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經略說
3.4 春秋
3.4.2
孔子作《春秋》的動機何在？目的何在？意義又何在？《史記·孔子世家》稱：“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時，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據此可以推論出以下七點：其一，以孔子之見，名垂不朽乃人生的奮鬥目標。其二，孔子作《春秋》之動機在於留名於後世。其三，以孔子之見，留名之最佳方式為立功、立事，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通過著書立說以留名，不過是萬不得已的選擇。其四，孔子之《春秋》貌似曆史而實為假借曆史的名義以鼓吹其政治觀點的意識形態之作。其五，司馬遷所謂“《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的觀點，於理不通。恰恰相反，孔子《春秋》因政治觀點而歪曲或掩蓋曆史真相之舉，恰好令“亂臣賊子”之行徑得以隱而不顯。舉例而言，倘若修史者的史筆皆如孔子之《春秋》，後世從何得知吳、楚、晉君的“違法”或者“違禮”的行徑？後世既然無從得知“亂臣賊子”之“亂行”，“亂臣賊子”何懼之有？其六，如果孔子之修《春秋》確有令“亂臣賊子懼”的目的，則《春秋》顯然是一部失敗之作，因為篡位、弑君、造反、以下犯上等等孔子視之為“亂臣賊子之亂行”者，在後世屢見不鮮，並不曾因有《春秋》的存在而絕跡或者減少。其七，先秦史官本來素有獨立於政治之外、紀實而不隱諱的優良傳統。孔子修《春秋》，混淆政治與曆史，為政治目的而犧牲曆史真相，開後世修史為尊者諱之先河，實為孔子一生最大之汙點。《史記·孔子世家》稱：“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竊料孔子自知《春秋》有違修史以事實為重的傳統，故發此言。裴駰《史記集解》引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見貶絕於《春秋》之王公早死於孔子作《春秋》之前，何能因《春秋》而罪孔子？劉熙之說，實如癡人之說夢。
與《左氏春秋》不同，《公羊春秋》與《穀梁春秋》之為孔子《春秋》之注釋，無可質疑。兩者皆著眼於意識形態，其傳文基本上是對孔子《春秋》經文逐字逐句進行意識形態的解釋。茲舉一例如下，以見一斑。
《春秋·隱公元年》經文：“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公羊春秋·隱公元年》傳文：“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出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穀梁春秋·隱公元年》傳文：“元年春，王正月。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誌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誌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對於《春秋》經文“元年春王正月”六字以及不曾在這六字之後記錄隱公即位之事實，公羊、穀梁兩傳喋喋不休，各自寫下數十百言，不禁令人回想起文化大革命時曾經風行一時的無限上綱的手法。孔子編纂《春秋》之時，真有這麽多隱藏的含義在？就邏輯而言，言之不成理：倘若真有這許多含義，孔子為何不明書之，卻令後人作種種無端之猜測？就推理而言，兩傳所雲，往往信口開河、穿鑿附會，甚至與經文相矛盾。比如，《春秋》經文書“春”而不書“正月”之處屢見不鮮，並非如《穀梁傳》所雲“雖無事，必舉正月”。又如，《公羊傳》稱：“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如果《春秋·隱公元年》經文“王正月”三字之意在鼓吹“大統一”，當如何解釋《春秋·隱公二年》、《春秋·隱公五年》、《春秋·隱公六年》等處經文之僅書“春”而不書“王”？
