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沿革
不像文字，語言必定是自然形成的。既是自然形成，形成之時自然並無標準依從。既無標準依從，發展時必然出現差異。所謂方言，就是同一種語言因地方不同而出現的差異。一般來說，一種語言流行的地域越廣，方言的種類就越多；流行區內的地形越複雜，方言的種類也會越多。理由很簡單：地域廣袤，地形複雜，遂不便交流；交流稀少，差異遂得以發生、發展、保留與固定，從而產生方言。漢語方言眾多，南方方言尤多，正因為此。
簡單地說，漢語語音可以分作南北兩個係統。這種分類法由來已久。《詩經·鍾鼓》“以雅以南”中的“雅”，指北音；“南”，指南音。先秦也用“雅言”指普通話或官話，可見當時以北方讀音為標準音，視南方讀音為方言音。當時所謂的北方，指中原地區。這地區流行的所謂雅音，其聲韻見之於《詩經》。當時的南方方言主要有楚語、吳語、與越語。楚吳越在春秋都是非華夏體係的諸侯國，中原諸國視為蠻夷，其語音不被視為正統，如水之走下，勢在必然。楚語分布於長江中遊，吳語以於蘇州為中心，越語流行於杭州一帶。時至戰國，吳越先後滅亡，吳語與越語卻依然存在；楚國的疆域與國都則逐漸向東北遷徙，楚語的流行區也因此逐漸擴展至淮泗流域。
秦國統一天下之後，曾進行一係列的“統一”工作，包括統一文字在內。不過，似乎並未致力於統一語言。西漢揚雄著《方言》，對漢代方言進行了全麵與細致的分析與研究。先後曆時二十七年，而《方言》似乎仍是一部未完成之作，可見任務之艱難，也反映出漢時方言的複雜繁多。反過來，也正好證明秦朝似乎未對方言采取統一行動的推測。
對方言的發生與發展影響最深的人為因素，莫過於戰爭與動亂。比如，五胡亂華之時（時在晉永嘉年間，因而史亦稱之為“永嘉之亂”），北方由匈奴、鮮卑、羌、氐、羯先後或同時割據，大量華人南遷。結果之一，是北音的流入南方方言。唐代詩人張籍《永嘉行》有“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即其證。八百年後，北宋南遷，也造成同樣的後果。南遷人士大都是貴族大戶，南遷之後因而大多居於京城。東晉都金陵，南宋都臨安。金陵如今為南京，臨安如今為杭州。正因為此，如今南京方言與杭州方言同周圍地區極不相同。
統治當局的語言政策，其影響也不可忽視。比如，雲南貴州一帶，方言本來極其難懂（自然是對外地人而言），明沐英強行推廣明代製定的洪武正韻，遂令滇黔方言皈依所謂西南官話係統，至如今反而成為最易懂的方言。
近代的方言狀態如何，近代學者章太炎與劉光漢均作過係統的研究。章太炎分方言為九種，劉光漢分方言為十種，大同而小異。劉說較易明了，茲介紹入下：
河北關西 （所謂關西，泛指函穀關或潼關以西）
河南淮北
淮南江北
漢水南北（包括川北）
浙江 （指長江流域南京以東）
皖南 （指長江流域南京以西）
湘贛 （包括川南）
粵西滇黔
閩中
粵東
這種分類所依據的，其實是這些地區內的所謂官話或普通話，並不是說，在某特定地區之內，語音完全相同。換言之，在這些方言區內還有流行區域更小的方言存在。在南方方言區內，因多山多水，往來不便，更是如此。縣與縣之間，甚至鄉與鄉之間，語言不通之例，在湘贛地區屢見不鮮。反之，籠統地說，如今方言仍舊可以依遠古之說，分為南北兩類。
方言不是漢語獨有的現象，各種語言都不免。比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流行於非洲與印度等地的英語，都是英語的方言。美國黑人的英語，也是英語的一種方言。德法意西俄等等也都有各自的方言。不過，印歐語係的方言，讀音之差異往往隻表現在元音上，而漢語的方言，往往元音輔音都不盡同。有些西方語言學家於是倡一種論調，說什麽漢語的方言，其實是不同的語言，隻是因為漢字不用拚音字母書寫，所以方才能統一為一種語言。無可否認，漢言方言之間的差異，大於各印歐語方言之間的差異。不過，竊以為並不能據此而斷定漢語的方言其實為不同的語言。就印歐語係而言，發音是其語言中最為重要的部分，許多語法規則都因語音而來，或者說，都為讀音而設。英國甚至有人寫過一本完全根據語音來闡述語法的著作，作者好像叫Parmer,書名好像叫《Spoken English Grammar》，多年前讀的，記憶不清了。
