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pe letters
近一時間來，
鄧小平兩次從製度上解脫了對農民的束縛，一次是七十年代末的生產責任製，另一次是九十年代初的南巡。中國東南沿海省份的農民利用這兩次機會，不但使自己脫貧，還使中國崛起為強國成為可能。以低成本、低利潤、大規模生產為特點的農村工業化開創了廉價產品時代，在為中國賺得巨額外匯的同時，幾乎改變了我們生活的世界和世界人民的生活。這是落後經濟對發達經濟的衝擊，是曆史的進步。低成本製造的辦法，是解決中國資源不足、人口過多、就業壓力三大問題的發動機和最有效的途徑。中國農民在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的巨大作用，就像一堵向前推進的城牆，堅實穩固，勢不可擋。和平崛起離不開中國農民，和平崛起就是中國農民的崛起。依靠農民崛起的時代需要農民到政治中來。中國是道德之邦，而非禮儀之邦。中國不能滿足於廉價產品和巨額外匯，還要向世界宣傳道德，建立世界道德規則，充實和諧發展理論內涵，把“中國時代”創建為“道德時代”。吃苦耐勞的品質、靈活變通的智慧和“敢為天下先”（造反的代名詞）的精神，是農民企業家成功的三大法寶。“農民企業家”是中國成功企業家的代名詞。希望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家加入到“農民企業家”的行列。 ----索額圖於零六年末
索額圖也算中國知識一個分子，也常思考類似問題。中國長期承受資源、人口、就業三大壓力，不知道編導學者們是如何定義“崛起”的，和美國一樣強大富裕，還是又一個“翻兩番”？！中國的未來是嚴肅而沉重的話題。展望美好未來的鼓動曾經傷害中國人太多感情。希望學者們自重守節，不要摻乎到電影電視界的愚人運動中來！有時間，寫點兒網絡文章才是正道。幾年前當我看到中國學術界又一次把中國的三大社會經濟問題割裂封裝成所謂農村、農民、農業“三農”問題，我感覺悲哀。索額圖作此文，是要澄清中國農民與所謂和平崛起之間的關係。希望中國的學者和政府在研究解決中國未來的問題時，不但要有智慧，還要有良心，斷病要斷對地方，至少關係順序要搞準。 人們曾經送給毛澤東這位二十世紀超級偉人許多稱號，功過是非，褒貶不一，卻忽略了毛澤東的性格方麵。毛澤東的性格更像中國曆史神話中的孫悟空，稱他“毛大聖”最為貼切。“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這是驚天動地、亙古未有之豪言壯語，是大聖在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報告中的一句話，最符合他的性格。在大聖故去三十年後，索額圖發現，大聖語錄在幫助我們解讀和平崛起時仍然有效。 吃苦耐勞是中國農民的優良基因，也幾乎是中國人的代名詞。但有一種人、或者某個階級的人不是這樣，他們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主義製度下的產物，他們掌握著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生產資料，但他們使社會主義失去效率，是他們毀掉了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他們是現代八旗子弟，城市貴族，他們大部分好吃懶坐。他們是城市工人，曾經的中國領導階級。 中國農民的遺傳基因中還有造反因子，這一點兒都不誇張。曆史上農民造反是導致朝代更替的主要力量。毛大聖出身農民。他代表農民，鼓勵農民造反，並領導農民最終取得造反成功。工人階級也參加了造反--不，工人造反稱革命--但工人的革命在中國從沒有成功過，革命的工人必須退到農村、參加農民的隊伍才能繼續革命。雖然毛大聖說人民是曆史進步的動力，我們寧願相信，從曆史長河中走來的毛大聖心裏想的是，農民，隻有農民，才是推動世界曆史進步的動力。在造反成功之後大聖讓工人階級來做領導階級，而把他代表的農民階級降格為被領導的地位。因為有蘇聯的關係，毛大聖不得不表麵上或者字麵上推崇工人階級，實際上中國農民階級通過毛大聖這個代表領導著工人階級。隻是毛大聖自己的皇帝心態把中國的農業搞砸了，農民的生活搞窮了，農村社會落後了（請參看萬維文墨索額圖《民主政治與明君政治》）。