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文賣話生涯
到香港不久，意識到移民美國不是兩三個月就能辦妥的事，得準備長期抗戰。既然是長期抗戰，就得想法兒混飯吃。兩袖清風固然清高，隻是沒法兒活。臨離開北京之前，先父舊友Ｙ主動替柞裏子寫了封介紹信給香港大公報主編Ｆ，以備謀事之須。柞裏子別無他路可走，隻得上街買份大公報，按照印在報上的地址找到大公報報社。出來見麵的是Ｆ的秘書，說Ｆ到國外去了，什麽時候回港，她也不清楚。聽起來頗有點兒像是推脫之辭，當時略有一些失望，過後也就不再存希望。孰知一個月後，意外地接到Ｆ打來的電話，說是剛回港，遲複為歉，隨時歡迎柞裏子去大公報社。看來Y與F的交情還的確不淺。不過，這時候柞裏子已經在別處謀得賣文賣話的活計，遂婉言謝絕了。
賣文賣話的活計，都是通過Ｘ介紹的。Ｘ是什麽人物？柞裏子原本一無所知，抵港後不期而遇。爾後看到一些資料，聽到一些傳聞，方才知道Ｘ在抗日期間曾是國民政府派駐延安八路軍總部的代表，去台灣後曾任總統府幕僚長之類的職務，內閣大員們要見老蔣之麵都得先過他Ｘ這一關，名副其實炙手可熱。後因得罪小蔣，被迫棄政從儒，受聘為東海大學教授，講授政治思想史一類的課程。緣何得罪小蔣？據說Ｘ討厭三青團的氣焰囂張，而三青團正是小蔣的權力基礎。從大學退休後，Ｘ僑居香港，在《華僑日報》上撰寫一個專欄，每周一篇，既談政治，也談學問。
Ｘ在外頗有使氣罵座的之名，對柞裏子卻十分客氣與熱情，至今不知何故。初次見麵，交談不多時，便說如果柞裏子想發表文章，他可以推薦給報界。當時天安門事件正是熱門話題，柞裏子遂以“天安門事件的前因與後果”為題，寫了一篇雜文交給Ｘ。那時候所謂的“天安門事件”，不指“六四”，指76年的“四五”。沒過兩天，Ｘ竟然登門到柞裏子的蝸居回訪，說他已經把柞裏子那篇稿子親自交給了《明報》老板Z。
兩天後，Z來電話，約柞裏子次日下午3時到新寧餐廳見麵。不是吃飯的時間，餐廳裏空空如也，一進門就看見兩位客人坐在麵門的餐桌上對著大門張望。略帶猶豫地走過去，沒等柞裏子開口，兩人同時站起來相迎。一個看上去50上下，留小分頭，戴一副金絲眼鏡，很斯文。另一位看上去40左右，留長發，粵人長相，形象略顯粗俗。當時柞裏子對Z的年齡籍貫一概不知，憑感覺猜想年歲大些的是Z。各自自我介紹之後，果不期然。另一位姓H，當時為《明報月刊》的主編。Z與H兩人嘴上都叼著香煙，麵前席上都擱了杯咖啡。沒人問柞裏子要不要咖啡，卻同時遞過一支香煙來。柞裏子說聲不會，謝絕了。Z聽了，認真吃了一驚，反問道：國內生活無聊得很嘛，都會抽煙的。你怎麽不會？柞裏子一笑置之，未予答複。寒暄既畢，言歸正傳。Z說柞裏子的稿子他已經看過了，很好，將由《明報月刊》發表。H接過話茬，說歡迎往後多多支持，文章長，就在《明報月刊》上發表；短，就在《明報》日報上發表。臨分手時，約好了個日子在明報報社辦公室與H見麵，把發稿的事情定下來。
回到下處，旋接Ｘ的來電，說他已經同Z通過電話，知道一切順利，邀柞裏子去他家共進晚餐。飯後茶餘，Ｘ談起Z。說Z夫婦本來都在大公報，文革後因持不同政見，雙雙辭職，自辦《明報》。創業有方、生意興隆，由當初的一份《明報》，進而創辦《明報晚報》、《明報周刊》與《明報月刊》。不過，Z生財雖然有道，持家卻未見有方。琴瑟不調，風傳在外包養一名吧女；留學美國的獨子在美自殺身亡，或與家庭不睦有關亦未可知。 至於Z的文學成就，X隻字未提，想必在X的心目中，武俠小說乃是流外之作，無足掛齒。
閑談進入高潮之際，X領柞裏子參觀其書房。X的單元不大，書房自然更大不起來。這不足為奇，在香港寸金尺土之地，非腰纏萬貫者莫能住得寬敞，X不屬腰纏萬貫之列。令柞裏子大吃一驚的，是所有的書都是台灣翻印的洋裝貨色，裝潢、質量皆極其低劣。所謂“洋裝”，也就是非木版線裝。從小在家裏看慣了木版線裝書，誤以為但凡搞文史的，家中藏書必為木版線裝無疑。吃驚之餘，稍事思索，方才那一驚還真不應該。香港、台灣本是萬裏投荒之地，哪來木版線裝書籍？可惜的是，木版線裝如今國內亦成絕無僅有。土改時，藏於農村者大抵毀於水火。文革之時，幸存於城市者，亦複在劫難逃。
柞裏子那篇文章發表在下一期的《明報月刊》上，H在文前寫了幾句按語，鄭重其事地推薦了一下。當時雖然人在香港，以言治罪的餘悸猶存，亦恐國內親友受累，文章署的不是真名自不在話下。不過，那時也並沒有柞裏子這筆名。穿的是件什麽馬甲？記不起來了。
那篇文章是柞裏子賣文之始，當時心中是否因此而興奮過？也記不起來了。隻記得收到稿費時，頗有些失望。一萬多字的文章，稿費隻有……多少？嘿嘿！也忘了。據X說，柞裏子拿到的已經是最高的稿酬標準了。這並不是什麽好消息，不過令柞裏子認識到在香港靠賣文難以為生的現實而已。爾後不久，H來電話，問柞裏子有無興趣為宋慶齡寫篇紀念文字。也許因宋是粵人的緣故，在香港還相當受歡迎。柞裏子一向鄙視宋氏家族，一口拒絕了。後來用別的筆名在《明報》日報上寫過一些不相幹的文章，純粹為了混飯吃。
不久，得悉柞裏子臨離開北京時參與翻譯的那本書出版了。跑到中環商務印書館的門市一看，果不其然。當即亮出身份證，證明柞裏子是該書的三譯者之一，討了個折扣，買了十套分贈相識。後來聽說那書是文革後期恢複稿酬之後出版的第一本書。當時先母仍健在，柞裏子應得的稿費由先母代為接管了。究竟是多少？柞裏子從來沒問過。那書是柞裏子平生第一譯作，料想也會是唯一的譯作。雖然那本譯作後來入選漢譯名著叢書一版而再版，柞裏子從那以後不曾譯過書，從今以後也絕不會有譯書的興趣。文章還是自己的好。嘿嘿！
把十套書拎到蝸居，一時心血來潮，用書作肘墊，自拍一張留影。相機的牌子是Praktica。 有誰聽說過這牌子？恐怕無多。有誰知道生產這相機的公司叫什麽？恐怕更少。公司本名Zeiss-Ikon，後來輸了官司，改名Pentacon。聽了這樣的提示，有誰知道是怎麽回事了麽？如今不僅公司不存，連公司所在國也不複存在。桓溫曾經感歎：“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就柞裏子這一私案而言，不妨更改一字，曰：國猶如此，人何以堪！
Nice to 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