不過，既然孔子作《春秋》的動機本是意識形態的，《公羊春秋》與《穀梁春秋》著眼於意識形態的注釋方向並無可非議，漢代經學家大都排斥《左氏春秋》而推崇《公羊春秋》與《穀梁春秋》的態度也可以理解。至於《公羊春秋》與《穀梁春秋》究竟哪一種更能體現孔子《春秋》的本意，則不易言之，兩者皆不合孔子之本意也未可知。漢武帝設立《春秋》博士之時，曾經在二者之間舉棋不定，最終之所以選取《公羊春秋》而舍棄《穀梁春秋》，據《漢書·儒林傳》的記載可知，與兩傳的內容本身並無關係，而是關係到三個人物。
第一個人物是魯詩傳人江公。江公亦稱江生，可見史佚其名。所謂“公”與“生”，皆為尊稱為非其名字。江公不僅從魯申公習《詩》，也從魯申公習《穀梁春秋》。第二個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以治《公羊春秋》在漢景帝時為博士。第三個人物是公孫弘。公孫弘以治《公羊春秋》在漢武帝時以博士征，官至丞相、封平津侯，為漢代設立學官的主要推手。
江公與董仲舒皆得寵於漢武帝，漢武帝令二人辯論《公羊春秋》與《穀梁春秋》之高下，江公口呐，爭辯不過董仲舒。公孫弘雖然與董仲舒私交不睦，畢竟同為《公羊春秋》學派，亦出手相援，漢武帝於是舍棄《穀梁春秋》而僅立《公羊春秋》於學官，以董仲舒為《春秋》博士以掌其學。
《公羊春秋》亦稱《春秋公羊傳》或《公羊傳》，雖然最早得以立於學官，其實卻是一部來路不明之作，先秦文獻未有言及之者。就版本而言，則僅有今文本而無古文本。由此推測，《公羊春秋》之成書，當在西漢之初。據《漢書·藝文誌》，《公羊春秋》作者為齊人公羊子。“公羊”，複姓；“子”，尊稱。稱“子”而不名，當因不知其名為何所致，與稱江公、江生而不名同出一理。唐顏師古《漢書注》曰：“名高”，而不雲出處。漢人已經不知其名，唐人緣何能知？故公羊高之說，倘若不為無稽之談，則必為道聽途說之辭，未足信。據《史記·儒林傳》，最早傳授《公羊春秋》者，為董仲舒與胡毌生，兩人同在漢景帝時為博士。至於董仲舒與胡毌生之學從何而來，則並無記載。東漢何休、戴宏等稱子夏傳其學於公羊高，戴宏更細說公羊高五代口授相傳，至胡毌生而寫成定本。以子夏為鼻祖，亦同《詩》學流派之追源溯始，毫無根據，屬於憑空之附會。至於公羊高五世相傳至胡毌生雲雲，以年代的差異考之，絕無可能，屬於不明史實的低級臆造。要言之，公羊學派如同《公羊春秋》一樣，屬於來路不明。
後代之論《公羊春秋》者，大都注意兩點。其一，“大一統”說。其二，“三世”說。所謂“大一統”說，緣《公羊春秋·隱公元年》傳文“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一語而來。後人有視“大一統”說為《公羊春秋》之出不得早於戰國之證據者，甚至有人疑心《公羊春秋》為鞏固漢代的中央集權製服務。其實，《公羊春秋》所謂的“大一統”，未必是由秦開創、經漢繼承的郡縣製的大一統，很可能隻是發揚由孔子墮三都所放映的封建製的大一統。董仲舒《春秋繁露·二端》曰：“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由此可見，董仲舒正視《公羊春秋》之“大一統”，為封建製的大一統說，而並非郡縣製的大一統說。董仲舒為西漢《公羊春秋》學之官方權威，董仲舒既然如此說，足見後世疑心《公羊春秋》為鞏固西漢郡縣製的大一統服務之說，實乃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有違曆史的事實。
所謂“三世”說，本諸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繁露》將《春秋》所記分為“所見世”、“所聞世”與“所傳聞世”。如果孔子之前沒有曆史文獻，或者雖有而孔子不取，則董仲舒之“三世”說或者言之成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如上所述，孔子之作《春秋》依據的是前人的史記。無論這前人的史記是周之國史、魯之國史、其他諸侯國之國史，抑或各國國史兼收並蓄，孔子《春秋》所記，雖不必是孔子所能親自見之世，就理論而言，都可以是所依據的曆史文獻原作者的“所見世”，而不必為原作者的“所聞世”或者“所傳聞世”。《春秋》之所記，始於魯隱公元年，為時甚晚，早已不是傳說世代，故就事實而言，孔子所依據的史記，必為原作者之“所見世”無疑。依據原作者對“所見世”所作之史記而編撰自己的史記，即使其中包含自己所不能親見者與親聞者，不得謂之“所聞世”與“所傳聞世”。董仲舒之“三世”說既然言之不成理，由此而產生的種種推理自然更加不足道，不值得一駁。