這是毛大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的錯誤，他辜負了擁戴他的農民弟兄。大聖的工業政策並沒有什麽錯，今天的中國仍然得益於大聖時期的工業經濟基礎。印度搞了大半個世紀工業經濟卻幾無成就，原因是沒有中國這樣過硬的基礎工業和設施，最後隻好吃軟飯去了。 造反基因表現在行為上並不總是要推翻朝庭政府，還有脾氣大、不守紀律、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武鬥等等，總之是用來發泄胸中的不滿和衝動的。號召鼓動隻是外在因素，內在基因還是起決定作用的，所以解放後許多事兒不能怪罪毛大聖太多。一九七八年，安徽小井村的農民們偷偷搞了包產到戶。這次小小的造反震動了中央。鄧小平頗得毛大聖的真傳，他巧妙地把這次造反轉化成了曆史進步的動力，中國社會從此由衰轉盛。這是奠定鄧小平偉人地位的重要曆史事件。中國農民自翻身革命結束以來沉寂了二十多年，籍著承包責任製重新回到曆史舞台，顯示出其固有曆史地位的不可撼動性。 鄧小平把造反運動擴大到了城市，開創了鄧小平時代，也就是改革開放時代。但是鄧偉人在城市的改革一點兒都不順利，希望通過改造國營工業來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措施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沒有根本解決效率與進步的問題，還險些釀成政權危機。毛時代培養出來的工人階級，或者稱城市階級，已經墮落了，再也靠不上了。失望之餘，鄧偉人運用了毛大聖的套路，通過類似古代皇帝巡遊的辦法，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推動他的事業向前進，而不是使用、也沒有可用的什麽具體的經濟戰略或者成套政策。這管用嗎？鄧小平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政策核心是放權。這一次他大膽地釋放了更多中央權力給地方。各地各級政府籍此全麵轉變為唯經濟論的全能政府，全力促進本地經濟發展，經濟業績成了鄧小平時代衡量和評價領導幹部的主要標準。但是政府可以依賴的經濟增長的生力軍，主要是農村工業和外來投資。農村工業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扶持，就此擺脫了國營工業的壓迫，解除了金融束縛，進入了快速成長的軌道。和十年前一樣，鄧偉人間接地去除了束縛農民手腳的鐐銬，中國農民又一次發揮了世人難以想像的巨大威力，幫助中國由盛轉強，走上強國之路。這一次，中國農民創造了一個新世界，這個新世界被稱作“中國時代”。 中國沿海省份的農民在實行包產到戶後很快添飽了肚子，但他們並沒有滿足，他們發起了農村工業化運動。他們沒有強大的資本做後盾，吃苦耐勞精神是他們最大的資本。他們從手工業和飼養業幹起，不斷蠶食八旗子弟們丟棄的工業。鄧小平南巡標誌著農村工業化--那時叫鄉鎮企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他們擺脫了經濟壓迫和束縛，擁有了相對公平的經濟權力，工業化運動如虎添翼，迅速擴張，把一個個農村變成了幾十萬上百萬人的城市，從手工工廠發展到現代化工廠，從做鐵殼船進步到造萬噸巨輪，從做簡單電子器件到製造尖端科技產品，並把廉價產品推向全世界，建立跨國企業，成為中國出口創匯的主要產業。過去的廿年中，頭十年是中國重商的東南省份的農民用廉價和智慧征服中國大陸市場的時代。最近這十年，則是他們用同樣的策略征服世界市場的時代，征服的過程完全是出人意料的，不單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連農民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麽強大。廉價產品幾乎改變了我們生活的世界和世界人民的生活，開創了廉價產品時代。廉價產品的大量湧入，使後工業化社會的設計者們不知所措，使西方經濟學的鼓吹者們頓顯蒼白，以至於美國歐洲這些步入後工業化社會的國家如白癡一般，傻傻地看著本國製造業絕地逃亡，貿易逆差飛速擴大，卻沒有什麽政策措施可以對付這種突如其來的衝擊。 這是落後經濟對發達經濟的衝擊，中國農民的力量，中國農民有生以來第一次向世界發起的進攻。