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經略說
3.1. 書
3.1.4
漢成帝、漢哀帝之時，劉向、劉歆父子曾先後奉敕整理皇家藏書。劉歆將整理結果總結為《七略》。據《七略》所述，至漢末之時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在版本上皆出現了一些變化。大、小夏侯兩家的今文《尚書》仍作二十九篇，沒有變動。歐陽家的今文《尚書》卻把《盤庚》篇拆為上、中、下三篇，內容雖未變動，目錄卻列為三十一篇。古文《尚書》則不僅同歐陽家的今文《尚書》一樣，拆《盤庚》為三篇，還把《泰誓》這一篇也一拆為三，更把《顧命》一篇的後半部分成另一篇，名曰《康王之誥》。不僅止此，古文“逸書”中的《九共》篇也一拆為九。於是原本四十五篇的古文《尚書》就成了五十八篇。不過，同今文《尚書》的情況一樣，篇數雖有增加，內容卻無變動。《史記·殷本紀》稱帝小辛（盤庚之子）“乃作‘盤庚’三篇”。《史記·周本紀》有前後兩“康誥”，前者為周公作，據說旨在教導衛康叔（周公之弟）如何為政；後者為周康王（周武王之孫、周成王之子）作，意在宣揚周文王、周武王的功業，編寫的年代恰好繼周成王所作之《顧命》篇之後。由此可見，今、古文《尚書》篇目上的變更並非空穴來風，其實是受《史記》的啟發而來。
劉歆偏好古文，上書漢哀帝，請立古文《尚書》、古文《左傳》等於學官。漢哀帝令劉歆同五經博士討論，五經博士都是今文家派，為把持自己的學術地位與官位，自然皆持反對意見。劉歆因此寫了一封致五經博士的公開信，指責五經博士為牟私利而學術態度不端正。這封公開信就是學術史上有名的《移讓太常博士書》。“移”的意思為“遞交”、“傳送”，各部門之間的公文往來例稱之為“移”。“讓”的意思為“譴責”。五經博士屬太常管轄，故通稱之為“太常博士”。大都出身今文家的眾博士讀罷劉歆的這封信後忿忿然群起而攻之，劉歆招架不住，自請外放，置古文各經於學官之事遂告流產。
《移讓太常博士書》不僅在當時的政界與學界引起一場風波，而且也授後世對古文家派持懷疑態度者以柄。這是因為劉歆在信中追述古文《尚書》曆史時，把孔安國上書請立古文《尚書》、因巫蠱案起而遭擱置之事，說成在漢武帝“天漢以後”。
《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安國“蚤卒”，於是清末今文派學者康有為據此而論斷孔安國無緣見及天漢以後的巫蠱事件，並從而推論魯恭王在孔子故宅發現古文《尚書》、孔安國獻古文《尚書》之事，以及古文《尚書》本身，皆出於劉歆之捏造。
這種說法絕不可能成立，這不僅是因為與孔安國同時的人如司馬遷等，以及劉歆以前的漢代學者皆提到過這段“史實”，而且也因為與劉歆同時、攻擊劉歆不遺餘力的今文家派皆不曾懷疑這段“史實”，故稱之為“史實”，斷然無質疑的餘地。
此外，《史記》“蚤卒”兩字並不能證明孔安國究竟死於何年。孔安國死前曾為臨淮太守，據《漢書·地理誌》，臨淮郡置於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可見孔安國之死不得早於是年。漢武帝時不止發生過一次巫蠱事件，第一次巫蠱事件發生於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最後一次發生於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至二年。即使孔安國死於征和元年以前，不能見到最後一次巫蠱事件，卻絕對可以見到發生於元光五年的第一次巫蠱事件。劉歆的“天漢以後”說，可能出於一時疏忽，忘記了元光五年的巫蠱事件。出現這樣的疏忽並不足為奇，因為征和元年、二年的巫蠱案導致丞相下獄死、皇後自殺、禦史大夫自殺、太子造反、失敗之後自殺、京城巷戰，牽連死者數以千計，故漢人一提起巫蠱案，往往不期然同這一次巫蠱案發生聯想。劉歆之誤，當因此而致，如果有意作偽，當會檢閱史書，查個一清二楚，而不會含糊籠統地說一個“天漢以後”。元光五年的巫蠱案雖不及征和的這一次轟動，也導致皇後見廢，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足以令漢武帝無暇顧及孔安國之獻書。故但凡不信古文《尚書》者，可以懷疑孔安國所獻者為孔安國所偽托而非孔子故居之真本，也可以懷疑孔安國在把古文《尚書》改寫成“隸古定”時無意失真或有意篡改，但懷疑古文《尚書》出自劉歆作偽，則為荒謬無疑。
劉歆外放不久，漢哀帝死，王莽掌握了漢朝的政權。今、古文家學派之爭的局勢於是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王莽不僅也偏好古文，而且與劉歆為布衣之交。故王莽掌權之後，不僅劉歆獲得重用，本在民間傳授古文《尚書》的學者王璜與塗惲也得以成為朝廷命官，各古文經皆順利立於學官。後來王莽創立新朝，劉歆成為國師，古文家派更是盛極一時。於是，有些趨炎附勢的今文家學者遂改學古文。趨炎附勢者想必不為君子，然於促進今、古文兩家的學術溝通則不為無功。自孔安國以降，今、古文兩派學者皆僅守師說，致令兩派如井水之於河水，各不相涉。究其實，則無論今文《尚書》抑或古文《尚書》，畢竟都是《尚書》，相互溝通、截長補短，於《尚書》學實有利而無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