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經學簡史
4.1 西漢·新
4.1.1
西漢以前之經學,見 2.4,2.5,此不複贅。西漢既興,漢高祖劉邦雖然任用秦朝博士叔孫通為奉常以製定並主持朝廷儀禮,畢竟不喜儒生與儒術,在位之時不僅無意於複興經學,而且繼續執行秦代禁止民間藏書之律。《漢書·惠帝紀》:“四年……三月甲子……除挾書律。”就是漢代遲至劉邦死後、漢惠帝即位四年之時方才撤銷禁書令之證明。漢惠帝基本不理政務,不旋踵而亡。呂後執政之時,忙於權力鬥爭,不遑他顧。降至文景之時,始留意文化事業。文帝遣掌故朝錯就伏生受《尚書》,申培、韓嬰以《詩》於文帝時為博士,轅固以《詩》,胡毌子都、董仲舒以《春秋》於景帝時為博士,皆文景留意文化事業之證。
不過,留意文化事業,並不等於推崇儒家之經學。《史記·儒林傳》稱:“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後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由此可見,經學在文景兩朝並不為朝廷所重,直至武帝之時方才時來運轉。
不過,武帝初立之時,雖有向往儒術之意,無奈見阻於竇太後,亦未能得以申其誌。禦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丞相竇嬰、太尉田蚡皆因鼓吹儒術得罪竇太後,趙綰、王臧自殺,竇嬰、田蚡免官。建元六年,竇太後死,田蚡為丞相,越明年,始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獨尊儒術,招賢良文學之士數百入朝。當此之時,上距劉邦之稱帝,已經過去六十有七年。
漢時所謂“文學”,指“文獻”,所謂“賢良文學之士”,大抵指通經之儒生而言。建元七年以賢良文學征為博士者,有公孫弘其人。公孫弘,菑川國薛人,少時曾為獄吏,因罪免;家貧寒,在海濱牧豬為生;年過四十始學《春秋》,應征時已逾六十。漢武帝令公孫弘使匈奴,還報不稱旨。漢武帝不悅,以公孫弘為無能,公孫弘於是稱病免歸。
元光五年,漢武帝再征賢良文學。菑川國人再次推薦公孫弘。公孫弘因第一次失意,再三辭謝,無奈國人不肯,勉強應征至太常對策。同時對策太常者百有餘人,太常奏公孫弘為下等,豈料漢武帝覽畢,竟戳為第一,又見公孫弘儀表堂皇,龍顏大悅,旋即拜公孫弘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據《史記·儒林傳》,公孫弘既為學官,於是上書,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複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裏,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漢武帝準其奏,從此“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既有五經博士之設立,又有弟子入選、修業、考察、出身之途徑,官方經學的製度從而完善可行。自漢以降,入選官方經學之內容雖然略有不同,學製則未嚐有所變更。故經學雖然不始於漢,博士雖始於秦,漢武帝與公孫弘實為經學學製之祖。元朔五年,漢武帝任命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史記·儒林傳》稱:“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由此可見,不僅官方經學學製出自公孫弘之手,公孫弘本人憑借經學發跡的事實,也是促進經學複興的強大社會動力。
要言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令經學成為後世官方係統學術者,首先因漢武帝本有此意,其次出於趙綰、王臧、田蚡的鼓吹與慫恿,最終出於公孫弘的上書建策。但凡以董仲舒居其功或塞其責者,皆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