這是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第一次遭受到新中國經濟的狙擊。這是讓中國人揚眉吐氣的快事，是曆史的進步，是世界改朝換代的前夜。 如今，中國擁有了巨額外匯儲備。擁有話語權的專家學者們躋身富人俱樂部，興致勃勃談論大國崛起，憂心忡忡哀歎“三農”問題。他們不去批評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國的經濟社會政策之偏頗甚至到偏執的地步，為了奄奄一息的城市工業和城市階級的享受付出巨大的資金和資源浪費換來成片的華麗建築和整齊的街道，產生真實的但最沒用的建築工業產值，製造許多地區農村城市發展脫節的嚴重經濟社會問題；他們不去檢討做為朝庭謀臣的乏智與寡陋，信奉大部分人看不懂的曲線係數經濟學，鼓吹發展高附加價值產品才是發展工業的正道，誤導中國的國營企業，使他們在根本沒有上高端產品的技術科研能力或者組織管理能力、又不恥於做低端產品謀生存的彷徨中失去市場，走向衰敗，最終被迫賣身--把自己打包出售給跨國公司或農民企業，順便把工人的飯碗也砸了，為打造新生代城市貴族而鋪平道路。廿多年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中國的經濟學卻是一片空白，沒有任何發明建樹。他們浪費了多少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名額！本來，鄧偉人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為了打消社會傳統的對創業者或富人的嫉妒心態，並不是什麽經濟政策，也不是授給不法高收入者的護身符。但是中國的專家學者卻跟風造出許多經濟理論和政策來，完全忘記作為知識分子憂天下的曆史使命。我以為，中國要崛起，必須首先轉變上層知識分子的思想觀念，使他們放棄西方崇拜，轉變寄生型優越感，充分認識鄉鎮工業--中國農村工業化在奠定經濟騰飛、和平崛起之路的先鋒模範作用和作為在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內不可替代的創匯產業的重要性，牢固樹立全民族團結進步的觀念，深入研究工農共同富裕、 社會和諧發展之路，而非為新生代貴族搖旗呐喊，為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苦思冥想。 秘訣就是低成本製造，但這還不是最根本原因。目前為止我看到的分析文章認為低成本的原因是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低和大規模生產帶來的規模效益產生的。索額圖不以為然。雖然中國農民的生活成本很低，但這並不是產生世界範圍內低成本優勢的主要原因，因為越南、墨西哥等地工人的工資甚至更低，但他們生產不出更便宜的產品來。大規模生產確實降低了中國企業的成本，但這是結果，並不是原因。是什麽可以使中國企業而不是美國企業或者墨西哥企業實現大規模低成本生產？ 低成本是通過綜合因素獲得的，既有宏觀因素，也有微觀原因。索額圖以為，中國農村工業低成本的原因有：一、管理成本低；二、沒有貪汙腐敗；三、沒有監守自盜；四、沒有冗餘人員；五、沒有跑冒滴漏；六、沒有福利負擔；七、沒有社會負擔如各種攤派；八、有本地政府作保護傘，不需或支出很少環保費用；九、中國政府擁有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強大而有效的管理協調保障功能，中國政府提供了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所沒有的安全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十、中國政府在世界範圍內保民護商。 管理成本低是農村企業最顯著的特點。這些企業管理機構簡單，很少的管理層次和人員，簡單有效的信息和管理手段，高效率的決策體係，常常用大腦替代電腦，沒有在國營企業或者西方的企業中習以為常的許多管理成本。雖然我生活在國外，沒有親眼見識這些企業，但一位在芝加哥大規模經營地毯銷售和安裝的來自中國江蘇的商人證實了這一點。他用智慧設計了一種低成本的商業模式，用自己聰明的大腦做生產調度及管理，很少用幫手，但經營規模卻相當於美國人經營的中型商店。