以傳後。



　　我繼續追問：“爸爸，那張伯駒曾經擔任過什麽職務？或做過什麽工作呢？”



　　父親笑了，說：“他曾是鹽業銀行的董事。其實公子哥兒，就是他的工作。”這個回答讓我吃驚不小。



　　父親隨即解釋：“別以為說個公子哥兒，就等於遊手好閑啦。小愚，你要知道中國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統治階層裏沒有出息的子弟們創造的。張伯駒就在玩古董字畫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貢獻。”



　　經過洪秘書的聯係，與張氏夫婦會麵的時間定在周日上午。如果說，頭回去拜望陳半丁是懷著尊敬和不安的話；那麽，我這次去拜望則是揣著興奮與好奇。



　　我家住在地安門，張宅位於什刹海。兩地相距不遠，我們還是驅車而往。老“別克”小轎車馱著父親和我，慢慢駛出慈慧殿，經地安門，向西拐入前海西街。路過一座王府式的堂皇建築：高高的灰牆緊鎖園內的美景，大門正麵精致壯觀的影壁，足以顯示出主人的尊貴地位與煊赫身份。“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司機告訴我們：“郭老（沫若）搬到這裏來住了。”



　　父親聽後，默不作聲。我知道，這個從1926年留德歸來便相識，一起參加北伐戰爭、南昌起義，一道流亡日本，搭檔數十載，合作默契的朋友，如今已形同陌路了。



　　車繞過銀錠橋，便是後海。岸邊的垂柳在風中搖曳，蕩漾的湖水在陽光下閃亮。這兒像是一個不收門票的公園，據說是“燕京八景”之外的一景，叫“銀錠觀山”。老“別克”在一扇朱漆斑駁的小門旁邊停下。



　　警衛員按按電鈴，沒有響動；拍拍門環，無人應承；再伸手一推，那門便開了。我心想：家藏豐厚的張伯駒，不設門房罷了，怎地連大門也不關？



　　跟著父親走進去，發現這座宅院不大，也不規整，既非中規中距的四合院，也不是錯落有致的小洋房。小院地勢挺高，座北朝南。進門是個小天井，東頭有個門房。向右手拐去，便是一排四間起脊北房，西邊是一間偏廈。南頭，一張石桌兩個石墩依牆而立。東牆，挖了個月亮門，門裏另立一棟小閣樓，高高在上，並以石階將閣樓與北麵的正房連接起來。院子裏，有幾棵桃樹，還有一棵大芭蕉。看來，這座宅院的格局完全是主人依需要和情趣而設定的。



　　一位四十來歲年紀，身著藏青色華達呢製服的女士從北房快步走出。她體態豐盈，麵孔白晰，雙眸烏黑，腮邊的笑靨，生出許多嫵媚。惟有開闊而優雅的額頭上，刻著光陰碾過的印痕。



　　“章部長，歡迎您光臨寒舍。”雖然說的是北京話，卻帶著吳音。溫聲細語，吹氣如蘭，而這恰與她的端麗玲瓏的容貌相配。我斷定，她不可能是別人，她是潘素。



　　潘素用充溢著笑意的目光，上下打量著我，還沒等爸介紹，便說：“這就是女公子吧？”接著，把我們引入了北房正廳。



　　她見廳內無人，即轉向西側的裏屋，喊道：“伯駒，章部長來了。”



　　與正廳相連的西側裏屋，是畫室。張伯駒穿著古銅色中式夾襖，站在闊大而周正的畫桌前麵，上身微微前傾，雙手背在腰後，眼睛半開半闔地打量著鋪展於桌麵的一幅水墨淋淋尚未完成的畫作。聽見夫人的喊話，他不緊不慢地離開畫室，跨進正廳，把目光投向了我們父女，並用手勢招呼我們坐下。



　　與陳半丁的熱情相比，張伯駒待客就要冷淡些。常常是父親發問，他作答，且措辭簡短。倒是滿臉笑容的潘素，在一旁插了許多話。夫人的巧於酬酢，越發地顯出張伯駒的閑散平淡。父親是第一次登門造訪，西服領帶，高車駟馬，極其鄭重。而張伯駒似乎就沒把父親當做貴客、遠客或稀客。好像我們這一老一少，是三天兩頭來這裏串門聊天的。



　　父親很快與張氏夫婦切入正題，說：“我這個讀高中的女兒，想學點國畫。不知潘先生可願收這個學生？”



　　潘素走到丈夫跟前耳語幾句，爾後一團和氣地說：“既是章部長的女公子願意向我學，我自然也就願意教啦！”



　　潘素一句一個章部長，仿佛不知中國有反右，不知父親是欽定天下第一右。



　　父親問潘素：“小女該如何拜師？”



　　沒等她回答，張伯駒把手一擺，說：“不用。”



　　“小愚，快，快給老師鞠躬吧！”



　　父親令下，我立即雙腳並攏，雙手垂直，向初次見麵就有好感的潘素，深鞠一躬。遂問：“潘先生，我什麽時候到您這裏來學畫呢？”



　　聽了我的問話，潘素且不作答，走到丈夫的身邊，兩人又在低聲交談。父親大概以為他們有什麽不便之處，就主動開口：“貴府如有不便，我可以用車接潘先生到我家去教。”



　　和剛才的情形一樣，沒容夫人說話，張伯駒把手一搖，說：“不用，不用。”



　　潘素大概怕我們誤會這“不用”二字的意思，連忙帶著歉意和解釋的口吻說：“有個中央音樂學院彈古琴的學生，也在跟我學畫。他叫李泠秋（又叫李祥庭，後改李祥霆），是查阜西先生介紹來的。我在與伯駒商量，是將你們兩人合起來教，還是分開來學。伯駒的意思是分開好。”



　　事情談妥：我隔周來一次，時間定於禮拜天的上午。那位音樂學院的學生也是隔周一次，時間也定於禮拜天的上午。潘素特別強調：如果我是本周日來學習，那麽就讓彈琴的孩子，下周日來。



　　心願了卻，心情便放鬆了，驀地想起那些名貴得令人頭暈目眩的收藏和崇高得叫人張口結舌的捐獻。我坐在太師椅上，環顧四壁，很想找到父親說的“獎狀”。牆壁張有潘素新繪的青綠山水，懸有張伯駒的鳥羽體詩詞，還有日曆牌，就是沒有嘉獎令。也許，它被置於臥室，畢竟是耗盡一生財力、半輩心血之物，彌足珍貴。



　　一會兒，父親起身準備告辭。我向張氏夫婦執弟子禮。然而，我禮畢抬頭之際，眼睛向上一瞥，卻發現“獎狀”高高而悄悄地懸靠在貼近房梁的地方。“獎狀”不甚考究，還蒙著塵土。這不禁使我聯想起另一位頗負盛名的文人柳亞子來。父母曾帶著我去他家吃晚飯。從黃昏到夜深，我不記得大人們喝了多少壇紹興老酒，說了多少古今閑話。我隻記得：他家大客廳裏有四幅用金絲絨裝幀的、與毛澤東等人唱和的詩詞手跡。這兩個文人做派很不同：一個把極顯眼的東西，擱在極不顯眼的地方,浪漫地對待；一個將極重要的物件，作了極重要的強調，現實地處理。



