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經略說
3.1. 書
3.1.5
然而，古文《尚書》的好景不長。王莽的新朝不旋踵而亡，繼起的東漢開國之君劉秀是今文《尚書》的信徒，他選擇今文《尚書》家歐陽派的學者桓榮為太子的師傅。太子即位為漢明帝，又特別尊寵師傅，桓榮一家接連三代為五皇帝之師，授業於桓氏的弟子數以千計，得以貴為公卿者不勝枚舉，桓氏一門之盛，古今無匹。東漢後期，桓氏弟子楊震又是一連幾代為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以至有“關西孔子”之號，可見當年聲名之赫赫。 故終東漢之世，古文《尚書》始終未得立於學官。
不過，經過王莽與劉歆的提倡，古文《尚書》在學術界的地位在東漢卻日漸增高，不僅流傳漸廣，而且開始有人為其撰寫著作。據《後漢書·儒林傳》，東漢初年古文《尚書》學者周防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不過，對古文《尚書》流傳功勞最大的，卻要數杜林、賈逵、馬融、鄭玄等四人。杜林自幼從父受業，博覽群書，尤其精通古文《尚書》。新朝末年，天下大亂，杜林避難隴西，在隴西偶然獲得一卷漆寫的古文《尚書》，如獲至寶。東漢建立之後，杜林在京城洛陽朝廷為官，結識了朝廷中另一位研究古文《左傳》的學者鄭興，兩人共同提獎古文家派的經學，致令古文經學在學術界大為盛行。當時另有一位古文《尚書》學者衛宏以及衛宏早年的弟子徐巡，因佩服杜林的學問，都拜杜林為師。衛宏還曾研究過杜林所得漆書古文《尚書》上的古文字，寫成一本古文字學的專著《古文官書》。也許因此之故，後世有些人產生誤解，以為經杜林傳授的古文《尚書》隻是那一卷漆書，或以為東漢盛行的古文《尚書》出自杜林而不再是孔安國傳下來的古文《尚書》。這兩說其實皆不能成立。杜林早在獲得漆書之前就是古文《尚書》專家，而且漆書隻有一卷，較當時流傳的古文《尚書》更加殘缺不全，杜林斷無因獲得一卷漆書就放棄以前所學之理。杜林也不具備一手遮天之勢，可以用其所得的一卷漆書取代業已流傳二百多年的、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此外，晚於杜林的東漢古文《尚書》學者一概認為其所學、所傳，皆為孔安國所獻者，並無一人聲稱其所學、所傳者為杜林所得之漆書。不過，如此這般說，並不排除杜林等人曾用漆書對孔安國所傳的古文《尚書》作過校對訂正的工作。換言之，經杜林傳授的古文《尚書》也許可能同孔安國的“隸古定”本稍有文字上的出入。
同杜林一樣，賈逵也是家學淵源，其父賈徽曾師從塗惲學習古文《尚書》。賈逵博通今古文之學，是打破今、古文家派界限，兼通今、古文各經的大學者。他起初傳授今文《尚書》，依據大夏侯家的版本，後替古文《尚書》作訓（“訓”，即“注釋”），采用杜林所傳授的版本。賈逵既無今、古文家的門戶之見，故所著古文《尚書訓》，兼采今、古文家之說，間下獨到之見，從而開創不墨守一家之師說的學術風尚。自賈逵之後，東漢古文《尚書》學者皆效仿賈逵旁徵博引、自成一家之言的研究態度。東漢明帝時朝廷效仿西漢成帝、哀帝之例，作過一番整理皇室藏書的工作，其主要負責人恰是賈逵與《漢書》的作者班固。整理完畢之後，班固根據劉歆《七略》與整理的結果寫成《漢書》的《藝文誌》；賈逵則仿劉向《別錄》之例，寫成一部摘要，也取名《別錄》。賈逵的《別錄》今佚，其中關於《尚書》的簡介見諸唐代學者孔穎達主編的《尚書正義》。據《漢書·藝文誌》可知，今文《尚書》的版本無論是歐陽家還是大、小夏侯家，在東漢明帝之時皆與劉歆之時相同，沒有變動。而皇室所藏之古文《尚書》，卻由五十八篇變為五十七篇，因古文《尚書》“逸書”中的《武成》篇在東漢初期遺失。至於民間的古文《尚書》，則從來僅有三十四篇，“逸書”並不在其中。