顯然，聰明或者大腦的信息處理能力和效率是影響成本的重要因素。如果雇傭的農民也是聰明的，訓練成本降低，也是導致生產成本低的原因。 在企業發展壯大、技術成熟之後，管理成本低是這些企業獲得競爭優勢、能夠與西方企業相抗衡的重要法寶。那麽，又是什麽使農村企業的管理者在維持低成本的條件下實現高效率、大規模生產呢？這裏仍然有秘訣。 中華民族是個智慧的民族。但是用諾貝爾獎的個數、傑出專家的個數、托福GRE滿分考生的個數來衡量和評估中華民族的智慧是荒唐的。中華民族的智慧並不隻存在教授學者和政治領袖們的大腦中。中華民族的智慧也不能簡單地用教育水平、大學生研究生比例來衡量。中華民族的智慧更不是集中在城市居民中。對現代科學技術知識掌握和運用的水平，隻能反映一個民族部分人群的智慧水平或創新水平，而不能代表整個民族。占中國人口大部分的中國農民擁有與中華文化息息相通的傳統智慧。如果你低估了中國人民的傳統智慧，你會永遠為層出不窮的中國人創造出來的奇跡而驚訝不已。中國傳統智慧的最大特點是變通。變通就是在條件約束下變不可能為可能，變有限為無限，變短暫為持續，變小成為大成。變通就是思維不受任何模式約束，不為規則製約而放棄，不因教條禁忌而不為，在恪守道德規範的前提下，靈活運用一切資源，甚至使用“拿來主義”。 中國古代哲學最高成就莫出乎《周易》，《周易》就是關於變通的哲學。曆史上變通的例子不勝枚舉，優秀的曆史名人都是變通高手。今天，改革開放是變通，“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是變通，“重返非洲，挺進南美”也有變通的道理在裏邊。走後門拉關係是變通，權錢交易是變通，通過反腐而實現重新集權也是變通。用高壓鍋做土汽車的部件是變通，進口散件組裝汽車冒充國產也是變通。通過親屬或信任關係以及獎勵等手段而不使用嚴格的管理製度體係實現企業管理高效率低失誤，這是農村企業中普遍存在的一種變通辦法。運用無數腦筋想出各種變通辦法來壓低成本，是農村企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秘訣。專業化分工是農民們為了降低管理難度和成本以適應自身管理素質、職工素質而發明的低成本生產方式。他們把這種生產方式成本和效率潛力發揮到了極致，使擴大生產規模或調整產品品種花樣非常容易和迅速，從而可以大批量生產出世界最便宜的打火機，衣服，鞋子，玩具，五金工具等。這並不是什麽高級教授或西方MBA傳授的結果，而是農民企業家們運用了他們固有的傳統智慧，是中華文明傳統文化先進性的體現。傳統智慧是中華民族唯一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我們有理由相信用傳統智慧武裝起來的廉價產品製造業和農民企業家們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屹立不倒的。 除了傳統智慧之外，索額圖發現傳統道德也為中國農民的成功做出了貢獻。西方市場經濟製度的核心規律與其說是價值規律，不如說是壟斷規律。西方企業隻要接近壟斷或者逮著機會就瘋狂掠奪大眾和國家，甚至個人行為也不例外。隻要不違法，他們毫不忌憚做喪天害理的事情。這是因為他們的社會隻有法，沒有德之說，與我洋洋中華如人獸之殊。說我中華乃“禮儀之邦”純屬胡說八道。禮儀哪兒都有，不能治國立人。我中華實乃“道德之邦”，曆朝曆代都是以道德為主、法律為輔來治國的，這是中國曆史上人文文化發達的主要原因。現代人譴責中國法律條文模糊和粗線條，其實那是為引入道德條文或規則進行裁判而預留的空間，所謂“量刑”的“量”字，就有道德裁判的含義和內容。如今社會道德江河日下，壞人常擠占法律中的道德空間。在這種情況下，曆史上都是用“重典”或嚴打的手段來挽救危局的。但這種非常時期在整個曆史中隻占很小很小一段，不能否定我中華“道德之邦”的基本特點和美名。今後宣揚我中華文化，布施中土恩德，恐怕應該同時傳播中國傳統的“道德觀”，而非倒賣曆史名人。中國不能滿足於廉價產品和巨額外匯，還要向世界宣傳道德，建立世界道德規則，充實和諧發展理論內涵，把“中國時代”創建為“道德時代”， 以別於美國標榜的“民主時代”。已經走出去的中國農民和中國廉價產品其實正在向世界傳播著中國的傳統道德文化。 中國農民發展工業的路子，是用他們所有，傾他們所能，做不了高端產品，就從低端產品開始，隻要能掙回工資或者口糧，他們沒有利潤也可以去做去賣。