　　此後，我每半月便去張伯駒家學畫，從臨摹開始。在一點一滴的臨摹中，潘素向我講述國畫的基本法則與技巧。在教學的時候，張伯駒不進畫室。他做自己的事；沒事，就閑坐在客廳。他家不像我家有那麽多報刊雜誌，似乎隻訂有一份《北京日報》。而且，張伯駒看報，再大的新聞、再長的文章也是一晃而過。



　　我把第一幅完整臨摹老師的山水習作，呈上。潘素仔細看後，連呼：“伯駒，你來看，這孩子畫得蠻可以。”



　　張先生聞聲進來，瞧了瞧，點點頭。他沒有妻子的那份激動、那種肯定。



　　我每畫完一張，潘素看後，都要拿給張伯駒過目。潘素總說我有慧根,好教。張先生總是點頭而已，既不誇獎，也不批評。



　　他的模糊態度，叫我忐忑不安。忍了好久，我終於開口了：“張伯伯，我的習作您也看過不少。能說說嗎？”



　　張伯駒對我說：“你的每張習作都有進步，足見你的用功、用心和接受能力。一個人即使聘請再好的老師，若無這些條件，是學不了畫的。但是藝術和其他門類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能傳授的。她（指潘素）當老師，僅僅是向你講解一些繪畫的規則、技法罷了。拿作詩填詞來說，也是一樣。老師隻能講些格律音韻，或者告訴你，什麽樣的詩才是好詩。至於能否畫出一張好畫、寫出一首好詩，那就是學生自己的事，要看他的修養、悟性和創造力。”



　　我與張氏夫婦混熟了。潘素不讓我稱她為先生，於是，我一口一個地喊著：潘姨，潘姨。說來，中國的稱呼也怪。人的稱謂變了，人的關係跟著也就變了。我和潘素是融洽的，而我和潘姨是親熱的。除了授課，我們還說閑話；後來，除了說閑話，我們還說私房話。潘姨說我不僅懂畫，而且懂事，她喜歡懂事的女孩兒。



　　在張伯駒麵前，我保持著敬重，但不再拘謹。我漸漸發現，在授課之後張先生時不時地要和我閑聊一陣子，談棋、談詩、談字、談戲，其中尤喜談戲。孟小冬的名字、餘叔岩的故事，我都是從他嘴裏知道的。他是河南口音，標準中州韻，話又說得極專業，很多地方我聽不大懂。可我從不打斷他的話頭，也不發問，更不會對他說：我聽不懂。我自己常納悶兒，一位飽學之士，怎麽能和一個毛丫頭聊天呢？琢磨來，琢磨去，我想：一方麵是因為在“三麵紅旗”“大躍進”“政治掛帥”、“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時代烈焰之中，還有我這樣一個女學生跑到冷落的宅院，去聽被時人冷落的老話、舊話、無用之話。這情景多多少少也能牽動出他的熱情。另一方麵是出身，修養，稟賦，學識，品行，愛好，趣味等諸多因素在他身上融合而成的文化自豪，使其自覺不自覺地要充任一個文化的傳播者。而後者的成分可能更多些。



　　漸漸地，我看出這對夫婦相處，是完全以張伯駒為軸心的。一位與之相熟識的老中醫告訴我，潘素對張伯駒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麽都依從他，特別是在收藏方麵。解放後張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畫，出手人要價不菲。而此時的張伯駒，已不是彼時的張公子。他不供職於任何一個政府部門。而所擔任的北京棋藝社理事，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副社長，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理事，北京古琴會理事，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國民主同盟總部文教委員等等，皆為虛職，並無實惠。潘素作為家庭主婦，支撐日常生活的諸多開支，應付昔日名門的瑣細關係，並將家裏家外維持在一條不低的水平線上，就夠她操心費勁的。每月不僅把所有的工資花光，而且尚須從“家底兒”中掏點出來，以為貼補。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畫雖好，但想到現實的經濟狀況和未來漫長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猶豫。張伯駒見妻子沒答應，先說了兩句，接著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麽拉，怎麽哄，也不起來。最後，潘素不得不允諾：拿出一件首飾換錢買畫。有了這句，張伯駒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覺去了。



　　一個晴朗的周日，我向潘素學習“淺絳”。畫得正起勁，張伯駒把妻子叫出去，耳語幾句。沒過多久，張伯駒又進來，又看看我倆。不大功夫，張伯駒再進來，再看看我倆。如此往複數次。



　　我問：“潘姨，張伯伯有事嗎？”



　　“就是有事，他才這個樣子。”



　　“那您和張伯伯去辦事吧。今天我就學到這裏，告辭了。”



　　潘素笑道：“什麽事呀，是你張伯伯叫我們吃飯去。”



　　正說著，張伯駒又進來。潘素邊看表，邊對他說：“剛十點多，還早。”



　　“走。”張先生聲音不大，可語氣堅定，一點沒商量。潘素忙著收拾畫具，盡管嘴裏還在嘟囔。



　　張宅沒有電話，我無法把要在外麵就餐的事告訴父母了。心想，反正時間還早，等我飯畢歸來，可能家裏的菜還沒做得呢。順便說一句，1957年前，父母公務繁忙，飯桌上即使見不到我們，也極少問及。自戴帽後，骨血之間，親情大增。別說是吃飯，就是佐以餅幹或麵包的午茶，父親無論如何也要等我放學回來。“小愚兒，快來喝熱茶，我和老媽媽都在等你呢！”第一次聽父親這麽說，讓我好感動，也好感謝“反右”。



　　我們師徒三人，從細窄細窄的煙袋斜街穿出，沿鼓樓大街向南走去。我以為不過是在這條北城最熱鬧的街上找個飯館，就近而餐罷了。可看張伯駒雙手背在身後目不斜視，大步疾行的樣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標。我們走過地安門南大街，又走過景山東街。張伯駒遠衝在前，像隻領頭羊，潘素和我則緊緊尾隨於後。天氣轉暖，太陽高懸，幸好我穿得不多。



　　體態豐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額角的汗珠，對我說：“隻要上街，你張伯伯就是這樣走路，一個人像在打衝鋒，不管別人。”



　　“我爸走路和張伯伯一個樣兒。有一年春節全家逛廠甸的書肆，我爸帶著警衛員把我和媽媽甩出半裏地遠，害得我們母女啥也沒看，隻顧拉直脖子，活似兩隻呆頭鵝。四隻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兩下走岔了。回到家裏，我媽大大發了一頓脾氣，說今後不再與他同行。我爸二話不說，滿臉陪笑。我媽回到寢室，他跟到寢室；我媽躲進書房，他跟到書房；直到消氣為止。”潘素聽了我這一番話，略感自慰。原來天下男人的許多毛病，是一個模子“磕”出來的。



　　我們三個人，繼續南行。我忍不住問：“潘姨，咱們這是去哪兒呀？”



　　“去歐美同學會（曾改為政協的文化俱樂部），你張伯伯喜歡吃西餐。”



　　從後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裏程。旁邊就有通往目的地的公共汽車，咱們幹嘛不坐車？我心裏這麽想，嘴上可不敢說，乖乖地跟在張伯駒的身後，走著，走著。



　　阿彌陀佛，終於走到了。我們剛踏進門，歐美同學會西餐廳的男侍便迎了上來。看來，他們都認得張氏夫婦。在吩咐幾句之後，涼菜、湯菜、熱菜、麵包、黃油、果醬依次端上。



　　這裏，也是父親常帶我來的地方。每次在點菜前，父親要問我和姐姐：“想吃點什麽？”