其實，董仲舒藉以見重於當時的，並非“大一統”說或“三世”說，而是天人感應說。《史記·儒林傳》稱董仲舒“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嚐不得所欲。”即其證明。
不過，董仲舒“未嚐不得所欲”之說，與事實並不相符。《史記·儒林傳》記載了這麽一段史實：董仲舒“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布舒不知其師之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複言災異。” 由此可見，董仲舒因預測災異而幾乎見殺，何“未嚐不得所欲”之有？
由董仲舒之幾乎見殺，可見所謂天人感應之說，並無邏輯可循、事實可稽，出自名儒之口便為聖賢之言，出自無名氏之口即為下愚之說。漢武帝之所以赦免董仲舒，僅因知其為董仲舒。倘若《災異之記》之作者確為無名小卒，其結果之為“殺無赦”可想而知。董仲舒既然以論災異、推陰陽為專長，必然以災異之說、陰陽之論為“道”之所在。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董仲舒因懼死而不敢再言“道”，其為人之不足道，亦可想而知。以董仲舒這樣的人為其鼻祖，《公羊春秋》學派有何學術價值可言，也自然是可想而知。
《穀梁春秋》亦稱《春秋穀梁傳》或《穀梁傳》，《漢書·藝文誌》稱其作者為魯人穀梁子，顏師古《漢書注》曰：穀梁子“名喜”，其學相傳出自子夏。顏氏注與子夏之傳說，皆與《公羊春秋》如出一轍，同為無稽之談亦如出一轍。《漢書·藝文誌》僅稱作者為穀梁子而不名，足見作者究竟為誰，在漢代已不甚了了，唐人緣何可知？作者既已不甚了了，其源之所從出，緣何而得知？追溯至子夏，無非是虛張聲勢。同《公羊春秋》一樣，《穀梁春秋》也隻有今文本而無古文本，其成書的年代想必亦不會早於先秦，大抵同為西漢初年之作。其學，隻能追溯至魯人申培而止。
後世之論《穀梁春秋》者，大都津津樂道其中“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一語，更因《穀梁春秋》之學傳自申培，而《史記·儒林傳》稱申培傳《詩》“疑者則闕不傳。”遂以為《穀梁春秋》學派主張反映曆史真相的史學觀。其實，如此這般推論，實屬斷章取義。按“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一語見《穀梁春秋·莊公七年》，全段文字為：“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
“恒星不見”之“星”與“星隕如雨”之“星”，本非同一星，而《穀梁春秋》混淆為一；有關“夜中”之疑，亦莫名其妙而生。以全段文字觀之，正《穀梁春秋》以不知為知，以臆想為事實之證，何“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之有？
漢武帝創設五經博士之時，《穀梁春秋》雖然未得立於學官，至漢宣帝之世，《穀梁春秋》學派卻時來運轉，一度後來居上。兩傳官方地位的轉換，亦大抵因人事而起而無關兩傳本身之優劣。《漢書·儒林傳》稱：“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 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 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所謂“衛太子”，即漢宣帝之祖，因巫蠱案見殺者。魯人而偏袒魯學，自可理解。因孔子為魯人從而推論魯學之必然勝於齊學，則純屬荒唐無稽之論。倘若孔子學術之真諦隻能在其鄉人之間傳播，立於學官予以推廣之意義何在？不過，韋賢等人的推理雖屬荒謬，卻可以從其論點推斷：《公羊春秋》與《穀梁春秋》出自子夏之說在漢宣帝之時必然尚未出現。否則，兩傳既然皆同出子夏，何可以魯學、齊學區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