在贏得了機會之後，他們繼續以同樣的方式擴大再生產，並把產品類別做多，做全，比如布料、紐扣、打火機、電池等，在全世界幾乎找不到比中國更便宜的類似產品。他們幾乎壟斷了全世界的許多同類產品的製造和銷售，但他們並沒有像美國的壟斷寡頭那樣乘機提高價格以獲取壟斷利潤，而是繼續著低成本低利潤的生產方式，一個產品一個產品地吃下去。索額圖認為，這其中有道德因素的作用。中國農民用道德而不是用壟斷賺錢，這是經濟史上的新篇章，與中國傳統的“和氣生財”一脈相承。更可貴的是，中國農民並不像國營企業一樣熱衷於窩裏鬥，而是積極爭取走出去，打入國際市場，顯示了農民企業家們的胸懷和眼量。西方壟斷惡霸被打得丟盔棄甲，債台高築，最近來北京向中國“下跪”了。他們這次沒有帶炮艦來，因為他們知道時代變了。這是中國農民創造的世界曆史，沒有戰爭，但他們贏了西方列強。 許多人擔心中國生產那些廉價產品沒有什麽前途。但我以為，廉價產品隻要能生產出來，就會有市場。中國的大規模、專業化的輕工業和一般消費品工業生產在國際上沒有多少強大的競爭對手，隻要廉價產品品種足夠多，生產規模足夠大，沒有什麽攻不破的壁壘。更何況，中國產業擴張並不是簡單的規模擴大。做高端產品賺錢多的道理中國農民也懂。龍頭骨幹企業總是利用不斷積累的資本，投入更賺錢的中高端產品的研發和生產，與傳統工業寡頭展開競爭，並使自身產品和市場定位不斷升級，給同行企業讓出低端市場。這是西方的發展經濟學定義的經濟成長，而非粗製濫造。即使美國或者歐洲關起門來不進口中國的廉價產品，第三世界國家市場仍然是敞開的，他們的石油和礦產資源會繼續支持中國經濟大循環向上攀升。隻要這個循環不被戰爭等因素破壞而中止，中國的一般製造業就可以不斷擴張，中國可以挑戰西方工業巨人的拳頭產品就會越來越多，國內的就業壓力就會越來越輕，內需也就會越來越大，中國經濟和市場的吸納能力就越來越強，中國經濟及周邊一體化區域經濟體就會成長為對外資本和技術依賴越來越少的獨立經濟體，成長為與美國和歐洲經濟體規模相當的的世界第三大經濟區--亞太經濟區是其必然的結果，而中國必然是中心經濟區域和名符其實的世界政治經濟中心。可見，中國農民的低成本製造的辦法，有可靠保障，可持續執行，顯然是解決中國資源不足、人口過多、就業壓力三大問題的發動機和最有效的途徑。和平崛起是離不開中國農民的，和平崛起就是中國農民的崛起。 也許你會說，中國的“三農”問題確實存在，西部地區農民農村確實窮。我以為，溫鐵軍博士“三農”問題概念的提出是基於以貧富為標準的簡單的靜態的價值觀而非以經濟地理和社會發展規律為基礎的科學觀。如果我們畫一幅圖，分別以不同顏色標示出從一九八零年到二零零三年期間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地區，我們會發現，過去二十多年中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與城市化工業化地區的增長速度是同步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城市區和工業化的速度會遠遠快於西部地區。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增長的過程，就是所謂“三農”問題逐步解決的過程，但存在地區差異。政府政策要解決的問題是地區發展差異的問題，而不是沒有嚴格定義的“三農”問題。城市也存在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我們是否也要創造“三工”問題並製訂相應政策？這種以“問題”研究的方式入手，不顧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關聯遞進關係，製訂孤立的針對性的政策措施，而非在整體經濟體係或櫃架中做出調整、傾斜、並通過製度中的跟蹤反饋體係以檢查和修正政策實施，其結果，由於這種“問題”政策在地方政府實施中由於其資金、資源供給和政策、人員上的不連續性經常會出現偏差或歪曲而達不到預期效果，很可能會人去政息，造成資源的浪費。我並不反對或否認“三農”問題的存在，而這種問題的提出並得到政府認可，說明中國的經濟政策研究製訂缺乏整體長遠戰略的指導，政策調控缺乏暢通的信息係統做保障，經濟管理工作仍然以執行政令為主，而非在規範的法律政策體係中有序進行，經濟發展要求的政策連續穩定隨時會被偶然或“問題”政策所幹擾而中斷。“三農”問題並不新鮮。