　　我便舉著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張伯駒，沒有問我想吃什麽。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屬於自己的那份西餐，並恭敬地向他倆道謝。



　　三人剛走出歐美同學會的大門，張伯駒立即對我說：“小愚，你趕公共汽車回家吧。”



　　我問潘素：“那您和張伯伯呢？”



　　“張伯伯要走回去。”



　　我坐上了公共汽車。隔著玻璃窗看見他們夫婦在便道上，一前一後地向北走著。張伯駒的鬢發在正午的陽光下，呈現出近乎透明的色澤。坐在汽車裏，我感到了累，小腿酸，腳板脹。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覺得累嗎？——看來，喜好與興致對張伯駒真是個極其頑強的東西。



　　回家即對父親描述了這頓拉練式的西餐。父親聽後，大為不安。說：“事情被顛倒了。學生居然吃起老師來了，該請客的是我們。”



　　父親決定讓廚師備上一席佳肴，回請張氏夫婦。我家的這位大廚師姓梁，東興樓出身，是高崗出事後調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戲。聽說來客是名票張伯駒，便發誓要拿出真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沒請客，作為掌灶的他，早就手癢難耐了。



　　一個周末的下午，父親叫司機用車把張氏夫婦接到家中。張伯駒穿的，還是那件中式舊夾襖。一襲剪裁得體的黑絲絨套裝，將潘素的白晰嬌好，映襯得分外動人。離吃晚飯的時間尚早，大人們開始閑談。由於我是名正言順的學生，自可一側旁聽。況且聽大人的談話，自幼就是我的癖好。



　　在一番寒喧和閑談之後，父親拿出張大千的畫，請他過目。



　　張伯駒比較欣賞其中的十二幅黃山山水圖，說：“東西不錯。雖然屬於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構思、布局別具匠心。筆法也很空靈。”張伯駒又轉身對我說：“小愚，你在家要跟著父親多看。因為繪畫作品的真價，不是從認識、而是從直觀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親的臉堆滿了笑，別提多高興了。他告訴張伯駒：“我主要是藏書，其次才是藏畫。買書畫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為1949年從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馬路上看到一車車的線裝書送往造紙廠，心疼得不得了。於是乎，趕快把情況告訴了鄭振鐸，請他製止這種行為。西諦回答說：‘文物局要辦的事太多。這樣的事，一時顧不過來。伯鈞，你發動黨外的朋友，大家都來收藏一些吧。’這樣，我除了日常開支，所有的錢就都用來買書、買畫。健生也很支持。”



　　“書畫還算幸運，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來，恐怕就困難了。”



　　“你是指城牆，大屋頂和牌樓吧？”父親問，張伯駒點點頭。



　　父親慨然道：“對中共的某些領導人而言，他們沒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天。這樣一來，從昨天延續到今天的許多偉大之物，如城牆、牌樓，自然也就不屑一顧了。”



　　談到當代畫家，父親用請教的口氣問張伯駒：“你覺得劉海粟的畫，水平如何？”



　　“他和謝稚柳，都不錯。”



　　父親說：“我也覺得他的畫很好。劉海粟③和朱光潛④，一個是畫家，一個是學者，兩個都是我們安徽人。解放前，他們就已經很有成就了。可是解放後，因為政治曆史問題，兩個人都抬不起頭。連人都不好做了，還怎麽做畫，做學問？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國的時候，跟他談了談楊嘯天（即楊虎）⑤的問題。我聯絡任公（即李濟深）和其他幾個黨外人士願意做擔保，希望能把他放出來。那次是全國人大代表團，走訪的國家特別多。日程排得滿滿的，幾乎沒有私下交談的時間。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國後，再找專門的時間，約上羅瑞卿一起討論這件事情。我打算在談楊虎問題的時候，也反映一下劉海粟和朱光潛的處境。有政曆問題的高級知識分子，到底應該如何對待？怎樣使用？中共有關方麵負責人和黨外人士能否坐下來，共同研究研究。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關係到人的後半輩子，關係到中國的藝術和學術發展。”



　　“後來呢？”張伯駒關切地問。



　　“1957年春，我們這個人大代表團才回國。回來就是整風，接著便反右。我失去了說話的資格，替誰都講不了情。我現在和今後的情況，可能比劉海粟、朱光潛還要槽糕。”



　　而後，他們話題又不可繞避地轉到了“反右”。



　　父親說：“共產黨可以不需要我們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學家、藝術家。1956年因為文化部和中國美協有輕視國畫的傾向，我聯絡努生（羅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濟深），向周恩來反映了這個問題。後來又與葉恭綽、汪慎生、王雪濤、徐燕蓀等人，一道發起成立北京畫院，為的是把國畫創作和研究獨立出來。結果凡是與此事有關的畫家，除齊白石外其餘一概劃為右派。葉譽虎（葉恭綽）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畫院當院長的，不想也給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劇院的葉盛蘭，葉盛長兄弟、李萬春等人，也因為參加農工（即中國農工民主黨）或參加農工組織的鳴放座談會，也都劃了右派。總之，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難消卻。但我很不理解的是——為什麽你捐獻了那麽多有價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沒有起到作用？”



　　張伯駒擺擺手，打斷了父親的話頭：“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講這些話。你是個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麽，我這個不懂政治的人劃成右派，也就不足為怪。再說，右派帽子對你可能是要緊的，因為你以政治為業；這頂帽子對我並不怎麽要緊，我是個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書畫。共產黨用我，我是這樣。共產黨不用我，我也是這樣。”



　　那時，到我家做客的，已多為同類。無論是博學雄辯的羅隆基，還是北伐名將黃琪翔，隻要提及自己的“劃右”，不是憤憤不平就是淚流滿麵。沒有一個像張伯駒這樣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會主義政治課教給我們對待挫折的一句豪邁的話語是：“跌倒了，算什麽？爬起來！再前進。”可跌倒了的張伯駒，怎麽給人的感覺就好像沒跌倒，所以，張伯駒不必“爬起來”，而我父親，羅隆基，黃琪翔，就要“爬起來”，他們自己也很想“爬起來”。



　　父親聽罷翹起大拇指，讚道：“張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親想到另一個公子──袁克定。父親問：“袁克定後來的情況怎麽樣？想必張先生是清楚的。”



　　父親的提問，使不太愛講話的張先生有了話頭兒。他開始侃侃而談：“克定大半生隨父，為袁世凱出謀劃策，自己也身受榮華富貴。到了抗戰時期，克定的家境就每況日下，手頭拮據。那時他還想通過關係，請求蔣介石返還他被沒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產。老蔣沒答應，克定隻好以典當為生。華北淪陷，有一次曹汝霖勸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園賣給日本人。袁家的親戚聽說這個消息，也都議論紛紛。讚同的、慫恿的頗多，其目的無非是每個人借機能分得些“條子”（金條）罷了。克定堅決不同意，說這是先人發祥地，為子孫者不可出售。當時占領華北的日本陸軍長官土肥原賢二，由於從前與老袁認識，所以在網羅到吳佩孚、靳雲鵬之後，還想攏絡袁氏之後，尤其是長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華北偽政權任職，恐怕對北洋舊部還能施加些影響。克定曾幾次向我談到這事。他掂量再三，說出任則從此有了財源，但也從此當了，得不償失，決計不幹。所以，一直住在頤和園內。”



