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經略說
3.1. 書
3.1.1 (1)
《書》或《書經》，在後世習慣稱之為《尚書》。先秦著作中的“書曰”雲雲，皆指《尚書》而言。除去徵引“書”之外，先秦著作也徵引“傳”。例如，《孟子》就有“於《傳》有之”的文字。“書”與“傳”的區別，可能在於前者為正式的文獻，而後者為傳說或者為後代所謂的“野史”。可能由於《書》與《傳》的關係相當密切，或者由於有些《傳》的內容混入《書》中，漢代學者有通稱《書》為《書傳》之例。比如，《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序《書傳》”，又稱“故《書傳》、《禮記》自孔子”。兩“《書傳》”均指《書》而言，與後代稱《尚書》之注解為“書傳”者不可混為一談。稱“書”為“書經”，當是後世儒家尊之為經典之後的稱謂。 “尚書”之名，最早見諸《墨子·明鬼下》：“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因何而成為後世儒家的通稱，原因不明。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墨子學術出自史官，而“書”為史官所掌，故墨子對“書”的稱謂不僅來曆分明，而且具有權威性，從而被普遍接受。
“尚書”之“尚”於意何取？後世經學家大都視“尚”為“上”之通假字。換言之，所謂“尚書”，就是“上書”。至於“上”字在此又當如何解釋，則眾說紛紛，莫衷一是。比較合理的解釋有二：其一，“上古”。據此，則所謂“尚書”，就是“上古之書”。其二，“君上”。據此，則所謂“尚書”，就是“記錄君上言行之書”。王充《論衡·正說篇》：“《尚書》者，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故謂之《尚書》。” 王充之說，兩說具備而偏向“上古”說。劉熙《釋名》主“上古”說，而王肅《尚書序》則依從“君上”說。《尚書》涵蓋的年代屬於上古，這一點無可爭議，《尚書》記載的內容大都為君上的訓令或出師的誓詞，這一點也無可爭議。因此，以上兩說從邏輯上而言，皆無不可；是否確為當時定名者的本意，則無從考核。
雖說《尚書》屬於上古無可爭議，若問《尚書》究竟上古到何年何月？卻又不易言之。原因有三。其一，《尚書》不是在某特定時間上編寫而成的著作，而是經過多年累積而成的文獻。內容函蓋大約上迄公元前2000年，下至公元前7世紀，前後相距長達一千三百年。其二，內容所及的年代不一定就是文獻編寫的年代。其三，今本《尚書》的內容並非完全可靠，攙有後人偽造的成份。
在普遍認為可信的篇章之中，以記述殷王盤庚遷都的《盤庚》篇時代最早，其寫作年代大約在公元前14世紀的上半葉，與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早的甲骨文的年代相近。就年代而言，古埃及《死人書》中最早的文字要比《盤庚》早出一千多年。不過，《死人書》的內容為宗教咒語，其史學價值不能同《盤庚》相提並論。古巴比倫刻在石柱上的“漢穆拉比法典”相傳作於公元前18世紀，比《盤庚》約早400年。其餘廣為人所熟知的外國古代文獻皆較《盤庚》為晚出。比如，猶太《聖經》中的最早作品出現於公元前9世紀，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出現於公元前8世紀，印度的《古事記》不早於公元前6世紀。這些文獻不僅時代晚於《盤庚》五百至八百年，而且內容亦頗涉神話，遠非《盤庚》之為樸素史料可以比擬。要言之，《尚書》之為“上古之書”，就時代而言雖不能稱世界之“最”，若兼時間與內容而論，則實無出其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