漢語不是拚音語言，語音不是漢語的基礎，詞匯與句子的機構，才是漢語的基礎。記錄漢語的漢字不是拚音符號，就是一個極好的證明。漢語方言雖然可以不同到相互聽不懂的地步，寫下來，卻仍是同樣的句式和大同小異的詞匯。而且，漢語方言詞匯的不同，大都隻是選取的不同。比如，粵語說“企立”，普通話說“站立”。“企”字的這種用法，在普通話中並非不存在，隻是沒有被選用於這種場合。普通話有“企鵝”（站著的鵝）一詞，就是證明。
語音變革
南北語音差異究竟何在？簡言之，北音渾厚，南音清軟。何以會如此？據說孔子的解釋是：南方是生育之鄉，北方是殺伐之域。這說法玄而又玄，姑置之不論。較為切實的說法，最早的當推北齊文學家顏之推的《顏氏家訓》。顏以為語音受地理環境的影響，北方山川深沉，所以語音厚重；南方水土溫柔，所以語音輕揚。後來的語言學家如《切韻》的編纂者、隋代的陸法言，《經典釋文》的作者、跨越隋唐的陸德明，皆承襲顏氏的自然環境說。
語音不僅因地域之不同而產生變異，也因時代的推移而發生變化，各種方言皆不能免。所以，語音學例有古音與今音之分。然而，古今音如何斷代？向來並無定論。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以秦漢為古今音之界。遠古語音變化如何，難以分析，大都依《詩經》為準。《詩經》作品取自十五國，涵蓋年代近千年，而聲韻不變。於是有人據此而斷定古音無變化。這說法並不可信，因為詩歌的聲韻完全可能脫離實際語言的聲韻。比如，自宋以降，無論是普通話還是方言，語音經曆過種種的變更，而作詩填詞，依然以宋代製定的韻書為準，而宋代製定的韻書，又以魏晉的普通話為準則。
漢以降，既有韻文，又有韻書，語音變化基本有軌跡可尋。魏晉不同於南朝，隋唐不同於兩宋，金、元、明、清，也各自不同。顧炎武的劃分法，於所謂今音，顯然過於籠統和簡略。也不適合於當今之世。如今的普通話，讀音與聲調基本皆以元代的音韻為準則。竊以為可以據此而把古今音的斷代定在宋末元初。至於古音，可進而劃分為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四個階段。
研究聲韻，韻書是最主要的工具。所謂韻書，就是按元音分類的字表。稱之為“字表”而不稱之為“字典”，因為韻書並無解釋，甚至也不注明輔音。編著韻書的目的，原本並不是為音韻的研究，而是為作詩填詞樹立標準。最早的韻書，當推魏李登的《聲類》與晉呂靜的《韻集》，可惜，兩書皆早已失傳。梁文學家沈約著《四聲譜》，依魏晉之音為標準音，該書也早已佚散。隋陸法言編的《切韻》也失傳，近發現唐代手抄本數種，據近人考證，有的極為接近原作。宋陳彭年等根據《切韻》而作《廣韻》，所謂“廣”，就是推而廣之的意思。換言之，所謂《廣韻》，是一部增補的《切韻》。《廣韻》分韻為二百零六部。所謂二百零六部，也就是說有二百零六種韻的意思。
隨著時間的推移，語音的變化並不限於元音，也同樣涉及輔音。因此，就究語音的變化而言，韻書的功能也是有限的。也許因為輔音與作詩填詞無關，曆來雖不乏探討輔音變化的學者，類似韻書的專著卻不可得。簡言之，輔音的變化大致由重摩擦變為輕摩擦，由輕摩擦變為無摩擦。比如，p->b, b->v, v->f, f->h, g->h, m->v->w。這種變化往往可從對外語所作的音譯中找到證明。比如，浮屠（Buddha），吐蕃（Tibetan），回紇（Ouigour）三詞，可以證明“浮”古音讀作“不”，“屠”古音讀作“獨”，“蕃”古音讀作“般”。又如，唐朝名將蘇定方，其名姓見諸藏文史料，據藏文的音譯，“方”在唐讀作“邦”。輔音的這種變化，在方言中也可找到證據。比如，“文”在北京音讀作wen, 在很多南方方言均讀作ven，在粵方言讀作 men。充分體現了m->v->w 這樣一個過程。
有意思的是，這樣的變化趨向，並不限於漢語。比如，西班牙語b的發音趨近於v，與漢語不謀而合。眾所周知，西班牙語與漢語風馬牛不相及，何以雷同如此？不敢置喙，留待高人。
四聲略說