　　張伯駒講到這裏，不無感慨地說：“人知梅蘭芳蓄須明誌，其實北京淪陷八載，克定身處困頓之境，拒任偽職，也是有氣節的。可惜知之者甚少。後來，我看他家產耗盡，生活難以為繼，便將他從頤和園接到我的承澤園寓所。他住在樓上，滿屋子的書，以德文書最多。他這個人，儒雅正派，每日讀書譯述。我們家裏的詩詞書畫，弦歌聚會，他是不下樓的。後來，我把承澤園賣了，把家搬到了城裏。1958年克定八十大壽，他是在我家過的，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⑥”



　　“他的生活由誰負擔？有經濟來源嗎？”父親問。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資吧。這還是行嚴（即章士釗）以中央文史館館長身份，在文史館給克定弄個名義，按月發下的生活費。他每次拿到錢，都要交給潘素。我不讓潘素收他的錢。我既把他接到家裏住下，在錢上就不能計較了。”



　　張伯駒說話的口氣，平靜如水，清淡如雲。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在張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個七、八十歲的垂暮之人。這樣一件天天費神化錢、時時勞心出力的事要是輪到我，說什麽也得在人麵前念叨念叨。



　　我家的廚師把晚餐伺弄得極其精美，連盛菜的盤碟，也一律換成了官窯清（代）瓷。席間，張伯駒隻是吃，既不評品菜肴的窳劣，也不留意杯盤的質地。喜歡聽兩句好話的父親和站在那邊廂等著叫好的梁師傅，算是白費了心機。倒是潘素，每上一道菜，都要微笑著點點頭，連連誇道：“這個菜做得不錯。”



　　飯後，他們夫婦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辭。爸叫洪秘書通知司機將老“別克”開出來，送客歸家。



　　潘素聽後，忙說：“不用叫車。地安門離什刹海很近。”而此刻，張伯駒什麽客氣話也不說，背著雙手走出大客廳，一個人站在庭院當中，打量起我家的這座四合院來。



　　從此，父親每年都要在家請張、潘夫婦吃幾次便飯。其中的一次，是固定在春節初五至十五之間。我想，這頓飯，是在替我謝師了。父親若是新購得幾件字畫，飯前必拿出來請張伯駒過目，說說真假，評評優劣。他們不談政治。



　　父親曾問：“你認為徐邦達的鑒定水平如何？”



　　張伯駒搖著頭，說：“不行。他的毛病是把真的說成假的。”



　　張伯駒在看過父親的藏畫目錄後，認為爸的收藏除了盡量搜集皖籍文人、畫家的作品，顯示出明確目的之外，其餘的藏品過雜，建議今後以明清佳品為主。他說：“現在想找宋元字畫，已經很困難了。如今，有了什麽好的東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給康生、鄧拓。你莫說買，連見都見不到。”



　　父親苦笑著說：“我哪有野心和財力去買夏圭、馬遠，能弄到一兩幅石濤、八大，就很滿足了。我現在是右派，好東西更不易搞到，工資也減了很多。就是當部長的時候，文物商店有了好字畫，也都是先通知中共領導幹部，或者直接送到他們的家裏。對他們，價格也是出奇地低。所以，不要講康生、鄧拓，就我所知道的李一氓，家中的字畫不比我多，卻比我好。而他們化的錢，卻要比我少。有時候，一幅字畫在跑了幾個中共首長之後，人家不要，才送到我們這些人手裏。價錢嘛，標價是多少，我們大概就要掏多少。乃器（即章乃器）算有是錢的。而我就隻有靠工資了。1957年以後，我的工資大減。有時買些古書，字畫就很少問津了。再說，從前還能借些錢，現在誰借給你？”



　　說到字畫的價錢，父親遂問張伯駒：“你的那些名貴字畫，聽說全是用金條、房產換來的？”



　　張先生點頭，對我們講：“陸機《平複帖》是用四萬大洋從溥心畬的手裏買的。這個價錢算便宜的，因為溥心畬開口就要二十萬大洋。買展子虔的《遊春圖》，是我把公學胡同的一所宅院（據說是李蓮舊居）賣給輔仁（大學），再用美元換成二百二十兩黃金，又讓潘素變賣一件首飾，湊成二百四十兩，從玉池山秀老板那裏弄來的。那老板張口索要的黃金是八百兩！《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陽台帖》、唐寅《蜀官妓圖》，當時老袁的庶務司長郭世五願以二十萬大洋賣我。我一時也搞不到這麽個數目的錢，隻好先付六萬大洋的訂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給郭家。範仲淹手書《道服讚》是我用一百一十兩黃金購來的。”



　　講到這裏，張伯駒喟歎道：“不知情者，謂我搜羅唐宋精品，不惜一擲千金，魄力過人。其實，我是曆盡辛苦，也不能盡如人意。因為黃金易得，國寶無二。我買它們不是為了錢，是怕它們流入外國。唐代韓幹的《照夜白圖》，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賣給了外國人。當時我在上海，想辦法阻止都來不及。七·七事變以後，日本人搜刮中國文物就更厲害了。所以我從30歲到60歲，一直收藏字畫名跡。目的也一直明確，那就是我在自己的書畫錄裏寫下的一句話──予所收藏，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



　　潘素還告訴我們，抗戰爆發以後，他倆為保護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字畫一一縫入衣被，全部攜往西安。一路的擔驚受怕，日夜的寢食不安。怕土匪搶，怕日本人來，怕意外的閃失，怕自己的疏忽，時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麵稍有動靜，氣不敢大出，心跳個不停。總之，為了這些死人的東西，活人是受夠了顛簸和驚嚇。



　　我知道，朱自清、聞一多是極有氣節的愛國者。可我翻來覆去地想，怎麽都覺得張伯駒也是個極有氣節的愛國者。我搞不懂：為什麽像“民革”裏和共產黨動過刀槍的人物，在57年風浪中被認為表現良好；而“民盟”裏傳播知識的教授，如潘光旦；“農工”裏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眼前這個把用黃金房產買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兒都捐獻給國家的張伯駒，倒成了右派？其實，我的搞不懂，也是父親的搞不懂。



　　客人走後，我對父親說：“聽張伯伯講買字畫又捐字畫的事，心裏很不是滋味。把你劃為右派，你到底還說過共產黨的長短，可人家張伯駒呢！把家產都拿去共產了，共產黨也給他扣上個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給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對他高抬貴手？”



　　父親用一句話回答了我：“老毛的動機從來不是出於私人的。”



　　在中國的文化裏，詩的地位是最高的。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也是詩的。張伯駒在任何場合，都忘不了詩。隨時可吟詩，可賦詩。這風度，傾倒了包括毛澤東、陳毅在內的許多中共高官。別說是外出作客、看戲歸來，他有所感。就是午眠乍醒、夤夜起風，也能引出詩興。於是，隔三差五，便有新作。他作詩吟聯填詞，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於幾還快。我隨便出個題，他張口就來。既合格律又切題，真叫絕了。這是什麽？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思啊！與他的詩相匹配的，是他的字。因獨創一格，人稱鳥羽體。我甚至覺得張伯駒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扮演了詩作中的人物。或者說他的詩作是一麵鏡子，裏麵映照出來的一個風流俊賞之人，那便是張伯駒自己。



