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大可
文革並沒有摧毀一切。相反，在1967年的左翼極端主義風暴之後，一 種小布爾喬亞文化在上海西區悄然流行，成為兒童節的隱秘主題。沉默了很久的鋼琴聲和小提琴聲再度響起，它們散布在一些法國、西班牙和德國式的住宅間，在太 平洋季風中微弱而斷續地傳送著，宣示了西方意識形態的卷土重來。
文革中掌權的新興掌權者忽略了這個信號。在實現了權力角逐的目標之後，毛澤東和他的助手著手建立新經濟-文化秩序。商店開始營業，學校開始複 課。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子女們從嚴酷的冬天裏重新複蘇，他們的臉上再現了希望的笑容。在1969年到1976年間，音樂成為它們尋找出路的唯一途徑。由 於江青熱衷藝術，一些地方和軍隊的專業文藝演出團體急須輸血來提升其演出質量。它們被迫把視線投射到了掌握著西方音樂演奏技術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階 層。在純潔的革命文化與肮髒的反動文化之間，出現了秘密的妥協。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我七歲開始學習鋼琴，卻對這個樂器沒有任何興趣。在無數次挨打和眼淚滴落在鍵盤上之後，母親對我開始大失所望。文革的到來， 進一步粉碎了她希望我成為音樂家的打算。我重新觸摸鋼琴，是在幾年後的一個周日。在經曆了漫長而潮濕的雨季之後，陽光第一次明媚地在空氣裏流動。潮氣開始 蒸發，腫脹的門框和濕漉漉的牆壁都在恢複原形。一種難得的喜悅在樹叢和紅色的屋頂間流淌。所有的鄰居都開始了大掃除行動，把潮濕的被褥和衣服晾曬到太陽下 麵。母親給我的任務是給鋼琴打蠟。我用地板蠟擦拭著那架老式的直鋼絲琴，看著深棕色琴身逐漸發亮，忽然有了一種彈奏的衝動。
我用僵硬的手指開始了哈農的指法練習。這是唯一沒有資產階級色彩的西方“音樂”。琴聲有些發悶，但很動人，象一個在沉默了很久之後突然開口說話 的老人。我心中產生了某種難以言喻的感動。陽光和景色竟是如此的敞亮，琴聲在其中飄飛，一直傳遞到了很遙遠的地方。我知道有許多人在傾聽。愛輕輕掠過了他 們。他們感到了生活裏的這個細微的變化。手指就這樣解放了音樂。
從此我開始了一種瘋狂的鋼琴練習。在沒有任何老師指導的情況下，以“野路子”的方式，探查著隱藏在音樂裏的秘密。這場手指的騷動一直持續到文革 結束。中學時代我還嚐試著寫詞和作曲，幻想有朝一日成為指揮家。上海音樂學院就在我家附近。文革後期，它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我時常在它的高牆外徘 徊，傾聽著混雜在一起的鋼琴聲和“啊，啊，啊”的練習音階的歌聲，渴望成為其中的一個成員。一些同學先後被軍隊文工團招走，成為身穿四袋軍裝（當時是軍官 身份的一種簡陋標誌）的特種“文藝兵”，邁向這個社會最值得誇耀的階層。而我一直在它的外麵徘徊。這個夢的破滅是我童年遭受的最沉重的打擊。我是音樂的永 久的囚徒。
在中學時代，學校裏出現了隱秘的文藝崇拜思潮。這是一種小布爾喬亞式的情調。在參加學校的日常政治洗腦之後，一些學生聚集起來，舉辦家庭音樂 會，演奏革命音樂和資產階級作品，參加的樂器包括鋼琴、小提琴、大提琴、黑管和長笛。有時則隻有一架鋼琴和一把小提琴。沒有人去檢舉我們的地下俱樂部。
這種藝術思潮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它內在地塑造了文革後期上海西區的流行時尚。受過良好教育的漂亮的女孩子，多身穿灰色瘦腰軍裝，腳踏北京的黑 色燈心絨平底步鞋，走路時腳尖外撇，上身微微前傾，這是軍隊舞蹈演員的最常見的職業姿勢和扮相。另一種更簡潔的時尚，就是走在街上獨自行走，手裏提著小提 琴盒（裏麵很可能是空的）。這幾乎成了當時好孩子的主要識別標記。藝術的麵容透過這些黑色盒子，露出了經久不息的微笑。
