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經學簡史
4.1 西漢·新
4.1.3
除去古今文之別，西漢經學又有齊學、魯學分流之說。劉師培《國學發微》雲：“《易經》一書有田氏學，為田何所傳，乃齊人之治《易》者也；有孟氏學，為孟喜所傳，乃魯人之治《易》者也；是《易》學有齊、魯之分。濟南伏生傳《尚書》二十八篇於朝錯，乃齊人之治《尚書》者也；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十六篇，孔安國以今文尚書校之，乃魯人之治《尚書》者也；是《書》學有齊、魯之分。《齊詩》為轅固所傳，匡衡諸人傳之，乃齊人之治《詩》者也；《魯詩》為申公所傳，楚元王等受之，劉向諸人述之，乃魯人之治《詩》者也；是《詩》學亦有齊、魯之分。《公羊》為齊學，董仲舒傳之，著有《春秋繁露》諸書；《穀梁》為魯學，劉向傳之，時與子歆相辯難；是《春秋》學亦有齊、魯之分。西漢之時，傳《禮》學者，以孟卿為最著，此齊學也；而魯恭王壞孔子宅壁兼得《逸禮》，而《古禮》複得之淹中，則魯學也；是《禮》學亦有齊、魯之分。《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而音讀亦與《魯論》大異，若蕭望之諸人，則皆傳《魯論》，至張禹刪《問王》、《知道》二篇，合《魯論》、《齊論》為一而《齊論》以亡，是《論語》學亦有齊、魯之分。”
劉師培言之鑿鑿，貌似詳實可信，然考之以史實，則否。《史記》、《漢書》於《易》，皆無齊學、魯學之說。據《漢書·儒林傳》，孟喜師從丁寬，丁寬師從田何。可見孟喜實為田何之再傳弟子，而劉師培僅因田何為齊人，故稱田何之《易》學為齊學；孟喜為魯人，故稱孟喜之《易》學為魯學。無視學術的師從關係而僅從學者的籍貫分流，實荒謬之至。
《尚書》從來隻有今古文之爭而不聞有齊、魯之分。伏生所傳授的今文《尚書》為秦朝廷的官方定本，並非出自伏生，故伏生雖為齊人，而伏生所傳之《尚書》與齊無關。孔安國之《尚書》學原本出自伏生所傳之今文《尚書》，最初得以立於學官、終西漢之世長盛不衰的今文《尚書》學派歐陽與大小夏侯，皆出自孔安國弟子倪寬。孔安國之請立古文《尚書》於學官，亦不聞有標榜魯學以與伏生所傳之“齊學”抗爭之意。劉師培亦僅因伏生為齊人，孔安國為魯人而標榜今文《尚書》為齊學，古文《尚書》為魯學，亦複荒謬之至。
至於《詩》學，《史記》、《漢書》雖有“齊詩”、“魯詩”之目，而無“齊學”、“魯學”之名。如前所述，所謂“魯詩”者，實出於齊人浮丘伯；“齊詩”雖出自齊人而其流傳並不限於齊人；“魯詩”既不出自魯人，其流傳亦並不限於魯人。故以齊、魯之地域劃分《詩》學之流派，實為無稽之談。劉師培不僅踵襲前人不妥之說，並從而胡亂推廣發揮，失諸考證。
《史記·儒林傳》：“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漢書·藝文誌》：“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漢書·儒林傳》：“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由此可見，西漢之《禮》學僅今文《士禮》一種，出自魯人高堂生，別無他途。孟卿師從瑕丘蕭奮，而瑕丘屬梁不屬齊。《禮》學之源既出於魯人，受孟卿以《禮》者複為梁人而非齊人，焉得僅據孟卿之為齊人而稱其《禮》學為齊學？《逸禮》雖出於魯而藏於內府，無論朝廷與民間一向並無傳授之者，至漢平帝時始因提倡古文的王莽執政而得以與古文《尚書》、《左氏春秋》、《毛詩》等一同立於學官。事涉今古文學派之爭而無予齊學、魯學之分。故《禮》學之有《逸禮》，亦不得視之為《禮》學之有“魯學”學派之證。
至於《論語》，在西漢之世不予經學之列，故當時雖有《齊論》、《魯論》之別，而無予經學流派之分。
唯《春秋》學之有齊學、魯學之名，見諸史冊。《漢書·儒林傳》：“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即其證明。
不過，韋賢等人之言是否反映事實，也未嚐不可存疑。很可能隻是為投宣帝之好、趁機排擠非《公羊春秋》學派的一個借口而已。退一步說，即使當時《春秋》之學確有齊學、魯學之分，亦不得據以推廣為西漢經學各經皆有齊學、魯學之分。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引鄭玄雲：“其始之書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矣。”或據此而以鄭玄之方言說探齊魯分流之源。以理推之，未嚐不可以信。不過，鄭說既不能解釋為何除齊、魯之外，不聞其他以地域命名之學，比如，燕人韓嬰之《詩》，為何稱之為“韓詩”而不仿“齊詩”、“魯詩”之例稱之為“燕詩”？《公羊》、《穀梁》之不同，絕非因方言讀音差異所致，而《春秋》學之有“齊學”與“魯學”之分，正是西漢經學之有齊學、魯學之分的唯一可靠憑據。由此觀之，鄭玄之方言起源說，亦不足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