　　張伯駒瘦削的臉型和冷漠麵容所顯示的一種尊貴神情，常使人感到難以接近。其實，素不相識者隻要踏入他所精通、愛好的領域，便可體味到一個詩人的天性——浪漫的自信與理想主義的熱情。正是這個天性，讓張伯駒在一般中國人尚不知書法、韻文為何物的五十年代，就組織了“北京中國書法研究會”“北京中國韻文學會”等民間團體。他經常親自出麵，辦展覽，開講座。不僅在北京搞，還跑到濟南、青島去搞。因為活動內容的高質量，單是書法研究會的會員在1957年就從一百多人激增到三百多人。張伯駒這樣做，無非是希望喜好詩的人，能寫出合乎規範的好詩；但願喜好書法的人，能通過指導寫出好字來。反右時，那些左派說他如此賣力是在擴大個人影響和共產黨搶奪文化陣地，實在是冤枉。



　　父親也好詩。在他的藏書裏，單是杜甫詩集的版本，就不下幾十種。反右以後，就更愛讀詩了，而且開始學寫詩。偶爾謅幾首絕句、律詩什麽的，就舉著塗改得一塌糊塗的詩作，從書房裏狂奔出來，大呼小叫地讓我和母親都來聽他的吟誦。



　　我對父親說：“怎麽張伯駒作詩填詞，連想都不用想。你把一本《白香詞譜》放在書桌上，翻來翻去，顛來倒去，也沒當成詩家詞手？”



　　已是一張老臉的父親，被我說得還真有點不好意思，不無辯解地說：“我怎麽能和張伯駒比？他九歲就能詩，人稱神童，是極有天賦的。寫出來的東西，頗有納蘭之風。你的爸爸本科讀的是英語，留學攻的是西方哲學，以後搞的是政治，成了右派才學詩呢。”



　　父親寫的詩，僅用於自我欣賞。他拿給母親和我看，也是為了能獲得我們對他的欣賞。他有一首題為《車歎》的五言絕句。



　　軸與輪相輔，方可成器宇。



　　二者去其一，行旅徒呼苦。



　　這詩一讀，便知父親還處在練手階段。



　　寫在這同一張紙片上的，還有題為《我說》的另一首五言絕句。



　　先我原無我，有我還無我。



　　我既非常我，今我實非我。



　　這首詩，有點意思，不過與其說它是詩，倒不如講更像是一段哲學短語。總之，父親很想把詩寫好，這個念頭從1957年一直持續到病重之時。



　　“張先生的詩詞，何以做得又快又好？”父親恭敬地向他請教。



　　張伯駒答：“我這個人要學什麽，非要學到精通不可！盡管詩詞創作的方法與技巧很多，但其要則隻有兩條。一是諳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做到這兩條，唯一的辦法就是強記。”接著，又補充道：“我真正致力於詩詞，還是在三十歲以後。但是自幼記憶力就好，朝誦夕讀，過目不忘。有一次去個朋友家，隨便翻閱主人的藏書。過了段時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還能背誦出主人藏書裏的詩句，而那主人什麽都記不起了。”



　　張伯駒一席話，令我痛下決心：這輩子是永不學詩的了。因為我的記性差得驚人。記得考入北京師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級才讀了半載，在學校的失物招領處，就找回自己不慎丟失的東西大大小小34件。剛剛發生的事情，我先後說給三個人聽，那就一定是講述了三則大處相同、小處各異的故事。三人同時質對，我委屈萬分，誠懇辯解——決非添油加醋，實實地是記性不好。



　　張伯駒創作的詩詞不求發表，是興之所致，是習慣使然。一段時間下來，他就自掏腰包，把這些新作油印成冊。這些灰蘭封麵、薄薄軟軟的小冊子，一摞一摞地碼放在客廳沿壁而立的竹質書架上。我有時會覺得它們酷似一個身著素色長衫的文人，長久靜立，沉默無語。我有時一不小心碰及書架，那老竹杆發出的“吱吱”聲，仿佛在提醒人們：這裏還有詩。



　　我對張伯駒說：“您的詩集，能給我一本嗎？”



　　他抽出兩本，遞過來。道：“拿一本給你的父親。”



　　張伯駒既不在詩集的扉頁上題款，也不說請我父親指正之類的話。以後，但凡有了新作，張伯駒一定送我，且一定是兩本。每本我大多翻閱前麵幾頁，然後束之高閣。不是不愛看，而是由於用典太多，我讀不大懂。好在張伯駒從來不問讀後感想。



　　父親是讀完的，從開篇到頁尾。他的讀後感是：“中國的文學再發達，以後不會再有張伯駒。”



　　和張伯駒對比，父親認為自己算是個粗人。比如對一年四季的感受，不過就是涼與熱、冷和暖罷了。事情到了張伯駒那裏，便大不一樣。春天的梅、鵲，夏日的蟬、螢，秋天的七夕、白露、紅葉，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複的吟唱，細致的描摹。現在的人提起張伯駒，便說他是大收藏家，認為他最愛文物。但我認為，張伯駒自己最看重的，仍是詩。他曾鄭重其事地對我說：“文物，有錢則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請人幫忙。而詩，完全要靠自己。”



　　張伯駒另一個愛好，是戲曲。



　　我問父親：“看名角演戲就夠了，幹嘛張伯駒還非要自己登台呢？”



　　父親笑我不懂中國有錢的文人生活。他說：“戲子唱戲，是賤業；而文人票戲，就是極風雅的事了。”



　　1960年秋，我轉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的本科戲文係讀書。張伯駒從這個時候開始，便經常主動地跟我談戲說藝。很像是我特聘的一位專業教授，而且常常是無須我請教，他就開講了。話頭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落在餘叔岩的身上。他告訴我，自己與餘叔岩的往來決非是一般人所言——是公子與戲子、或是名票與名伶的關係。他說：“我們是朋友，知己，是不以利害相交的朋友，情趣相投的知己。”



　　餘叔岩的戲，他是必看的。看後，備好車等餘卸裝，收拾停當，同去吃夜宵。飯後或送餘回家，或同歸張的寓所。他們談的全是戲裏的事。他向餘叔岩學戲，都在半夜，在餘吸足了大煙之後。



　　張伯駒說：“那些煙土，一般都是他自己備好的。”



　　“餘叔岩幹嘛非得抽鴉片？”



　　“那是他的一個嗜好，很多藝人都如此。”



　　我很詫異，因為在我父親所有的朋友中，沒有誰吃這個東西。也許，我的吃驚被張伯駒感覺到了，遂又補充道：“餘叔岩在藝人中間，是最有文化的。他曾向一些名士學音韻、習書法。我還曾與他合作，寫了一本《亂彈音韻》。”



　　張伯駒最為得意的，就是名伶傍他唱戲的事了。諸如，梅蘭芳飾褚彪，他飾黃天霸的《蟣蠟廟》。餘叔岩飾王平，楊小樓飾馬謖，王鳳卿飾趙雲，陳繼先飾馬岱，陳香雲飾司馬懿，錢寶森飾張郃，他飾諸葛亮的《空城計》。這出戲是張伯駒四十壽辰，餘叔岩倡議為河南旱災募捐的義演。前麵的戲碼依次是：郭春山《回營打圍》，程繼先《臨江會》、魏蓮芳（因梅蘭芳在滬改由魏演）《女起解》，王鳳卿《魚腸劍》，楊小樓、錢寶森《英雄會》，筱翠花、王福山《醜榮歸》。