寒冷而潮濕的冬天來臨時，我的兩手就長滿了凍瘡。這種皮膚病象蛔蟲病一樣，最終演變成了一場廣泛的群眾運動。由於貧困和營養不良，大家都紅腫著 雙手，然後看著它們逐漸破裂和潰爛，直到春天來臨才慢慢痊愈。人人都把手藏在口袋裏，看起來就像是要掩蓋起一件犯罪事實。而對我來說，凍瘡是比蛔蟲更加討 厭的災難，它使我幾乎無法繼續在鋼琴上爬行。
在寒假裏，我時常站在窗口，無聊地眺望弄堂裏的風景。那些臉蛋凍得通紅的鄰居小姑娘不時經過樓下。見她們遠遠走來，我就趕緊坐到鋼琴上去，開始 手忙腳亂地彈奏，炫耀著可笑的虛榮。那時候，小男生和小女生之間都不太說話。我指望這聲音能夠擊中某個小傻瓜的頭腦，就像酸話梅和鹹桃板擊中她們的小嘴一 樣。青春期情欲一直蜷縮在沉默的內心深處，這時又不知所措地尋找著喊叫的方式。
但這聲音好像並未打動什麽人，倒是我自己受了重重的一擊。我第一次暗戀的就是個鋼琴女孩，身材矮小，長著一張高額頭的娃娃臉，卻彈得一手好琴。 在我念初一時的某個冬日，她上我家來玩，這成了我記憶中的盛大節日。陽光灑在乳白色的琴鍵上，水仙花從它的圓形球莖上開出了皎潔的小花，整個屋子都彌漫著 淡淡的若有若無的香氣。她為我彈奏了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和殷承宗的《黃河》。她的手指纖長而靈巧，她的容貌融解在如夢的音符裏，向我展示著世界上最秀 麗童真的形象。但我甚至不敢拉一拉她的小手，向她表白心中的歡欣。她成了伴隨我整個少年時代的青春偶像。
這是音樂激情帶來的直接後果。在一個禁欲的年代，我蓬勃發育的情欲轉向了蕭邦、貝多芬、舒曼、莫紮特、巴赫以及柴可夫斯基。尤其是蕭邦的灼熱和 顫栗的言說、舒曼的無限憂傷的歎息、貝多芬的神經質的宏大抱負和莫紮特的清澈純淨，都是我的精神的隱秘搖籃。我在其間長大，並指望從那些抒情的元素中找到 靈魂的住所。
早期文革的毀滅性暴力，造成了大量文化產品的毀損。這時，我和夥伴們都麵臨嚴重的資源危機，唱片變得像鑽石一樣珍貴。樂譜的情形稍微好些，因為 可以用手工抄寫。我耗費了大量時間去做這項工作，從樂器店裏買來空白的五線譜紙，把音符一個一個寫上去，但錯誤百出，品相醜陋。這時我認識了一個比我大兩 歲的少年，他練習小提琴無成，卻成了罕見的抄譜天才。他花了整整一周時間，為我抄寫鋼琴協奏曲《黃河》的全部樂章，精美得就像印刷品似的。從此我擁有了第 一份真正屬於自己的完美的琴譜。
直到文革後期，我們的小圈子才擁有自己的錄音機。那是一種上海產的編號為601的老式電子管機，使用塑膠圓盤磁帶，機身極其沉重，必須用自行車 小心翼翼地搬動。我們幾個酷愛音樂的朋友就是在這樣的機器上第一次傾聽了貝多芬的幾個交響曲、拉赫曼尼諾夫的協奏曲和斯梅塔那的《伏爾塔瓦河》。第一次聽 《河》時我就止不住淚流滿麵。以後每次聽這首曲子，我都無法抑製可笑的眼淚。它把我帶往一個光線柔和的家園。不僅如此。對我而言，每一個來自古典時代的音 符，都是愛的標記。
在這個覆蓋著各種紅色政治標語的城市，美被禁錮在那些粗暴或冰冷的形式裏麵，向我發出氣息微弱的招喚。麵對極其有限的藝術資源，我的神經變得高 度敏感而纖細，對任何一種聲音以及類藝術的事物，都會產生過度反應，所有細胞都被緊急動員起來，以便完成這種秘密的竊聽。創造力尚未走出童年，感受性卻已 過早成熟。這樣一種不均衡和畸形的精神發育，正是我少年時代的悲慘寫照。
在所有的音樂朋友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大頭。他住在淮海路和常熟路交界的公寓“淮海大樓”裏，遠近聞名。父親病逝之後，我和他成了形影不離的朋 友。他是那種典型的天才音樂少年，長著一個碩大的頭顱，性情狂放，目中無人，卻對我青眼有加。他佩服的我的文章，把我的散文珍藏在他的寶貝盒子裏，同時也 對我的音樂感受力和理解力深為讚歎，而我則欽佩他鋼琴技藝和音樂天賦。這種惺惺惜惺惺的結果是，我們成了莫逆之交。
他時常騎車跑到我窗下，大聲喊著我的名字，弄堂裏響徹著他的尖利而高亢的叫聲。進屋之後，他就開始敲擊我的鍵盤，為我演奏貝多芬的《月光奏鳴 曲》、蕭邦的《夜曲》、《馬祖卡舞曲》和《革命練習曲》。他劇烈地搖晃著身體，患過敏症的鼻子發出沉重的喘息。整個屋子都籠罩在他狂熱而誇張的個性之中。 然後我們轉移到北屋，在那裏繼續討論音樂和文學等各種話題。我們一同嘲笑“老柴”（當時我們圈子為柴可夫斯基所起的“昵稱”）在第一鋼琴協奏曲中流露的民 粹主義激情。我們也都被舒曼的“夜曲”中的那種悲愴的歎息所震驚。貝多芬作品中所包含的革命氣質則令我們發瘋。我們一起流浪在這類似騙局的王國。