漢明帝去世之後，賈逵一再向繼位的漢章帝推薦古文《尚書》，漢章帝遂令賈逵比較古文《尚書》與三家今文《尚書》的版本，寫成一部《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成為第一部溝通今、古文《尚書》的著作。漢章帝還在建初四年於白虎觀召集一次大規模學術討論會，與會者既有今、古文家學者，也有如賈逵一樣兼通今、古文兩派的學者。討論的結果由班固總結編成《白虎通義》，亦簡稱為《白虎通》。白虎觀學術討論會進一步促成今、古文家派的交流，從此，兩派之爭走向低潮，綜合今、古文兩派之見逐漸成為時尚。建初八年，漢章帝采納賈逵的建議，令各今文家學者選派一名高足學習古文《尚書》與古文《左傳》，並授官職予師從賈逵習古文經的弟子。於是，古文家派雖不曾立於學官，卻終於取得了等同今文家派的政治地位。
繼賈逵之後，古文《尚書》學派複經馬融、鄭玄的鼓吹而終於後來居上，徹底壓倒了今文家派。馬融附會董仲舒三綱五常之說為孔子學術，以孔子之見，未必不為“小人儒”。不過，當時人卻以“大儒”目之。之所以得“大儒”之稱，原因有三：其一，學問淵博。馬融是曆史上第一位對《易》、《書》、《詩》、“三禮”、“三傳”、《孝經》等儒家主要經典皆有著作的學者。其學雖有庸俗可譏之處，亦不乏精辟之見。比如，馬融發現不僅先秦各著作所引《尚書·泰誓》的文字一律不見於今、古文《尚書·泰誓》，而且先秦引文同今、古文《尚書·泰誓》在文體上亦不相同，從而論斷今、古文《尚書·泰誓》係後人偽作。馬融不僅為對《尚書》內容真偽質疑的第一人，其論證手段也為後世研究《尚書》與其他經典著作所取則。除儒學之外，馬融還曾注《老子》、《淮南子》與《離騷》，可見其博，不以儒家學術為限。其二，文彩飛揚。馬融不僅為經學家，而且為文學家，賦、頌、碑、誄、書、記、表、奏、對策、七言詩歌等等各種文體，無所不能。其三，弟子眾多。盧植、鄭玄等名家、大家，皆其高足。
鄭玄，字康成，山東高密人。少時為鄉嗇夫，非所願，後棄吏而入太學，先後學習各種儒家經典以及算術、曆法。自以為函穀關以東沒有比自己更高明的了，遂西入關，通過盧植的介紹拜在馬融門下。據《後漢書》的記載，馬融授徒時“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上課時還居然有歌女舞女表演，如此排場，較之董仲書的“下帷講誦”，有過之無不及。盧植有幸得為馬融入室弟子，侍講多年，從來不曾瞟一眼歌女舞女，因而深受馬融的氣重。鄭玄沒有這份運氣，投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馬融一麵，隻有聽馬融入室弟子轉述的份。然鄭玄不以為恥，日夜誦習所聞，未嚐懈怠。一日，馬融同高足探討天文圖像，需要善算術者，聽說鄭玄精於此道，遂召鄭玄登樓與會。鄭玄乘便向馬融請教多年積累下來的疑難，問畢即告辭東歸，令馬融徒生相見恨晚之歎。
鄭玄回歸故裏後名聲大著，拜在鄭玄門下者數以千計。東漢末年先後發生兩次所謂“黨錮之禍”，因士大夫、學者聯合反對宦官，被宦官指為結黨為逆。但凡被指為黨人者，重則迫害致死、逮捕下獄、流放邊疆，輕則罷官、禁錮。鄭玄亦因名列黨人而遭禁錮，遂閉門著書，於儒家各經大抵皆有注釋之作，於古文《尚書》自不例外。鄭玄的注釋大都不拘於一家之說、一派之言，而是旁徵博引、融會貫通，於前人之學，既有繼承又有批判。故自鄭玄之注釋出，古文《尚書》遂形成賈逵、馬融、鄭玄三派鼎立的局麵。久而久之，賈、馬兩派皆亡而鄭玄一家獨盛、曆千餘年而不衰。不過，鄭玄對古文《尚書》的講解不僅攙雜了今文家的觀點，而且也混入一些“緯書”的說法，故鄭玄所傳的古文《尚書》雖然還是用的孔安國傳下來的版本，其觀點和研究方式卻已與西漢以及東漢初年的古文《尚書》家相去甚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