柞裏子“由棄女童案而想到的”一文，招致一些謾罵，也招致一些非議。謾罵就不去管它了。非議大抵將柞裏子有關秉性遺傳的說法誤解為血統論，有必要予以澄清。
人的秉性，如同相貌與聲音一樣，基本上得自其親。這種通過基因而致的遺傳，乃是不爭的事實，但凡否認者，或出於政治的動機，故意為此自欺欺人之談；或出於誤解與被誤導，遂有此誤信。
不過，可以遺傳的內容，僅僅是“內在的秉性”，不能推廣或引申至任何外在的表現，比如“政治態度”、“意識形態傾向”、“生活方式”等等。
以生活方式為例。某人生活在30年代的上海，秉性喜歡趕時髦，其生活方式表現為非西式裙不穿，以不會英語為恥，以出入英美大亨的舞會為榮。其女繼承其喜歡趕時髦的秉性，然因生活在50年代的北京，故其生活方式表現為非列寧裝不穿，以不會俄語為恥，以出入蘇聯專家的舞會為榮。西式裙不等同列寧裝，英語不等同俄語，英美大亨不等同蘇聯專家，然而，母女追求時髦的秉性並無二致。
“秉性”的可遺傳性，也不能為“秉性”的鑒別，比如“優劣”、“高下”等等，提供任何可以憑借的基礎。“好”的秉性可以遺傳，“壞”的秉性同樣也可以遺傳。遺傳與否，與秉性之優劣無關。肯定“遺傳”，隻是肯定秉性的可傳遞性，無予秉性的品質。種族主義與種族歧視的根源，是自以為比其他種族高明、優越。這種“以為”，不可能從“秉性”的可傳遞性推導而出。故但凡以為肯定秉性遺傳，等同或導致種族主義或種族歧視者，皆出於對秉性遺傳說的誤解。
秉性遺傳說可以為種族秉性的穩定說提供基礎，倘若種族的秉性不穩定，則種族主義無從而鼓吹之。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不過，秉性的穩定與否，也與秉性的優劣無關。種族的“好”秉性可以穩定，種族的“壞”秉性也可以穩定。但凡因秉性遺傳說導致種族秉性穩定說，從而以為秉性遺傳說間接導致種族主義或種族歧視者，皆出於對種族秉性穩定說的誤解。
文革初起之時，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譚立夫提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俗稱之為“血統論”。其詞匯的選擇，不必一一細究。比如，“老子”，不必拘泥為“父”；“兒”不必拘泥為“男兒”。總之，這所謂的“血統論”，包含兩層意思。
其一：但凡父母是共產主義革命者，其子女必然如此。但凡父母是共產主義反革命，其子女也必然如此。
其二，但凡是反革命及其子女，都該死。
支持或反對共產主義革命，是一種“政治態度”或“意識形態”，不是“秉性”，是不可遺傳的。可遺傳的有關秉性，是有無“造反的傾向”。
具有“造反傾向”的人，可以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也可以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反革命”。具體為何？取決與社會形勢、個人利益，以及個人的其他性格。比如，在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形勢下，具有“造反傾向”、可以從造反中獲得利益、同時具有造反膽量者，極可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倘若社會形勢為無產階級專政，同樣一個具有“造反傾向”的人，如果可以從造反中獲得利益，而且具有造反的膽量，則極可能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反革命”。
血統論的錯誤之一，在於把不可遺傳的外在表現誤解為可以遺傳的內在“秉性”。
為什麽會有這樣的誤解？因為在當時的中國，但凡“革命者”出身，皆為既得利益者，因而不大可能從造反中獲得利益。故無論其秉性有無“造反的傾向”，其外在的表現，都不會具有“反動”的動機。反之，但凡“反革命”出身，皆為利益喪失者，無論其秉性有無“造反的傾向”，都可能從造反中獲得利益，因而具有“造反”的動機。動機的有無，來源於利益，而不來於秉性，與遺傳或血統無關。血統論鼓吹者忽略或不曾認識到這一點，從而錯誤地將動機的根源推斷到遺傳或血統之上。
革命與反革命，不過是相對的觀點。正確與錯誤，也不過是相對的觀點。以為但凡與自己相反者，皆為“反革命”的想法，是唯我獨尊的想法。唯我獨尊，是導致思想鉗製、階級壓迫、民族迫害等等等等的根源。
血統論的錯誤之二，在於鼓吹唯我獨尊之說。這一錯誤，與秉性遺傳說風馬牛不相及。
唯我獨尊的心態，大致上可以有三種不同的表現形式。打擊、迫害、奴役為第一種；因蔑視而歧視之為第二種；因憐恤而提攜之為第三種。
納粹德國之迫害猶太，美國白人之奴役黑人，皆屬於第一種。
美國白人之施行種族隔離為第二種。
美國白人的某些反隔離措施，比如巴士法，屬於第三種。
不言而喻，三種之中，以第一種最為惡劣。
文革時的血統論，旨在打擊與迫害政治上的異己分子及其子女，雖與種族主義或種族歧視無關，正屬於最惡劣之第一種。
血統論的錯誤之三，在於此。這一錯誤，也與秉性遺傳說風馬牛不相及。
有些人從根本上反對秉性可以遺傳，以為秉性是教育的結果，是環境使然。竊以為這樣的想法，大都亦皆因把“外在的表現”誤解為“內在的秉性”。
如果不是出於這樣的誤解，那麽，不妨想一想：為什麽同樣的教育，同樣的環境，孕育出不同的德行？燒殺搶掠偷盜奸淫，古今中外的教育皆詆毀之。如果教育能使人去惡，為什麽燒殺搶掠偷盜奸淫的行徑，古今中外不絕？
道德教育並非無用。但其用，在於“提高”道德的“水平”，而不在“賦予”道德的“存在”。一切外因，皆隻能通過內因起作用。秉性是內因，教育與環境是外因。缺乏某種秉性，無論外因為何，無從使之有。既無有，焉能使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