自先秦以至於宋，無論普通話還是方言，聲調皆有平上去入四聲之分，每一聲又分陰陽兩部。上文提到梁代文學家沈約著《四聲譜》，於是有人誤以為古無四聲、四聲出自齊梁，或者古音四聲不全。據近人考證，皆為無稽之談。茲舉一例，以資管窺。據《史記》，正月之“正”，之所以讀作“征”，乃因避秦始皇之諱。如果秦時無四聲，就不可能出現這種避諱的方式。
北宋南遷之後，北方先後為金（與滿清同為女真族，故清本名後金）、蒙古所統治，因金（或者說滿）語、蒙語的混攪，入聲漸失，混入平上去三聲之中。南方方言不受此影響，因而大多四聲俱全。不過，如今無論是哪種方言，四聲陰陽俱全的，已經不複存在。絕大部分隻保留陰平、陽平、陰去、陽去、上、入等六聲據說，有極少數方言保留七聲，未知確否。
元周德清作《中原音韻》，名為中原，實以北方方言的讀音為準，為北曲的創作而作。分九十韻，每韻分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部，無入聲。入聲的喪失與韻部的大大縮小，說明不少音與調在北方方言中皆已失傳。明依之以修《洪武正韻》，雖有改良，未能恢複唐宋音的舊貌。如今普通話的四聲，也是以元代的《中原音韻》為準，所謂的四聲，不指平上去入，而指陰平，陽平，上聲，去聲。選用北京音為普通話的讀音，全國推而廣之，遂令入聲頻於絕響，讀古詩詞，也往往不能合韻。
究竟什麽聲是入聲？如果你的方言中有入聲，那麽，“入”字在你的方言中的聲調就是入聲。如果你的方言中沒有入聲，那麽，想要知道入聲是怎麽回事就不容易了。在某些方言中，入聲是通過尾音表現的。比如，粵音中但凡以k,t,p (或作g,d,b) 結尾的字，都是入聲字。紐約唐人街有條街道，英文作Mot，中文作“勿街”。用北京音讀“勿”，與“Mot”風馬牛不相及。粵語的“勿”，正好是一個以“t”結尾的入聲字，讀作“mot”，用來音譯英文的Mot，簡直是天衣無縫。在某些方言中，尾音已經喪失。入聲同其他三聲一樣，是通過聲調來體現的。比如，長沙方言就是如此。
常見的入聲字有：
木，俗，速，穀，獨，讀，竹，肉，祝，術，玉，佛，勿，不，月，雪，血，切，穴，削，族，卒，足，曰，樂，嶽，合，法，甲，鴨，乏，插，八，列，烈，劣，說，閱等等。
有興趣的人，不妨找部韻書看看。
注音與方言
漢字注音，有四種方式。最原始的，用字注字。比如，某字讀若某字。自東漢以至於民國，最為流行的注音法為反切。比如，“可，肯我切”，意思就是用“肯”字的輔音配合“我”字的元音及聲調，注“可”字的讀音。“反”與“切”有什麽不同？或者說，什麽情況下用“反”？什麽情況下用“切”，如今已經說不清楚，大抵通用。
選取什麽字為反切，極有講究。首先，用於反切的字當是常見易讀的字，否則，本身都讀不出，還怎麽注音？其次，根據反切讀出的音，必須放之四海而皆準。所謂四海，指所有的方言。換言之，同一個反切，用廣東方言讀之，為粵音；用北京方言讀之，為京音；用蘇州方言讀之，為吳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行家因而能夠通過掌握反切字的方言讀音，了解方言的全貌。
嚴格地說，注音字母不始於創設“波坡模佛”的民國而始於唐。唐因翻譯佛經之須，取某些漢字，派作字母之用。始於民國的注音字母，隻不過是用非漢字符號為字母的首創。不過，“波坡模佛”在大陸大力推行卻是四九年以後的事情，自拉丁拚音出始在大陸廢止。與用反切法注音的情形不同，注音字母與拉丁拚音字母都不是漢字，如何讀音，與方言無涉，是由行政機構統一規定的，所以，無論是用注音字母注音，還是用拉丁拚音字母注音，其結果必然是語音的統一化，或者說標準化。換言之，推行注音字母或拉丁拚音字母拚音法，如果徹底成功的話，必然導致方言的消失。
方言消失，是好事？是壞事？還是不相幹的事？答案如何，想必見仁見智，正如北京城的胡同應當拆？還是應當留？所不同的是，胡同該不該拆？有人關心，甚至有洋人上書中國政府。方言該不該亡？無人問津。
本文有關音韻學的介紹，大多依據近代語言文字學家馬宗霍著《音韻學通論》（商務印書館， 1933），該書於古代音韻的種種，皆有詳細深入的論述，有興趣者，不妨一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