到了午夜時分，我們時常走出屋子，一起在上海西南區的馬路上遊蕩，從太原路、汾陽路走上複興路，穿過新康花園，到達淮海路，又轉回到衡山路和複 興西路，反複搜尋著隱藏在這紅色革命策源地背後的詩意。即使曆經大革命歲月的清洗，可惡的舊殖民地的本性依然屹立在那裏，散發出令人心碎的光輝。街道上寂 然無人，昏暗的路燈被法國梧桐所遮蔽，落葉被風卷起，堆積在生鏽的帶洛可可風格的老式鐵柵門邊。花崗石的台階布滿灰塵。從那些窗戶中射出了親切而溫柔的光 線。
我們有時也在普希金銅像的廢墟附近遊蕩。那座帶有一個高大的紀念碑式的花崗岩底座的銅像，早已被紅衛兵推翻。汾陽路和嶽陽路交界的街心花園露出 了光裸的泥土。在複興中路和汾陽路口的那個美麗的小玻璃房子，也消失得無影無蹤。殖民地風格的老式電話亭，像一個忠實的守夜人，在街角上孤苦地站了幾十 年，最終還是被喧囂的革命所打碎。除此之外，城市建築的屬性並沒有太多的改變。
我們也常站在淮海大樓屋頂上遠眺，從製高點上俯瞰沉睡的街區，像占領黑夜的士兵。街道向四周伸展，稀少的燈火在浮動，仿佛是一些感傷的符號。越 過冬青樹叢的暗影，月亮莊嚴地照臨在飽受創傷的城市，像懸掛於永恒之中的神的麵具。時常可以聽見鋼琴或圓號的聲音被風送來。當世界沉睡了之後，一種不屬於 大地的歌聲在緘默中秘密地誕生了。隻有我們掌握了這個巨大的秘密。
有時我們的夜遊一直會持續到黎明。女工推著送奶車粼粼走過，玻璃牛奶瓶在震顫中互相碰撞，發出巨大的噪聲。早晨的氣息已經吹來。黑夜意象開始從我們的瞳孔裏消退。我們各自回到家裏，在床上開始另一種夢囈。
1977年開始的大學高考，結束了這個病態的小資產階級夜遊症時代。新政府為精神苦悶的知識青年提供了出路。我們告別黑夜意象，急切地回到了書 桌麵前。但大頭報考上海音樂學院意外受挫，父親又心髒病突發，撒手而去；兩年後，他的日本情人與他分道揚鑣。這些災難接踵而至。完美的世界突然崩潰了，坍 在他身上。他坐在我的沙發上，口袋裏揣著一瓶安眠藥片，悲痛的淚水在眼框裏打轉，臉上漂浮著夢一樣的死亡氣息。
這時我已經是華東師大中文係的學生。我們都麵對著嚴重的挑戰：他想要死去，而我要阻止他。我們的談話從卡夫卡開始。我向他詳述存在主義的生命經 驗。可望而不可及的卡夫卡“城堡”、加繆的西敘福斯的“石頭”、無限等待而毫無意義的貝克特的戈多、以及尤奈斯庫的“犀牛”，所有這些故事揭發了人的極度 無力的處境。人就是那種什麽也不是的東西，卻必須在極度的苦難中活著。我說，去他媽的傻逼的小資情調，你應該感到幸運，因為你看見了生活的本來麵目。
大頭開始仔細閱讀我借給他的那些小說和戲劇，我經常去看望他，和他討論有關的主題，他也找來了一些現代主義的音樂作品與我分享。斯特拉文斯基和肖斯塔科維奇作品中所迸發出的絕望的尖叫，粉碎了古典時代的那種和諧的憂傷。它們像是一劑砒霜式的猛藥，引發了劇烈的心痛。
但這種存在主義療法還是拯救了他，使之完成了與他所痛恨的生活的和解。他開始放棄傲慢的克利斯朵夫式的生活，把自己下降到一個平庸的級位。他考 取普通大學並選擇了社會學專業。音樂退化為他生活中的綠葉式的點綴。某天他來找我，臉上終於露出了對生活心滿意足的笑容，身後跟著一個麵容秀麗的女孩。他 管她叫“阿弟”。這個女孩以後成了他的妻子。
在小資夢幻破滅之後，我們需要一種能夠幫助我們麵對現實的思想。也就是說，必須在令人心碎的事實中找到真正的生活。正是由於這種對白晝的絕望， 我們從此不再思念茫茫黑夜。在二十四歲的時候，我們先後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念。從那時候起，我們就像死掉了一樣，如同卡夫卡的蟲子。而我的重新複活，是在 很多年以後了。一個炎熱的夏天，我和大頭在建國西路上一間肮髒的小餐館裏舉起了酒盅。我們笑著，一臉很成熟很深刻的樣子，為葬送掉我們自己的年代幹杯。牆 上的日曆寫著：“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