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末影院：“竊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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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與政見

“竊聽者”的人性

發表日期 01/05/2007 更新日期 01/05/2007 14:27 TU

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德國影片“竊聽者” ( The Life of Others ) 在巴黎上演獲得巨大成功。

電影故事發生於1984年的東柏林，此時雖然離柏林牆的倒塌僅僅隻有五年，但是在一黨統治下的東德，共產黨政權看來仍是牢不可摧。1985年蘇聯戈爾巴喬夫發起的改革之風對於此時的東德人說來，還是難以想像的。此時的東柏林，不僅處於對外隔絕的東西冷戰鐵幕之下，同時在社會內部也處於意識形態的紅色恐怖之中。在此社會，不僅言論自由無從談起，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社會空間全部由黨控製和占有。個人在巨大的黨的機器中沒有任何地位，知識分子、藝術家等可能存有獨立意誌的人則會受到監視。電影“竊聽者”就發生於這樣一個大背景之下。

善的力量

“竊聽者”的劇情並不複雜，該片之所以能夠感動千千萬萬沒有親身經曆過共產主義極權社會的西方觀眾，除了演員的出色演出等藝術方麵的原因之外，應該是影片通過特定的命運處境所揭示的詭異與真善的人性特質。影片主要描述了三個人物：一個是東德秘密警察、一個是負有才華但甚為循規蹈矩的劇作家和一位當紅的美豔女星。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這三個人是不應該有任何聯係的。但處於當時東德的極權社會狀態下，秘密警察必須執行監聽劇作家和戲劇演員這對情侶生活的任務，於是秘密警察同戲劇界藝術家發生了關係。按照蘇聯東歐共產主義的邏輯推理，處於秘密警察監視之下的知識分子無論有無推翻國家政權的行為，其受到無產階級專政鐵掌的鎮壓的命運是已經先定了的。然而，影片正是在此處獨辟蹊徑，講述了這位充當竊聽者的秘密警察在竊聽過程中被藝術家的真情和正義所感動，繼而良心發現，甚至在關鍵時刻伸出援手，冒著極大風險，使得劇作家逃過劫難。

影片的過人之處在於通過秘密警察的良心發現，反襯出共產極權社會對人性的摧殘、扭曲。同時也發掘出即使是在這種意識形態恐怖籠罩一切的時代，良心仍然存活著，人性之中仍然存在光明的一麵。即使在秘密警察這一極權統治的核心地帶，人性也有著升華、超脫的可能。從柏林牆倒塌、東西冷戰結束，共產主義在蘇東壽終正寢而德國最終在歐洲聯合的旗幟下獲得統一的今天的角度來看，影片描述的是一個已經逝去的世界。一個監聽他人的私生活，控製他人的思想和意誌的時代在德國是一去不複返了。然而，影片希望告訴人們的，大概不僅僅是讓人們記住這個剛剛逝去的舊世界，盡管今天德國在清算了納粹罪惡之後，正在反省共產主義的過去。影片要告訴人們的，更多的是人性的閃亮的一麵，而正是由於這一麵的存在，柏林牆才可能在一夕之間坍塌，看似無懈可擊的蘇聯共產主義大廈才可能一朝瓦解。換句話說，影片所揭示的，乃是深藏於人性之中的難以窺見但卻又不可抗拒的善的力量。這種力量足以使世界上任何獨裁者感到恐懼，使所有的追求正義、自由的人士維係希望。

殘存的理想主義

不過，影片依據的是東德社會的曆史，從共產主義發生、建立和發展直到衰敗的曆史進程來看，東德並不是一個典型的共產主義極權社會。東德的共產主義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蘇聯紅軍強加給東德的，就如同柏林牆的修建一樣，那隻不過是一個外部暴力的象征。也就是說，共產主義的根子在東德社會紮得並不深，至少無法同蘇聯、中國等共產主義主要發源於社會內部的國家相提並論。從1945年二戰結束到1989年柏林牆倒塌，期間僅僅經曆了四十多年的時間。共產主義在東德既紮根不深，又多少停留於某種理想境界。當時為共產黨工作的秘密警察多多少少帶有理想的色彩，多多少少認為黨是真理的化身，是正義的代名詞。也就是說，他們多多少少仍然沉迷於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籠罩之中，本身是黨的宣傳機器的受害者。正是基於這種既麻木又受騙的精神狀態，才可能在純美的藝術和殘酷的真相的雙重感召下獲得良心發現，進而走出意識形態統治的天羅地網。從這一意義上講，東德這位竊聽者之所以向正直的劇作家伸出援手，根子還是基於其心中仍然殘存的理想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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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華語台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089/article_2184.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