在毛大聖眼裏，他們是力量的源泉。在“失去偉人的時代”的時代，他們被認為是問題。當人們談論和平崛起時哀歎農民問題，談論他們的人大多是中國的新貴。 從中國農民痛苦和成功的經曆中我們看到統治者有時是使曆史停滯的主要阻力。毛澤東的偉大無可否認，因為他史無前例地在經濟上和精神上解放了中國農民。他的不智是用製度束縛了農民，農民同樣沒有擺脫貧困的命運。鄧小平的偉大是兩次從製度上解放了農民。中國農民利用這兩次機會，不但使自己脫貧，還使中國崛起為強國成為可能。農民討厭腐敗所以喜歡毛澤東，農民懼怕貧窮所以喜歡鄧小平。農民喜歡明君，但並不關心政治，即使他們受益於政治。但這個習慣不好，曆史上農民的悲劇大多是不關心政治的結果，我們這個依靠農民崛起的時代更需要農民到政治中來。 伴隨農村工業化的過程，中國的政治權力格局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從九十年代開始，中國出現地方諸候現象。朝中無能人，地方利益集團崛起，權力必然分散，走向外重內輕格局。這是不可避免的曆史現象。要想和平地實現權力重新集中，使整個國家向和平崛起一個目標奮進，還須運用中國農民已經運用熟練的手段--變通，有必要，提拔幾個農民企業家當部長，甚至進政治局，未必不是一條良策，而且也是三個代表先進思想的具體體現！ 你也許會說，搞農村工業的人不一定就是農民啊，不能把功勞全算在農民隊身上吧？中國成功的企業有好多，農民企業和農村工業產值不一定占絕對優勢比例，你索額圖片麵誇大了農村工業和農民的作用！但我以為，從國家宏觀的角度看，我認為那些能夠解決廣大地域上人口生活和就業的產業意義更大。中國農村實現了工業化，工業配套和投資環境會更好，勞動力素質會更高，社會運行成本會更低，國家政權就會是穩定的。現實中農村工業不單是出口創匯的主體，也是給大工業配套的主力軍。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前期，中國吸引的外資其實主要是台資僑資。農村鄉鎮地區工業企業吸納外資特別是台資僑資成績尤為顯著。在更廣意義上看，勞動密集型外資企業主要招聘農民工以降低成本。農民和農村以各種方式積極地加入到中國經濟改革中，掀起經濟增長和出口大潮，並推波助瀾，引導中國整體經濟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寫下中國及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新篇章。那些沿用西方遊戲規則的現代企業，在西方巨人企業麵前，仍然是侏儒，一個知識產權的緊箍咒就把他們武功盡廢；他們中又有幾個企業真正具有創新能力，能夠為中國打造出新的經濟增長點？中國再有十個阿裏巴巴或者聯想，中國農民和廣大國土的麵貌也不會有多大改變，又談何崛起？！中國政府和人民能指望他們與西方經濟抗衡嗎？中國農民在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的巨大作用，就像一堵向前推進的城牆，堅實穩固，勢不可擋，占住了，就是中國的地盤，誰都不怕，誰也不敢小視他。 我前麵說過，吃苦耐勞是中國農民的優良基因，也幾乎是中國人的代名詞。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功是通過企業家們取得的。中國成功的企業家們，不管他們原來的身份是什麽，不管他們有沒有腐敗，他們都具有和中國傳統農民一樣的吃苦耐勞的品質、靈活變通的智慧和“敢為天下先”（造反的代名詞）的精神，即使是MBA出生的企業家或者以掌握先進技術為標榜的海歸專家，要想在中國取得成功，必須經曆再回爐的過程，適應或重新學習中國農民企業家成功的三大法寶。可以說，農民企業家就是中國企業家的代表或代名詞。有一天中國真的崛起了，做了世界老大，“農民企業家”這個詞將是一個充滿神奇魅力的名詞，吸引無數專家學者去探尋它的奧秘；中國MBA世界班將向世界傳授“農民企業家”的理論和故事，許多人以拿到“農民企業家”的學位證書而爭相簽證來中國留學。 當然，農民企業家有其固有的弱點，那就是創新能力不足。我們希望更多的企業組織者， 特別是那些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家們，向農民企業家學習，加入到“農民企業家”的行列，加入到實現中華崛起的隊伍中來。 索額圖於北美 |