　　我說：“你和這些人同台演戲，一定很轟動吧？”



　　“報紙登出戲碼來，便轟動了。演出可謂極一時之盛。”張伯駒那張不易呈現喜怒哀樂的臉，流露出興奮之色。時隔數十載的一場戲，說起來有如品嚼剛剛上市的時新小菜一樣，鮮美無比。演出後，章士釗特作打油詩雲：“坐在頭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這兩句玩笑詩連同那晚演出的盛況，令張伯駒陶醉了一輩子。



　　他自己亦做詩為記：



　　羽扇綸巾飾臥龍，帳前四將鎮威風，驚人一曲空城計，直到高天尺五峰。



　　任何事情都是盛極必衰。演出後不久，即發生了七七事變。接著，餘叔岩病重。楊小樓病逝。程繼先、王鳳卿也撒手人寰。用張伯駒自己的話來說：“所謂京劇至此下了一坡又一坡。⑦”



　　我問：“死了幾個名演員，就能讓京劇滑向下坡？”



　　張伯駒點頭，口氣堅決地說：“是的。中國戲曲靠的就是角兒。”



　　他說這話的時候，我的老師和當代戲曲理論家們，正在講台上和文章裏宣布：“中國戲曲‘角兒’的時代，已經結束。今天的觀眾看戲，看的是內容。欣賞的是藝術的整體。所以，我們的任務是把中國戲曲提高為一門整體性藝術。”



　　在理論上我的老師，當然是正確無比。但五十年的戲劇現像似乎又在為張伯駒的見解，做著反複的印證。



　　張伯駒愛好戲曲的正麵作用，是他成了一個極有影響的專家和名票。而這個愛好的負麵作用，是他當上了戲曲界頭號保守派及右派。



　　1949年以後，官方對中國傳統戲曲的方針是：“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八字方針是毛澤東定下的。而針對中國戲曲的具體文化政策是：“三並舉”（即傳統戲、新編曆史戲、現代戲三者並重）。我就讀期間，文化管理部門貫徹“三並舉”方針，特別強調大編大演新戲。不用說一向對新文藝抱有好感的周信芳，如魚得水地推出了《義責王魁》《海瑞罷官》，就是一貫主張移步不換形的梅蘭芳，也以豫劇作底本，調動自己與他人的智慧，上演了《穆桂英掛帥》。



　　我喜歡聽舊戲。單是一出《玉堂春》，梅派的，程派的，或是張君秋唱的，或是趙燕俠演的，都好。這麽一個根本算不上深刻博大的戲，居然能讓觀眾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欣賞。這些不同流派的角兒能以各自的藝術處理與舞台細節，共同傳遞出一個含冤負屈的青樓女子的內心情感。它正如張伯駒所言：“這些角兒的本事，實在是太大了。”



　　我也喜歡看新戲，尤其愛看餘叔岩高足李少春的新戲，如《野豬林》。可我每每向張伯駒提及這些新戲，他都搖頭，一臉的鄙薄之色。其實，我所看的許多傳統京戲，也是經過“推陳出新”的。故我常問張伯駒一些老戲是怎麽個演法。這時他的興致便來了，不厭其煩地說，細致入微地講。一句唱詞，老譚當初是怎麽唱的，餘叔岩是怎麽處理的，他為什麽這樣處理……我在驚歎他的熱情與記憶的同時，便不由得想起在課堂上老師給張伯駒下的“保守派裏的頑固派”的判定。我覺得如此判定，也恰當，也不恰當。他的確保守，保守到頑固的程度。可是他的保守與頑固，與其說是思想的，不如說是藝術的。他的保守頑固，是來自長期的藝術熏染和高度的鑒賞水準。要知道，中國戲曲是以遠離生活之法去表現生活的。這種表現性質注定它將形式美、高級的美，置放於藝術的核心。它的魅力也全在於此。而魅力產生的本身，就露出了滑向衰微的趨勢。張伯駒要抗拒和阻止這個趨勢。故爾，他的頑固與保守完全是出於對中國戲曲藝術的高度維護和深度癡迷。也正是這種維護的態度和癡迷的精神，讓張伯駒在1957年栽了跟鬥。



　　在1957年4月25日中央各大報紙，均刊登了這樣一條消息：



　　“1957年4月24日第二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閉幕。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和劉芝明、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在會上作了報告。他們都強調在劇目工作上要大大放手的精神，參加會議的各地代表聽了非常振奮。



　　“錢俊瑞指出，現在仍有許多幹部怕‘放’。他認為，怕壞戲多起來、怕藝人鬧亂子、怕不好做工作、怕觀眾受害，這‘四怕’是多餘的；他要求大家‘放！放！放！除四怕！’他說，壞戲可以演，大家可以研究並展開討論，這樣它可以成為提高群眾辨別能力和認識水平的好題材。他還強調戲曲幹部應當刻苦鑽研，提高思想水平和業務水平，學會分辨香花、毒草和化毒草為有用之花的本領。



　　“劉芝明在報告中主張挖掘戲曲傳統的範圍要更廣泛、更深入；在戲曲之外，曲藝、雜技、木偶、皮影等方麵都要這樣做。



　　“周揚對國內目前形勢和變化作了分析。他揭發了戲曲工作中的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並且作了尖銳的批評。他建議，過去文化部所禁止的26個劇目無妨拿來上演，請群眾發表意見。



　　“在戲曲劇目工作方麵，周揚歸納了十六字：‘全麵挖掘、分批整理、結合演出、重點加工’。他說，這些工作一定要緊密依靠藝人和群眾，堅決反對用行政命令和壓服的工作作風。



　　“周揚認為，‘戲改’這個名詞已成過去，因為戲曲工作者都成為社會主義文藝工作者，新劇目也大量出現，舞台麵貌已經改觀，除了一部分遺產還沒有整理以外，還要‘改’到何時？‘戲改’工作，已經完成它的曆史任務了。⑧”



　　周揚等人的這番話，在別人聽來不過是領導發出的新指示、文藝政策的新調整。但傳到張伯駒耳朵裏，那就變成了強大的驅動器和興奮劑。因為早在五十年代初，他就聯合齊白石、梅蘭芳、程硯秋等近百名藝術家，以父親、羅隆基、張雲川等民主人士為讚助人，上書中央，要求糾正文化領導部門鄙視傳統藝術的傾向，成立京劇、書畫組織，以發揚國粹。現在終於從中共意識形態主管那裏聽到了“終止戲曲改革、維護文化遺產”的口令，張伯駒欣喜若狂。在“發揚國粹、保護遺產”的大旗下，他要挺身而出，率先垂範，他要主動工作，自覺承擔。為了發掘傳統劇目，張伯駒把老藝人組織起來，成立了“老藝人演出委員會”，籌劃每周演出一次。為了研究老戲，他又發起成立了“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會。”他聯絡其他專家和藝術家，開辦戲曲講座，舉行義演。



