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經略說
3.8 孟子
3.8.1
《孟子》既然為孟子與弟子萬章所作，原本必有先秦古文本。《漢書·景十三王傳》稱“ 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即漢武帝之時本有古文《孟子》之證。然而，古文《孟子》下落不明，亦不聞有傳授之者。至於今文《孟子》從何而來來？亦如《穀梁》、《公羊》、今文《儀禮》、《論語》、《孝經》等，屬於來曆不明。
自西漢迄於北宋，《孟子》皆與經學無緣，屬子部而不入經部。南宋朱熹從《禮記》采取《大學》、《中庸》兩篇，與《論語》、《孟子》合而為“四書”，從此而經學有所謂“四書”之目。《孟子》亦因此而進入官方經學之行列。
因與經學本無緣，既無流派之爭，也談不上章句訓故之學。據《隋書·經籍誌》，當時《孟子》有趙岐注十四卷本與鄭玄注七卷本兩種。據《後漢書·趙岐列傳》，趙岐所作，原本題作《孟子章句》。至於鄭玄之注《孟子》，《後漢書·鄭玄列傳》不載，恐與所謂鄭注《孝經》一樣，皆屬偽書，並非出自鄭玄之手。
宋代官方經學之定本稱《九經注疏》，而《孟子》不予。別有《孟子正義》，以趙岐注為主，舊本題宋孫奭疏。然考之《宋史》，孫奭與邢昺等校訂諸經義疏之中並無《孟子正義》。據司馬光《涑水紀聞》，經孫奭校訂、撰述之注疏僅有《論語正義》、《孝經正義》、《爾雅正義》，亦無《孟子正義》。由此可見，所謂孫奭《孟子正義》，想必亦為偽書。孫奭撰有《孟子音義》，大中祥符年間奉敕校勘《孟子》時作。所謂孫奭《孟子正義》的序言，包括孫奭《孟子音義》序言的前半。可見偽作《孟子正義》之偽序，正緣此序點竄而成，並因以偽托孫奭之名。
《孟子》不僅在篇章命名的方式上效仿《論語》，撰寫方式也效仿《論語》的問答體。不過，各篇大都集中於某一論題，上下文氣連貫而不失聯係，顯然是經過精心的編排與加工，並非如《論語》大抵為對話的實錄。孟子被宋儒抬舉為孔子的繼承者，自元代更被封為“亞聖”；明清相繼承襲宋元對孟子之抬舉，以至時至今日，所謂“孔孟之道”，幾乎成為儒家的代名詞。其實，孟子的思想及修養與孔子的思想及修養頗有出入。
孔、孟之相出入，舉其大略而言，可以歸納為六。
其一，孔子雖以王道為上，卻盛讚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霸業，可見孔子並不否定霸道。孟子則徹底否定霸道，無視孔子盛讚管仲之事實而妄稱“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其二，孔子之所以不否定霸道，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出於對異己的包容與欣賞。比如，孔子以“君子”稱子產，以“仁”許管仲，以“龍”譽老子等，皆為包容與欣賞異己的表現。孟子對非儒者不是譏諷就是鄙視，比如，蔑稱楚國農家學者許行為“南蠻鴃舌之人”，甚至對於孔子每每稱道的伯夷與柳下惠也不乏微詞，蔑稱“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其三，孔子於人性，僅雲“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至於性之善惡，並不曾著一詞。既不著一詞，則說明傾向於無善惡論者。而孟子卻力主性善之說，與主張性無所謂善惡的告子反複辯難不已。
其四，孔子以立功立德為修身之的，故既欲從公山不狃之叛，又欲從佛肸之叛；既有“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之歎，又有“我豈匏瓜也哉，焉能係而不食！”之歎；既欣賞子產之法治，又欣賞管仲之霸業。孟子雖亦曾奔走遊說於諸侯，既不遇，退而著書立說之時，卻持蔑視功業的態度，說什麽“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在，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這話聽起來清高之至，隻是不知孟子在遊說多方、一無所成之後而發此語，由衷之言歟？忿激之言歟？悟道之論耶？嫉妒之論耶？由衷而悟道，則與孔子分道揚鑣；忿激而嫉妒，則不如孔子坦誠遠甚。
其五，孟子之見識遠較孔子迂腐。比如，中原諸侯早在孔子之前就業已廢除井田製，孔子不曾倡複井田之說，而孟子卻視恢複井田為行“仁政”的首要任務。
其六，孟子之言論遠不如孔子謹慎。比如，孔子僅泛泛稱頌堯舜禹的功德，不曾談及任何具體細節，因年代久遠，無從稽核。孟子卻不然，於堯舜禹的繼承，以及舜的家庭私生活等等，均生動而細說之，儼然如親眼目睹；其對於井田製的描述，亦不知從何而出。
此外，《荀子·非十二子》稱子思、孟子之流“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 何謂“五行”？唐楊倞《荀子注》釋之為“仁、義、禮、智、信”。後世學者多守其說。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與郭店楚墓竹簡《五行》篇皆以“仁、義、禮、智、聖”為“五行”，唯次序有所不同。自帛書、竹簡《五行》篇出土之後，視“仁、義、禮、智、聖”為《荀子·非十二子》“五行”之正解者，更後來居上。竊以為皆非是。無論是“仁、義、禮、智、信”，還是“仁、義、禮、智、聖”，不僅孔子常言之，先秦諸子包括荀子本人在內亦常言之。絕對不可能被荀子稱之“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故即使帛書、竹簡《五行》篇之“五行”說的確放映孟子之思想，亦不能用作《荀子·非十二子》“五行”之注釋。按《荀子·非十二子》之“五行”，當釋為“陰陽五行”之“五行”。後世學者多據《史記》而以騶衍為陰陽五行的創始者，實則《史記》僅稱騶衍“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迂怪之變”，言不及“五行”。且既言“作迂怪之變”，則“陰陽”之說亦不為騶衍首創甚明，否則不得言“變”。騶衍與孟子同時而稍晚，與孟子同為騶人，同遊說於齊宣王、梁惠王之庭。由此推想，騶衍與孟子少不得有所來往，有所交流。司馬遷在孟子列傳結尾時稱“其後有騶子之屬”，隨即附之以騶衍之行跡，其意恐亦在此。與騶衍同附於孟子傳末者有淳於髡其人，淳於髡與孟子之交往見諸《孟子》，可視作這種推想的旁證。孟子對同時而持不同意見者批評甚多，卻言不及騶衍。由此進而推想，騶衍變作迂怪之說的根據源出孟子之流的可能性頗大。《荀子·非十二子》遍及當時風行的各學術流派之祖，而言不及騶衍，卻批評子思、孟子創設與鼓吹“五行”之說，其以陰陽五行一派歸之於子思、孟子甚明。倘若荀子對孟子之指責有據不誤，則首倡陰陽五行學說體係，自然也是孟子與孔子不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