　　中國戲曲的藝術精粹在於表演，而表演的藝術精粹在於技術、技法和技巧。而這些高度技藝的東西，隻存活在具體的劇目中。它實在不像西方的舞台藝術能夠拆解為元素或提煉為一種成分，並獨立出來。張伯駒眼瞅著一些包藏著高招絕技的傳統劇目，因內容落後、思想反動或被查禁、或被淘洗，而憂心如焚。張伯駒目睹一些身懷絕技的老藝人因從事教學不再演出，而憤憤不平。現在好了，在官方“尊重遺產”的政策精神下，技術含金量高的傳統劇目有了重見天日之機。張伯駒在這個時刻推出了老戲《寧武關》⑨《祥梅寺》⑩。他的選擇戲的標準，當然是純藝術的，甚至是純技術的、純形式的。張伯駒曾理直氣壯地對我說：“隻要是藝術作品，它的鑒賞評判標準隻能是藝術性。思想被包裹於深處，是分離不出一個單獨的思想性的。”



　　情緒高昂的張伯駒，對老藝人說：“這兩出戲演出來，叫他們看看。”意思是說今天的人沒見過好的技藝，叫新社會的觀眾、包括那些領導文化的行政官員，都來長長見識吧。



　　張伯駒的話，沒說錯。《寧武關》裏有聲淚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鋪排。不具備相當技術水準的文武老生，是過不了《寧武關》的。而《祥梅寺》，則是京劇打基礎的醜行戲。其中的舞蹈性動作，實在漂亮。這個時候的張伯駒全然不想：毛澤東是怎樣打下的江山？這兩出戲裏的反麵角色李自成、黃巢是何等之人？——如果說，張伯駒為自己珍愛的國粹操勞了一個白天；那麽，在夜深人靜之時，他是否應該無聲自問：事情是否真的這樣簡單？事情是否還有另外的一麵——即使現實已被塗得一派光亮的同時，還存在著別樣的色彩？



　　在那段時間裏，張伯駒最為熱心張羅的一件事，便是京劇《馬思遠》⑾的演出。這出戲在五十年代初，是文化部明令禁止的26個劇目當中的一個。周揚、錢俊瑞建議戲曲界把禁戲拿出來演演的講話傳出以後，擅演此戲的筱翠花⑿興奮得徹夜無眠。在張伯駒的支持籌劃下，決定重新搬演《馬思遠》。演出的主持單位，就是他領導的京劇基本研究會。



　　“莫道老株芳意少，逢春猶勝不逢春。”張伯駒和一群隻知唱戲、也隻會唱戲的老藝人，被周揚的話喚起了青春般的熱情，熱火朝天地幹起來。筱翠花和二十年前的合作者聚攏一起，商量如何剔除糟粕、修改劇本，加緊排練，熟悉台詞。很快，一切準備妥當。



　　5月8日晚上，在十分熱鬧的筱翠花收徒的儀式上，發布了擬於12日上演《馬思遠》的消息。



　　5月10日，《北京日報》發表了《馬思遠》的消息。並說報社“馬上接到許多讀者的電話，他們急於想看這出多年未演的老戲。有的讀者為了看這出戲延遲離京的時間。”然而，就在當天下午，京劇基本研究會接到北京市文化局的電話，說這出戲是文化部明令禁止過的，現在尚未明令解禁。所以暫時還不準公開演出。



　　“一沉一浮會有時，棄我翻然如脫履。”君子風度的張伯駒，懂得“一生一死兮如輪”的道理，卻無論如何容忍不了這種“一翻一覆兮如掌”的做派。不管這個做派是一個人幹的、一個單位幹的，還是一個黨派幹的、一個政府幹的。他氣極，也怒極。氣極怒極的他，下決心不但要兌現《馬思遠》，還要跟文化局理論理論。他讓京劇名醜王福山等人緊急出動，重新約班底，找配角，租劇場，發消息。自己則向官方請願，給文化部部長沈雁冰寫信，陳述“如不公演，將影響藝人情緒”的後果。



　　5月12日這一天，張伯駒帶著王福山等人，在和平賓館舉行記者招待會。他掏出了事先寫好的一篇文章交給記者，請報社發表，以圖獲得輿論的聲援。在會上，缺乏政治性思維的他，還居然提了一個政治性問題：“在大鳴大放期間，出現了鳴放與法令的矛盾。是鳴放服從法令？還是法令服從鳴放？”



　　後來，文化部藝術局決定將《馬思遠》的公開演出改為內部試演，張伯駒仍執意不肯。他說：“既然開放劇目，《馬思遠》卻不能演，第二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等於沒開。”



　　《馬思遠》禁禁演演的一番周折，便形成了所謂的《馬思遠》事件。事件的中心人物是張伯駒。張伯駒劃為右派分子，《馬思遠》事件是重要的罪證。就連報導此事的《北京日報》副刊記者、年輕的曹爾泗也未幸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押送到南口農場監督勞動。



　　說白了，《馬思遠》不就是一出戲嗎？上邊讓演就演，不讓演就不演，有什麽大不了的。為啥張伯駒肯把價值連城的東西捐給官方，卻要為幾個演員一出戲跟官方叫板又較勁呢？我想來想去，覺得這和政治家為了維護自己的政見能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通之處。藝術的衰落，令有識者尤感痛切。張伯駒從戲曲某些過左的改革政策，看到了文化衰敗的消息，並隨著“戲改”深入進一步加劇和普遍。他認為這事和在戰亂中眼瞅著珍貴文物大量流失，沒啥區別，無不屬於文化的流失。張伯駒痛心於這種有形的文化財富的流散和無形的文化精神的墜落。而從前不惜以黃金房產購回文物和今天不顧利害地要求對戲曲解禁，表達的正是一個中國傳統文人對當今社會日趨喪失文化品格的深刻焦慮與椎心的痛苦。所以，他要利用自己包括金錢、地位、影響、眼力、社會交往在內的全部能量和文化優勢，盡其可能地去挽回或恢複原來的文化品質和文化意境。



　　8月30日、31日，戲曲界、國畫界聯合，連續兩天舉行了張伯駒批判會。馬少波等人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寧武關》《祥梅寺》，無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場上，歪曲偉大的農民起義。



　　張伯駒不服，反倒質問批判者：“我們今天不是也講忠嗎？那麽，我們統戰是統忠孝的周遇吉呢？還是統開城迎李自成的太監呢？”刹時間，群情激憤。



　　幾天後，北京市文化局負責人張夢庚在《北京日報》撰文批判張伯駒，說：共產黨也要忠，但要的是董存瑞、劉胡蘭的忠於革命，而非周遇吉全家忠於崇禎，反對農民起義。——張伯駒讀後，仍然不服。



　　父親曾說：“最優秀的人，往往是最固執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張伯駒是最優秀的，也是最頑固的。他不想拖時代的後腿，更無意通過反對戲改（即戲曲改革）去和新政權作對。他的“右派”言論，隻不過是在全力維護自己鍾愛的東西——我把這個看法對潘素講了。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很有些激動：“要是那些管文藝的人，也能這樣看待你張伯伯，他就不會劃為右派了。”繼而，又用詛咒的口氣說：“他這個人就是那麽簡單。自己喜歡老戲，便到處去講，一些藝人也慫恿他講。結果，非說張伯伯是在主張禁戲開放，提倡鬼戲和色情。那些領導反右的人也壞，還專門把唱老生的演員找來批判你張伯伯。藝人哪懂什麽政治批判，隻會挖苦和嘲諷，講的話還很難聽。比如，譚富英就麵對麵地說：‘你算什麽名票，唱戲的聲音像蚊子叫的！’你張伯伯回家不跟我講批判會上的情況，是我自己從報紙上看到的。報沒有看完，我的眼淚就下來了。”



　　張伯駒見我們在說話，也走過來。聽清楚我們是在說這件事，他一句話也不講，躲得遠遠的。也許他根本就不在意，也許他早已齒冷心寒。



　　我仍然按部就班地跟著潘素學畫。有些微進步，便受誇獎。



　　秋天的一個周日上午，我去了張宅。進門後，便問潘素：“我今天學什麽？”



　　“今天不學新東西了。”說著，潘素遞過一張畫著山水的小書簽。書簽約三指寬，三寸長。上端中央的小圓孔，係著一條極細的紅絲帶。我接過來，準備放進書包。以為這是潘素送我的小禮品。



　　“這不是禮品，是我畫的一個樣子。你要照著它畫。”說著，潘素遂從抽屜裏取出一大疊空白書簽。讓我拿回家去畫，兩周以內全部畫完。



　　書簽雖小，畫麵卻是精心布置了的：有鬆，有水，有遠山，有近石。潘素叫我當場就照著畫一張，她要看看。我大概不到五分鍾，便畫好了。



　　“不行，太潦草。”潘素邊說，邊拿起筆給我塗改，又重新配色。



　　我問：“潘姨，這樣一張書簽能賣多少錢？”



　　“五分。”她頭也不抬，繼續修改我的小書簽；還給我講解畫麵無論大小，必須講究布局的道理。



　　小書簽經她修改，很好看了。我很把它想留下來。可潘素說：“不行，你一張也不能要。工廠發下來的書簽，是有數的。畫好後，要如數交回。”



　　在以後的兩周時間裏，我每做完學校的作業，便在燈下畫書簽。畫得很認真，很嚴肅。我的嚴肅認真，不是為了學什麽布局，隻是為了潘素。父親舉著我畫好的書簽仔細端詳，挺高興。誇我能幫著老師幹活兒了。我不敢告訴父親書簽的價格。我更不敢問潘素：每畫一個書簽，您能得多少。是一分，還是二分？



　　我把畫好的書簽整整齊齊地交給潘素的時候，她一個勁兒地謝我，說我幫了她的忙，完成了任務。我覺得北京市成立國畫工廠，是件很奇怪的事。創作國畫的機構或組織，怎麽能叫工廠？從名稱上看，政府似乎就沒把潘素視為畫家，而是當作職工或工人。



　　潘素把所有的書簽翻檢了一過兒，發現在一個書簽裏，我畫丟了一座淡青色遠山。她當即補上。一切收拾妥帖，潘素對我說：“今天，帶你去故宮。”



　　我問張伯駒：“您去嗎？”



　　“怎麽不去？是我提議的。每年故宮要舉辦院藏書畫展，東西是一流的。我們都該去看看。”



　　我們三人，步行至故宮。仍然是張伯駒走在前，我和潘素跟在後。陳列大廳內，佳作濟濟，觀者寥寥。



　　潘素停留在明人陶孟學的青綠山水手卷的展櫃前，細細講了起來。她告訴我：山水、人物、花竹、鳥獸，陶孟學無不擅長，筆法直逼南宋。特別是山水，多用青綠。她讓我仔細觀摩這幅長卷。因為下個星期，要教我畫青綠山水了。



　　張伯駒背著手，獨自瀏覽。大廳裏有些陰冷，清鼻涕流出來，他順便用手一擦，了事。他欣賞這些故宮藏畫，遠沒有潘素看得細致。好像自己與這些藏品是老朋友了，這次來，不過是抽空會個麵罷了。我越接近張伯駒，就越覺得他是雲間的野鶴、世外的散仙，自在得沒人能比。



　　我想聽他講講這些故宮珍品，便問道：“張伯伯，您能給我講解講解嗎？”



　　他說：“你又不學字畫鑒定。字畫的真假判定方法，是可以講的。紙張、題款、印章、裝裱、布局、技法等等，都有一套。而你現在是學畫，在家教了你畫法，到了這裏，你就是要好好地看，多多地看了。看多了，自能領會。”



　　隻參觀了一個多時辰，張伯駒便催著出門。



　　“為什麽？”我偷偷問潘素。



　　“先頭在家就說好的。看完展覽，三人去吃西餐。”



　　在路上，張伯駒對我說：“小愚，這樣的展覽，你來一趟是不夠的。”



　　我是聽話的。按張伯駒的要求，一個人多次去參觀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展覽。但我從沒有看到陳列張伯駒捐獻的陸機《平複帖》或展子虔《遊春圖》。據說，《遊春圖》裏的馬，畫得最好。後人稱之為“天下第一馬”。我又想，官方這樣做似乎是對的。寶馬歸新主，何必見舊人。再說，舊人還被新主劃為了右派。



　　一天晚上，飯後無事，大家在北屋客廳閑坐。警衛秘書王鎖柱進來，對父親說：“有一對夫婦來訪。”



　　“是誰？”我問。父親接過會客單，那上麵在來賓姓名一欄裏，填著：潘素。



　　“快請他們進來。”父親邊說邊從沙發上站起來，急步走到庭院，又高叫勤務員趕快把前後院的電燈統統打開，並瞪著眼對我說：“你的老師登門，跟著我做什麽？還不快到前麵去接！”



　　黑黝黝的院子，刹時變得明晃晃。張伯駒夫婦在光暈樹影間，快步而行。我跑了過去。父親帶著興奮的神情，站在院子的中心。



　　主賓坐定後，父親先開口：“這麽晚了，你們又徒步而來。一定是有什麽事情吧？”



　　潘素告訴我們：她受聘，要到吉林藝術專科學校去教國畫。



　　父親即問：“那伯駒先生呢？”



　　“當然，我們是一起去了。”



　　父親又問：“伯駒先生的工作，吉林方麵也談妥了嗎？”



　　張伯駒答：“我到藝專也能做點事。如教教詩詞，或講講書法。”



　　父親舍不得他們離京北去，但終歸是高興的。他說：“張先生，這可是大材小用哇！你們夫婦是有才氣和有學問的人，北京埋沒了你們。現在，有吉林的學校請過去教書，也好。不過，總覺得有些委屈你們。你們的才學，靠我們這些民主人士欣賞是沒有用的，要等到中共裏麵的伯樂去發現，才能發揮出來。”



　　潘素說：“我想，起碼那裏的生活環境，會比這裏好一些。”



　　父親停頓片刻後，說：“我如今是個被撤了職的人，在行政方麵沒有什麽能力了。但在吉林多少還有幾個朋友。其中有一人叫徐壽軒，是我們民盟的老同誌，也是我的好友。反右沒有被牽累進去，如果沒有意外，現在可能還在擔任副省長。他即使不擔任副省長，中共也會安排他充任其他領導職務的。你們去後，我會與他聯係，把你們夫婦的詳細情況告訴他，請他關照你們。”



　　潘素既是客氣，又是感激地說：“那就多謝了。章部長自己身處逆境，還要去操心別人的事。”



　　我知道，坐在爸旁邊的張伯駒，是不會說這些的。父親要給他們餞行，約他們後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